在我們所考察的所有知識分子中，列夫·託爾斯泰是最雄心勃勃的一個。他的膽大妄為令人敬畏，有時令人恐懼。他逐漸相信，憑藉他自身的才智，以及胸中湧動著的精神力量，就能夠改造社會的道德。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理想是「將這人世變成神聖的基督王國」。他把自己看作「從摩西、彌賽亞、孔子、早期希臘人、佛陀、蘇格拉底到帕斯卡、斯賓諾莎、費爾巴哈以及所有默默無聞的知識分子」的使徒和繼承人，「他們從不相信任何教義，而是真誠地按照生命的意義去思考和說話」。但是，託爾斯泰並不打算做個「默默無聞」的人。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出，當他還只是個25歲的青年時，他就意識到一種獨特的力量和統領道德的使命。「今天讀了一篇關於文學天才的性格的作品，它喚醒了我的自信：無論是工作能力還是工作熱忱，我都是傑出的。」「至今我還未遇到一個像我這樣有道德的人，一個能夠相信我時刻銘記著一生向善並隨時準備為之犧牲一切的人。」他感到自己的心靈「無比崇高」，並為別人不了解他的品質而沮喪：「為什麼沒有人愛我？我不蠢，也不醜陋。既不邪惡，也非頭腦空空之流。這真是不可理解。」不論他如何努力去同情別人，同他們打成一片，他仍常感到與別人的某種隔膜。奇怪的是，他感到自己正高踞他人之上，對他們進行道德審判。當他成為一位作家，也許是所有作家中最偉大的一位時，他便輕而易舉地確認了這種上帝般的力量。他對馬克西姆·高爾基說道：「我在寫作的時候，突然對某個角色產生了憐憫之心，於是我就賦予他某種美德，或去掉其他某些人身上的美德，這樣，與其他角色相比他就不會顯得過於黯淡。」而當他成為一個社會改革者時，那種以上帝自居的欲望也就越發強烈，因為他的實際規劃和神一樣廣大，正如他自己界定的：「謀求全世界的幸福的願望……我們稱之為上帝。」甚至，他覺得神已佔據了他整個身心，他在日記中寫道：「幫幫我，天父，駐留在我的軀體中。你和我早已同體，你就是『我』。」但是，正如高爾基所注意到的，託爾斯泰對他的造物主充滿了極度的猜疑，這就阻礙了他與上帝共存於同一個靈魂之中。高爾基說這種情況使他想到「一個洞穴中的兩頭熊」。有時託爾斯泰似乎會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兄弟，甚至是上帝的兄長。
託爾斯泰為什麼會對他自己有這樣的想法呢？
也許，在他的崇高感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自己的出身。託爾斯泰和易卜生一樣生於1828年，但託爾斯泰在那個幅員遼闊的國度裡是世襲統治階級中的一員。在以後的30多年中，俄國一直保持著被稱作農奴制的奴隸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依照法律，在農奴家庭，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依附於他們耕種的土地，他們的人身所有權跟隨著地契。直到1861年這種制度被廢除時，有些貴族家庭擁有的農奴多達20萬人。以這種標準來衡量，託爾斯泰家族還算不上富有。託爾斯泰的祖父與父親都是揮金如土的人，其父拯救自己的方法是與伏爾康斯基伯爵相貌平平的女兒結婚。但是伏爾康斯基家族地位十分顯赫，是王國的締造者之一，1613年，羅曼諾夫王朝成立時，伏爾康斯基家族的社會地位與羅曼諾夫家族相等。託爾斯泰的外祖父曾經是葉卡特琳娜女王的總司令，他的母親的嫁妝包括圖拉省附近的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託爾斯泰從母親那兒繼承了這個莊園，它佔地4000俄畝47，有330名農奴。
託爾斯泰青年時期很少考慮經營土地的責任，實際上，他變賣了部分地產，用來償還賭債。但是他對自己的爵位和門第以及由此帶來的進入上流社會沙龍的權利感到驕傲，甚至有些自負。他的文學界的朋友們對他的做作和勢利不無吃驚。屠格涅夫寫道：「我無法理解這種對討厭的貴族頭銜的可笑的迷戀。」涅克拉索夫的評價是：「他使我們大家都感到厭惡。」託爾斯泰竭力想在上流社會和藝術家圈子中都能佔據上風的行徑令他們頗為不滿。屠格涅夫曾經很生氣地質問他：「你為什麼要到我們中間來呢？這兒不是你待的地方——回到你夫人那裡去吧。」隨著年齡的增長，託爾斯泰摒棄了特權階級許多浮華的秉性，但代之以一種更為深入的土地購買慾，用他的文學創作的收益，以一種王國奠基者般的冷酷無情，貪婪地接二連三地買下數公頃土地。他不僅擁有著土地，而且還統治著土地，直到他決定放棄它們為止。託爾斯泰的精神實質是獨裁主義，它直接來自對土地和農奴的世襲權力。
他的兒子伊裡亞寫道：「世上的人分為兩類，一部分是我們這樣的人，另一部分是其他所有的人。我們是特殊的人，而其他人不能與我們相提並論……盲目的自大和自尊被反覆地灌輸進我們的頭腦，我發現它們是如此頑固，難以擺脫， （我的父親）對此負有相當的責任。」直到生命盡頭，託爾斯泰依然認為他天生就是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統治者。高爾基曾提到，直到晚年，託爾斯泰仍然是主子，希望他的意願立刻得到遵從。
與這種根深蒂固的統治欲相伴而來的是對被統治的強烈反感。託爾斯泰有著堅定的意志，生活環境則使這種意志力愈發強大。在他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去世了，他的三位哥哥都性格脆弱而且時運不濟，生活放蕩，他由一位身無分文的遠親塔吉亞娜姑母帶大。她竭力想把他撫養成一個有責任感、慷慨無私的人，但她對他並沒有支配的權力。就像盧梭的文章一樣，託爾斯泰描述自己早年生活的作品《少年》以及他的日記也以表面的真誠迷惑了讀者，實際上，其中隱瞞的成分遠遠多於披露的部分。例如，他描述了如何被一位兇惡的家庭教師聖·託馬斯先生打罵，「這就是我一生都對任何形式的暴力心懷恐懼和厭惡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直到晚年，託爾斯泰對各種形式的暴力從不感到驚訝，其中包括他自己狂暴的天性。至於說到聖·託馬斯，在託爾斯泰9歲時，這位家庭教師就管不住他了，自此以後，他就開始隨心所欲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學校裡他讀自己想讀的書，想工作時就工作（常常十分努力）。12歲時，他開始寫詩；16歲時，他考入伏爾加河畔的喀山大學，出於將來從事外交工作的考慮，他曾一度在東方語文學系讀書，以後他還學過法律。19歲時，他放棄大學教育，回到雅斯納雅·波良納，開始自學。他既讀了流行小說——德·科克48、大仲馬、歐仁·蘇49的作品，也讀了笛卡爾，特別是盧梭的著作。在許多重要的方面，他是盧梭身後的學生；託爾斯泰晚年時說，除了新約中的耶穌基督，盧梭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他從盧梭身上發現了相似的精神，另一個巨大的自我，盧梭也意識到最高的善，並急切地想把它傳授給世界。與盧梭一樣，託爾斯泰基本上是靠自學，同時也具有自修者的傲慢、缺乏安全感以及知識分子的敏感等所有特點。在成為一位職業作家以前，他也與盧梭一樣曾嘗試過許多工作——外交、法律、教育改革、農業、服軍役、音樂。
託爾斯泰以一個初級軍官的身份在軍中服役，幾乎是偶然地，他發現了自己的專長。1851年，22歲的託爾斯泰來到高加索，他的哥哥尼古拉正在那兒服現役。而他到那兒去並沒有實際的動機，只是想找點事情做以消磨時光。他榮獲了幾枚勳章，這使他在沙龍中為人注意。託爾斯泰在軍隊裡度過了將近5年時光，先是在前線山區作戰，然後在克裡米亞抗擊英國人、法國人和土耳其人。他是個傲慢的俄羅斯帝制的擁護者。當他被軍隊僱用並被派往炮隊時——當地人沒有火炮——他寫信給哥哥謝爾蓋說道：「我將全力以赴地用我的槍打垮那些掠奪成性的、狂暴的亞洲人。」實際上，他從不否認他支持俄羅斯帝國主義或沙文主義精神，他堅信，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種族，具有獨一無二的道德品質（具體表現在農民身上），肩負著上帝賦予的使命在人世間履行職責。
這些也是託爾斯泰的軍官同事們簡單而又未說出口的信念，託爾斯泰的想法正反映了他們的想法。但是，他感到自己在另外一些方面又與眾不同。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必須永遠習慣於這樣想：我是一個例外，我站在自己的時代的前面，或者說，我是那種不肯調和、不能適應環境的人，並且永遠不會滿足。」軍隊中對於他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人認為他謙遜，而另一些人認為他「一臉不知深淺、志得意滿的神情」。不過，他們都注意到他那兇狠、憤懣的注視，時時令人敬畏的眼睛，任何人都會在他的注目下退縮。無論是否在戰場都沒有人懷疑他的勇敢，這是他強大的意志所起的作用。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就逼著自己學習騎馬，他克服了羞澀的毛病。他還強迫自己去狩獵，包括危險的獵熊活動；由於驕傲自大而放鬆了警惕，他第一次去獵熊時就受了重傷，幾乎丟了性命。在軍隊中，他在炮火下表現勇敢，終於被提升為準尉，但是他想榮獲勳章的努力卻落了空。他曾3次被推薦受勳，但在某一層次上受到阻礙。在軍隊裡，誰急於得到勳章很容易被人察覺，引起反感。實際上，託爾斯泰並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軍官，他不僅態度傲慢，不願服從和學習，而且與同事不能團結。他是個不合群的、獨來獨往的人。如果看不到什麼有益於他的前程的事，他會既沒得到允許也不告訴任何人就離開前線。他的上校說：「託爾斯泰急於嗅到火藥味，但這只是間歇性的。」他設法避開「與戰爭相伴的困難和艱苦。他常像個遊客似的四處遊蕩，但是一旦聽到射擊聲，他會立刻出現在戰場上。等到戰鬥結束，什麼時候他一高興，就又隨心所欲，不知去向了」。
託爾斯泰一直都喜歡做戲。他甘願犧牲舒適、享樂甚至生命，只要他的所作所為顯得崇高，有戲劇效果，能夠為人矚目。還是學生的時候，為了強調自己身上的俄羅斯人的剛毅性格，託爾斯泰為自己做了一個可兼作鬥篷的軍用睡袋。他的這種姿態引起了周圍人的評頭論足。在軍隊中，他更願意表現而不願意服務，那些煩瑣的日常事務以及軍隊生活中任何不能帶來聲譽或不為別人注意的東西，他都不感興趣。因此，通常的情況是：他的英勇、美德和尊嚴是為公眾舞臺，而不是為單調乏味、默默無聞的日常事務而預備的。
