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界
文 李曙光
編輯 成靜衛
不少地方出現了搶糧的新聞，大爺大媽開始成袋成袋地買米買面。身邊的不少長輩也勸說囤點糧食。
引起恐慌的原因是多樣的：無法預測的疫情、反覆重來的蝗害、一些國家陸續採取的糧食出口限制。
3月24日，哈薩克斯坦宣布，對包括小麥、土豆在內的11種農產品實行限制出口，哈薩克斯坦是全球小麥的主要出口國之一；3月25日，排名世界第三的大米出口國越南決定禁止大米出口；埃及自3月28日起未來3個月內停止各種豆類產品的出口。
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出警告，受疫情和蝗災影響，全球或出現糧食危機。
這些新聞連在一起，加上網絡推波助瀾，最後傳到大爺大媽耳中就等於災難的前奏。他們是真正體會過飢餓的一代人，可能對房子無感，卻一定對糧食極其敏感。
但現在的中國確實不用太擔心口糧問題了。近十年來中國的口糧自給率超過98%以上，從中央糧倉到地方糧倉都儲備充足，品類齊全，即使完全不進口，中國的口糧也完全可以自給自足。
這並非輕描淡寫的一個自然結果，「飢餓」曾是一代人的生活符號，它不是憑空消散的。 新中國從一片荒蕪和殘垣斷壁中開始，農業是當時發展的唯一籌碼，機器和工業用品要靠著一口口省出的糧食來換。背後的犧牲很難讓現在的年輕人理解。
從糧食的視角，理解中國從「飢餓」到富足以及糧食在發展中的博弈，可以重新審視許多表象背後的事實。
01
糧食曾是新中國的發動機
袁隆平說：「一粒糧食可以救一個國家，也可以絆倒一個國家。」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經濟百廢待興，既要解決吃飯問題，又要解決發展問題。
1949年6月，陳雲在研究對外貿易問題的會議上指出：「在糧食不很多的情況下，要不要出口糧食是有爭論的。但是恐怕要勒緊褲腰帶，多出口糧食。因為出口是為了取得外匯，解決軍需民用與經濟器材的進口。」
一年後陳雲又強調：「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
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建國初期糧食產需矛盾尖銳，又趕上嚴重的自然災害，1949年全國糧食產量很低。據統計，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2254.768億斤，比舊中國歷史上產量最高的1936－1937年的2844.6億斤下降21％，平均每人每年僅475斤原糧，如果除去牲畜飼料、榨油、種子、釀酒及為換取經濟建設必須的設備而出口的部分粗糧，平均每人僅425斤原糧。
換算下來，每個人一天僅僅只有1.18斤糧食，不足以裹腹。
農村牆上鼓勵糧食生產的標語
彼時一部分人也對此並不認可，認為要暫緩工業化，把資金傾向於民生，應施「仁政」。陳雲和中央的看法是要施「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基礎極度薄弱，必須從國外引進設備、技術，這就需要大量的資金，特別是外匯。
「少吃豬肉死不了人，而沒有機器卻要受帝國主義欺負。」
但其同時強調，為了工業化出口糧食的同時必須要兼顧民生。1949年12月17日，陳雲提出，我們的方針，力爭不餓死人。國內私商或留港人士願以自己外匯購糧運回者，一律歡迎。1950年1月22日，陳雲強調必須增購外米4億斤，連原計劃廣東購外米2億斤，共6億斤。其明確表示，當糧食不足，嚴重危及民生時，「最後我們還有一手，就是洋米進口。這不困難，只要有美金就成。」
於是在農業初步恢復和發展的基礎上，中國積極開展糧食出口貿易。1952年—1960年，出口糧食2120萬噸，共創匯21.51億美元，為後來的工業化積累了原始資本。彼時上海工廠裡隆隆的每一臺機器，可能都是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一口一口糧省下來的。
那是中國最艱難的時候，要發展只能用口糧換外匯，又隨時準備著在生活壓力到一定程度後優先保障民生。
當時省糧省錢搞生產是全國人民一致認為最光榮的事情，鋪張浪費會被嚴重鄙夷。
1953年1月20日上海《青年報》刊登了仁德紡織廠青工陸洪超的一封來信：
「編輯同志：本廠團員沈英祿同志，本月4日和廠裡女工鄭金秀，在錦江飯店舉行婚禮。結婚那天，光是筵席就吃了37桌之多，每桌25萬（舊幣1萬元相當於新幣1元）。在錦江飯店共花去了1100餘萬元。廠裡同志一共乘了二輛卡車去吃酒……並且兩人結婚後，就到杭州去玩了十天，耽誤了工作和生產，自然也用去了不少錢。我們新社會的青年，結婚不要這樣鋪張浪費。」
但後來大躍進疊加三年自然災害，中國從出口糧食換外匯，變成了進口糧食保命。
