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機不是Uber的員工，Uber不能命令他們加班。那怎麼才能讓司機們心甘情願地加班加點呢？Uber利用司機的各種心理以及社會科學的各項研究來誘使司機們不間斷地工作。
引子：
司機不是Uber的員工，Uber不能命令他們加班。那怎麼才能讓司機們心甘情願地加班加點呢？Uber利用司機的各種心理以及社會科學的各項研究來誘使司機們不間斷地工作。比如在他們停止接單的時候，告訴他們即將賺到了330美元；比如Uber會給司機在結束當前訂單前派送下一單；比如以女性的身份來給司機發送消息等等。
Uber很少公開討論內部事務，但是在3月份面臨了各個方面的危機之後（譯者註：性騷擾、被起訴、高管離職等等），其高管召開了一個發布會宣布稱，Uber一直都在堅持改變自己的文化，不再容忍那些「傑出的混蛋」。
值得注意的是，Uber還宣布，它將解決其與司機的問題關係。據悉，Uber的司機多年來一直抱怨工資下降和隨意的待遇。
「我們在司機方面積累的經驗不足，」Uber的一位高管稱。」我們正在重新審視我們所做的一切，以重建那份愛。」
然而，就在Uber大談其下定決心對待司機更人性化的時候，它正從事一項非常落後的行為科學實驗，以操縱他們更好地完成服務以促進公司的發展。
這項努力在數十名現任和前Uber高管、司機和社會科學家的訪談，以及對行為研究的調查中變得十分顯眼。
Uber的創新反映了企業在自由職業經濟崛起期間管理員工的方式的變化。「它驅動的是獨立的業務所有者，而不是具有固定計劃的傳統員工。」
這使Uber大幅度降低了勞動力的成本，但同時也意味著它不能迫使司機在特定時間出現在特定的地點。
而這種控制的缺乏將會對Uber立身之本——即無論何時何地都能無縫地運輸乘客，造成嚴重的影響。
Uber通過使用心理誘導和社會科學發掘的其他技術來影響司機的工作時間、地點和時間，幫助解決這個根本問題。這是一個追求完美有效的系：公司以最小的代價來平衡駕駛者的需求和司機的供應來為乘客提供低成本的服務。
為此，Uber聘請了數百名社會科學家和數據科學家，嘗試使用了一些視頻遊戲技術、圖形和非現金小价值的獎勵。這些遊戲可以促使司機更加努力和工作更長的時間，儘管在一些時間和地點並不會給他們帶來太多的收益。
為了讓司機留在路上，公司給他們設定了一個收入目標的趨勢來提醒他們，當他們試圖註銷時，他們總是會接近達到一個寶貴的目標。而且Uber甚至炮製了一種類似於Netflix的算法，自動加載下一個節目，許多專家認為方式會鼓勵用戶觀看節目。在Uber中，就意味著司機在結束目前的出行之前，就會收到下一個訂單。
而這大多數是在沒有一點強迫的情況下發生的。
「我們向司機展示了需求旺盛的區域或者鼓勵他們去開更多的車，」Uber發言人Michael Amodeo表示。「但是任何司機都可以按一下按鈕來決定是否停止工作。」
Uber最近對司機的重視並不意外。由於在該公司存在的問題，從其辦公室性騷擾的指控到其創建了一個故意逃避監管審查的工具等等，Uber軟化了對司機的姿態，來展現其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企業的能力。在彭博社獲得了其CEO Travis Kalanick與一名司機進行激烈爭吵的視頻，並引發了病毒式傳播之後，這一緊張氛圍變得尤為明顯，Travis Kalanick也為此提出了道歉。
但《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發現，Uber正在繼續努力利用司機的優勢。因此，像Uber這樣被稱為平臺中介的工作越來越成為人們謀生的方式，公司的例子表明，拉動心理槓桿可能最終成為管理美國工人的主導方式。
雖然說Uber是促使員工為公司目標提供最大服務的最精明的參與者，但其他的平臺也參與了其中。比如Uber的主要競爭對手lyft以及Postmates等熱門快遞服務也依賴於類似的方法。因此，公司和個人也在像在Amazon Mechanical Turk這樣的眾包網站上發布作業，其中成千上萬的工人通過離散地完成任務來獲得一次性的工資。
當然，許多公司試圖用心理手段促使消費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和服務。但是將這些努力擴展到勞動力市場可能具有潛在的變革性。
儘管僱主們長期以來借鑑了社會科學的研究，以獲得更多的員工——像谷歌這樣的科技公司已經計算出，當員工們可以在小吃店吃飯時，員工可以與不熟悉的同事進行更多的交流——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會被限制。