不過，從某個方面來看，他的軍旅生涯確實具有傳奇色彩。這期間，他使自己成為一名出色的作家。回頭來看，託爾斯泰顯然是一位天生的作家。根據他後來的敘述，同樣明顯的是，從很小的時候起，他就能通過準確的細節觀察自然和人，這一點無人能超越。但是天生的作家卻並不一定能成為真正的作家。而在參軍途中，第一次看到高加索群山時，他就開始顯露出他在這兩方面具有的過人天賦。壯麗的景色不僅使他大開眼界，喚起他心中一直處於沉睡狀態的衝動——將這一切訴諸文字，而且激發了他第三個突出的特徵——他體悟到上帝的崇高，並希望自己以某種方式與之融為一體。很快，他寫出了《童年》，然後又寫了反映軍旅生活的故事和速寫：《襲擊》《哥薩克》《伐木》《彈子房記分員筆記》、三篇《塞瓦斯託波爾速寫》《少年》（《青年》的一部分）《一個地主的早晨》《聖誕夜》。《童年》於1852年7月寄出，發表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哥薩克》當時沒有寫完，以後又花了10年時間。《聖誕夜》一直沒有完成，託爾斯泰將其中部分素材，即反抗車臣首領沙米爾的戰爭的內容保留在他最後那篇傑出的小說《哈澤爾·穆拉特》中，他寫這篇小說時已是一位老人了。令人驚異的是，這些作品中大部分內容是在他服役期間短暫的空閒時間裡，甚至是在前線寫成的，而且，根據託爾斯泰自己所說，那段時期，他還不時地追逐哥薩克婦女、賭博、酗酒。寫作的衝動必定是難以抗拒的，為了滿足這種寫作衝動，他的勤奮和意志令人敬畏。
但是，創作的衝動時有時無，而這正是託爾斯泰的悲劇所在。有時，他寫作時精神振奮，並自豪地意識到自己的才能。例如，1858年10月，他寫道：「我將講一個既無頭又無尾的故事。」1860年初他寫道：「我正在寫一些東西，它們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就像呼吸一樣自然。我以應受譴責的驕傲感向你坦白，我的寫作使我鄙視你們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他的寫作並非總是那麼容易，他給自己設置了很高的標準，因此，寫作是艱苦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戰爭與和平》中的大部分內容至少寫過7稿。《安娜·卡列尼娜》的修改稿就更多了，而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其中的內容發生了基本而重大的變化。在這些連續的修改稿中，安娜從一個令人反感的高級妓女發生了質的變化，成了我們所看到的悲劇性的女主人公。為了使作品趨於完美，託爾斯泰付出了艱巨的勞動，這一切表明，他深知自己作為一名藝術家的崇高使命。他怎麼可能沒有意識到呢？他的作品有時甚至超越了任何一位作家，而且可以肯定地說，沒有人曾像他那樣將大自然描寫得如此逼真、細膩。寫於1856年的《暴風雪》記述了他從高加索返回雅斯納雅·波良納途中遭遇的一場暴風雪和他險些喪生的經歷，其中有一股幾乎令人目眩的力量。這部作品是他早期成熟的寫作技巧的範例，這直接得益於剪裁和精確的細節。他既沒有用聯想或寓意，也沒有進行詩化或是暗示。正如愛德華·克蘭克肖所說的，他就像一個畫家，他不屑於運用明暗的對照，他只要那種完美的清新明晰。另一位評論家把他比作一位前拉斐爾派的畫家：形狀、質地、色調、聲音、氣味、感覺，所有這一切都以水晶般的透明直接地傳達出來。這兒有兩個例子，兩個段落都是經過多次修改而成的。第一段，描寫性格外向的渥倫斯基：
「好哇，真好哇！」他自言自語，把一條腿擱在另一條腿上，用手按住，撫摸了一下他昨天墜下馬時微微擦傷了的小腿的富於彈性的筋肉……他愉快地感覺著他的強壯的腿上的輕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覺著在他呼吸的時候他的胸脯筋肉運動。晴朗的、帶著涼意的八月天，那使安娜感到那麼絕望的，卻使他感到心曠神怡……他從馬車窗口眺望到的一切，就像他自己一樣的清新、快樂和壯健：在落日的餘暉裡閃耀著的家家戶戶的屋頂，圍牆和屋角的鮮明的輪廓，甚至種著馬鈴薯的田野——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剛剛畫好、塗上油彩的美麗的風景畫一樣。
下面的一段描寫列文與他的狗拉斯卡在捕捉山鷸：
月亮失去了光輝，宛如一小塊白雲浮在空中；星星一顆也看不見了。以前在露珠裡發出銀白色光輝的水草，現在閃著金黃色。爛泥塘像一片琥珀。青翠的草現在變成黃綠色……一頭鷂鷹醒了，停在乾草堆上，它的頭一會兒扭到這邊一會兒扭到那邊，不滿地望著沼澤。烏鴉在飛向原野，一個赤腳的男孩把馬群趕到老頭身邊，這個老頭撩開了大衣坐起來搔癢。火藥的煙霧像牛奶一樣，散布在蔥綠的青草上。
顯而易見，託爾斯泰的寫作才能直接來源於他對大自然的崇拜，而且，雖然時高時低，但他直到晚年都保持著這種能力和激情。在1896年7月19日的日記中寫著，他在已經犁過的土地上看到一棵牛蒡草的小嫩芽，它還活著，「被塵土染黑了，但仍然活著，花蕊是紅色的……它使我想寫作，在整個田野的中心，它獨自堅持著活到最後，它以某種方式已經堅持下來了」。當託爾斯泰用他那冷靜、銳利而準確的眼光觀察大自然，然後用精確的、高度標準的筆法把這一切付諸文字時，無論怎麼說，他獲得了他的性格所允許的最大的幸福和心靈的平靜。
遺憾的是，僅僅寫作並不能讓他滿足，他希望擁有權力，僅僅支配小說中的人物的權威對他來說是不夠的，因為他覺得自己並非小說人物中的一員，他們是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的種類。只是偶爾地主要是在安娜身上，他奇蹟般地進入他所描寫的人物的內心，他在這裡獲得的巨大成功很容易使人們想到某些危險：對這位非同一般的作家作出一般性的推斷。但是，他通常是從外部、從遠處、從上面來觀察一切人中的大多數。他的農奴、士兵和農民被出色地描繪成一群動物般的人。他也描寫馬——託爾斯泰對馬具有豐富的知識和了解——而且寫得很成功，並賦予同樣的精神。他為我們觀察，引導著我們經歷一場偉大的戰鬥，而他仿佛是從另一個星球上觀察這一切的。他並沒有為我們動感情，而我們卻被他為了我們所作的有選擇的觀察而感動，於是他控制了我們的感情：我們處於一位偉大的小說家的手掌之中。但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始終超然、冷淡，如同奧林匹斯山上的神祗。與年長於他的同代人狄更斯以及與他幾乎同齡的福樓拜相比——這兩位小說家的創造力達到同樣的高度——託爾斯泰投入到自己小說中的感情成分更少。對於小說，他有，或者說，他認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們把託爾斯泰看作是一個職業小說家，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事實。在他的兩部主要著作中，他嘗試著只寫被稱為天才的東西：把大量細節組織成偉大主題的目的模式，並使主題導入悲劇性的結局。作為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他不重複自己：《戰爭與和平》縱覽了整個社會與時代，《安娜·卡列尼娜》則把焦點緊緊地集中在一個特殊的人物集團。這些作品使他成為一位民族英雄，並為他帶來了世界性的名譽和財富，以及具有道德洞察力的聲望，這是過去任何作家都不曾享有過的。但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他並非用於寫小說。託爾斯泰一生有三個創作期：19世紀50年代，早期的短篇小說；60年代，花費6年時間寫成《戰爭與和平》：70年代，創作《安娜·卡列尼娜》。在其漫長一生的其餘歲月中，他做了也完成了一大堆其他的事，他自認為，這些事具有更高的道德價值。
舊制度下的貴族們都感到難以擺脫這樣一種觀念，即寫作是比較下等的工作。拜倫從不認為寫詩是他最重要的工作，那只是為了幫助附屬國的人民取得獨立，他感到他自己有責任去引導，這符合他的社會地位。託爾斯泰也是如此，甚至，他覺得自己的職責不僅僅是引導，而且要成為一位預言家，有時得扮演彌賽亞的角色。那麼他花時間寫作又是在幹些什麼呢？他對詩人費特50說：「寫小說既愚蠢又令人羞愧。」請注意第二個形容詞「羞愧」，藝術是在粗暴地濫用上帝賜予的天賦。這是一個斷斷續續出現的話題，而當託爾斯泰覺得需要對傳統進行攻擊時，他總是把這種天賦用於組合更強硬的措辭，所以他時常放棄藝術，行使道德導師的職責，而且隨著年歲的增高，這種傾向日益顯著。
這是一場自欺欺人的災難。令人驚異的是，儘管託爾斯泰對自己的思考像世間任何人一樣多——甚至盧梭也是如此——他寫過大量關於自己的文章，而且他的許多小說都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圍繞著自己，但他很可能極其缺乏自我認識。作為一位作家，他當之無愧，而且，他寫作時對周圍的人以及普通大眾來說不具有什麼危險。但是，無論如何，他不想成為世俗的作家。他期望去領導，雖然他在這方面除了意願外根本不具備能力；他希望去發出預言，去創立一種新的宗教，去改造這個世界，但無論從道德方面還是從智力方面來看，他都不具有完成這些任務的資格。這樣，偉大的小說沒有寫出來，他卻引導著，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拖著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進一片混亂的荒野。
為什麼託爾斯泰覺得自己必須去完成偉大的道德任務？
進一步的原因是：他和拜倫一樣知道自己是個罪人，但不同於拜倫的是，他有一種壓倒一切的負罪感。託爾斯泰的負罪感是有所選擇地使用的、不精確的工具——他自身的某些最壞的缺點，甚至罪過，他傲慢的自我的惡劣結果，這些，他根本不認為是罪惡——然而這是一種非常強烈的負罪感，而且可以肯定，他常常為自己青年時期的許多行為自責。1849年初，他似乎曾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沉溺於賭博。5月1日，他寫信給哥哥謝爾蓋說：「我到聖彼得堡來沒有任何正當理由。我在這兒沒幹什麼有意義的事情，只是揮霍了許多錢，並陷入債務之中。」他告訴謝爾蓋，趕緊變賣掉部分房產：「我正等著錢渡過難關，我絕對必須立刻得到3500盧布。」他接著又寫道：「這種極端愚蠢的行為一生只能做一次。我不得不為我的自由和哲學研究付出代價（沒有人把我痛打一頓，這是我最大的不幸）。現在，我已經付出代價了。」事實上，在此後的10年中，他仍然時不時地去賭博，有時沉溺於其中，損失慘重。他逐步賣掉許多地產，還欠了許多債，有親戚的，有朋友的，有商人的，其中許多他從未償還。在軍中服役時，他也賭博。曾有一段時期，他打算在軍隊裡辦一份名為《軍人之頁》的報紙，為了投資辦報，他變賣了雅斯納雅·波良納的主樓；但是當5000盧布賣房錢一寄到，他就又拿去賭博，而且很快輸光。離開軍隊去歐洲旅行時，他又賭博，結局和以往差不多。詩人波隆斯基51於1857年7月在斯圖加特見過他，他寫道：「非常不幸，他迷上了輪盤賭……他完全被騙了。他投下3000法郎，最後一個子兒也不剩。」託爾斯泰自己在日記中寫道：「輪盤賭進行了6輪，輸掉了一切。」「向一個法國人借了200盧布，然後又輸了。」「向屠格涅夫借錢，全輸了。」若干年後，他的妻子發現，雖然他對自己賭博的惡習感到非常內疚，並最終戒掉了這一惡習，但他似乎並不因為未能償還那時的欠債而有所悔恨，其中有些錢還是向窮人借的。償還舊債可沒有什麼戲劇性。