農民在收割水稻
1959年—1961年，中國遭遇嚴重的糧食危機。1960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人均下降29.7%。全國城鄉大面積出現浮腫病。
「飢餓」成了那一代人永遠難以忘卻的符號。
為了省糧，各地出現了「先進煮飯法」。當時流傳的先進煮飯法是先將米幹蒸半小時後分裝入罐，加入涼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一小時。這種先幹蒸後溼蒸的「雙蒸法」，每斤米能出飯4斤3兩到5斤，據說飯粒還不爛。
還有先進蒸饅頭法，將去麩皮小麥煮到六、七分熟，從湯水中撈出，再用水磨成糊狀，把酵母放到麵糊中，發酵後送入蒸籠蒸熟。用傳統方法，1斤麵粉最多出2斤饅頭；用「先進煮飯法」一斤麵粉可蒸出5斤饅頭。
這些先進煮飯法被報刊連篇累牘的宣傳，認為其可以節約大量糧食，等於是「不動一鋤一鐮取得大豐收」。
但先進煮飯法實際上變來變去都是玩的加水膨脹遊戲，既費時間，又費材，根本不頂飽。
時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劉仁公開說：「淨出么蛾子，一兩糧食蒸來蒸去，不還是糧食一兩嗎？」
1961年，中央政府認識到糧食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大規模進口糧食，並且將糧食列為第一進口商品，化肥、農藥和油脂列為第二位進口商品。1961年中國糧食進口達到創紀錄的580.97萬噸，1962年糧食進口492.3萬噸，1965年糧食進口達到640.51萬噸。
中國自此從糧食淨出口國變成了糧食淨進口國，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84年。
在大量進口糧食的同時，中國同時在出口大米。因為國際市場上大米價格明顯高於小麥的價格，少吃大米用於出口可以換回更多的小麥。彼時新中國必須用這種方式來換取生存。許多南方人不得不因此放棄吃大米的生活習慣，多吃麵粉。號召南方人多吃麵粉，少吃米，甚至成為了一項政治任務。
從建國初期到1978年改革開放，糧食在中國國民生活中都是一種「緊平衡」的狀態。哪年豐收了會多出口創外匯，哪年欠收了會多進口保民生。每家每戶都以「糧」為主要追求目標，緊緊巴巴地過了30年。
這些歲月成為無數中國人時代的烙印，老年人珍惜糧食的行為，實際上更是一種時代的創傷，糧食是中國經濟建設的最初發動機和資本，為了搶發展，不得不去犧牲肚子。
02
消滅飢餓的三場戰役
楊振寧在《曙光集》中提到一件往事。1962年，楊振寧在日內瓦見父母，父親告訴兒子，「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母親在一旁給父親潑了冷水，「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
楊振寧覺得父母的這兩種觀察並不矛盾，他將其歸因於國家的誕生如同嬰兒分娩，必會有陣痛。好與壞，都是中國模式成長中的一部分。
解決這些陣痛，需要一場場硬仗攻堅，亦需要無數人蟄伏與默默奉獻。
中國徹底消滅飢餓，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突破與合理農業政策的雙管齊下。
大體可以總結為三場硬仗。
第一場硬仗是「農業政策的進步和明確」。
三年自然災害過後，農業漸漸恢復，1966-1976年，糧食產量增加33.8%，儘管同期人口增加25.1%，但全國人均佔有量還是有所增加，人均糧食從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可糧食供求緊張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
到1978年，中國熬到了開天闢地的改革開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推廣到全國。國家大力推進農村改革，制定了促進農業和糧食生產發展的多項措施，為農業生產注入新的活力，1979年國家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這都極大的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與此同時，以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和李振聲的遠源雜交小麥為代表的中國農業科學技術紛紛取得突破，這是中國消滅飢餓的第二場硬仗，中國的國運來了。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世人大多知道袁隆平，但很少有人知道李振聲。