美國的一大批法律和慣例認為，由於僱主對僱員的權力遠遠高於企業對其客戶的權力，所以他們必須向他們提供更大的保護——尤其是最低工資和加班費。
然而，Uber存在於一種法律和道德上的煉獄。由於其司機是獨立承包商，他們缺乏與就業相關的大部分保護措施。通過掌握其工人的心理活動，Uber和類似的公司可能正在把經濟推向一個新的交易時代，那時企業對員工擁有巨大的權力，很少有人檢查他們發掘的能力。
「我們正在討論這種影響人們收入的操縱行為，」華盛頓大學法律系教授Ryan Calo說，他主要研究方向是研究公司使用數據和算法來利用心理弱點的方式。他說，Uber的官員是「利用他們知道的關於司機的信息，通過對接口和交易條件的控制，來引導司機的行為往他們想要的方向上努力。」
一個關於同情的問題在2016年初，由大約100名Uber員工組成的一組員工負責籤約司機，並讓他們更多地從「供應增長」到「司機增長」的更名投票。
投票並不是沒有發現，在過去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Uber的高管都對如何降低司機放棄該平臺的速度感到沮喪。
除了雄心勃勃地擴大其司機隊伍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的目標外，Uber較高的營業額也威脅到了公司的增長，並使其陷入了危機。
為此，Uber進行了訪問和焦點小組討論，而高管們對員工表示懷疑，「我們正在做的什麼能給司機們更多的同情心？」
潛在的緊張是，優步的利益和司機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一致的。在Uber提取了大約25％的佣金後，他們通常會把原本給司機的費用保留下來，希望能產生稀缺性來使司機更加繁忙，並且增加收入。對於Uber來說，它迫切希望避免空擋，尋求在五分鐘內或更短時間內為每個客戶提供快捷服務。
雖然「激增」能緩解短缺（會出現比正常情況更高的票價），但它們在一定程度是在驅逐乘客，這與Uber長期以來主宰行業的目標相悖。「對我們來說，價格最好不要上漲，」Uber的產品副總裁Daniel Graf表示。」如果我們不增加，我們可以促使更多的駕駛需求。」
因此，多年來，Uber與司機溝通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建議司機轉移到已經出現或可能出現短缺的地區。Uber也鼓勵當地的管理人員嘗試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
圖 芝加哥地區的Uber司機Eli Solomon的應用程式接收到提示的屏幕截圖。
「那是一整天，每一天都會有文字，電子郵件，彈出窗口：『嗨，早上起床已經開始了。在這個地區，這就是需求量最大的地方，』」芝加哥地區一位資深的Uber司機Ed Frantzen說。「總是不斷地試圖讓你走向一個方向。」
一些當地的管理者是男性，甚至採用女性的角色身份來給司機發簡訊，因為他們發現那樣會更加吸引司機。
「蘿拉會告訴司機：『嗨，音樂會到了，大家即將出門。你應該去那裡，』」2014年和2015年在Uber達拉斯辦公室工作的經理John P. Parker說，這只是其中一個角色。「我們擁有太多太多的男性司機了。
Uber承認，它已經嘗試了女性角色，以增加與司機的接觸。
對於滿足需求的摩擦更多的是對諸如侵略性汽車租賃這樣的安排的投訴，這需要許多司機每周上班50或60小時才能獲得利潤。Uber官員開始擔心，在與Lyft的競爭中，駕駛員的反彈使他們處於戰略上的劣勢，這將會使得Lyft獲得與司機更加友好的聲譽。
Kalanick是一個有魅力而且負責的執行長，他一直都在反思Uber，也經常參與到企業的細節事情中來。根據The Information此前的報導，Kalanick因沒有被提前通知公司的推送通知發生故障而感到生氣，並親自衡量員工可以免費享用晚餐的時間。
Uber長期以來一直是kalanick的有魅力的和硬的的執行長，他經常參與公司的瑣事。根據信息中的一篇文章，kalanick先生向下屬抱怨說，他沒有提前通知公司的推送通知發生故障，並親自考慮員工可以免費享用晚餐的時間。
圖 Uber CEO Travis Kalanick就與司機就降價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而道歉。
現在，Uber開始了一個新的過程，不過已經變得不太像Kalanick的風格了，而更像Lyft。它重新考慮了一個租賃計劃，軟化了其消息的虛張聲勢，而且限制了消息的數量，甚至有時它變得積極樂觀。
同時，Uber越來越擔心許多新的司機完成25單、獲得籤約獎金之後會離開平臺。為了阻止這一潮流，一些城市的Uber管理者開始嘗試簡單的鼓勵:你幾乎走了一半，恭喜你!