託爾斯泰對自己的性慾和性滿足有著更加強烈的負罪感。然而在這方面，他的自我譴責也是奇怪地有所選擇的，甚至是在縱容自己。託爾斯泰認為自己有很強的性慾，他在日記中寫道：「必須有一個女人，色慾使我片刻不得安寧。」（1853年5月14日）「可怕的情慾是人體的一種疾病。」（1856年6月6）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告訴自己的傳記作者阿爾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強烈了，以至於他不能沒有性生活，直到81歲為止。青年時期，與女性交往總讓他感到非常羞澀，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厭惡，並給他帶來了通常的結果。他寫於1847年3月的一則日記記錄著他因「從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療。1852年，他在給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況：「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銀的副作用讓我遭受了說不出的痛苦。」可是他仍然繼續光顧妓院，除了妓女，還有吉普賽女郎、高加索姑娘、當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羅斯鄉村姑娘。日記的基調是不變的自我譴責，並摻雜著對引誘他的女性的憎惡：「好像是玫瑰色的什麼東西……我打開後門，她進來了。現在看到她我就無法忍受，如此淫蕩，可恥，可恨，（她）使我違背了我的準則。」（1851年4月18日）「女人把我引入歧途。」（1853年6月25日）接下來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決心，但是「女傭們妨礙了我」（1853年6月26日）。1856年4月中的某一天，從妓院回來後，他在日記中寫道：「太可怕了，但這絕對是最後一次。」1856年另一篇日記裡寫道：「令人作嘔。女人。愚蠢的音樂，女人，衝動，雪茄菸霧，女人，女人，女人。」1856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記錄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了解託爾斯泰，當時，他正把屠格涅夫的住所當旅館一樣住著。「整個晚上都在喝酒比賽，與吉普賽人打牌，然後像死人一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兩點。」
當託爾斯泰住在農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莊園裡時，他開始物色漂亮的農奴姑娘。就他而言，這也會激起比單純的情慾更多的東西。若干年後，他寫到雅斯納雅·波良納時說：「我記得在那兒度過的許多個夜晚和年輕美麗的杜尼亞莎……她那強健的、充滿女性魅力的身體。」1856年託爾斯泰到歐洲去旅行的動機之一是逃避來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誘惑。他知道，他的父親也曾有過類似的事情，那個女人後來生下一個男孩。這男孩只是被當作莊園裡的一名管理馬廄的男奴（他後來成了一個馬夫）。託爾斯泰從歐洲回來後，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不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一個名叫阿克西尼婭的已婚婦女。1858年5月，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樹林裡，我是一個傻瓜，一頭野獸。她那古銅色的皮膚和她的眼睛。我愛上了她，這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事，頭腦中再沒有別的東西。」那個姑娘「很整潔，而且相貌不難看，有著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著新鮮而健康的氣息，豐滿的胸部在圍裙之上高高聳起」。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婭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季莫費·巴濟金。託爾斯泰把她帶回家中做僕人，而且曾有一段時期，允許那個小男孩待在母親的身邊。然而，像易卜生，還有他自己的父親一樣，他從沒有承認過那個男孩是他的，也從沒有給過他絲毫關心。更令人驚訝的是，他曾一度公開鼓吹教育農民是完全必要的，並親自在他的莊園裡為農民的孩子辦學校，但他並未做任何事情以讓他的私生子學會如何讀書和寫字。也許，他是擔心日後的繼承權要求。他似乎並無憐憫之心，從不考慮非婚生子女的各種權利，而屠格涅夫不僅承認自己的私生女，還想方設法地以恰當的方式把她教養成人。託爾斯泰對此心懷怨恨，也許是因為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襯出他自己的行為。有一次，託爾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她的身世，言辭間侮辱了那個可憐的姑娘，從而引起一場他與屠格涅夫的激烈爭吵，而且差一點以決鬥的方式了結。因此，季莫費被指派管理馬廄；後來由於行為不端，被降級為守林人。1900年以後，季莫費的資料就沒有了，那時他已經43歲，但是我們知道，他一直受到託爾斯泰的兒子阿列克賽的幫助，阿列克賽讓他做了自己的馬車夫。
託爾斯泰知道，引誘村婦、經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為，並為這些罪過而自責。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責怪婦女，她們都是夏娃，都是誘人的妖婦。實際上，毋庸諱言，儘管他一生生理上需要女人並且利用了她們——或許正因為如此——但他不信任她們，討厭甚至憎恨她們。從某些方面看，他認為女性性徵是令人憎惡的。晚年時，他這樣說道：「看到一個裸露著胸脯的女人總是讓我噁心，甚至我年輕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從天性來說，託爾斯泰是挑剔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說他自己的性慾讓他煩躁不安，那麼這發生在別人身上就會激起他最強烈的反感。1857年在巴黎時，有一段時間，他對女性的追逐達到了高峰，他寫道：「我所下榻的帶家具的公寓裡居住著36戶家庭，其中19戶是非法的。這真讓人作嘔。」耽於色慾就是墮落，而女人則是墮落的根源。1847年6月16日，當時託爾斯泰才19歲，他寫道：
現在，我要給自己制定以下的規則，把女人的陪伴看作是無法避免的社會的罪惡，要儘可能地避開她們。誰是我們身上淫蕩、放縱、輕佻以及其他一切惡習的根源，難道不是女人？誰應當為我們所喪失的勇敢、堅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擔責任，難道不是女人？
關於託爾斯泰，真正令人沮喪的是他至死都保持著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東方色彩的婦女觀。與他描述安娜·卡列尼娜時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現實生活中，他似乎從來不曾打算認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靈。實際上，他不會承認婦女能夠成為嚴肅、成熟和有道德的人。1898年，70歲的託爾斯泰寫道：「一般說來，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當她為魔鬼服務時，魔鬼會借給她頭腦。然後，為了幹出什麼骯髒的事情來，她能奇蹟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長遠，意志堅定。」他還寫道：「不可能要求一個女人在道德感的基礎上估價她那排他性的愛情，她做不到這一點，因為她不具備真正的道德感，即一種高於一切的情感。」他強烈反對J.S.穆勒《婦女的屈從地位》中的婦女解放觀，他認為甚至應該禁止未婚婦女從事某種職業。實際上，在他看來，妓女是對婦女的極少的「體面稱呼」之一。他在一篇文章中證明妓女現象是合理的：
我們能夠像許多「自由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允許亂交現象存在嗎？不能！這將毀滅家庭生活。為了解決難題，進化法則演變出一座「金橋」，那就是娼妓制度的形式。想一想，如果倫敦沒有它的7萬個妓女會成為什麼樣子！如果沒有她們，體面和德行將遭何命運？家庭生活又如何保存下去？還會有多少婦女和年輕姑娘能夠保持貞潔？沒有了，我認為，為了維護家庭，娼妓是必不可少的。
託爾斯泰的難題在於，雖然他信賴家庭，但實際上並不相信婚姻；至少，他不相信賦予夫妻雙方平等權利與義務的基督教婚姻。也許，還從未有比他更不適應這種制度的人了。鄉村中有一位名叫瓦列裡雅·阿爾塞涅那娃的姑娘，一個21歲的孤兒，幸運地逃脫了他的追逐。當時託爾斯泰已經快30歲了，他愛上了這姑娘，而且曾有一段時間把自己看作她的未婚夫。然而，他只是喜愛她孩子氣的一面，而她所表現出的更加成熟和女性化的特徵卻使他反感。他的日記和信件講述了這個故事。「真遺憾，她既沒有骨頭，也沒有火氣——像塊布丁。」但是，「她的微笑是痛苦的服從」，「她被教育壞了，無知，甚至愚蠢……我開始殘酷地刺激她，她的笑變得極不自在，眼裡滾動著淚水」。猶豫了8個月並且毫不留情地訓斥她之後，他激怒了這位姑娘，他收到了她一封措辭激憤的信，於是以此為藉口斷絕了他們的關係。「我們相距甚遠。愛情和婚姻除了不幸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東西。」他寫信給他的姑母說：「我的行為極端惡劣。我請求上帝饒恕我……但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了。」
