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
摘 要:回顧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歷程,70年民俗學學科建設經驗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學科建設始終與國家社會需要密切相關;學科體系與人才隊伍建設是學科發展的基石;學科理論的階段總結與推進是學科方向的保障;始終保持以人為本的學科意識。論文並從學科的自主性與獨立性、實踐性與歷史性、本土性與國際性、融合性與開放性四個方面討論了新時代民俗學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中國民俗學; 民俗學學科史; 鍾敬文; 民間文學; 70年
基金: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重大項目「新中國70年社會治理研究」(18ZH011)
中國民俗學學科經過萌發階段的積累孕育,探索時期的初步建設,提升階段的快速成長,目前進入到轉型躍升的關鍵時期。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與長足進步。在此背景下,總結民俗學學科建設歷程與發展經驗,借鑑國內外及相鄰學科優秀研究成果,反思民俗學研究路徑與學術倫理,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將更有助於確立民俗學科「安身立命」[1]的合法性,使之成為助益時代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偉大學科」[2]。
一、70年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歷程
從1918年北京大學歌謠徵集運動開始,現代中國民俗學已走過百年曆程。百年樹人,如果將學科建設史比作生命成長史,民俗學是飄灑於新文化運動之風的種子,孕育於民間文學和民俗研究的沃土,在新中國成立後破土而出,經歷一段曲折之後,終於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強筋壯骨,顯露模樣,在21世紀學人的培育下,風華正茂,茁壯成長。
一般認為中國現代民俗學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將目光投注到平民文學與民間風俗,伴生了「眼光向下的革命」[3]。1918年北京大學歌謠徵集運動標誌著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開端,經過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杭州時期三個重要時段,在周作人、劉半農、胡適、顧頡剛、常惠、董作賓、茅盾、魏建功、鍾敬文、陳錫襄、楊成志、錢南揚、江紹原、婁子匡等一批學者的努力下,民國時期的民俗學在學術研究、課程設立[4]、刊物建設[5]、學會建設、人才培養[6]、田野調查[7]、民俗博物館籌建等方面做出大量成績。民俗學學科主要研究對象——民間文學和民俗事象的搜集研究獲得了突出成就。整體而言,民間文學研究體現出「文史之學」的特性,但民間文學向民俗研究領域過渡的傾向也有所顯露。之後,抗日戰爭的爆發雖然對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的發展造成衝擊,但仍然形成了俗文學派、社會-民族學派以及大西南民間文學採錄與延安民間文藝採風學派等局部發展高潮與重要研究成果[8]。
(一)前30年:民間文學一枝獨秀(1949-1977)
毛澤東於1942年5月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新中國成立後一段時間內持續影響了民間文藝事業的發展,它抬升了民間文藝的地位,確定了社會主義的文藝方針,通過改造舊文藝、發展新文藝,突出了民間文藝為革命鬥爭和政權建設服務的社會和政治功能。新中國成立後,建設社會主義新文藝仍然是國家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建設的重點。階級鬥爭格局全面影響了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發展路徑,民俗學因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學問,受到人為遮蔽,民俗研究退居幕後,民間文學方向受到特殊重視。這一時期,民間文學進入高等教育體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並多方面參與民間文藝的搜集與研究,成為民俗學學科建設探索啟動階段的兩個重要方面。
首先,民間文學進入高等教育體系,民俗學學科的課程建設與人才培養正式啟動。1949年,鍾敬文開始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為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本科生開設民間文藝課程,並將蘇聯及國內資深學者的22篇文章選編為《民間文藝新論集》[9]作為教學參考資料。趙景深、羅永麟也曾分別於復旦大學、震旦大學講習民間文學[10]。1950年,全國第一次高等教育會議上頒布的《高等學校課程草案》[11]將「民間文藝」設定為中國語文系選修課,正式確定了民間文學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1952年的「院系調整」特別強調進行以蘇聯模式為中心的高等教育改革,扶持符合國家建設需求的專業人才,民俗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被打上資產階級烙印,受到衝擊,而民間文藝因為符合蘇聯課程設置和社會建設需求得到了保留。在1953年頒布的《師範學院教學計劃(草案)》中,「民間文藝」的名稱為適應蘇聯課程模式被調整為「人民口頭創作」,並開始成為必修課[12]。這一年,鍾敬文開始招收北京師範大學第一批民間文學專業研究生,並於1955年成立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這次民間文學專業在高校的建設持續到反右傾運動之前[13]。
其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民俗學相關社會組織建設與期刊建設得到發展。新中國成立前夕,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宣告成立,鍾敬文在成立大會上提出設立民間文藝學專業機構的倡議獲得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的認可。1950年3月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宣告成立,周揚在講話中強調要以社會主義新文藝方針引領研究會建設,「為新中國新文藝創作出更優秀的更豐富的民間文藝作品」[14]。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後,於1950年11月-1951年9月刊發《民間文藝集刊》,1955年4月-1962年6月刊發《民間文學》月刊(後改為雙月刊),主要發表民間文學作品、民間文學評論以及蘇聯學者的理論研究文章。劉錫誠談到其中鍾敬文撰寫的《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文章時,認為它「在蘇聯口頭文學理論的影響下,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口頭文學』、『人民口頭創作』等概念(術語)……並將其作者定位為『人民』或『勞動人民』……由他首倡的這種學術理念,幾乎流行了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15]。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提出各地領導幹部要搜集民歌,將民歌和古典詩詞視做新詩發展的基礎。《人民日報》4月14日發表的《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的社論正式拉開了新民歌運動的序幕。在此背景下,以中國三大英雄史詩為代表的史詩和長篇敘事詩等民間文學作品的收集以及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史的建設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新民歌運動造成的民間文藝勃興的假象和極「左」思潮影響下文學政治化的亂象嚴重影響了民間文學的生態與價值。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民間文學的教學和科研機構被取消,民俗傳統作為封建文化受到嚴重衝擊,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處於停滯狀態。
(二)後40年:民俗學與民間文學並蒂花開(1978-2019)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偉大轉折,民俗學學科建設才重新得以恢復。進入學術春天的中國民俗學一掃往日陰霾,在新的社會環境下呈現出勃勃生機。從穩步發展階段過渡到轉型躍升階段,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研究花開並蒂、相得益彰,民俗學學科建設快速提升,並日趨成熟。
1.民俗學學科建設的穩步發展階段(1978-1997)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政治文化生態得到良性變革。以鍾敬文為代表的學者抓住這一歷史機遇,積極投身民俗學學科建設。在一系列努力之下,學科建設要素,包括師資隊伍、教材建設、期刊平臺等逐漸配齊,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研究同步發展、結構體系日益清晰,民俗學學科穩中求進,學科建制趨於成型。
(1)民間文學繼續發展,取得重要成績。