雖然實驗看起來好像是溫和無害的，但它實際上經過精心校準。該公司的數據科學家以前發現，一旦駕駛員達到25單的門檻，他們的磨損率急劇下降。
心理學家和視頻遊戲設計師早就知道，鼓勵人們實現一個具體的目標可以激勵他們完成任務。
「這讓你把公司的目標內在化了，」著名的視頻遊戲設計師Chelsea Howe說，他公開反對在遊戲中部署的脅迫性心理技術。」內部化的動機是最強大的一種。」
Uber發言人Amodeo為這種做法辯護。「我們努力使早期的經驗儘可能好，但也儘可能的現實，」他說。」我們希望人們自己決定駕駛是否正確。 」
使司機感覺良好，並把他們作為實驗室課題對待他們是不奇怪的。其他的諸如Lyft，在幾年前才表現出來。
2013年，該公司聘請了一家諮詢公司，研究如何鼓勵在該平臺最繁忙的時間內鼓勵司機進行更多的駕駛。
當時，lyft司機可以提前自願註冊輪班。顧問設計了一個實驗，該公司展示了一組缺乏經驗的司機，他們從周二早上的緩慢時期到星期五晚上的忙碌時間，做更多的工作，每小時收費多達15美元。
對於另一個組，lyft扭轉了計算，顯示在星期二沒有堅持的司機損失了多少。很顯然，後者對於增加在繁忙時期安排司機有更顯著的影響。
諮詢顧問Kristen Berman在2014年的一次演講中解釋說，該實驗源於行為經濟學領域，該領域研究了經常扭曲決策的認知問題。Berman說，它的核心發現來源於一個稱為「損失厭惡」的概念，它認為人們「不喜歡失去更多喜歡的東西」。
然而，Berman在一次訪談中透露，lyft最終決定不要使用損失避免方法，這表明該公司在潛在操縱方面已經變得更加透明。
差不多了去年元旦上午7時13分，當時位於佛羅裡達州坦帕市的一名Uber司機試圖Josh Streeter試圖停止接單。但收到了應用程式的消息，標題為「Make it to $330」文中解釋說：「你離淨收益是330美元只剩10美元了。你確定要離線嗎？」下面是兩個提示：「離線」和「繼續駕駛」，而後者進行了突出顯示。
「我有幾十個這樣的信息截圖，」Streeter說道，他在2014年開始全職開Lyft，然後在2014年開了Uber，並在去年放棄了投資房地產。
圖 維吉尼亞州坦帕市的前Uber司機Josh Streeter表示，他經常收到公司的消息，鼓勵他留在路上賺更多的錢。
Streeter並不孤單。幾個月來，當司機試圖註銷時，應用程式會頻繁地告訴他們，他們只是在一天中做出一個看似無理的數字，或者從一周前的那一天起將他們的收入分配給他們。
這些消息旨在利用另一個相對廣泛的行為習慣 – 人們對目標的關注 – 推動他們駕駛更長時間。
在過去的20年裡，行為經濟學家找到了一種被稱為收入目標現象的證據，在這種現象中，可以決定每天工作時間(如計程車司機)的員工，要有一個目標——100美元——很多馬拉松運動員試圖讓他們的時間在4小時或3小時以下。
儘管經濟學家對這種做法的廣泛流行以及這些目標的嚴格程度進行了討論，但Uber和Lyft的高管也得出了肯定的結，他們的許多司機設定了收入目標。「其他人當然是由收入目標驅動的，」Lyft負責供應的副總裁Brian Hsu表示。「你聽到關於那些想買下一件東西的人的故事。他補充說，「我們已經開始允許司機在應用程式中設置這些目標。」
Uber去年發布了一項研究，利用其大量關於司機的駕駛時間和數據的數據，發現「儘管不是很大一部分合作夥伴」極端形式的收入目標，實際上會使司機在平臺上會放棄這種收入，因為他們會獲得更多的經驗。嚴格的收入目標是低效率的，因為它會導致司機在生意清淡的時候工作很長時間，每小時的時間很低，而在生意興隆的日子提早下班。
Uber發簡訊給Streeter和他的同事帶來的好處是，司機根本不需要有一個特定的收入目標，就能讓信息奏效。
一些最容易上癮的遊戲，像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俄羅斯方塊，依賴於一個始終遠遠超過玩家掌握的目標進步的感覺。正如心理學家Adam Alter在他的書 《不可抗拒》中所寫的那樣，視頻遊戲設計師甚至有一個這樣的精神狀態的名字：「頑皮的循環」。