託爾斯泰34歲時，他的選擇最終落到一位醫生18歲的女兒索尼婭·貝爾斯身上。作為婚配對象，當時的他並沒有多少資本：沒有多少錢，是個出名的賭徒，還因為侮辱地方長官與當局惹上麻煩。幾年前，他在日記中這樣描述自己：具有「最平庸的醜陋而粗俗的相貌……灰色的小眼睛，蠢笨而談不上聰明……一張農民的面孔，農民一樣的大手和大腳」。不僅如此，他厭惡牙醫，從不去找他們，以至到1862年，他的牙齒幾乎全掉了。然而，她當時卻是一個相貌平常，還未完全成熟的少女，只有五英尺高，她正在與兩個姐妹競爭；她很高興得到了託爾斯泰。他先正式地寫信向她求婚，而後似乎又猶豫不決起來，直到最後一分鐘。那場婚禮實際上預示著災難。那天上午，他突然衝進她的房間，堅決地說：「我來是想說明還有時間……所有這一切還可以停止。」她聽罷突然大哭起來。舉行婚禮時，託爾斯泰遲到了1個小時，整理好了行裝，她又哭了。婚禮之後，他們一起晚餐，接著索尼婭換了衣服。然後他們坐上一輛有6匹馬的被稱為「睡鼠」的馬車。索尼婭又哭了起來。託爾斯泰是個孤兒，他不能理解她的行為，於是大聲喊道：「如果離開你的家讓你這麼傷心的話，你就不可能非常愛我。」在馬車裡，他開始粗魯地撫摸她，她把他推開了。他們在一個名叫比魯勒伏的旅館定了一個套房。她從茶具裡為他倒茶時雙手直發抖。他再次想撫摸她，但又一次被拒絕了。託爾斯泰在日記中無情地寫道：「她一直淚汪汪的。在馬車裡，她明白了一切，這很簡單。但是她害怕。」他認為她是「病態的」。不過他最終還是得到了她，而且她（他自認為）也作出了相應的反應，他接著寫道：「難以置信的幸福。我無法相信它可以像生命一般長久。」
當然不可能那樣長久，即使是最馴服的妻子也會發現難以忍受這樣一個罕見的利己主義者。索尼婭有充分的智慧和勇氣來抵制他壓倒一切的意志，至少有時能做到。因此，他們創造了歷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記錄最完備的）婚姻之一。
託爾斯泰以一種災難性的錯誤判斷將這場婚姻公布於眾。這位知識分子的一個特點是認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關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應該「公開」，每一個潘多拉盒子的蓋子都必須揭開，丈夫與妻子應該相互告訴對方「所有的一切」。於是，許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產生。託爾斯泰開始履行他的「公開性」準則，他堅決要求妻子閱讀他已經寫了15年的日記。她吃驚地發現——那些日記都是以一種毫無保留的方式記錄下來的——裡面記載著他所有性生活的細節，包括光顧妓院，以及他與妓女、吉普賽女郎、鄉村婦女、他自己的女農奴，特別是還有他母親的女友等的性關係。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把這些可怕的日記拿走——為什麼你要拿給我看？」後來她對他說，「是的，我已經原諒你了。但這太可怕了。」這些話都出自她自己的日記，她11歲就開始記日記了。託爾斯泰的「公開性」原則之一就是夫妻雙方都應該堅持記日記，而且可以互看對方的日記——這是消除相互猜疑和痛苦的有效方法。
自從索尼婭得知她的丈夫是個（正如她所看到的）性怪物，並受到了最初的驚嚇後，託爾斯泰婚姻中的性生活很可能再也沒有恢復。不僅如此，託爾斯泰未曾預料到的是她還從日記中讀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的（他自以為做到了這點）他思想上的毛病。比如，她發現他沒有償還賭債；她還看出，他沒有告訴那些與他發生性關係的女人他曾得過性病，而且可能還未治好。對於一個感覺靈敏的讀者來說——有誰能比一位妻子更加敏感呢——從日記中清楚地傳達出來的自私自利在她的眼裡要比作者自己看到的更加明顯。此外，託爾斯泰日記中生動的性生活描寫如今在她的腦海中同恐懼糾纏在一起——她懼怕屈從於丈夫的要求以及隨之而來的、痛苦的、沒完沒了的懷孕。22年中，她忍受了12次懷孕的痛苦；而且接連失去了幾個孩子，先是彼佳死了，當時她正懷著尼古拉，而他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產的萬涅奇卡很快也離開了人世。託爾斯泰自己並沒有幫助妻子承擔起撫養孩子的事，只是對其中所有的細節懷有一種密切但又遲鈍的興趣。長子謝爾蓋出生時，他堅決要求待在產房裡（後來他把這段經歷用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個場景）。索尼婭不能自己為孩子哺乳，他因此大發雷霆。由於不斷懷孕和流產，妻子對他的性要求的反感越發顯現出來，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道：「對一個身體強健的男人而言，再沒有比有一個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
早在剛結婚不久，他就不再愛她了；她的悲劇在於她的心中始終保留著對丈夫的愛。這時期，她在日記中這樣傾訴道：
除了這蒙辱的愛情和壞脾氣外，我一無所有，而這兩樣正是我所有不幸的根源，因為我的壞脾氣總是影響我的愛情。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他的愛和同情，但他不願給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踐踏在泥淖裡了。我只是一隻被壓扁了的可憐蟲，沒有人需要，也沒有人愛護，一個挺著大肚子、不斷因懷孕而嘔吐的無用東西。
從已有的資料來看，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場婚姻還是一直維持了下來。他們共同生活了38年後，在1900年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索尼婭寫信給託爾斯泰說：「我要感謝你過去曾給我帶來的幸福，遺憾的是在我們的整個生活中，這並非始終都是那麼強烈、完整和平靜。」但這只是一個讓步的姿態而已。從一開始，索尼婭就具備設法維持婚姻的功能，使自己成為丈夫各種事務的管理人，而且是他在某些方面不得不依賴的管理人，為他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務，並成為他難以管束的奴隸。她承擔起可怕的任務，把他那些字跡難以辨認的小說手稿謄寫成清晰整潔的副本。這可是一份苦差事，但是從某種角度來看，她又十分喜歡這份工作，因為她很早就發現，當託爾斯泰施展他真正的專長時，他不再是讓人難以忍受的，也不會給別人造成傷害。正如她在寫給她妹妹塔吉亞娜的信中所說的，當他寫小說時，他們兩個人都是最幸福的。因為寫作可以賺錢，而他的其他行為只是浪費錢。但是「錢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愛他的文學作品，我崇拜它們，它們打動了我」。她從痛苦的經歷中發現，託爾斯泰一旦停止寫小說，就容易做出蠢事來填補生活的空間，這必然會傷害她竭力想保持完整的家庭。
託爾斯泰考慮問題的方式則完全不同。養活和維持一個家庭需要錢，而他的小說可以賺錢，於是他把寫作小說和賺錢的需要聯繫在一起，並因此厭惡這兩件事情。在他看來，小說與婚姻是相聯繫的，而索尼婭總是催促他去寫小說，這就強化了兩者的聯繫。然後他意識到，婚姻與小說都將妨礙他作出預言的真正工作，正如他在《懺悔錄》中所寫的：
幸福的家庭生活所需要的新環境已使我偏離了對生命普遍意義的所有探尋。那時，我的全部存在都集中於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孩子們身上，因此也集中於關心我們的生活資料的增長上。我對自我完善的努力追求，繼而代之以對普遍完善和進步的努力追求……都被設法只為我的家庭獲取最好的生活條件而取代了。
因此，託爾斯泰逐漸地不僅把婚姻視為巨大痛苦的根源，而且視作其道德進步的障礙。他對自己特殊的不幸進行總結，並猛烈抨擊婚姻制度和婚姻中的愛情本身。1897年，在一次如同李爾王那樣的情感迸發中，他對女兒丹尼婭說道：
我能夠理解為什麼一個墮落的男人可以在婚姻中得到拯救，但是我不明白一個純潔的姑娘為什麼甘願捲入到這種事情中去。如果我是一位姑娘，我說什麼也不會結婚的。至於說到愛情，無論是對男人還是對女人而言——因為我知道什麼是愛情，那是一種不體面的，尤其是不健康的情感，一點也不美、崇高或富有詩意——我真不該為它打開大門。我本應該儘可能地小心謹慎，避免這種疾病的毒害，就像我將盡力保護自己不染上各種比它的症狀輕得多的傳染病，比如白喉、斑疹或是猩紅熱。
正如他的其他許多文章一樣，這段話表明託爾斯泰從沒有嚴肅地考慮過婚姻問題。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中那句著名的開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們只要在自己看到的情況中搜尋一下，就會清楚地發現這句話無論前半句還是後半句都有可爭辯之處，甚至還不如說，相反的情況更為真實。很顯然，不幸家庭反覆出現的各種模式——例如，丈夫是個酒鬼或賭棍，或者妻子不稱職甚至與人通姦，諸如此類，不幸家庭的各種印記總在令人厭煩地雷同和重複。另一方面，有各種各樣的幸福家庭。對於這個主題，託爾斯泰從沒有嚴肅地思考過，尤其重要的是，他從沒有真誠地考慮過，因為他不能嚴肅和真誠地去考慮婦女問題：出於恐懼、憤懣和厭惡，他逃避這個主題。託爾斯泰的婚姻在道德上的失敗與他在理智上的失敗（他不能對人類的一半——女性作出公正的評價）兩者有著密切的關係。