二者在農業科學界其實被稱為「南袁北李」。頗有金庸的江湖氣息，二者亦是真正為國為民的「大俠」。
李振聲是除了袁隆平之外，唯二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農業科學家。他出生於山東淄博農村，13歲時父親去世，母親獨自帶大四個孩子。1951年，李振聲從山東農學院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5年後被調到西北農業研究所。
李振聲研究的課題是把小麥和牧草雜交，讓普通小麥既能結糧食，又能擁有牧草的抗病性。這聽起來不可思議，但李振聲非常堅持的自己的想法。實際上今天我們吃到的小麥，就是原始小麥和擬斯卑爾託山羊草和粗山羊草經過天然雜交和長期自然選擇、人工選擇而形成的。
從研究開始，到成功培育成「小偃系列」遠緣雜交小麥，李振聲整整用了20年趴在田間地頭，即便在文革的動蕩和質疑中也不曾停下。
1978年「小偃系列」遠緣雜交小麥培育成功，李振聲獲得當年的全國科學大獎。
1980年，中科院院士、小麥專家李振聲（上圖右）在陝西楊凌
從1978年到1998年，我國水稻總產量增加627億公斤，小麥總產增加694億公斤，超過水稻 ，李振聲不斷優化的「遠緣雜交小麥」功不可沒。李振聲等人在質疑與動蕩中奉獻一生，值得被永遠銘記。
在政策和技術的雙重紅利下，到1984年中國的飢餓攻堅戰基本取得了勝利。
1977年糧食產量28273萬噸，1979年產量達到33212萬噸，1984糧食產量再創紀錄，突破4億噸，人均糧食突破800斤，1977年到1984年糧食增幅達到42.3%，超過了「文革10年」的增長幅度。
聽起來這不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但人均糧食增長42.3%，意味著人均每天的糧食從1949年的1.18斤，增長到了2.19斤，足以從吃不飽到吃飽。這基本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
一個國家的國運是一波波的，1978年前後，中國在政策和技術上接連取得突破，大師和偉人接連湧現，再次開啟了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
1979年，四川成都，農民們在稻田裡拿著長竹竿除草
但徹底消滅中國飢餓，還需最後一根定海神針——健全糧食儲備體系。
完善的糧食儲備體系可以保護農民的利益和消費者的需要，也是應對各種緊急狀態的需要，可以為糧食進出口建立緩衝機制，穩定糧食價格。
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糧食儲備的量並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達到一個安全量和平衡即可。
1990年中國建立了專項的儲備制度，糧食科學的儲備規模和體系逐漸形成。2000年中國成立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專門用來宏觀調控和戰略儲備。
中國建成了「政府儲備、政策性庫存、企業商品庫存」三重儲糧體系。地方儲備糧的建立原則是產區3個月、消區6個月、平衡區4.5個月的糧食儲備。
據農業部最新口徑：新冠疫情爆發至今，中國還沒有動用過中央儲備糧，絕大部分地區也沒有動用過地方儲備糧。
另外中國還有極為成熟的價格監測和糧食應急體系。來自農業部最新的數據是，現在全國共有糧食應急供應網點44601個，應急加工企業5388家、應急配送中心3170個、應急儲運企業3454家。兩級監測體系，國家信息直報點1072個，地方糧食信息監測點9206個。
中國已經形成了「保障體系有支撐、市場波動有監測、應對變化有預案、保供穩市有責任」的高效糧食應急機制。
村民在院子裡晾曬玉米
當前我國大米庫存1.09億噸，在完全沒有產量的情況下，足夠滿足全國9個月的需求；小麥庫存1.31億噸，足夠滿足全國13個月的需求；粗糧庫存2.23億噸，足夠滿足9個月的需求。
這一組數據讓人聽得極為安心。
現在，你可以驕傲地告訴所有人，中國糧食儲備非常充足，無糧食短缺之憂。
03
中國不缺糧，但需要改善農業質量
經過政策紅利釋放農民積極性，農業科學技術紅利爆發提高產量，以及糧食儲備體系的完備，「飢餓」這個詞已經離中國人的生活非常遙遠。這是歷經了幾代人的努力，無數博弈和決策換來的。
現在中國糧食產量連續五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2019年糧食產量13277億斤，創歷史新高。小麥平衡有餘，稻穀供大於求，2010年以來，中國人均糧食佔有量持續高於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達到472公斤，遠高於國際上人均400公斤的紅線。穀物自給率超過95%，稻穀和小麥兩大口糧完全實現自給。