就其本身而言，Uber似乎意識到了頑皮的迴路。在給司機的信息中，它包括了一個發動機儀錶盤的圖形，指針接近，但仍然缺少一個美元符號。而頑皮的環線遠非Uber作為一種在道路上保持司機身份的唯一視頻遊戲功能。
在任何時刻，應用程式都會顯示司機在本周所做的多少次旅行，他們賺了多少錢，他們花了多少時間登錄，以及乘客對他們的總體評價。所有這些指標可以刺激他們加入到這場遊戲之中。
圖 Uber的一個信息是讓司機鼓勵他們留在路上。
「整個事情就像一場視頻遊戲，」在芝加哥地區的資深Uber和lyft司機Eli Solomon表示，他說，他有時在掃視他的數據之後，不得不更多地努力工作。
有時所謂的遊戲化是相當字面意義的。像Xbox，PlayStation和Pogo這樣的視頻遊戲平臺上的玩家一樣，Uber司機可以獲得諸如「超越」之類的成就獎章（由應用程式通過火箭噴發卡通表示）、出色的服務(以閃閃發光的鑽石圖片為標誌)和有趣的駕駛(一雙具有鼻子和眉毛的Groucho Marx眼鏡)。
當然，管理者們一直借用遊戲的邏輯，就像他們在工人之間建立比賽和競爭一樣。在過去十年中，更公開的遊戲化形式激增。例如，Microsoft使用這種方法誘使員工執行軟體調試的其他睡眠任務。
但是，Uber可以走得更遠。因為它通過一個應用程式來調動司機的整個工作經驗，所以可以玩遊戲的元素幾乎沒有限制。Uber收集了驚人的數據量，允許它丟棄不起作用的遊戲功能，並改進那些功能。而且由於其工人是合同工，所以遊戲化策略並沒有受到就業法的影響。
撰寫了大量關於這一主題的商業教授Kevin werbach表示，雖然遊戲化可能是零工經濟中的一股力量——例如，通過在沒有共享物質空間的工人之間創造債券——存在著濫用的危險。「如果你所做的基本上是說，『我們找到了一種很便宜的方法，讓你不用付錢就能工作，我們會給你錢，這種方法不需要花費任何東西，』這是一種可以控制的方法，」他說。
對一些司機來說，這正是效果。Scott Weber說，他去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開車，在坦帕地區的Uber和Lyft接客，但在去除汽油和維修等費用之前，他的收入還不到2萬美元。「我是一家虧損的企業，」Weber說。他正在尋找另一份工作。」我正在使用發薪日貸款。 」
不過，當被問及他在Uber駕駛期間所賺取的徽章時，Weber就開始滔滔不絕了。「我現在有12個優秀的服務和9個偉大的對話徽章，」他在3月初接受採訪時說。「它告訴我我在哪裡。」
然而，當被問及他在Uber)開車時賺的多少錢時，韋伯實際上卻滔滔不絕。「我現在有12個出色的服務和9個偉大的談話徽章，」他在3月初的一次採訪中說。「它告訴我我在哪裡。」
圖 坦帕地區的Uber和Lyft的司機Scott Weber表示，他去年開車多了幾個星期，但努力賺取利潤。
「不間斷地忙」當被問及Uber的產品經理和數據科學家是否像Zynga這樣的社交遊戲公司的開發者一樣時，Uber的經濟與政策研究主管Jonathan Hall接受了這個比喻，但卻否認了這一含義。
「我認為有問題，但最終zynga應該擔心的主要是遊戲的樂趣，而不是試圖讓你玩一些小把戲，」他說。他認為利用人們的抽獎心理不可能超過他們玩zynga遊戲或為Uber開車的時間的邊際效應。它是「錦上添花，」他說。
Hall對於某些技術的影響顯然是正確的，如那些針對司機傾向於設定收入目標或將重點放在損失而不是收益上的技術。另一方面，即使是像Uber這樣的公司，產生相對較小的駕駛模式變化的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根據前達爾文地區的Uber經理Parker表示，在白天的某個時段，或者在繁忙的城市裡，道路上的司機人數增加了20%，可以控制大幅上漲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Uber拉動的一些心理槓桿增加了司機的供應，其效果相當強大。