不論怎樣，雖然託爾斯泰的婚姻在某些方面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它的命運，但如果不是由於繼承的地產，即莊園這又一個問題，他們也許可以生活得好一些。除了賭和性以外，田產是使他產生罪惡感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根源。這種罪惡感逐漸壓倒了他，並最終毀了他穩定的生活。田產是他的驕傲和權力的源泉，但同時也是他精神不安的根源。因為土地和農民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在俄羅斯，你不可能擁有一樣而沒有另一樣。託爾斯泰很小時就繼承了母親留下的田產，而且幾乎就從那一刻起，他已開始思考一個重大的問題——這種思考某些方面是應受尊重的，某些方面則是寬容自己——「我應該如何對待我的農奴呢？」如果他是一個明智的人，他本可以明白經營田產的工作並不適合他；他的天賦和職責是寫作。他本應該賣掉田產，從而使自己擺脫精神上的困擾，通過他的作品實施領導的責任。遺憾的是，他並不是一個明智的人。他既沒有放棄這個問題，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它。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他一直在這個問題上動搖、猶豫，結果弄得一團糟。
19世紀40年代末期，託爾斯泰繼承田產後不久，便開始著手對農民的「改造」。後來他宣稱：「農奴應當被解放的思想對於19世紀40年代我們這個圈子裡的人來說完全是聞所未聞。」這話並不對，在大約30多年的時間內，解放農奴的思想已經傳遍各地；它是任何一個小小的外省哲學俱樂部的討論主題；如果不是這樣，託爾斯泰恐怕也不會想到這個問題。託爾斯泰著手「改革」的同時，也進行了一些其他的革新，其中包括他自己設計的水流脫粒機。所有這些努力沒有一個產生實效。由於面臨著諸多固有的困難，以及「豬一般蠢笨」的（正像他自己所說的）農民，他很快就放棄了。這段時間唯一的成果是他在《一個地主的早晨》中塑造的聶赫留道夫的形象，並借聶赫留道夫之口表達了年輕的託爾斯泰心中的幻滅：「除了愚蠢的例行公事、惡習、猜疑和失望外，我什麼也沒看到。我在荒廢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18個月以後，託爾斯泰離開了田莊，繼續做其他的事情——縱情聲色、賭博、服軍役、寫作。但是，他仍然被農民，或者更確切地說，農民的概念——他從不把他們看作個別的人——所困擾。他對他們的態度仍然極其矛盾，他在日記（1852）中寫道：「整個晚上我都在對蘇賓談我們俄羅斯的農奴制。農奴制的確是一種罪惡，但它又是一種令人極其愉快的罪惡。」
1856年，他又開始第二次「改革」。他宣布，農奴們只要付清30年的地租，他就讓他們獲得解放。他在做這件事時並沒有請教那些有過類似經驗的熟人，這倒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卻是，農奴們都相信當時的傳聞：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打算無條件地解放他們。他們懷疑其中有詐，沒有看出託爾斯泰伯爵的自命不凡，只是擔心他在耍什麼（不存在的）花招，於是斷然拒絕了他的建議。他憤慨不已，痛罵他們是一群愚昧無知、不可救藥的原始人。關於這個問題，他早已表現出某種紛亂的情緒，他給前任內政部長德米特裡·布盧多夫伯爵寫了一封歇斯底裡的信：「如果6個月內農奴們不獲得自由，我們免不了將遭受一場大屠殺。」對於他自己家裡那些認為他的計劃荒唐、不成熟的人——比如，他的姑母塔吉亞娜——他表現出極端的仇視：「我開始對我的姑母產生了一種無言的仇恨，儘管她對我那麼慈愛。」
這時，託爾斯泰轉向了教育，把教育看作是解決農民問題的一勞永逸的辦法。從盧梭開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奇怪的幻想，認為他們可以通過創建一種新的體制一舉解決人類由來已久的諸多教育方面的難題。託爾斯泰開始親自為農民的孩子講課。他給亞歷山德娜·託爾斯泰婭伯爵夫人53寫信說：
「當我走進學校，看到這些衣衫襤褸、骯髒、瘦弱的孩子們睜著明亮的眼睛，臉上時常流露出天使般的神情，這時，一種驚慌和恐懼感就會襲上心頭，我仿佛看到一群快要淹死的人……我寄希望於教育，只是為了拯救這些普希金們、奧斯格羅特拉茨基54們、菲拉列特55們，這些正在溺水的人。」
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裡，他非常樂意教這些孩子。後來，他曾對官方派來為他作傳的P.I.比留柯夫56說，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生命中最愉快的時光不是來自對女性的愛，而是來自對人民的愛，對孩子的愛。那是一段多麼美妙的時光。」他的一番努力到底成效如何並無記載。學校裡沒有規章，也不要求學生做課外作業。他寫道：「他們到學校來，只要帶著他們易於接受新東西的天性，並深信今天在學校會和昨天一樣快活。」不久，他就創建了一系列的學校，組織成一個網絡，一度達到70所學校。但是他自己在教育上的努力並沒有持續很久。他漸漸感到厭煩了，於是離開家鄉到德國去旅行，表面上好像是去考察那裡的教育改革。但著名的居裡斯·福羅培爾使他很失望：他根本不聽託爾斯泰的，只是自顧自地說個不停，不管怎樣，「他只不過是個猶太人」。
1861年，俄國的情況忽然發生了變化，亞歷山大二世頒布了一道法令，解放農奴。託爾斯泰痛斥了這項決定，因為它是國家的一道法令，而這時他已開始否定國家。第二年，他結了婚，於是田產又有了不同的意義：既是他那人口不斷增加的家庭居住的地方，而且和他的小說一樣，又是他們收入的來源。此時正是託爾斯泰一生中最富創造力的時期，《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這一時期完成的。隨著作品收入的逐漸增加，託爾斯泰購買了土地，並且在莊園內投資，比如，曾經有一段時期，他的養馬場內飼養著400匹馬。有5位女管家和家庭教師住在莊園裡，此外還有11位家僕。但他從未忘記過「改革」，不只是針對農民，而且包括他自己、他的家庭——甚至整個世界。這一願望只是潛伏在他的心底，任何時候都可能引發激烈的行動。
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以及創立一種新的宗教運動，這些願望在託爾斯泰心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早在1855年，他就在文章中寫道，他要創造一種信仰，它的基礎是「基督的宗教，但它淨化了教義和神秘主義，它許諾現世的幸福，而非來世的幸福」。這是一種陳腐的想法，是多少世紀以來無數幼稚的宗教改革家們每日杜撰的想法。託爾斯泰並不是什麼神學家，雖然他寫過兩篇長文：《教義問答》與《四部福音書的綜合和翻譯》，但這些文章無助於使人相信他是個有系統理論的思想家。他許多有關宗教的文章除了使用含混的泛神論術語外沒有多少意義。例如：「認識上帝和生存是同一件事，上帝是生命。活著追尋上帝，那麼，你將與上帝同在。」（1878—1879）。
但是，盤旋在託爾斯泰頭腦中的宗教觀念有著潛在的危險性，因為這些觀念與他的政治衝動結合在一起，它們形成一種非常容易燃燒的東西，很可能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突然噴發出火焰。自從他完成並出版了那部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聲譽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之後，他就變得焦躁不安，不再滿足於寫作，而是準備公開大鬧一場：成為世界名人和預言家，一個有無數讀者和崇拜者來尋求智慧和指導的人。
第一次爆發是在1881年11月，當時託爾斯泰與家人住在莫斯科。他來到莫斯科一個貧民區的希特洛夫市場，在那兒，他把錢分給乞丐並傾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生活。一大群人圍住了他，他躬身進入附近一家簡陋的小客棧，在那兒他看到的景象令他更加苦惱。回到家中，他脫下皮大衣，坐到餐桌前，身著制服、戴著白手套、打著領結的僕人端上5道菜的晚餐。他突然大聲喊道：「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不能這樣生活下去！這讓人無法忍受！」他揮舞著手臂，威脅說要放棄所有的財產，把索尼婭給嚇壞了。他立即以當時剛剛完成的人口調查作為數據基礎，著手為窮人制定新的救濟制度。然後又匆匆忙忙地趕往鄉村，同他當時的精神導師，所謂的「農民預言家」V.K.蘇塔耶夫商討如何更深入地進行改革。索尼婭獨自留在莫斯科，帶著他們生病的兒子，僅4個月大的阿列克賽。
伯爵夫人認為這是一種遺棄行為，她因此寫了一封信，對他們關係中的痛苦說出了一些新的東西。這封信不僅概括了她與丈夫相處時的種種困難，而且還有她與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打交道時的憤懣，這是大多數普通人都會從信中感覺到的。她說：「我最小的孩子還未痊癒，而我自己又是那麼虛弱、可憐。你和蘇塔耶夫也許並不特別愛你們自己的孩子，但我們這些平凡的人，既不能夠也不希望扭曲我們自己的情感，或以向整個世界表白愛心之類的東西作為對個人缺乏愛心的正當理由。」
索尼婭多年來一直觀察託爾斯泰的行為，不只是他對自己家裡人的行為，於是她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所愛的只是作為概念的人類，因此，他是否真的愛過某一個具體的人？例如，他不幸的哥哥德米特裡無疑是個需要同情的人：他沉淪在貧民窟裡，和一個妓女結了婚，1856年年紀輕輕的就死於肺結核。託爾斯泰勉強抽出1個小時，在他臨終前到床前看望一下，但堅決拒絕參加葬禮——他要去參加一個晚會——雖然他後來將這兩段插曲，即臨終床前和拒絕參加葬禮都很好地運用到小說創作中。他的另一個哥哥尼古拉也死於肺結核。他也是一個應得到憐憫的對象，但是託爾斯泰拒絕去探望他。最終，尼古拉不得不自己趕到他那裡，並死在他的懷裡。他的第三位兄長謝爾蓋由於賭博輸光了所有的財產，託爾斯泰幾乎沒給他任何幫助。無疑他們都是弱者，而託爾斯泰的原則之一就是強者應當幫助弱者。
託爾斯泰的友情就是如此。只有一次，對他在喀山大學時的一位同學，米佳·季亞科夫老人，他顯得既無私又謙和。但是這種友情很快就消失了。通常的情況是，託爾斯泰索取，他的朋友們給予。索尼婭在為他抄寫早期的日記時寫道：「（他的）自我崇拜在對（他們）每一個人的態度上都表現了出來。讓人驚訝的是，就人們對他的愛的程度而言，竟然可以達到他們每一個人都只為他而存在。」更為驚人的是，那些認識他的人，除了他的追隨者，依靠他、奉承他的人外，還包括那些具有獨立人格和高度批判精神的人，他們全都心甘情願地忍受他的利己主義，而且無視這一點，反而對他表示尊崇。他們在他令人敬畏的目光之下退縮，在他強大的意志力面前屈服，理所當然地在他的天才的聖壇前膜拜。安東·契訶夫，一個敏感、目光銳利的人，他完全意識到託爾斯泰的諸多缺點，但卻這樣說道：「我懼怕託爾斯泰離開人世。如果他死了，那麼我的生命中將出現巨大的空白……我從沒有像愛他那樣愛過任何人……只要文學界仍有一個託爾斯泰存在，那麼做一個文學家就是輕鬆愉快的事，甚至當你意識到自己什麼也沒有做成、什麼也不在做的時候，都不會顯得那麼可怕，因為託爾斯泰足以完成一切。」
