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國作家莫言接受西班牙《國家報》採訪時，被問及生活、工作在中國的中國作家何時能獲得諾貝爾獎，他的回答是：或許100年之後。
北京時間10月11日19時，瑞典文學院宣布，來自中國的莫言是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獲獎理由是「莫言用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和現實。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全球化的步伐與媒體日漸發達，諾貝爾獎的符號意義，為輿論所津津樂道。無論在業界，還是在公眾中，它和奧運會、世博會等盛事一道，為大家所翹首以盼。這，也日益演變為諾貝爾焦慮症。
「梁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
魯迅、胡適均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每年的這個時候，諾貝爾文學獎的話題總會在國內引起躁動。這個誕生於1901年、跨越111年的文學獎，並非在上世紀80年代後才與中國作家發生關聯。
1927年9月17日，魯迅收到北京自己的學生臺靜農的信件，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時候聽說魯迅的名字，想請劉半農幫助，提名魯迅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事實上，每年獲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並非想像中那樣「離諾貝爾文學獎僅一步之遙」，其數量不下百人，有時甚至多達200人。但相比起今天世人對諾獎的熱情，魯迅當年表現出奇冷靜。他當即回信，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對該文學獎項的看法，態度絲毫也不曖昧。
他在信中明確表示感謝，但「為我，為中國」，都不願接受提名。理由是「梁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並以自己翻譯的《小約翰》一書作者、荷蘭作家弗雷德裡克·凡·伊登為例，認為伊登尚未能獲得賞金，自己更沒有資格。
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朱崇科教授長期研究魯迅，在他看來，作為一位善於「否定式思維」的知識分子，魯迅對國人與諾獎間的關係充滿警惕。魯迅在信中提出：「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更進而指出，「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以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這85年前的諾獎話題並未見諸當時媒體，僅僅以北京圈內人士談資的形式被時間一筆帶過，波瀾不興。次年，當斯文·赫定詢問胡適是否願意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時，也遭到拒絕。
「中國作品就一定得譯成英文才能參加評獎」？
錢鍾書歷數賽珍珠之流入選者，以證其謬
同樣作為善於「否定式思維」的知識分子，錢鍾書面對諾貝爾文學獎更為豁達，甚至表露出不屑。諾貝爾評獎委員之一、漢學家馬悅然曾登門拜訪錢鍾書，遭到錢鍾書譏諷：「你不就是仗著我們中國混飯吃的嗎？在瑞典，你是中國文學專家，到中國來你說你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專家。你說實話，你有投票表決權嗎？作為漢學家，你都做了些什麼工作？巴金的書譯成那樣，那種爛譯文本誰會給獎？中國作品就一定得譯成英文才能參加評獎，別的國家的作品為什麼可以用原文參加評獎？」
後來，錢鍾書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筆談式文章歷數「諾獎委」的誤評、錯評與漏評。在《靈感》一文中，錢鍾書更深入評價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
他寫道：「(有的中國作家)對文學上的貢獻由公認而被官認。他是國定的天才，他的代表作由政府聘專家組織委員會來翻譯為世界語，能向諾貝爾文學獎金候選。」同時，他再次譏諷諾貝爾文學獎在語言選擇上的不足。他寫道：「諾貝爾獎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陳腐得發黴的老古董，只認識英、法、德、意、俄等國語言，還有希臘文和拉丁文，偏沒有人懂世界語。他們把夾鼻老花眼鏡，擦了又擦，總看不明白我們這位作家送來審查的傑作。」
80年代中期，諾貝爾文學獎話題開始受到公眾關注。1985年冬，《文藝報》副主編吳泰昌與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記者林湄登門採訪錢鍾書。
言談間，引出錢鍾書對諾貝爾文學獎一番議論。他先是問記者是否知道蕭伯納的話：「諾貝爾設立獎金比他發明炸藥對人類的危害更大。」「當然，蕭伯納後來也領取了這個獎。其實咱們對這個獎不必過於重視。只要想一想，不說活著的，在已故得獎者中有格拉齊婭·黛萊達(義大利小說家)、保羅·海澤(德國作家)、魯道夫·奧伊肯(法國哲學家)、潑爾·布克(賽珍珠，美國作家)之流，就可見這個獎的意義是否重大了。」
說著，他從書架上取了一本巴黎出版的《新觀察雜誌二十年採訪選》，翻到博爾赫斯因為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而耿耿於懷的一節，說道：「這表示他對自己缺乏信念，而對評獎委員會似乎太看重了。」
「他既不屑於諾獎，也不屑於推崇諾獎的人。」朱崇科認為，錢鍾書學貫中西，這讓他在今人所追捧的諾獎面前表露出高度自信。而其家學淵源深厚，見識廣博，也使他對諾獎背後的世俗名利淡而處之。
為了「保有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薩特拒領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一直被評論批評以西方文本為主。而在西方，也有人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存在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戲劇和小說創作上也佔有重要位置的薩特就是其中一位。