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漢召開了文科教材座談會,受政治運動影響而在20世紀60年代停開的民間文學課程重新被納入大學教育體系[16]。但師資潰散與教材缺乏嚴重阻礙著民間文學的課程建設。這年冬天,「《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教材編寫及學術研討會」在西北民族學院(現西北民族大學)召開,鍾敬文利用該機會召開座談會,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的研究力量重新得到整合與動員。1979年初,受教育部委託,鍾敬文主持開設了民間文學進修班,一邊進行學術骨幹培訓,一邊利用一年的時間組織學員編寫了《民間文學概論》教材。這一支學術隊伍後來在各高校民間文學專業建設與課程研發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編寫的教材也成為當前民間文學專業使用最普遍的教程。此後,多所高校開始陸續招收民間文學碩士研究生,北京師範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初最先成為民間文學、民俗學博士培養單位。這個階段,民間文學教材,如《民間文學基本知識》《民間文學概論》《中國民間文學概要》《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民族民間文學基礎理論》《簡明民間文藝學教程》[17]等出版,民間文學學科建設逐漸走上正軌。
鍾敬文對於「民間文藝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也進行了系統自覺的探討。「民間文藝學」的概念是鍾敬文在1935年提出的[18],在這一時段他又陸續發表《把我國民間文藝學提高到新的水平》《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民間文藝學》《建立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19]等報告和演講,號召建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從實際出發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的民間文藝學」[20]。
就學術研究而言,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在神話研究(鍾敬文、袁珂、張振犁、馬昌儀、烏丙安、李子賢、劉錫誠、王孝廉、葉舒憲、陳建憲、呂微、鹿憶鹿、鍾宗憲、田兆元、陳連山、劉宗迪、楊利慧等),故事研究(劉守華、許鈺、姜彬、劉魁立、金榮華、祁連休、顧希佳、江帆、萬建中、李揚、林繼富、施愛東、陳崗龍、康麗等),史詩和敘事詩研究(潛明茲、郎櫻、楊恩洪、朝戈金、尹虎彬、劉亞虎、巴莫曲布嫫等),傳說研究(趙景深、羅永麟、張紫晨、程薔、賀學君、陳勤建、陳泳超、陳益源、劉惠萍、陳金文、鄒明華等),歌謠研究(賈芝、柯楊、陳子艾、葉春生、郗慧民、王娟、夏敏、毛巧暉等),民間小戲研究(張紫晨、譚達先、烏丙安、王秋桂、施德玉等),笑話研究(趙景深、段寶林、王傑文等),語言民俗研究(朱介凡、曲彥斌、黃濤等)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21]。伴隨著西方傳播學派、神話學派、原型批評理論、精神分析法、故事形態學、口頭程式理論、表演理論、民族志詩學等理論流派與研究方法的引入,中國民間文藝學的研究範式得以更新與突破。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原「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87年改為現名)在民間文學期刊建設、民間文化遺產普查與保護工作中也支持了民俗學學科的建設。
在期刊建設方面,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上海分會(後改稱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先後創辦的《民間文藝集刊》(1981-1985)、《民間文藝季刊》(1986-1990)、《中國民間文化》(1991-1997),在外國民間文學流派介紹、民歌手與故事家研究、都市民俗學、新故事研究等方面開風氣之先。1982年,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依託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開始出版官方學術刊物《民間文學論壇》,打造民間文學前沿討論和組織建設的重要平臺[22]。《民間文學論壇》(2008年復刊為《民間文化論壇》)、《民俗研究》(山東大學主辦)、《民族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主辦)、《民族藝術》(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主辦)、《西北民族研究》(西北民族大學主辦)、《文化遺產》(中山大學主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辦)以及一大批高校學報,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3]《中央民族大學學報》《華中師範大學學報》《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等成為新時期中國民俗學學科的主要期刊陣地。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聯合籤發了《關於編輯出版〈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的通知》[24]。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作為發起者和組織者,於1984年起領導進行了全面、系統、科學的全國民間文學普查工作,最終「在1984-1990年間,全國約有200萬人次參加了民間文學普查採錄工作,各地共搜集民間故事184萬篇,歌謠302萬首,諺語748萬餘條,總字數超過40億字。各地編選縣、地、市卷本約有3000餘種」[25],形成了規模空前的民間文學作品搜集整理高峰。此後,2003年起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發起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以及2018年實施的《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等在民間文學、民間藝術搶救、普查、整理、編輯、出版等方面也付出了諸多努力,做出了重要貢獻。
(2)民俗學恢復建設,並取得獨立學科地位。
1978年在鍾敬文的奔走聯絡之下,顧頡剛、白壽彝、容肇祖、楊堃、楊成志、羅致平、鍾敬文7位教授以《建立民俗學及其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致函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同志,倡議系統編寫研究民俗志、民俗史,並成立民俗學研究機構[26]。在一系列努力之下,1983年5月中國民俗學會正式宣告成立,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全國性民俗學研究團體,在學術共同體建設、學術交流、國際合作、政府協同等方面始終發揮著重要引領作用。期間遼寧大學、牡丹江師範學院開設「民俗學」選修課,「遼寧省首屆民俗學學術研討會」召開,遼寧、吉林、浙江等地方性民俗學會成立,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遼寧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高校相繼成立民俗學社[27],也是民俗學學科建設的重要事件。
1983年,中國民俗學會和少數民族文學學會聯合舉辦的「首屆全國民俗學與少數民族文學講習班」在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開班,費孝通、鍾敬文、楊成志、楊堃、馬學良、白壽彝、羅致平、常任俠、容肇祖、伊藤清司、劉魁立、張紫晨等28位學者授課,150名學員參加學習。張紫晨選編的《民俗學講演集》是這次課程的成果集[28]。1987年9月又於門頭溝民俗博物館舉辦了第二屆民俗學講習班。它們培育了新時期民俗學學術力量,撒下遍布全國各地的學術火種,講習班中的多位學員後來成為了民俗學學科的中堅力量。
在高校教育體制中,民俗學原沒有獨立學科地位,只能依託「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下的「民間文學」二級學科發展。1979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全國暑期民間文學講習班上,鍾敬文最初提出在全國高校設立「民俗學科」的想法[29],之後鍾敬文開始在北師大開設民俗學課程,招收民俗學專業碩博研究生。1988年北師大民俗學學科開始成為國家級重點學科,1996年被教育部列入「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1992年鍾敬文開始主持編寫《民俗學概論》[30],歷時6年出版發行,與《中國民俗學》《中國民俗與民俗學》《民俗學概論》以及後來的《民俗學導論》《中國民俗概論》《民俗學概論》《民俗學概論新編》等[31]一起成為民俗學專業的主要教材。
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重新調整學科目錄,民俗學成為法學門類「社會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開始在國家學科建制中獲得獨立學科地位。從屬於社會學一級學科的定位為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研究都帶來了機遇和挑戰。截至2012年,「全國已有10多所大學和研究院所設立民俗學博士點,設立碩士點的單位則達到近50家」[32]。