屠格涅夫應有更充分的理由認識到託爾斯泰的自私和冷酷，因為對於這兩點，他早已深深地領教過了。他曾經慷慨周到地幫助過這位年輕的作家，他得到的回報卻是冷淡、忘恩負義。
託爾斯泰明知一些觀點是他朋友所珍愛的，他卻慣於野蠻地、雖然也常常是精彩地加以辱罵。屠格涅夫是一位偉人，心腸軟，性格溫和，不會對託爾斯泰做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事情來。但是，他承認自己被託爾斯泰的言行激怒了，他還「從未見識過如此令人不快的、銳利的眼光，加上刻毒的三言兩語，真足以把人逼瘋了」。有一次，屠格涅夫把花費了許多心血創作的小說《父與子》拿給託爾斯泰看，託爾斯泰看著看著就很快睡著了。屠格涅夫迴轉身來，發現他正在打鼾。另一次，兩人因為屠格涅夫的女兒而發生激烈爭吵並威脅用決鬥來解決，屠格涅夫寬宏大量地首先表示道歉，而託爾斯泰則（據索尼婭所說）嘲笑道：「你懼怕我，我鄙視你，再不想和你打任何交道。」詩人費特曾竭力想讓兩人言歸於好，但託爾斯泰卻對他說：「屠格涅夫是個無賴，應該被痛打一頓。我請求你把我的原話忠實地轉告給他，就像你曾忠實地把他對我的稱讚轉述給我一樣。」託爾斯泰在日記中寫了許多關於屠格涅夫的令人不快、而且常常並不屬實的東西。兩人的通信也反映出他們之間友誼的不平衡。
1883年，屠格涅夫明白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於是給託爾斯泰寫了最後一封信：「我親愛的朋友，俄羅斯土地上偉大的作家，請聽從我的請求吧。請讓我知道你是否收到了這封信，並允許我再一次緊緊地、緊緊地擁抱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家人。我已經疲憊不堪，不能再寫下去了。」儘管屠格涅夫直到兩個月後才去世，但託爾斯泰對這一可憐的請求從未作出任何回應。因此，沒有人對託爾斯泰得知朋友死訊後的反應有什麼深刻的印象，他說：「我總是懷念著屠格涅夫，我愛他，同情他，讀他的作品，我同他生活在一起。」這是演員的腔調，他扮演著公眾對他期望的角色。正如索尼婭所注意到的，人與人之間的愛情或真正的友情所必需的互不幹涉和親密無間，託爾斯泰都不具有。相反，他之所以信奉博愛精神，是因為這可以在公眾舞臺上表演得更加喧鬧，更富戲劇性和轟動效果。
但是，假如他是個演員的話，他就是那種不斷變換角色的演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為人類服務」這個偉大的中心題目上不斷變換角色的演員。他教訓人的衝動比誰都要強烈。一旦某種事物吸引了他，他就想寫一本關於它的書，或者著手進行一連串根本性的改革，卻常常又怕麻煩，自己不去領會它，也不去請教真正的專家。託爾斯泰曾經經營了幾個月的農業，就去設計和製造農業機械。他學習彈鋼琴沒多久便開始寫《音樂基礎和學習音樂的規則》。剛剛開辦了一所學校，他就徹底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他深信終其一生，自己能夠掌握任何學科，並發現其中的錯誤，然後，從第一條原理開始重寫它的規則。同他改良土壤一樣，他至少嘗試過3次教育改革，並在最後一次自己編寫課本。索尼婭對此十分厭惡，不時給予冷嘲熱諷，但又不得不把原稿抄寫成清清楚楚的副本，她抱怨道：「我鄙視這些讀本、代數、語法，我實在不能裝作對它們感興趣。」
託爾斯泰總是像熱衷於「教」一樣熱衷於「行」。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在其一生中有一段時期，他覺得有必要把自己當作「勞動者」中的一員。這種想法在19世紀60年代與70年代就時不時地冒出來，但被最認真地付諸行動是在1884年1月。他放棄了爵位（但沒有放棄他那種專斷的作風），並堅決要求別人稱他為「平凡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同這種語氣相配合的是知識分子喜歡的服裝上的花樣之一：打扮得像個農民。這種階級的易裝癖與託爾斯泰對戲劇和戲裝的喜好正相一致。這種裝束與他的外形也十分相稱，他有著一副農民的體格和相貌。他的靴子、罩衫以及他的大鬍子和帽子，所有這一切都成了新託爾斯泰——這位全人類的預言家的制服。這是大多數世俗大知識分子們似乎都具有的公共關係方面的天才的一個重要方面。新聞記者們不遠千裡來探望他。託爾斯泰晚年時，攝影術已經普及，新聞影片才剛剛起步。作為媒體上的第一位預言家，他的農民裝束配合他顯露的聖體，真是十分理想。
託爾斯泰表演體力勞動也被拍成照片和電影。從19世紀80年代起，他就宣稱體力勞動是「絕對必需的」。索尼婭寫道：「他7點起床，天還黑著。他為全家打水，並用雪橇把盛水的大木桶拉回來。他鋸開長木，把它們劈碎堆積起來，以備生火用。他不吃白麵包，也不到其他任何地方去。」（1885年11月1日）託爾斯泰的日記記述了他和孩子們一起打掃房間，他說：「我羞於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如倒便壺。」幾天後，他克服了厭惡情緒，去做了。他還曾到一個鞋匠的茅捨去求教，並這麼描寫那個鞋匠：「他坐在那骯髒的、黑暗的角落裡，多麼像一道光，閃耀著道德的光輝。」在這比較困難的行當中短期學習之後，託爾斯泰開始給自己和家人做靴子。他給費特也做了一雙，但沒有資料表明這位詩人是否滿意。託爾斯泰的兒子們拒絕穿父親為他們做的鞋。在這不斷重複的勞動中，託爾斯泰總是欣喜若狂：「這讓我感到變成了一個勞動者，因為心靈在發育成長。」但是沒過多久，他就對補鞋的活計厭倦了，開始轉向農業勞動：他用大車拖運肥料、拉木材、犁地，而且還幫著修建茅舍。他自認為是位木匠，讓別人給拍下照片，一把鑿刀插在他的寬皮帶上，一把鋸子懸掛在腰間。這段時間也沒有持續很久，結束得像開始一樣迅速。
除了他真正的工作——寫作外，託爾斯泰做什麼都沒有長性。他缺乏耐心、毅力以及在困難面前的持久力。儘管他懂一些養馬知識，但自他很快對此失去了興趣之後，他的良馬育種場也變得一團糟。索尼婭曾為這事與他發生過一次口角，那是1884年6月18日，她聲稱這些馬的情況非常糟糕：他把這些良種馬從撒馬利亞57買來，又聽憑它們死於無人照管和過度勞作。她說，這種結果與他做過的一切事情都一樣，甚至包括他的慈善事業：沒有考慮周全的、適當的計劃，缺乏一致性，缺少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去從事專門的工作，整個宗旨無時無刻不在變化。託爾斯泰衝出房間，大聲喊道他要移居美洲。
託爾斯泰在自己的莊園中造成的混亂局面只是使他的家庭受到傷害，而他的公眾行為，特別是他對公眾的說教造成了更大範圍的危害。當然，並非他所有的行為都在誤導民眾。從1865年開始，為了引起民眾對俄羅斯部分地區周期性饑荒的注意，託爾斯泰曾做了一些有價值的、有一部分取得了成功的工作。尤其在1890年那場大饑荒中，他的救濟方案起了相當好的作用，而政府則想方設法地隱瞞饑荒的嚴重性。有一次，他還參與救援一個在俄羅斯深受迫害的少數民族——杜科波爾派58教徒，政府打算將這些吃素食的和平主義者聚集到一起，然後消滅掉。託爾斯泰為他們蒙受的不公平待遇大聲疾呼，最終為他們爭取到移居加拿大的許可。但另一方面，對於另一個受迫害的民族——猶太人——託爾斯泰則態度苛刻，他的觀點加重了他們面臨的困難。
然而，更為嚴重的是託爾斯泰的獨裁主義觀點：只有他才能解除世界的痛苦，他拒絕參與任何非他本人計劃和控制的救助活動。他的自私甚至控制著他的善舉。關於大部分政治問題，如土地改革、開拓殖民地、戰爭、君主政體、國家、所有權等問題，他的觀點在一生的不同時期發生過根本性的變化，自相矛盾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在一件事情上是始終不變的，他拒絕以個人身份參與任何在俄羅斯進行系統改革的計劃——即反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用日益激烈的言辭痛罵自由主義者的「改良」學說是一種妄想，甚至是徹頭徹尾的罪惡。他痛恨民主，鄙視議會，稱國家杜馬的代表們是「裝作長大了的小孩子」。他認為，沒有議會的俄羅斯將是比擁有議會的英國自由得多的國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不去響應議會改革。託爾斯泰尤其痛恨俄羅斯的自由主義傳統，在《戰爭與和平》中，他公開辱罵第一位自覺的改革家斯彼蘭斯基伯爵。他讓安德烈公爵對斯彼蘭斯基的新國家議會的建議如此評價：「這和我有什麼關係……所有這些能讓我更幸福還是更好？」這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陰暗的事實，即在半個世紀中，有關沙皇制度的任何系統的改革，俄國最偉大的作家總是冷眼相對，並竭盡全力阻礙和嘲笑那些試圖讓這個制度文明起來的人。
那麼，託爾斯泰的選擇又是什麼呢？如果他像狄更斯、康拉德以及其他偉大的小說家一樣，認為結構的改革只有有限的價值，需要的是改善人的心靈，那麼他還有點道理。然而託爾斯泰一方面強調必須完善個人道德，但同時又不停留於此：他不斷地暗示，某種巨大的道德劇變是必需的，它已迫在眉睫，它將徹底改變這個世界，創立一個天堂般的國度。他那些烏託邦式的努力正是為了勾圓這個太平盛世的藍圖。但在這種幻想的背後並沒有什麼深刻的思想，其中包含著有關社會大變革的某種純粹戲劇性的特點，而這種變革，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就是馬克思革命理論的詩化的源泉。