圖 芝加哥地區的一位經驗豐富的Uber司機Ed Frantzen表示，該公司及其對司機的信息表示：「總是在不斷地嘗試讓您走上一定的方向。」
考慮一個稱為轉發調度的算法–Ltft有一個類似的算法——在當前的一個訂單結束之前向司機發出一個新的訂單。前瞻性調度縮短了乘客的等待時間，他可能不再需要等待10分鐘的車程，而司機在兩分鐘之外就接到了第二名乘客。
也許同樣重要的是，這會使司機在繁忙地長時間停留在路上——這是兩家公司的主要目標。
Uber和Lyft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解釋這一點。「司機們告訴我們最糟糕的是他們閒置了很長時間，」Lyft的產品總監Kevin Fan表示。「如果它很慢，他們會註銷。我們想確保他們不斷忙碌。」
雖然這無疑是真的，但有另一種方法可以考慮前向調度的邏輯:它超越了自我控制。
也許最突出的例子是，這種自動排隊似乎助長了Netflix上的狂歡熱潮。「當一個節目接近其運行時間的尾聲時，Netflix將自動為您提供該系列的下一集」，Matthew Pittman和Kim Sheehan在2015年的這一現象研究中寫道。「Netflix需要很少的努力才能受到傷害。事實上，停止比繼續努力需要更多的努力。」
與觀眾和狂歡一樣，許多司機似乎都享受著快進功能，這可以通過讓他們更忙來增加收入。但也可以通過增加道路上的司機人數和解除票價激增來解決利益。不管他們喜歡是否與代理問題是分開的——無論是否擁有，還是公司的問題。
Uber的負責人說，這項功能最初產生了很多訂單，以至於司機開始體驗一種慢性的Netflix疾病——無法在洗手間停車。在譁然之中，Uber推出了一個暫停按鈕。
「司機說：『我永遠不會離線。我只是連續接單，這是個問題。』 所以我們重新設計了它，」負責構建產品幫助司機的Uber高管Maya Choksi說。「在旅途中，你可以說，『停止給我派單。』所以當你想停止駕駛的時候你可以有更多的控制權。
確實，如果司機需要重新填充其油箱，或者將其清空，則司機可以暫停服務的自動排隊功能。（視情況而定）。然而，一旦他們重新登錄並接受他們的下一個訂單，該功能將再次啟動。要禁用它，他們必須在接到下一個乘客前暫停它。相比之下，即使是Netflix，用戶也可以永久關閉其自動排隊功能，稱為後期播放。
哈佛大學經濟系主任、首席行為經濟學家David Laibson說，這種搶先的派送可能對行為產生巨大的影響。也許最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研究人員Alex Rosenblat和Luke Stark在一篇有關這些做法的有影響力的論文中所觀察到的那樣，Uber的應用程式不會讓司機在接到乘客之前看到他的路程，從而難以判斷訂單的盈利程度如何。
有時候，需要的只是一個所謂的默認設置而已，人類傾向於被惰性控制，自動將他們納入退休儲蓄計劃，然後允許他們選擇退出的結果遠遠高於讓他們選擇參與的結果。讓播放後的默認值可以具有相同的效果。
「如果做得好，這些東西可以在社會上有益，」Laibson說。「但是你可以想到各種與人類福祉相反的選擇體系。」
即使是低估了行為經濟學對公司的重要性的Uber研究總監Hall，確實做出了一個讓步。「我們設定的最佳默認是我們希望您做更多的工作，」 他解釋公司的應用程式說。「你不需要任何手段，但這是默認的。」
想像未來正如Uber經常指出的那樣，有一些平臺可以真正提高司機對工作的控制。與大多數工人不同的是，Uber司機每天可以送孩子上學，然後下午去接他們。
Uber甚至在開發一個功能，允許司機提前告訴應用程式，他們需要在給定的時間到達指定地點。