在民俗學結構體系、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民俗學與民間文學專業關係上,鍾敬文同樣做了系統的思考和規劃,1980年以後他圍繞該主題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進行討論,比如《中國民俗史與民俗學史》《關於民俗學結構體系的設想》《民俗學的歷史、問題和今後的工作——1983年5月在中國民俗學會成立期間的講話》《民俗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及方法論》《民俗學與民間文學——在北京師範大學暑期民間文學講習班上的講話》[33]等。最終1998年在中國民俗學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暨中國民俗學運動80周年紀念大會上,鍾敬文做了《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芻議》發言,正式提出「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口號,全面闡述了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中國民俗學派的特殊性格、旨趣和結構體系以及今後的發展方向等,為中國民俗研究的發展路徑與學科目標做了系統論述[34]。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少數民族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研究成果突出,為民俗學學科建設提供了重要支撐。如,仁欽道爾吉、滿都呼、郝蘇民、邢莉、朝戈金、敖其、色音、陳崗龍等學者為代表的蒙古族民間文學民俗學研究,朱宜初、李子賢、楊知勇、鄧啟耀、傅光宇、張福三、朱霞等做的雲南少數民族文學與民俗研究,馮元蔚、馮敏、巴莫曲布嫫等為代表的彝族民俗學民間文學研究,梁庭望、廖明君、楊樹喆、陳金文、許曉明等從事的壯族民族民俗研究,降邊嘉措、楊恩洪、崗措、範長風等為代表的藏族民族民俗研究,以及郎櫻等在維吾爾族,白庚勝等在納西族,鄧敏文、劉亞虎等在侗族,富育光、江帆等在滿族,李建宗等在裕固族,邱國珍等在畲族所從事的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研究等。「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35]是中國民俗學的主要特徵之一,在中華民俗文化大格局下進行多樣化與在地性的民族民俗與民間文學研究符合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特色,也有助於涵養中國民俗文化的宏大氣象。
2.民俗學學科建設的轉型躍升階段(1998年至今)
步入21世紀,中國民俗學學科在民族文化振興和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背景下,在全球化與國際化交流融合的潮流裡,在學科屬性與學術範式反思更新的過程中,學科地位得以顯著提升,研究視野與研究方法實現轉型跨越。依靠歷史、立足當下、對話國際、朝向未來的民俗學學科建設,成為民俗學界同仁的主要共識與努力方向。
(1)民族文化振興和國家文化發展戰略背景下,民俗學學科地位顯著提升。
從文化大革命曲折經歷到改革開放後的國家文化熱潮,「中國經歷了一個從把自己在現代所遭遇的問題歸咎於自己的文化,到把完成民族國家建設的未竟事業寄望於自己的固有文化的轉變」[36]。新時期國家文化發展戰略中,1986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2005年國務院《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05年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等五部委《關於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的意見》,2012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三部委《關於加強傳統村落保護發展工作的指導意見》,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等國家政策和文件精神為以民眾生活文化為研究對象和以村落為田野傳統的民俗學學科提供了寬鬆而積極的政策環境和學術機遇。通過切實參與、協助、指導文化工程實施,並申請、論證相關研究課題,民俗學的學科意義與學術價值獲得社會廣泛關注與公眾深度認可,民俗學學科的社會地位得到迅速提升,民俗學者的研究能力與實踐經驗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鍛鍊。
(2)在全球化與國際化交流融合中,民俗學學科視野得到擴展。
改革開放,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民俗學學科的全球化與國際化交流融合迅速發展,官方層面、民間層面與國際學界的聯繫對話取得了重大進展。從官方層面而言,中國民俗學會、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等組織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在國際交流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86年進行的中國-芬蘭聯合調查[37],1990年之後進行的「中日農耕文化聯合考察」[38],1990年中澳在廣東江門的考察,1994年成立的亞細亞民間敘事文學學會,1996年成立的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2006年中國學者開始參加的每年一屆的美國民俗學年會,2011年發起的「中美非物質文化遺產論壇」,2013年開始進行的中美民族志博物館交流與暑期研究生研討,2014年於湖北孝感舉辦的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第15次年會,2016年「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17年「國際民俗學聯合會」成立等等,都離不開以中國民俗學會為代表的相關組織的參與協調。高校民俗學項目點之間的交流,比如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與民俗學系聘任美國崴淶大學張舉文教授擔任兼職教授並舉辦「民俗翻譯工作坊」[39],邀請日本福田亞細男教授圍繞「日本民俗學的形成、發展與展望」展開系列講座[40]等,都極大促進了國際前沿學術的交流切磋與合作共進。
此外,民俗學及相鄰學科學術經典的譯介,比如「外國民間文學理論著作翻譯叢書」(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世界民間文化譯叢」(上海文藝出版社),「原始文化名著譯叢」(上海文藝出版社),「外國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譯叢」(中華書局),「民間文化新經典譯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商務印書館),「日本民俗學譯叢」(學苑出版社),「當代日常文化研究系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漢譯人類學名著叢書」(商務印書館),鳳凰文庫「海外中國研究系列」(江蘇人民出版社),「人文與社會譯叢」(譯林出版社)等對中國民俗學學科的理論建設、方法探索、學科對話產生了重要影響。值得說明的是,在引介國外經典之外,中國民俗學在國際交流中開始走出去,形成中國民俗學派的國際影響力。中國民俗學人赴國外交流訪學以及民俗學者之間的交往都更加常態化。中國史詩研究已躋身世界先進行列,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經驗與學術研究成果也獲得了國外學者的諸多關注,「2015年《亞洲民族學》刊發中美民俗學者共同對中國民俗學學科成長與成熟的反思;2015年《美國民俗學刊》刊發首個有關美國華裔和亞裔民俗的特刊;2016年《美國民俗學刊》神話特刊中突出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2017年美國《西部民俗》發表了有關中國非遺研究特刊」[41],中國民俗學者開始在國際學術平臺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外民俗學者的交流、合作、對話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邁進。
(3)學科屬性與學術範式更新過程中,民俗學學科立足之本逐步夯實。
20世紀90年代以後,圍繞民俗學的現代轉型,中國民俗學界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百家爭鳴的學術潮流。這一潮流是在反思研究傳統、對話哲學理論、參與公共建設、面對日常生活、學習優秀經典等多種背景下交織產生的。總的來說,民俗學學科如何自證其在現代社會科學體系和社會生活現實中的合法性成為學者們反覆思考和論證的主題。
民俗學的現代轉型立基於對傳統民俗學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視野、研究倫理的全面反思和總結。一般認為,傳統的民俗研究是朝向「過去」的,民俗之「俗」是事象、文本本身,民俗之「民」是勞動人民為代表的下層民眾,他們是研究的客體、教化的對象、俗的承載者,民俗研究方法是傳統的文史研究或者「遺留物」學說。這種傳統的民俗研究不僅使民俗學學科無法應對社會現實,無法與生活變遷同步,也無法面對人民的需求,民俗學學科存在的理據遭受質疑。
圍繞共同的問題意識,民俗學人從不同側面和角度進行了關注回應,且彼此間理論觀點與研究路徑多有交叉融合,綜合來看,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幾種研究取向:
日常生活研究。高丙中借鑑現象學中「生活世界」的理論,將民俗學的研究對象擴展為民眾的生活整體,將日常生活作為民俗學的「對象」「方法」與「目的」,將民俗作為實現日常生活研究的途徑[42]。這一觀點對民俗學轉型產生了重要影響,眾多學者以理論對話或經驗研究回應了這一理論。
實踐民俗學理論。呂微、戶曉輝針對經驗民俗學取向提出做純粹哲學探討的實踐民俗學理論,以建立民俗學的整體研究和先驗研究。劉鐵梁、王傑文、蕭放、鞠熙等學者圍繞經驗意義的「實踐」概念進行了對話與再闡釋[43]。
公民社會視角。高丙中在近期研究中將民俗之「民」從國民發展到公民,將其從研究對象發展為實踐主體,為民俗之「俗」賦予公共文化屬性,產生了「公民社會」系列討論。實踐民俗學對於自由意志、公民、交互主體關係等主題同樣做了諸多深刻探討。「交流式民俗志」、個人敘事研究亦有力地參與了這一討論[44]。