此外，託爾斯泰對歷史缺乏全面的理解。他不僅對歷史所知甚微，而且沒有考慮過偉大的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屠格涅夫曾為他的《戰爭與和平》惋惜，因為他加入小說中的那些令人尷尬的歷史演講帶有明顯的自學者的特點，這些歷史演講都很「滑稽」，是純粹的「詭計」。福樓拜在寫給屠格涅夫的信中也提到他對小說中的「哲學」感到驚愕。我們讀這部偉大的作品，並非為了讀其中的歷史理論，而是相反。託爾斯泰是個決定論者和反個性主義者，對他而言，認為歷史事件是一些權勢者深思熟慮的決定所造成的想法，這完全是一種錯覺。那些似乎掌權的人甚至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更不用說去策劃了。只有無意識的活動才是重要的。歷史是無名小人物的無數個決定的產物，而他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無所知。從某種角度看，這種想法與馬克思的完全一致，只不過殊途同歸罷了。說不清楚是什麼促使託爾斯泰走上這樣的思想路線。也許這就是他對俄國的羅曼蒂克的觀點：農民是最高的主宰者與決定的力量。他相信，在所有的歷史事件中，真正決定著我們生活的是隱藏在背後的規律。這些規律不為人所知，而且很可能是不可知的，因而，與其面對這不愉快的事實，不如假定歷史是那些偉人和英雄檢驗他們的自由意志所造成的。從本質上看，託爾斯泰是個神秘論者，他拒絕接受關於事件如何發生的顯而易見的解釋，而是要去探尋和認識潛藏在表層之下的秘密過程。這種認識通常被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憑藉直覺集體地領悟——這種群體，對馬克思來說是無產階級，對託爾斯泰來說，是農民。當然，他們需要解釋者（如馬克思）或預言家（如託爾斯泰），但從本質上來說，他們集體的力量和他們的「正義性」推動歷史車輪的運動。在《戰爭與和平》中，為了證明他的歷史發展觀，託爾斯泰歪曲了真相。他改變了拿破崙戰爭的原貌並加以利用，以適應他的普羅克洛斯忒斯之床。
因此，託爾斯泰傾向於採用集體主義者的方法來解決俄國的社會問題，也就不算奇怪了。早在1865年8月13日，他在記事簿上談到對俄國農村饑荒的思考：「俄羅斯全民族的任務是為世界奉獻一種新的思想，即一種沒有土地私有制的社會結構。只要人類的家庭仍然存在，那麼財產與盜竊就比英國憲法更加具有真實性……俄國的改革只能以此為基礎。」43年後，他偶然看到這段話，為自己的預見力驚訝不已。那時候，託爾斯泰早已與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早期的列寧主義者建立了聯繫，比如S.I.孟特耶洛夫，他在西伯利亞流放地與託爾斯泰互通信件，並拒絕了託爾斯泰的放棄暴力的請求：「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改造我是困難的。社會主義是我的信仰和上帝。當然，這與你所宣揚的幾乎是同一件事，只不過你採用的戰術是『愛』，而我們採用的戰術，按照你的說法，是『暴力』。」兩人所爭論的是戰術而非戰略，是手段而非目標。事實上，託爾斯泰說到的「上帝」以及他稱自己為基督徒，這都和人們對他的猜想沒有多大差別。鑑於他不僅否認基督耶穌的神性，而且斷言：稱耶穌為「上帝」或向上帝祈禱是「最嚴重的瀆神行為」，因此，1907年2月，東正教會開除他的教籍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了。實際上，關於基督和教會的學說，他只是從《舊約》和《新約》中選擇了那些與他的看法相吻合的部分，而拋棄了其餘的。從任何有價值的意義上說，他都算不上一個基督徒。由於他在各個時期以不同的方式限定「上帝」，他到底是否信仰上帝也就更難判斷了。從根本上說，「上帝」似乎就是託爾斯泰所希望發生的徹底改革，這是一種世俗的而非宗教的概念。至於說到傳統的聖父上帝，至多也就是同他平等，被他不無妒忌地觀察著、評論著，是同一獸穴中的另一頭熊。
晚年時的託爾斯泰轉向反對任何形式的愛國主義、帝國主義、戰爭與暴力，僅此一項就阻礙了他與馬克思主義者結成任何聯盟。他還猜測，掌握權力的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不會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拋棄國家形式。他在1898年寫道，如果馬克思主義者的「末日審判」真的發生了，那麼「唯一可能的事情就是專政統治將會轉換。現在是資產階級佔據著統治地位，到那時，工人階級的領導者將統治國家」。但他並不為這種情況過分擔憂，因為他總是在設想，在某種專制制度下，財產轉交給民眾的事也會發生——沙皇可以像其他人一樣做到這一點。不管怎樣，他從沒有將馬克思主義者看作敵人，真正的敵人是西方式的民主主義者和議會中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正在到處傳播他們的思想，腐蝕著整個世界。在他晚年的兩篇文章《給中國人的一封信》和《論俄國革命的意義》（都寫於1906年）中，他堅定地把他自己以及俄國同東方統一起來。他寫道：「歐洲人所做的一切可以、而且應該成為東方人民的樣本，但東方人從中學到的並不是該做些什麼，而是任何情況下不該做些什麼。追隨著歐洲國家的道路就等於直接走上一條毀滅之路。」世界最大的危險莫過於英國與美國的「民主制度」，這種制度不可避免地與對國家形式的崇拜以及對國家行使的制度化的暴力的崇拜捆縛在一起。俄國必須從西方社會移開目光，放棄工業化，廢除國家制度，並採納不抵抗政策。
根據俄國以後所發生的事件來看，這些思想給人某種古怪的感覺，甚至同俄國當時已經發生的變化也絕對無法統一起來。在1906年，俄國工業化進程速度之快超過了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它採用了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這種形式後來成了史達林主義國家的一塊絆腳石。然而，處於人生這個階段的託爾斯泰與外部現實世界已很少有聯繫，甚至對它失去了興趣。他已經在雅斯納雅·波良納創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他不僅居住在那裡，從某種程度上說，還統治著那個世界。他認識到國家的權力已經腐化，這正是他反對國家形式的原因。但是，他沒有看到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比如，索尼婭就意識到了——權力所導致的腐敗具有多種形式。一位偉人、預言家和先知，對他們的追隨者們也行使著權力，而且，由於他們的奉承、諂媚，特別是吹捧，他自己也腐敗了。
甚至到了19世紀80年代中期，雅斯納雅·波良納已經逐漸變成了一個宮廷聖地。各種各樣的人都來到這裡尋求指導、幫助、恢復信心，以及智慧的奇蹟，或是來訴說他們自己稀奇古怪的觀點——素食主義者、斯維登堡60教派信徒、母乳餵養法的支持者、亨利·喬治61經濟學說的推崇者、修道士、僧侶、喇嘛、和尚、和平主義者、逃避兵役者、妄想狂、瘋子以及慢性病人。除此以外，還有一個由託爾斯泰的助手和崇拜者組成的固定圈子，雖然其中的人員在不斷地變換著。所有的人都從某一方面把託爾斯泰看作他們的精神導師，他扮演著教皇、家長和救世主的角色。就像18世紀80年代趕往盧梭墓地的朝聖者一樣，拜訪者在雅斯納雅·波良納花園的涼亭牆上或寫或刻，留下各種各樣的題詞，比如：「打倒極刑！」「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向天才致敬！」「祝列夫·尼古拉耶維奇長壽！」「圖拉省現實主義作家向託爾斯泰伯爵致敬！」等。
託爾斯泰在聲名遠揚的晚年樹立了一種範式，這種現象在享有世界聲譽的重要知識分子中（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十分常見：他創建了一個影子政府，著手處理世界各地的「問題」，提供解決的辦法，與各國總統或國王書信往來，發出抗議書，發表聲明，特別是在諸多文件、信件上簽字，允許各種有關宗教或世俗的、有益或有害的事借用自己的名義。
從19世紀90年代起，作為這個雜亂政體的統治者，託爾斯泰甚至為他的王國招了一位首相，符拉吉米爾·戈裡格利耶維奇·切爾特科夫（1854—1936），一位富有的前任副官。此人因善於鑽營，逐漸成為這一宮廷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曾與這位大師一起拍過照片：薄薄的嘴如同一道縫，眼袋下垂，留著小鬍子，一副勤勉不懈的奉獻者、改革家的神態。他很快便開始對託爾斯泰的行為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並不斷提醒這位老人發出過的誓約和預言，幫助他保持自己理想的形象標準，常常把他推向更為極端的方向。自然而然地，他使自己變成了阿諛奉承合唱隊的指揮，託爾斯泰聽了他們的聲音頗為得意。
來訪者以及內部圈子裡的成員記錄下託爾斯泰隨意講出的格言，但它們沒有給人留下多少印象，卻使人想起《拿破崙流亡語錄》或《希特勒的桌邊談話》中的內容——奇怪的總結式的語句、過時的老生常談、乏味的成見和陳詞濫調。諸如：「隨著年歲增長，我愈加堅信，愛是至高無上的。」「不必理會近60年來的文學，全是胡說，要讀60年前的作品。」「我們每一個人心中的上帝使我們大家彼此更為接近，正如所有的線條會聚到中心，我們所有的人都會集到上帝之中。」「飛機和飛彈的使用，最初引起人們注意的是新的稅收又要強加到人民身上了。這說明一個事實，在一定道德狀態的社會裡，物質的進步除了帶來危害別無好處。」關於接種天花疫苗，他寫道：「想方設法逃避死亡毫無意義，無論如何你總是要死的。」「如果農民擁有土地，我們也就不會有那些愚蠢的花壇。」「如果女人不那麼多嘴多舌的話，這個世界會美好得多……她們總愛發表自己的觀點，這是一種天真的利己主義特徵。」「中國的上海人居住區雖然沒有警察，但人們相處得和睦而融洽。」「無論什麼樣的教育，兒童都不需要……我認為一個人學得越多就越愚蠢。」「法國人是最富同情心的民族。」「如果沒有宗教，就總有人行為放蕩，言語粗俗，或是酗酒鬧事。」「為公眾的事業工作，人就應該這樣活著。」「鳥兒的活路就是草葉。」「越壞就越好。」
陷在預言家宮廷中心的是託爾斯泰的家人。由於他們的父親選擇了公眾生活，他們也被公眾的注視灼烤著。他們被迫加入他創造的戲劇表演，並也帶上了傷痕。我曾在前面引用過他兒子伊利亞所說的成為「特殊的」人的危險。另一個兒子安德烈深受精神崩潰的折磨，他拋棄了妻子與家庭，加入一個反猶太的「黑色一百」組織。父親對性的日益憎惡使他的女兒們都感到了壓力。他不僅反對自己的女兒有追求者，而且厭惡她們所選擇的男友。1897年，大女兒丹尼婭早已33歲，她愛上了一個有6個孩子的鰥夫。這人看起來舉止得體，但他是個自由主義者，因此託爾斯泰十分惱火。他對丹尼婭進行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誡，列舉了婚姻的種種罪惡。瑪莎也墜入愛河並希望結婚，得到的是同樣的待遇。小女兒亞歷山德娜則最有可能成為他的信徒，因為她和自己的母親相處得很不融洽。