1961年，由於經濟拮据的緣故，薩特執筆重寫擱置多年的自傳，並將其重新命名為《詞語》。該書在1963年發表於《現代》一刊上，次年出版單行本。薩特此作一經面世，引發評論界熱議。同年，瑞典皇家文學院把196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授獎理由是：「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對我們時代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豐厚獎金面前，經濟拮据的薩特致信諾貝爾文學獎，請對方取消這項決定，否則他會拒絕領取。但瑞典皇家文學院並沒有因為獲獎者本人的意願而改變決定，最終仍把文學獎授予薩特。
10月22日，薩特委託瑞典出版商的代表在斯德哥爾摩宣讀自己的公開聲明，聲明中以保有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為由，再度拒絕領取該獎。「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給予的榮譽，當我創作我的作品時，我已經得到了足夠的獎賞，諾貝爾獎並不能對它增加什麼，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壓，它對那些找尋被人承認的業餘作家來講也許是好的。」他說。
薩特一向棄絕來自官方的榮譽，無論是戰後法國當局授予他的榮譽勳位勳章，還是來自瑞典的諾貝爾文學獎。在他看來，一個知識分子在政治、社會和文學方面的地位，僅僅來自他個人的學養成就，而非這些世俗名聲。在面對讀者時，這些榮譽會讓一個作家的真正價值受到遮蔽。用他的話來說，籤名落款為「薩特」，是一回事；籤名落款為「諾貝爾獎獲得者薩特」，卻是另一回事。
莫言獲獎
是治療諾貝爾焦慮症的良藥嗎？
30多年來，國人從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翹首以盼，演變為今天的諾貝爾焦慮症。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際，作家鄭彥英認為，莫言獲獎是治療諾貝爾焦慮症的良藥。事實能否如此理想？
「一邊是諾貝爾獎在中國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家喻戶曉，」朱崇科分析道，「另一邊是國人在重開國門後，渴望得到國際認可，而建國63年來的文藝發展不盡如人意，從而進一步誇大了這種焦慮感。」但他並不認為諾獎授予中國本土作家，將有助於國內諾貝爾焦慮症的消解。「如今，文學獎項很大程度上成為文學的束縛」，從更深的角度而言，反而「如同一塊遮羞布」，遮蔽了中國文學當下問題。「恰恰是中國大陸文學獎項公信力的喪失，才令諾獎成為業界、媒體和公眾對文學認知、評判上的最大公約數。」
回顧近年國內一系列的文學評獎，幾乎無不夾雜著大量非議之聲，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有關「茅盾文學獎」。2008年，評論家洪治綱撰寫長文《無邊的質疑關於歷屆「茅盾文學獎」的二十二個設問和一個設想》，對評出的作品是否代表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藝術上的「高峰」等問題提出質疑。2011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同樣引來爭議，參選作品的前10名作者中，省級的作協主席、副主席佔到了8位，被指「充滿官僚主義」。
而「魯迅文學獎」也同樣遭到質疑，2010年第五屆 「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獲得者、時任武漢市委常委、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的詩歌在網絡引起巨大爭議。
儘管誠如錢鍾書所言，諾貝爾文學獎也有著不少不足，其評判結果也引發不少爭議，世界文壇群星閃爍，不少海外著名作家都與之無緣，如易卜生、契訶夫、卡夫卡、米蘭·昆德拉、博爾赫斯，等等，但從其組織結構上看，瑞典文學院獨立於政府的組織，也獨立於任何政治和社會集團，雖然每個院士都有自己的道義傾向以及政治傾向，但文學院作為整體一直避免形成幹預政治的傾向。瑞典文學院院士基本都是著名作家和學者，一般都精通四五門外語，多數都能直接閱讀英、法、德、西以及北歐原著，也有幾人熟悉俄語。評選和頒獎的決定權仍然屬於全體院士。
「起碼這樣的國際文學獎，是國人無法通過權力或金錢能夠左右的。」朱崇科認為，在獲獎人的選擇上，其更看重的是作品本身。相比起受到泛政治化裹脅的本土獎項，諾貝爾文學獎的「主流還是好的」，也更令人信服。也有評論認為，莫言得獎的一大緣故，在於作品在瑞典的傳播廣泛。
中國文學從業者
更應側重什麼？
時至文學獎塵埃落定，公眾關於莫言與諾貝爾文學獎的爭議仍未休止。而回過頭看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基準，根據諾貝爾遺囑，為「應授予在文學領域裡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傑出作品之人士」。有評論指出，相比起獎項本身，這份「理想傾向」更應為中國文學從業者所側重。
在課堂上，朱崇科向學生介紹魯迅在日本知識分子群體中的知己，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就是其中一位。受其母影響，大江健三郎在學生時代已經對魯迅的文學相當熟悉，並一直對魯迅懷有極為謙卑的態度。他曾說：「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魯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點點。這是我文學和人生的最大願望。」
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世俗名聲盛大的文學獎項和魯迅之間，視後者為更高峰。
而大江健三郎與莫言交往數十年，一直對其給予好評。而據旅日華人作家毛丹青回憶，2002年大江健三郎訪華，並抵達莫言的家鄉。當時，大江健三郎說：「再有10年，他能拿獎！」（羊城晚報 記者 朱紹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