感受生活的民俗學。劉鐵梁倡導「感受生活的民俗學」,他強調將民俗放在生活中,以感受的方式進行生活整體研究,提出「標誌性文化統領式民俗志寫作」方式[45]。
家鄉民俗學理念。安德明的「家鄉民俗學」關注將家鄉民俗文化作為研究對象,學者以局內人的視角做平等交流、同情理解、理性批判的觀點[46]。
對語境的關注。隨著表演理論、民族志詩學、口頭程式理論等的引介,「語境」成為民俗學關注的一個關鍵概念。劉曉春認為從「民俗」到「語境中的民俗」體現了中國民俗學研究範式的轉型,他以「時空、人、社會、表演、變遷、日常生活」為關鍵詞列舉了民俗學者相關研究成果[47]。
記憶研究。以記憶為核心,討論記憶與傳承、建構的關係等。王曉葵為代表的學者在討論民俗學的記憶研究、災難記憶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績[48]。王霄冰、林繼富等學者為代表,探討中國民俗學民間文學儀式與口頭傳統當代呈現[49]。
身體民俗學研究。彭牧、王霄冰等為代表的學者關注身體本身及身體與社會、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並對身體民俗學作為民俗學研究領域的歷史、理論與方法進行了探討[50]。
民俗主義討論。周星以「民俗主義」為觀照,反思了民俗學者「耽溺於鄉愁」的傾向,呼籲通過對「權力利用、意識形態滲透、商業化、大眾傳媒、學術研究」下的民俗進行研究以面對和回應當代社會現實,引起了眾多關注[51]。楊利慧具體論述神話主義的系列文章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52]。
歷史民俗學與禮俗互動研究。以趙世瑜、蕭放、張士閃等為代表的學者突破單一的民間視角,研究國家政治、禮制傳統與民眾文化之間的互動共生以及互動所生成的社會機制與文化認同問題[53]。
現代化、城市化背景中的民俗研究案例。陶思炎、黃永林、田兆元、施愛東、徐贛麗、李揚、張敦福、王傑文、嶽永逸等學者就應用民俗學、中產階級民俗研究、旅遊民俗學、網絡媒體民俗研究、都市民俗學等進行研究,突破了傳統民俗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場域,為民俗學轉型做出了有益示範[54]。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華中師範大學、中山大學等院校在民俗文化數位化與資料庫建設及研究方面做出的嘗試與貢獻值得肯定。
除此之外,陶立璠組織出版了31卷本的《中國民俗大系》,這是一個浩大的民俗事象記述工程。柯楊在花兒會研究方面的成果,葉春生關於嶺南地區民俗文化的研究,劉鐵梁在民間自治組織與儀式行為研究方面的成果,趙世瑜在廟會方面的研究,董曉萍關於四社五村用水民俗的調查,鄧啟耀做的民族服飾調查,江帆、祝秀麗、林繼富等關於故事家的研究,段友文長期關注的黃河流域民俗研究,田兆元關於文化遺產的開發與應用研究,蕭放的歲時節日研究與人生禮儀實踐研究,何彬關於喪葬儀式的研究,萬建中的禁忌習俗研究,鄭土有在城隍信仰方面的成果,楊樹喆的壯族民間師公文化研究系列論文,朱霞關於雲南諾鄧井鹽生產民俗的研究,葉濤關於泰山香社與石敢當信仰的研究,劉宗迪結合天文學、地理學進行的《山海經》研究,黃濤以親屬稱謂為代表的語言民俗學研究,陳泳超對山西省洪洞地區的傳說及信仰研究,安德明關於甘肅天水地區農事及信仰習俗的調查,刁統菊在姻親關係與親屬制度研究方面的成果,季中揚關於民間藝術的研究以及諸多學者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題的研究等都擴展和深化了民俗學的研究內容,成為民俗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案例。
二、70年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經驗
從世界範圍內民俗學的發展歷程來看,不同國家的民俗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發展路徑:德國民俗學從具有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特性的民間詩學轉型為經驗文化學、歐洲民族學研究;英國民俗學以進化論人類學為主要特徵,後轉向民間生活研究;芬蘭民俗學從《卡勒瓦拉》史詩研究開始逐漸成為國學,形成了歷史-地理學派,民間故事類型研究範式,後勞裡·航柯以「傳統生態學」「民俗過程理論」引導民俗學實現經驗研究與功能主義轉向;俄國民俗學體現出社會主義改造的特點;美國民俗學逐漸突破口頭傳承的研究與歐洲民俗學影響,走向小群體交流實踐的研究,表演理論、民族志詩學理論、口頭程式理論成為主流理論,公共民俗學亦成為美國民俗學的特色方向;在日本,柳田國男開創的鄉土研究、常民研究、歷史研究對日本民俗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福田亞細男促進了民俗學的學院派建設,菅豐為代表的學者以「新在野之學」和「大民俗學」概念倡導民俗學的民間性與實踐性,形成了對前代的尖銳批判。
中國現代民俗學學科從歌謠運動時期開始萌芽,改革開放後建設成為國家學科,現在憑藉非物質文化遺產運動的東風,成為助力鄉村建設與文化傳承的重要依託,在世界民俗學範圍內顯示出獨具中國特色的風格和氣派。總結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經驗可以得知,正是因為有服務國家社會需要的意識、重視學科體系與人才隊伍建設、堅持對學科理論的探索與反思,同時保持以人民為本的學科意識與學科優勢,中國民俗學學科得以在結構和內容、學術性與社會性、科學性與人文性上實現均衡良性的發展。
(一)學科建設始終與國家社會需要密切相關
學術根植於時代的土壤。中國民俗學學科發展和變革的每一個階段——從新文化運動時期具有平民意識的民俗學學科開始萌芽,到1949-1966年階級意識影響下偏重勞動人民口頭文學研究的學術取向,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時民俗學學科建設停滯,1978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確立後,民俗學學科的快速發展,20世紀90年代民族文化振興背景下的躍升成熟——民俗學學科的建設始終與當時的國家社會政治環境、文化生態息息相關、密切關聯。
民俗學人因時入世、求實擔當的學科精神與責任意識在國家社會建設進程中得到深刻體現。鍾敬文回憶20世紀初的民間文學運動時說,「當時我們收集、研究民間文學,不但在活動的產生上有顯著的時代、文化背景;就是在活動的行為動機上,也跟當時的國情和民眾(包括兒童)的文化現狀和改革要求,密切聯繫在一起」[55]。新時期,國家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民俗學者們熱情參與並深度介入了這一進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程、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地方志書與綜合年鑑建設、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等項目中都凝聚著民俗學者的心血與貢獻。尤其在助推完善現代國家時間制度、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工作中,民俗學者付出了大量努力[56]。
新中國成立以後實行新的公曆紀元,傳統的夏曆制度以及民族傳統節日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在韓國江陵端午祭成功申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刺激下,民族傳統節日重新受到政府與社會關注。中國民俗學會在傳統節日復興過程中起了主要推動作用,2004-2007年,中國民俗學會先後接受中央文明辦、文化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委託,完成「中國節假日體系研究」課題和「民俗傳統節日與國家法定假日」課題報告。2005年2月14日-15日,中國民俗學會與北京民俗博物館聯合召開首屆東嶽論壇暨「民族國家的日曆:傳統節日與法定假日國際研討會」,劉魁立、烏丙安、劉鐵梁、朝戈金、呂微、陳勤建、周星、蕭放、高丙中、麻國慶、劉曉峰、陳連山、黃濤、巴莫曲布嫫、安德明等30餘位知名民俗學者與理察·鮑曼、麥可·瓊斯、馬克·史密斯、華瀾等來自美國、法國、俄羅斯、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的民俗學者共同探討人類節日文化與各國傳統節日保護經驗,產生了極大的國際國內影響[57]。這些學術研究與論證工作共同推動了2005年《關於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的意見》的實施[58]。在之後的節假日改革方案研討與傳統節日保護實踐中,民俗學者繼續在國家決策方面提供著智力支持[59]。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是近年來國家文化建設的重點。民俗學專業成為非遺搶救記錄、保護傳承的主力軍。民俗學者一方面通過學理研究與田野調查關注反思非遺保護效果、完善中國非遺方案,另一方面作為行動者和實踐者,切實參與到非遺名錄評定、非遺傳承人認定,國家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認定與評估之中。對於非遺的宣傳和傳播,例如《非遺中國行》《非遺公開課》《尋找中國三大英雄史詩傳承人》等節目的策劃製作,民俗學者也參與了部分工作。2012年中國民俗學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學術諮詢機構,2016年成功協助申請「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進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通過參與傳統節日保護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工作,民俗學學科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得到彰顯,公眾認知度得到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核心概念與保護實踐也成為學科知識新的增長點,烏丙安、劉魁立、劉錫誠、陶立璠、陳勤建、董曉萍、朝戈金、高丙中、巴莫曲布嫫、蕭放、陳華文、安德明、劉曉春、王霄冰等諸多學者對文化空間、社區、倫理、本真性、原生態、地方性、公共性、活態保護、整體性保護、遺產化、公共民俗學等內容的討論,推動了民俗學的研究發展。