但中國的糧食問題，依舊沒有到高枕無憂的地步。
中國糧食存在結構性短缺問題，優質稻穀和小麥供給不足，玉米存在產需缺口，大豆自給率不足20%。
我國每年進口糧食1億多噸，是全球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主要以大豆、粗糧等為主，大米、小麥進口一般分別為200萬噸、400萬噸，佔國內消費總量分別為1%、2%，主要起品種調劑作用。
中國的糧食自給率高主要是宏觀調控的結果，但是要清醒的認識到，中國農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並不高。
大豆就是最好的反面例證，2019年進口大豆8851萬噸，進口量佔我國國內消費量的85%左右，自給率不足20%。大豆一度是中國優勢的出口糧食品種，但是隨著榨油產業的高速發展，美國轉基因大豆的出油率、工業壓榨率高受到工廠的青睞。
美國目前是最大的糧食出口國，以大豆和玉米為主，糧食總出口量超過1億噸，約佔全球總出口量的四分之一。
由於價格低出油率高，美國大豆大量出口到中國。在中國缺乏有效及時的防範措施的情況下，美國大豆迅速佔領了中國市場。隨後，巴西、阿根廷等轉基因含油率高的大豆也迅速佔領我國市場。中國大豆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價格受到擠壓，農民種植的效益變低，大豆產量連年萎縮，2012年產量只有1300萬噸，2019年大豆產量為1810萬噸。
國內的90家大型大豆加工企業中，64家有外資成分，四大外資糧商，ADM、邦吉、嘉吉、路易達孚控制著中國85%的大豆加工能力。
如果大豆是中國的口糧，那現在無論中國的經濟再發達，脖子都在別人的手掌中掐著。幸運的是，中國稻穀、小麥等主糧已實現完全自給，且階段性過剩。
中國農業的另一個短板是成本高。
源於勞動力價格的不斷上漲，2001年到2015年中國玉米、稻穀、小麥、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分別增長了2.56倍、2.3倍、2.62倍、1.72倍、3.36倍。
2015年，中國玉米、稻穀、小麥、大豆、棉花的成本分別為美國的14.78倍、4.11倍、16.33倍、8.5倍、28.23倍。近年來中國農業機械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是成本差距依然非常巨大。
以美國為代表的大農場、高機械化的農業運作方式的效率要高於中國。
這意味著，中國一邊要提高農業質量，另一邊必須要把控好糧食進口防火牆。
糧食，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和社會問題。嚴把進口糧食的防火牆，保持穀物自給率95%的紅線，維護國內糧食較高價格水平，控制糧食的進口規模，保證農民種糧積極性，合理利用中國為數不多的耕地，是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時刻考慮的問題。
這也是國際上各個國家對於自我保護糧食問題的通用做法。
中國提出「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政策方針，是總結了經驗教訓結合實際提出的長遠戰略。
田間的大型小麥收割機
「糧食」問題的複雜性，遠超一般人的想像，是國家之根基。各國關於農業的競爭遠沒有結束，可能也永遠不會結束。
治大國如烹小鮮，以中國解決最根本的糧食問題為鑑，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是輕易能夠解決的。袁隆平、李振聲和千千萬萬人的默默奉獻，換來了今日之安定。老人們今日對糧食的敏感，透露著時代犧牲。
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國情最複雜的國家之一。從一片荒蕪和廢墟中走來，如何守好這960萬平方公裡土地，把14億人帶向富裕和繁榮，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艱難的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中國糧食進出口問題研究》，張樹淼
《中國糧食儲備制度研究》，王曉潺
《中國糧食自給率研究》， 楊明智，裴源生，李旭東
《回憶饑荒歲月的「先進煮飯法」》，王祖遠
《 李振聲 : 雜交小麥之王》， 孫英蘭
《陳雲與新中國的糧食進出口貿易》，尚長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