託爾斯泰的精神激變帶來的壓力主要由他的妻子索尼婭承受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他強迫她滿足自己的性慾望，使她一再地懷孕。然後，他突然堅決主張他們應該放棄性生活，「像兄妹」一樣地生活在一起。她對那些在她看來是侮辱妻子身份的行為表示抗議，特別是當他決定放棄個人生活的隱私，談論和記錄他們的私生活。她不願外人把頭探進她的臥房。當託爾斯泰提出他們應該分房睡時，她堅持保留雙人床，作為他們繼續保持婚姻關係的象徵。與此同時，他又顯示出無端的妒忌來，並寫了一篇小說《克萊採奏鳴曲》，描寫一位有著瘋狂嫉妒心的丈夫，因憎恨妻子與一位小提琴家的關係而殺死了她。索尼婭謄寫了這篇小說（像她抄寫他所有的作品一樣），越抄越感到厭惡和驚恐。她意識到人們可能會認為這寫的就是她。由於審查機關的幹涉，小說未能發表，但它已經以手抄本的形式四處流傳，謠言也跟著散布開來。於是，她感到必須要求公開發表這篇小說，她覺得這樣做也許能使人們確信她並非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與這半公開化的爭執相對應的是隱藏在幕後的令人厭惡的爭吵，起因是託爾斯泰不能遵守保持純潔生活的誓言，他不時地對妻子進行性攻擊。1888年末，他在日記中寫道：「魔鬼附在我的身上……第二天，也就是30號上午，我睡得很糟。犯了罪以後，是那麼令人噁心。」幾天後，他又寫道：「我被更強大的力量纏住了，墮落了。」直到1898年，他告訴阿爾默·莫德：「昨天夜裡，我又成了一個丈夫，但是沒有理由放棄自我鬥爭。上帝也許會保證我再不這樣了。」
託爾斯泰如此詳細地與一個外人談論自己婚姻中的性生活，使索尼婭感到她最隱秘的私生活被完全暴露在公眾的注目之下。正是伴隨著這些年日益加劇的緊張氣氛，託爾斯泰的公開性原則顯得越來越愚蠢。起初，她不願讀他的日記——任何一個有理智、正常的人都不會願意的——但逐漸也就習慣了。事實上，由於他的筆跡太潦草，她漸漸養成習慣，把他的日記抄成清楚的副本，於是就有了原本和通行本。但是，知識分子們都有一個習慣，他們寫任何文章時都會考慮到將來發表，因此他們習慣性地把自己的日記當作辯護文章和宣傳工具，而且作為自衛或進攻的武器，對付那些可能出現的批評家，特別是他們的親人。託爾斯泰便是這種傾向的一個最好的例證。隨著他與索尼婭的關係逐漸惡化，他在日記中越來越多地指責她，而且也不再擔心她會看到這些內容了。早在1890年，她就寫道：「我一直幫他抄日記，他開始為這件事憂慮了……他想要毀掉以前的日記，以便僅僅以一副德高望重的面目出現在他的孩子以及公眾的面前。他的虛榮心太強了！」沒過多久，他就把當時正在寫的日記藏了起來。於是「公開性」原則瓦解了，接著兩個人都變得行動詭秘起來。他用日記——此時，他把這看作是秘密日記——比如極為詳細地記下他和索尼婭關於《克萊採奏鳴曲》的爭吵。「列瓦和我的關係徹底完結了……我偷偷地讀他的日記，我真想知道我還能在生活中加進些什麼，使我們重新和解。但是他的日記只是加深了我的絕望。很明顯，他發現我一直在偷看他的日記，他就把它們藏了起來。」接著她又說：「以前，他要我謄寫他的作品，現在他把這事交給了他的女兒們（她沒有說『我們的』），而且很小心地把作品藏起來，以防被我看到。他這種有計劃地把我從他的個人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要讓我瘋了，這真是讓人難以忍受的痛苦。」託爾斯泰開始記一本「秘密」日記，並把它藏在他的一隻長筒靴裡，這是他拋棄「公開性」原則的最後一招。索尼婭在他平常的日記裡什麼也沒有發現，開始懷疑是否還有一本秘密日記。她四處搜尋，最終找到了它，並把它成功地帶走以供她自己悄悄地細讀。讀完之後，她在日記裡粘上一張紙，上面寫著：「帶著一顆痛苦的心，我抄下了我丈夫的這本令人悲哀的日記。關於我，甚至關於他的婚姻，他所說的是多麼不公正、殘忍和——願上帝和尼古拉耶維奇寬恕我——不真實，這是歪曲和捏造。」
這場噩夢般的日記之戰的背景是這樣的：索尼婭堅持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託爾斯泰從道德上對此感到極端地厭惡，他越來越堅信，他妻子的這種要求在阻礙他追求精神的完善。事實上，索尼婭並不是他所說的那種十足的實利主義者，她並不排斥他的諸多宣教中的道德真理，正如她給他的信中所寫的：「和人們在一起時我看見了燈，我承認那是光，但是我無法走得更快一些，我被人群、也被我周圍的環境和習慣往後拉。」然而，隨著年歲漸高，託爾斯泰對他和索尼婭一起過的那種奢華的生活越來越缺乏耐心，而且日益厭煩。比如他寫道：「我們坐在院子裡，吃著十盤菜，有冰淇淋、僕人、銀餐具——而乞丐們從門口經過。」在給她的信中，他寫道：「我剛從你的生活方式中被拯救出來，就好像從一場可怕的恐怖中被拯救出來，這種生活方式幾乎引著我去自殺。我不能回到過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從中我看到的是毀滅……你我之間有一場生死之戰。」
1910年6月，這場鬥爭達到了令人同情的悲劇性高潮，而導火線則是切爾特科夫從流放地回來了，索尼婭恨他，而他顯然也把她看作控制預言家的競爭對手。由於託爾斯泰的新秘書瓦連京·布爾加科夫保存的日記，關於整個事情的發生過程，我們有了一份內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常客觀的記錄。布爾加科夫最初受切爾特科夫指派，把每天的生活記錄寄給他的秘書。這種情況表明，託爾斯泰身邊的人正為他的日記而糾纏不休。然而，根據布爾加科夫的敘述，自從切爾特科夫從流放地回來，「出現在雅斯納雅·波良納的舞臺上之後，託爾斯泰的家中便發生了一連串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我意識到自己被這種『審查制度』非常嚴格地控制住了，於是，儘管他一再要求，我以各種事由為藉口，不再給（切爾特科夫）寄去我的日記副本。」布爾加科夫說他是帶著對伯爵夫人的偏見來到雅斯納雅·波良納的，來之前他就得到「警告」：她「雖不能說是充滿敵意，但卻是個徹底的冷漠無情的女人」。事實上，他發現她「為人謙和，熱情周到」；「我喜歡她那褐色的眼睛裡閃耀著的直率的目光，我喜歡她的樸實、和藹和聰慧。」他的日記表明，他逐漸意識到，與其說她在犯罪，不如說別人對她犯了罪；他的偶像託爾斯泰開始搖搖欲墜。
切爾特科夫回來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佔有託爾斯泰的日記。他瞞著託爾斯泰，私下裡把那些日記都拍了照片。7月1日，索尼婭堅決要求把日記中「令人不快的章節」刪掉，這樣它們就不會被發表了。當時發生了一場爭吵。事後，她和布爾加科夫一同乘坐馬車時哀求他勸說切爾特科夫還回日記，「一路上她啜泣不已，非常可憐……看著這個悲泣的、不幸的女人，我無法不產生深深的同情」。當布爾加科夫和切爾特科夫談到日記的事情時，他顯得「極度地狂躁不安」，並指責布爾加科夫把日記收藏之處告訴了伯爵夫人，而且「使我非常詫異……他競作出令人憎惡的怪相，衝我伸出了舌頭」。顯然，切爾特科夫向託爾斯泰抱怨過。託爾斯泰寫了一封信給索尼婭（7月14日），在信中他堅決認為：「最近這幾年，你的性情變得越來越易煩躁、專橫和缺乏自制力」；他們夫妻兩人現在對「生活的目的和意義的理解已經完全背道而馳」。為了解決爭端，日記被密封起來，鎖在銀行裡。
一個星期後，即7月22日，託爾斯泰寫道：「愛情是兩個彼此分離的靈魂通過肉體的結合。」但就在同一天，他秘密地到附近的格羅蒙特村，去籤署一個新遺囑。他把他所有著作的版權都留給他最小的女兒，並指定切爾特科夫為遺產管理人。切爾特科夫安排了這一切，還親自草擬了文件。由於擔心布爾加科夫可能會告訴索尼婭，這些事情都瞞著他悄悄地進行。切爾特科夫抱怨說，他不能斷定託爾斯泰是否明白他籤署了什麼東西，「而且，就這樣，我們做了她一直最擔心的事：託爾斯泰死後，他的家庭將被剝奪對他著作的版權的繼承權，而這正是她一直唯恐失去、小心翼翼地守衛著的物質利益」。他接著說道，索尼婭本能地預感到「某些不可挽回的、可怕的事情剛剛發生」。8月3日，發生了一場「噩夢般的爭吵」。索尼婭明顯地譴責切爾特科夫與她的丈夫有同性戀關係，託爾斯泰「氣得僵在那兒」。9月14日，又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切爾特科夫當著她的面對託爾斯泰說道：「如果我有一個你這樣的妻子，我會開槍打死自己。」切爾特科夫又對她說道，「只要我願意，我本可以把你的家庭從泥淖中拉出來，可是我沒有這麼做。」一個星期以後，託爾斯泰發現索尼婭已經在長筒靴中找到了他的秘密日記，並讀了它。第二天，他違背了他以前同妻子的協定，把切爾特科夫的相片重新掛在他的書房裡。當他出門騎馬時，她把相片撕了個粉碎，並在盥洗室裡用水衝走。接著，她燒掉一把玩具手槍，衝進花園裡。最小的女兒亞歷山德娜也常常捲入爭吵，她養成了一個習慣，對母親總是一副時刻準備還擊的姿態，這激怒了索尼婭，她喊道：「這到底是一個有教養的小姐，還是一個馬車夫？」——這些，無疑涉及家中最深的秘密。
10月27日至28日晚上，託爾斯泰發現索尼婭半夜裡悄悄地翻查他的文件，顯然是在尋找秘密遺囑。他喚醒亞歷山德娜，並宣布：「我現在就離開這兒——永遠。」當晚，他上了一列火車。第二天上午，切爾特科夫得意揚揚地將此事告訴了布爾加科夫，「他臉上洋溢著快樂和激動」。索尼婭得知這個消息後，縱身跳入池塘。這以後，她曾幾次企圖自殺，雖然這些行為不那麼令人信服。11月1日，託爾斯泰染上了支氣管炎和肺炎，不得不離開火車，被安頓在梁贊-烏拉爾線上的阿斯塔波沃車站。兩天後，索尼婭及其子女乘快車趕來探望他。7日，傳出了預言家去世的消息。託爾斯泰生命中的最後歲月令人心碎，特別是對那些欽佩他的小說的人而言，因為他們從中看不到體現了理論爭執的、對重大問題的崇高辯論，而是充塞著猜疑、怨恨、報復、狡詐、背叛、脾氣暴躁、歇斯底裡以及褊狹卑劣的行徑。這是最惡劣的家庭爭端，由於一個好幹涉別人生活、自私自利的外人的介入而惡化，並以徹底的災難為結局。後來，託爾斯泰的崇拜者們努力想把阿斯塔波沃車站臨終床上的場景變成一幕「聖經」般的悲劇，但事實卻是，他那暴風雨般的漫長人生的結尾並非轟然巨響，而是一聲哀鳴。
託爾斯泰的例子再次說明，當一個知識分子以人為代價追求抽象的思想時將會有什麼結果。歷史學家總是喜歡把這看作是一個序幕，一個很快席捲了整個俄國的重大的民族災禍的並不足道的個人序幕。託爾斯泰試圖帶來一場他認為絕對必要的徹底的道德改革，結果卻毀滅了家庭，也毀滅了他自己。然而他仍然渴望著並預言——而且通過他的作品極大地鼓勵著——俄羅斯自身的一場千年的變革，不是通過他所鄙視的那種漸進的、艱難的改革，而是通過一場火山爆發般的社會劇變。
不久，這場變革終於到來了，它是一系列託爾斯泰無法預見的事件的結果，其實現的手段會讓他想到就不寒而慄。這場變革使託爾斯泰所有關於社會復興的學說變得毫無意義，他所熱愛的神聖的俄羅斯似乎被永遠地毀滅了。令人厭惡而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之而來的新耶路撒冷的主要犧牲者正是他所熱愛的農民，2000萬農民成了思想的祭壇上成批被屠殺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