(二)學科體系與人才隊伍建設是學科發展的基石
中國民俗學學科帶頭人鍾敬文教授在學科體系與人才隊伍建設中做了大量工作。如前所述,無論是民俗學學科體系,還是民間文藝學學科體系,抑或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的學科關係,事實上還包括民俗文化學建設[60],鍾先生都進行了論證和學科體系設計。目前,學科點一般將民間文藝學作為民間文學專業,實行民俗學與民間文學平行建設的模式。一直縈繞著民俗學學科的學科歸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1997年學科目錄調整後,民俗學成為社會學二級學科,民間文學成為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自設的二級學科,或者民俗學二級學科下的研究方向,這給民俗學專業和民間文學專業都帶來一定挑戰[61]。按照鍾先生的設想,民俗學科應成為橫跨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一級學科,實行適宜於民俗學研究特色的學科建制。只是這一宏偉規劃難以實現,在當前情況下,將民間文學作為中國語言文學下的二級學科,民俗學作為社會學下的二級學科進行建設是較為切合的方案。
關於民俗學的結構體系,鍾敬文先生曾做過明確規劃,包括民俗學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學史、民俗學方法論、民俗資料學六個部分,歸納為理論的民俗學、歷史的民俗學、方法和資料的民俗學三個方面[62]。「系統的民間文藝學」學科體系包括原理研究、歷史的探索和編述、評論工作、方法論及資料學[63]。目前伴隨著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的教材建設、學術史撰寫、專題史梳理、資料整理、分支學科建設、理論與方法建設等工作的展開,民俗學學科建設取得了較大成績。但針對具體民俗事象與民間文學對象的研究仍不平衡,當代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研究作品較少,具有影響力的學術力作缺乏,民俗學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斷層,收集的民俗資料未有效展開運用,民俗學學科的建設仍然任重道遠。
代際人才與專業隊伍的培養同樣重要。在民俗學學科建設過程中,鍾敬文十分注重人才培養工作。合理的學術梯隊、專業的研究骨幹、民族地區的學人培養、交叉學科人才訓練以及公眾的文化普及,他都非常用心。曾經在民間文學和民俗學講習班上的學員目前已成為各高校相關專業的學術中堅。2012年,承繼這一傳統,「中國民俗學研究與新時期國家文化建設」全國研究生暑期學校再次舉辦,在推進研究生教育、擴大同行合作、增強學科溝通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64]。華東師範大學民俗學研究所舉辦了多屆暑期民俗學專題班,效果明顯。目前中國民俗學學科在加強學術共同體建設,普及民俗學本科人才培養,拓展學科應用人才教育方面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三)學科理論的階段總結與推進是學科方向的保障
學科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對於學科理論的總結與反思必不可少。就意識形態而言,它是思辨學者科研價值觀的哲學基礎,是反思學術對象、研究方法、科研倫理的根脈源泉。就研究活動而言,它構成了學術對話與交流的平臺,是完善和提升學科建設的重要引領。
回顧總結70年學科建設經驗可以得知,學術研究是影響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學術研究中的範式積累和範式轉型,直接影響到學科的整體面貌和發展程度。早期民俗學[65]研究受到英國人類學派、法國社會學派以及傳統訓詁學方法、類型研究、比較研究等理論和方法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以後,對蘇聯民間文藝學的借鑑學習佔據了主流地位。民俗學的當代轉型過程中,表演理論、口頭程式理論、民族志詩學、記憶理論、現象學流派、實踐論、田野調查方法等理論流派和方法發揮了重要影響。它們在結構與解構、野蠻與文明、本真與建構、文本與語境、傳統與現代、客觀與主觀、客體與主體、科學與文化等方面的討論直接影響到民俗學的學術研究,不僅為民俗學學科提供了民俗事象、文學文本、日常生活的分析方法,而且在現代民俗學、未來民俗學「安身立命」的哲學基礎與終極關懷的問題上提供了諸多視角與觀點。近幾年來,交互主體、主體間性、公共文化等理論成果在引領民俗學研究倫理反思方面產生了較大影響,民俗學傳統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視角等都遭遇了巨大挑戰,呈現出新的生機。但至關重要的是本土中國民俗學理論需要總結提煉。鍾敬文先生在這方面有強烈的自覺意識,他在1998年中國民俗學年會上就提出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主張,後出版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一書,系統闡述了中國民俗學的學科理論構架,引領並實際推動了中國民俗學的發展[66]。
(四)學科建設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學科意識
「人生活在民俗裡,就好像魚生活在水裡,兩者是須臾不可分離的東西。」[67]人民為本的思想內含於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之中。可以說,民俗學學科從建設到成熟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生成於「以人為本」的學科意識不斷自覺的過程。
民俗學學科建設萌芽於關注平民文學和知識的新文化運動之中,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了探索新文學、新文化形式,將目光投注到民間文學和民俗事象之中,為了「學術的」「藝術的」目的,民間文學受到重視[68]。這個時期,民間文學的主體——民眾被認為是待啟蒙和指導的,董作賓在《為〈民間文藝〉敬告讀者》中說,「我們要改良社會,糾正民眾的謬誤的觀念,指導民眾以行為的標準,不能不研究民間文藝」[69]。
1949年後17年的時間裡,民間文藝為政治服務、為階級鬥爭服務的功能被片面強調,甚至一度取代作家文學,民間文藝在文學史中佔據了主流地位。這一時期,人民大眾主要指「工人、農民、兵士和小資產階級」[70],他們被建構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體,但依然是被教育指導的對象。
1978年之後,以人為本思想發生實質性的轉型。首先,「民」的範疇擴大,它不僅指向勞動人民,更指向全體國民。其次,以往民俗學研究「見俗不見人」的現象得到改善,尤其「語境」思想引入之後,民間文藝與民俗田野中的講述者、聽眾、傳承人、研究者受到關注,民俗如何在人民生活中生成,又如何對民眾生活產生意義開始受到關注。再次,從「眼光向下」到「目光平視」,從「走向田野」到「走在田野」,從「啟蒙民眾」到「對話民眾」,從「我和他」到「我和你」,研究對象的主體地位得到確證,田野過程不再是工具性地從調研對象獲得資料,而演變成研究主體與被研究主體之間的對話協調。此外,民眾生活邏輯如何與知識分子知識體系、民族國家整體文化、異質性世界社會互動也引起了較多關注。
三、70年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反思
70年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史艱辛曲折也滿載成績。新時代的中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受到國家持續關注和重視,文化自信、民族振興的宏圖以及對人民美好生活嚮往的關切被提至戰略地位。在這樣的時代格局下,民俗學人如何以學識和素養推動學科建設,以擔當和責任助益社會建設與民族振興,需要我們守正開新,堅韌前行。
(一)學科的自主性與獨立性
作為與歷史傳統文化、民眾生活文化、民族國家文化休戚相關的學科,民俗學天然地具有聯繫民眾、資政建言、建設社會的學科優勢,民俗學人也應有責任、有能力去參與這一進程。但是對於參與的「理所當然性」,我們需要時刻保持審慎的自省與學理的反思,換言之,民俗學學科應有立足於學術本位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國際民俗學發展經驗和中國民俗學發展歷史告訴我們,民俗學具有「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現代性『原罪』」[71],為了建設民俗學學科的合法性,諸多學者進行了理論反思和轉型嘗試。倡導「公共性」是其中一種方案,呂微、戶曉輝、周星等多位學者進行了討論。周星認為我們強調民俗學的「實踐性」「應用性」的同時,不應遺忘民俗學的「公共性」,現代民俗學應「要求民俗學者不斷反思自己置身其中的狀況,包括與行政權力的關係,與商業資本的關係,與學術話語權的關係,等等」,「朝向能夠展開文化批評和社會評論的方向發展,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民俗學的社會價值和應用性,以造福於國民」[72]。