「如果你需要在下午6點去接你在足球練習中的孩子，」Uber負責產品改進司機體驗的負責人Nundu Janakiram說，「它將開始給你帶來大的方向訂單及時到達一個特定的地方。」
還有一種可能性，即隨著自由職業者經濟的成熟，像Uber這樣的公司可能會採用一套規範，限制他們通過巧妙設計的應用操縱員工的能力。
專門從事行為科學的管理諮詢公司BEworks的CEO Kelly Peters認為，同樣的數據使得Uber更容易推動司機再工作30或60分鐘，這也使得他們很難逃避照顧他們的義務。
例如，該公司可以使用各種指標，如制動和加速速度，指示某人是否正在不正常駕駛，可能需要休息。「下一步可能是個性化的瞄準和瞬間推進，」Peters表示。「『嘿，你一排有三個乘客，他們說他們覺得不安全。回家吧。』Uber已經在許多城市展開了這方面的努力。」
然而，那個成熟的時刻似乎還沒有到來。考慮一下Uber今年推出的一個即時消息，邀請司機按下一個大盒子，如果他們想讓應用程式導航到他們有「更多機會」找到乘客的地方。所附圖形類似於表明一個地區的票價是「上漲」，除了在這種情況下，票價不一定更高。
一些司機認為，這目的是誘使他們駕駛Uber想讓他們去的地方，而不是在那裡駕駛最有利可圖的地方，暗示他們會在那裡找到一個高峰。「他們正試圖讓人們到他們想要的地方，」坦帕的司機Weber說。「但是你到了那裡，什麼都沒有，這是經常發生的。」Weber指出，圖形的設計使迅速接受比拒絕更容易，這需要在左上角的一個小矩形。
Uber說，這個功能只是一個實驗，主要是為了幫助新的司機解決他們不知道在哪裡找到乘客的問題，如果司機不滿意的話可以改變。
除了個人特徵之外，Uber通過行為科學來影響駕駛員的更廣泛問題可能歸結於其商業模式需要多少。
雖然Uber對自動駕駛的投資並不是秘密，但在完全取代駕駛員之前，可能將有十年以上的時間。與此同時，只要Uber繼續將增長和乘客量作為關鍵目標，它就會在兩者進行交流的時候，產生一種激勵，讓司機的工作時間比司機的底線高出幾個小時。
這也將有助於儘可能地廉價地獲得這些時間。而且，沒有比僱用承包商更便宜的方法，並促使他們在需要的時候和地點出現。業內人士估計，依靠獨立承包商而不是僱員可以降低大約25%的直接成本。
此外，承包商模式本身也為Uber等公司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許多公司在經濟發展方面根本沒有足夠的員工，或者說沒有足夠的關於工作人員的行為數據，可以通過微調等方式進入忙碌的時期。為避免長時間的人手不足，他們轉而採用員工模式，允許員工在最需要的時候迫使員工登錄。
一旦公司達到一定規模，他們就會進入良性循環:人員配備不足的風險隨著大量員工的增加而下降，使用承包商的成本節約開始超過低效率。這反過來又釋放了進入新市場和獲得新客戶的資金，這使得承包商的模式更加高效，並且引發了更多的資金。
因此，不難想像像有數千萬工人的Uber這樣的大規模數字平臺的未來，不僅是為了運送人，也可以是為了運送食品和零售商品。也不難想像工人的責任感，也許是因為他們的技能不符合更多傳統僱主的需求，或者因為他們需要掙到更多的錢。
在這樣的經濟體中，專家表示，使用大數據和算法來管理員工並不僅僅是一個利基現象。它可能成為管理美國勞動力的最常見方式之一。
「你讓所有這些參與者進入這一領域，他們將通過大量未充分就業的人尋找額外的時間，而且我們可以控制他們所做的每一個細微差別，而不用付錢，」前美國總統BarackOobama的負責最高工資和小時工的官員David Weil說。當你停止考慮巨大的成本優勢時，Weil表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快速增長的領域。」
譯文作者：賀乾明
來源：紐約時報
原文作者：NOAM SCHEIBER。編輯：JON HUANG。
本文由 @賀乾明 翻譯發布於人人都是產品經理。未經許可，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