實際上,目前中國民俗學者廣泛參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進程,在提供諮詢建議、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助力村落治理與鄉村振興、發展民俗文化產業、促進民俗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積極的工作。這種參與不僅是「實踐性」的,也是「反思性」的。在經驗研究、深入田野和相關領域的過程中,他們從實際問題和難題出發,總結研究範式與研究方法的局限,論述學術轉型發展的必要,在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方面都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文化生態保護區理念的論證和提出是一個案例。這種反思的自覺性是參與具體社會進程的民俗學學科的必備品質,學術知識與理論邏輯並非具有先驗的真理性,學者、民眾以及多元主體的溝通共同促進著理論和實踐的完善和進步。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反思意識,學者的專業素養、專業能力、專業知識需要結合理論和實踐不斷提升,也就是說,學者對於學術本位的自覺意識,對於民俗學學科根本性的研究視角、學術旨趣需要有深切的把握能力。
(二)學科的實踐性與歷史性
民俗學向來有服務國家社會需要的傳統。尤其在當今時代環境中,伴隨著傳統文化熱潮,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需要,民俗文化和民眾知識受到政府、商業、媒體、學界等多種力量的關注和參與,良莠不齊的專業能力和目標各異的行為實踐使得「民俗文化資源的應用呈現出自發的無序狀態」,在這個背景下,作為以民眾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文化為研究對象的民俗學人,必須有責任、有能力、有熱情在堅守研究倫理的前提下提供智力服務與學理支持,以「推動地方文化傳統的重建和日常生活的秩序化」[73]。
「學藝」與「世功」是鍾敬文先生的堅守,他曾經在《建立中國民俗學派》中結合春節燃放煙花爆竹的問題談到民俗學者以專業知識參與政府決策的案例。實際上,民俗文化研究者以學科知識和學科關懷參與公共事務研討、公共文化建設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彌補其他實踐力量知識體系的不足,提出立足於民眾生活的建議。張士閃2011年起主持的《中國民俗文化發展報告》分年度、專題研究民俗文化的傳承變遷及當代社會發展問題,以學術研究支持社會服務、提供資政應詢,是「學以致用」的具體成果[74]。
歷史的民俗學研究是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的特色。鍾敬文在《建立中國民俗學派》中特別講到,「一般民俗學只講以上兩種(指理論民俗學與記錄民俗學——引者注)。不過我以為,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還應該加上歷史研究這一條。中國有豐富的歷史文獻,不進行歷史民俗學研究是說不過去的」[75]。他認為,歷史對於學者而言,「不僅僅是一種知識,還是一種教養、一種義務、一種道德,我們應該對學習歷史有自覺的要求」[76]。對於研究民俗文化模式的民俗學學科來說,有歷史觀的眼光是必要的,民俗傳統作為一種流動的精神力量,在中國歷史的文化長河中,沒有絕對的隔離與創建。從歷史社會整體來把握民俗文化事象,有利於打通上下層文化研究的分離,加深對歷史社會民眾生活文化傳承與變異的理解,為把握歷史社會的進程與節奏提供了觀測的方向與理解的基礎[77]。
歷史性與實踐性是內在統一的概念。民俗學關照歷史並非像歷史學一樣是為了解釋歷史變遷的規律,而是「探尋民眾生活文化的演變過程和民眾思想的內在邏輯」[78]。趙世瑜認為民俗學不同於主要研究歷史的歷史學和主要研究當今的人類學,它關注的是從「歷史」到「當今」的動態過程[79]。也就是說民俗學的過程研究遠比形態研究重要,這正是民俗學古今聯通研究的歷史性與實踐性統一的意義所在。
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學學科關注歷史性與實踐性,結合民眾生活傳統、地方文化傳統與國家社會需求開展了系列工作:2011年起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為依託,蕭放帶領課題組系統探討了人生禮儀傳統當代重建與傳承的知識系統與實踐路徑,並且結合國家發展需要與民眾日常生活邏輯設計了具有社會價值和實踐意義的人生禮儀指導方案;2017年,學科點承擔文化部、教育部中國非遺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舉辦「傳統節日儀式研討班」,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政府官員、高校學者、地方文化工作者共聚一堂,研討非遺知識,參與社會調研,通過深度的對話與溝通,服務民俗傳統,助力文化傳承;2017年起,專業開展了「百村社會治理調查」項目,以鄉村調研為手段,不同學科的學者們走在民間、傾聽鄉村、諮政建言,促進多元社會主體的形成與建立,促進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溝通與協商,促進全社會的共建共治與共享,產生了良好效果[80]。
(三)學科的本土性與國際性
中國民俗學學科的建設需要以建立民俗學的中國學派為指引,在對接國際性與本土性的過程中,實現學科概念和話語理論的傳襲和借生,提出原創性、主體性的理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在接軌國際民俗學領域過程中實現中國民俗學本土化建設,需要關注兩個核心概念:傳襲和借生。
「傳襲」指的是從民俗史或者民俗學史積累中沿襲傳承的學術概念或理論體系。在中國,對民俗的關注有悠久的歷史,形成了風俗、謠俗、風習、風土、禮俗、觀風問俗等傳統概念和民俗觀,關注文獻民俗志與禮俗互動、禮儀實踐視角,將更有利於構建符合中國文化特徵的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另外,民俗學者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形成的獨特見解,例如民間故事領域中「劉魁立1950年提出『活魚要從水中看』,段寶林1980年代提出『立體描寫』,鍾敬文1980年代提出『生活相』」[81]等,如果可以產生後續討論,形成集約化效應,將有助於系統的話語體系的生成。
「借生」指的是國外學科話語的本土化應用。關於對待外來民俗學理論態度的問題,鍾敬文先生用十個字進行了回應——「學習、消化、吸取、堅持自我」[82],他認為「學習、消化、吸收」國外理論應以「堅持自我」為前提和目的。呂微也認為「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學科不是西方現代學術的整體移植,而只是藉助了西方學術的表層語彙,其深層理念無疑已經本土化了」[83]。
劉魁立在故事形態學基礎上衍發出的「民間敘事生命樹理論」[84]、陳泳超提出的區別於故事形態學研究的「地方傳說的生命樹」「傳說動力學」理論[85]、董曉萍提出的田野民俗志[86]等是學術本土化和話語體系建構的部分案例。筆者與鞠熙合作曾發表《實踐民俗學:從理論到鄉村研究》[87]一文,從中國文化傳統和鄉村調查研究出發,反思作為先驗意志的實踐民俗學理論,倡導通過找回中國古代的「風俗」研究傳統,以實現「知行合一」的「實踐」研究,即是通過「傳襲」和「借生」方式建立符合中國文化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的嘗試。
(四)學科的融合性與開放性
民俗學學科的建設需要把握與不同學科,尤其是相鄰學科之間的交叉關係。
從一定程度而言,民俗學學科的建設史是學科交叉研究的成果。萌芽時期的民俗學學科建設是由多重學科背景的學者完成的,周作人、劉半農、胡適等文學家,錢玄同、沈兼士、魏建功等語言學家,林惠祥等人類學家,顧頡剛、楊寬、呂思勉等歷史學家,衛聚賢等考古學家,楊成志、楊堃等民族學家,常任俠等美術史學家,哲學背景的江紹原、容肇祖等,都做出了重要貢獻。當前民俗學學科的教研隊伍仍然由多學科背景的學者組成,文學、哲學、歷史學、氣象學等學科背景的學者結合專業知識,為民俗學研究範式的創新做出諸多貢獻,陳勤建、鄭土有等學者的「文藝民俗學」倡導[88],呂微、戶曉輝提出的實踐民俗學,趙世瑜、蕭放、張勃、王加華進行的歷史民俗學研究,葉濤、色音、陳進國的宗教民俗學研究[89]、曲彥斌、黃濤等研究的語言民俗學[90],施愛東以科學的實驗方法進行田野研究[91],劉宗迪將《山海經》作為「天書」和「地理志」進行的論證[92]等都是有代表性的成果。
劉鐵梁曾經對民俗學的多學科交叉屬性做了闡述,認為「各學科之間的交叉、科際整合的趨勢一直存在。這是因為,生活本來是渾然一體的,這種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得學術不斷地重新被拽回到生活中來。即從生活整體的角度進行的研究」[93]。這種論述是很有說服力的。民俗學研究的對象是民眾的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本身可囊括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等多學科領域的研究對象。不同學科各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各自的認知方式與知識體系,倡導學科的融合性和開放性,可以促進學術整體水平的提升,形成對民眾生活更為深刻的理解。因此,充分調動各學科之間的協作意識,通過申請、承擔國家重大課題的方式,把各個學科力量凝聚起來,共同攻關,完成當前社會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或者建立一個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的學科同盟,通過學術同盟、學科協作體定期召開會議研討問題,是一個好的契機[94]。
回顧與反思中國民俗學70年曆程,幾代中國民俗學人為構建中國民俗學學科體系,為穩固民俗學學科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特殊地位,為發揮民俗學基礎生活文化研究的特色,為國家社會文化建設、非遺傳承與國際學術文化交流提供學術支持,前後相繼,殫精竭慮,取得了豐碩成果,值得驕傲與欣慰。同時也應看到,民俗學學科雖然有百年歷史,但與歷史深厚、陣容強大的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社會學等優勢學科相比,還有相當距離,中國民俗學的本土性與國際性、歷史性與實踐性的探討還在進行之中,我們還負有學科轉型更新的歷史使命,有賴於學科內外同仁的共同協力。民俗學是關注人民生活文化的日用之學,也是助力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鄉村社區文化建設的公共政策之學,它擁有不可替代的學科優勢與貼近地氣的勃勃生機!
注釋:
[1]關於「民俗學何以安身立命」的問題,學界進行了諸多討論。如呂微:《民俗學的笛卡爾沉思》,《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高丙中:《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趙世瑜:《傳承與記憶:民俗學的學科本位——關於「民俗學何以安身立命」問題的對話》,《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劉鐵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學》,《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陳連山:《民俗學是一門可以安身立命的學問》,2017年中國民俗學年會會議論文;等等。
[2]呂微:《民俗學:一門偉大的學科——從學術反思到實踐科學的歷史與邏輯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3]參見趙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史論(1918-1937)》,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4]參見蕭放、孫英芳:《民國時期大學民俗學學科建設述略》,《中國大學教學》2017年第2期。
[5]參見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
[6]除了以課程教學方式培養人才,1928年4月-6月,中山大學曾舉辦過一次民俗學傳習班,何思敬、莊澤宣、汪敬熙、劉奇峰、崔載陽、顧頡剛、馬太玄、陳錫襄、容肇祖、餘永梁、鍾敬文、楊成志等學者分專題分享了相關研究。
[7]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顧頡剛、孫伏園、容肇祖等學者進行的妙峰山廟會調查,1928年辛樹幟、楊成志的西南少數民族調查是中國現代民俗學田野調查研究的裡程碑事件。
[8]相關討論參見劉錫誠:《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上下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年。
[9]鍾敬文:《民間文藝新論集》,北京:中外出版社,1950年。
[10]鄭土有:《問道民間世紀行·羅永麟》,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5頁。
[11]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學校課程草案》,見《光明日報叢刊·第三輯》,北京:光明日報社,1950年,第3頁。
[12][16]鍾敬文主編:《民間文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前言第1頁,第2頁。
[13]1963年反右傾運動較為緩和後,鍾敬文寫作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間文藝學》《晚清革命派作家對民間文學的運用》《晚清改良派學者的民間文學見解》等文,對學科發展歷史進行了新的探索。
[14]周揚:《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開幕詞》,見《周揚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第10頁。
[15][21]劉錫誠:《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下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年,第631頁,第830-958頁。
[17]見張紫晨:《民間文學基本知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烏丙安:《民間文學概論》,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0年;段寶林:《中國民間文學概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朱宜初、李子賢主編:《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陶立璠:《民族民間文學基礎理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葉春生:《簡明民間文藝學教程》,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後來,李慧芳的《中國民間文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劉守華、陳建憲主編的《民間文學教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黃濤編著的《中國民間文學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田兆元、敖其的《民間文學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等也是重要的民間文學教材。
[18]鍾敬文:《民間文藝學的建設》,見董曉萍選編:《鍾敬文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99-106頁。
[19]鍾敬文:《把我國民間文藝學提高到新的水平》,《民間文學》1980年第2期;《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民間文藝學》,《思想戰線》1980年第5期;《建立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民間文化論壇》1983年第3期。均收錄於鍾敬文:《新的驛程》,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
[20]鍾敬文:《建立新的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民間文化論壇》1983年第3期。
[22]20世紀80年代民俗學相關刊物參見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第373-380頁。
[23]1991年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連續20年開設民俗學專欄,發布國內外重要學術研究成果,成為民俗研究與交流的重要平臺。相關成果見董曉萍、萬建中主編:《北師大民俗學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24]文民字(84)第808號文件。
[25]見《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1997-1999年工作規劃要點草案》,《民間文藝家》1998年第1期。又見許鈺:《口承故事論·前言》,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劉錫誠:《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下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年,第766頁。
[26]鍾敬文執筆:《建立民俗學及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民間文學》1979年第12期。
[27]參見中國民俗學會秘書處組織編寫、施愛東執筆:《中國民俗學會大事記(1983-2018)》,北京:學苑出版社,2018年,第5-27頁。
[28]張紫晨編:《民俗學講演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
[29]鍾敬文:《民俗學與民間文學——在北京師範大學暑期民間文學講習班上的講話》,見《鍾敬文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230-251頁。
[30]《民俗學概論》(第一版)由鍾敬文教授主持編寫,許鈺、董曉萍擔任副主編。武漢大學李惠芳教授在書稿審校中做出了貢獻。
[31]烏丙安:《中國民俗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5年;張紫晨:《中國民俗與民俗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陶立璠:《民俗學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葉濤、吳存浩:《民俗學導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高丙中:《中國民俗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王娟:《民俗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邢莉:《民俗學概論新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等等。
[32]安德明、楊利慧:《19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民俗學:成就、困境與挑戰》,《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33]以上論文分別見鍾敬文:《鍾敬文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38-153頁,第154-178頁,第203-212頁,第230-251頁。
[34][35][ 66]參見鍾敬文:《建立中國民俗學派》,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36]高丙中:《「中國民俗志」的書寫問題》,《文化藝術研究》2008年第1期。
[37]1986年4月,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廣西民間文學研究會和芬蘭文學協會、北歐民俗研究所、土爾庫大學文化研究系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三江侗族自治縣進行了中國—芬蘭民間文學聯合考察。見劉錫誠:《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下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年,第768-776頁。
[38]張森生:《中日民俗學者聯合考察江南農耕文化》,《杭州教育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
[39]工作坊成果參見張舉文編譯:《民俗學概念與方法——丹·本-阿默思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40]講座綜述《日本民俗學的特色——福田亞細男教授北師大系列講座之一》《日本民俗學的形成——福田亞細男教授北師大系列講座之二》《後柳田時代的民俗學——福田亞細男教授北師大系列講座第三講》《日本現代民俗學的潮流——福田亞細男教授北師大系列講座之四》,見《民間文化論壇》2016年第4-6期,2017年第1期。另見賀少雅等:《日本民俗學的形成、發展和展望——民俗學家福田亞細男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系列講座綜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7年第19輯。
[41]張舉文:《亞民俗:學科發展的有機動力》,見張舉文、宋俊華編:《亞民俗:中美民俗學者交流的故事(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頁。
[42]參見高丙中:《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現代與後現代遭遇:中國民俗學發展的機遇與路向》,《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3期;高丙中:《中國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學的路徑》,《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來民俗學論綱》,《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
[43]參見呂微:《民俗學:一門偉大的學科———從學術反思到實踐科學的歷史與邏輯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呂微:《實踐民俗學的提倡》,《民間文化論壇》2016年第1期;戶曉輝:《返回民間文學的實踐理性起點》,《民族文學研究》2015年第1期;戶曉輝:《人是目的:實踐民俗學的倫理原則》,《民族文學研究》2017年第3期;戶曉輝:《民俗學為什麼需要先驗邏輯》,《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戶曉輝:《日常生活的苦難與希望:實踐民俗學田野筆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劉鐵梁:《個人敘事與交流式民俗志:關於實踐民俗學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蕭放、鞠熙:《實踐民俗學:從理論到鄉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周星:《民俗主義、學科反思與民俗學的實踐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王傑文:《「實踐民俗學」的「實踐論」批評》,《民俗研究》2018年第3期;等等。
[44]參見高丙中:《民間文化與公民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高丙中:《中國民俗學的新時代:開創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學》,《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高丙中:《民間、人民、公民:民俗學與現代中國的關鍵範疇》,《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呂微:《民俗復興與公民社會相聯結的可能性——古典理想與後現代思想的對話》,《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戶曉輝:《民間文學:最值得保護的是權力還是權利?》,《民間文化論壇》2014年第1期;戶曉輝:《民主化的對話式博物館——實踐民俗學的願景》,《民俗研究》2018年第3期;劉鐵梁:《個人敘事與交流式民俗志:關於實踐民俗學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毛曉帥:《民俗學視野中的個人敘事與公共文化實踐》,《民族文學研究》2019年第3期;等等。
[45]參見劉鐵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學》,《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劉鐵梁:《「標誌性文化統領式」民俗志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等等。
[46]參見安德明:《家鄉——中國現代民俗學的一個起點和支點》,《民族藝術》2004年第2期;安德明:《作為範疇、視角與立場的家鄉民俗學》,《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等等。
[47]參見劉曉春:《從「民俗」到「語境中的民俗」——中國民俗學研究的範式轉換》及文中所涉論文,《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楊利慧:《語境、過程、表演者與朝向當下的民俗學——表演理論與中國民俗學的當代轉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王傑文:《「表演理論」之後的民俗學——「文化研究」或「後民俗學」》,《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廖明君、巴莫曲布嫫:《田野研究的「五個在場」:巴莫曲布嫫訪談錄》,《民族藝術》2004年第3期;等等。
[48]參見王曉葵:《民俗學與現代社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王曉葵:《記憶論與民俗學》,《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王曉葵:《災害記憶圖式與社會變遷——誰的唐山大地震》,《新史學》第8卷;等等。
[49]參見王霄冰:《文化記憶、傳統創新與節日遺產保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王霄冰:《禮賢城隍廟:地方歷史與區域文化的「記憶之所」》,《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王霄冰:《文字、儀式與文化記憶》,《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林繼富:《通向歷史記憶的中國民間文學》,《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林繼富:《記憶場域的重建:從「白虎壟」到「廩君陵」》,《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5年第2期;胡兆義、林繼富:《女性故事與家庭倫理記憶——基於孫家香故事的討論》,《文化遺產》2019年第1期;等等。
[50]參見彭牧:《身體與民俗》,《民間文化論壇》2018年第5期;彭牧:《民俗與身體——美國民俗學的身體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王霄冰、禤穎:《身體民俗學的歷史、理論與方法》,《文化遺產》2019年第2期;張青仁:《身體性:民俗的基本特性》,《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51]參見周星、王霄冰主編:《現代民俗學的視野與方向:民俗主義·本真性·公共民俗學·日常生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周星:《民俗主義、學科反思與民俗學的實踐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等等。
[52]參見楊利慧:《當代中國電子媒介中的神話主義》,《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楊利慧:《神話VS神話主義:神話主義異質性質疑》,《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楊利慧:《民俗生命的循環:神話與神話主義的互動》,《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等等。
[53]參見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趙世瑜:《吏與中國傳統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趙世瑜:《國家正祀與民間信仰的互動——以明清京師的「頂」與東嶽廟為個案》,《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蕭放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人生儀禮傳統的當代重建與傳承研究」(14AZD120)成果;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傳統禮儀形態與當代社會生活規範研究」(11BSH002)成果;蕭放:《中國傳統風俗觀的歷史研究與當代思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張士閃:《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張士閃:《民間武術的「禮治」傳統及神聖運作——冀南廣宗鄉村地區梅花拳文場考察》,《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等等。
[54]參見陶思炎:《應用民俗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陶思炎:《中國都市民俗學》,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黃永林:《論民間文化資源與發展文化產業的主要關係》,《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黃永林:《數位化背景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文化遺產》2015年第1期;黃永林:《鄉村文化振興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基於鄉村發展相關數據的分析》,《文化遺產》2019年第3期;施愛東:《食品謠言的傳統變體及敘事生長點》,《民族藝術》2017年第5期;施愛東:《謠言作為民間文學的文類特徵》,《民族藝術》2016年第3期;施愛東:《圖像謠言:數字時代的謠言新寵》,《民族藝術》2016年第2期;徐贛麗:《民俗旅遊與民族文化變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徐贛麗:《中產階級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學新課題》,《民俗研究》2017年第4期;李揚:《當代民間傳說三題》,《青島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李揚:《都市傳說分類方法述論》,《文化遺產》2016年第3期;張敦福:《都市傳說新探》,《民俗研究》2005年第4期;張敦福:《消失的搭車客:中西都市傳說的一個類型》,《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王傑文:《「數碼一代」的口頭傳統實踐——從「關於兔子的一些笑話」說起》,《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嶽永逸:《「雜吧地兒」:中國都市民俗學的一種方法》,《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嶽永逸:《中國都市民俗學的學科傳統與日常轉向——以北京生育禮俗變遷為例》,《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等等。
[55]鍾敬文:《洪長泰〈到民間去〉序言》,見洪長泰:《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董曉萍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13頁。
[56]參見朝戈金、董曉萍、蕭放主編:《民俗學與新時期國家文化建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57]會議成果見中國民俗學會、北京民俗博物館編:《節日文化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58]朝戈金:《新中國民俗學的歷程(代序)》,見施愛東、巴莫曲布嫫主編:《走向新範式的中國民俗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3-4頁。
[59]在傳統節日回歸社會的努力中,中國民俗學會的學者如:劉魁立、高丙中、蕭放、陳連山、黃濤、劉曉峰、葉濤、施愛東、張勃等做出了突出貢獻。
[60]參見鍾敬文:《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61]參見劉錫誠:《為民間文學的生存——向國家學位委員會進一言》,《文藝報》2001年12月8日;劉守華:《困境中掙扎的民間文學學科》,《文藝報》2002年1月19日;安德明、楊利慧:《19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民俗學:成就、困境與挑戰》,《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62][67]鍾敬文:《關於民俗學結構體系的設想》,《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
[63]楊利慧編:《鍾敬文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6-22頁。
[64]經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辦,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研究」和新疆大學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聯合承辦的「中國民俗學研究與新時期國家文化建設」全國研究生暑期學校於2012年8月20日至9月2日舉辦,國內外民俗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領域等多位知名學者擔任主講。相關成果見朝戈金、董曉萍、蕭放主編:《民俗學與新時期國家文化建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65]高丙中:《中國民俗學三十年的發展歷程》,《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68]《歌謠》周刊第1號,1922年12月17日,見劉錫誠:《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上卷)》,第108頁。
[69]董作賓:《為〈民間文藝〉敬告讀者》,見劉錫誠:《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上卷)》,第349頁。
[70]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812頁。
[71]呂微:《反思民俗學、民間文學的學術倫理》,《民間文化論壇》2004年8月。
[72]周星:《民俗主義、學科反思與民俗學的實踐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
[73]楊婷:《改革開放40年中國民俗學發展歷程與展望——訪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蕭放》,《社會治理》2018年第10期。
[74]見張士閃主編:《中國民俗文化發展報告·201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張士閃主編:《中國民俗文化發展報告·201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張士閃主編:《中國民俗文化發展報告·2014》,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5年;張士閃、李松主編:《中國民俗文化發展報告·2015》,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6年;張士閃、李松主編:《中國民俗文化發展報告·2016》,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8年。
[75]鍾敬文:《建立中國民俗學派》,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8-49頁。
[76]鍾敬文主編:《中國民俗史》(總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頁。
[77][94]蕭放:《今天我們如何建設民俗學學科》,《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78]蕭放:《中國歷史民俗學的理論與方法論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79]趙世瑜:《民俗學的人文學學科特徵》,《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80]楊婷:《改革開放40年中國民俗學發展歷程與展望——訪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蕭放》,《社會治理》2018年第10期。項目調研成果可見《社會治理》「百村欄目」的系列文章以及蕭放:《民俗傳統與鄉村振興》,《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等。
[81]漆凌雲:《中國民間故事研究七十年述評》,見林繼富:《中國民俗學70年:學科發展與話語體系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民族大學,2019年。
[82]見張昀:《評鍾敬文〈對中國當代民俗學一些問題的意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
[83]呂微:《現代性論爭中的民間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2期。
[84]參見劉魁立:《民間敘事的生命樹》,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
[85]參見陳泳超:《民間傳說演變的動力學機制——以洪洞縣「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內傳說為中心》,《文史哲》2010年第2期;陳泳超:《地方傳說的生命樹——以洪洞縣「接姑姑迎娘娘」身世傳說為例》,《民族藝術》2014年第6期;陳泳超:《「傳說動力學」理論模型及其反思》,《民族藝術》2018年第6期;陳泳超:《背過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間傳說生息的動力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等等。
[86]參見董曉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87]蕭放、鞠熙:《實踐民俗學:從理論到鄉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88]參見陳勤建:《文藝民俗學導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陳勤建主編:《文藝民俗學論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等;鄭土有、尹笑非編:《「陳」門立雪:文藝民俗學研習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89]參見葉濤:《泰山香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葉濤:《泰山石敢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色音:《東北亞的薩滿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色音:《中國薩滿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色音:《日本神道教的歷史與現狀》,《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陳進國:《信仰、儀式與鄉土社會:風水的歷史人類學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陳進國:《隔岸觀火:泛臺海區域的信仰生活》,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陳進國:《救劫:當代濟度宗教的田野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等等。
[90]參見曲彥斌:《民俗語言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黃濤:《語言民俗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黃濤:《流行語與社會時尚文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等等。
[91]參見施愛東:《故事傳播的實驗報告及實驗分析》《民間故事的記憶與重構——故事記憶的重複再現實驗及其數據分析》,見氏愛東:《作為實驗的田野研究: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科玄論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92]參見劉宗迪:《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劉宗迪:《四海之內:〈大荒經〉地域考》,《文史哲》2018年第6期;劉宗迪:《崑崙何在?——〈山海經〉崑崙地理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4期;等等。
[93]劉鐵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學》,《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