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下的科幻小說家:宇宙不僅僅是科技巨頭中產階級化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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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波蘭科幻小說家萊姆逝世，之後人們對於他的作品關注就逐漸減弱了。由於冷戰的影響，60——70年代巔峰狀態的他對美國觀眾的影響不那麼大，但西奧多·斯特金仍說：萊姆一度是「世界上擁有讀者最多的科幻小說作家」。

在其他作家眼裡，萊姆在科幻小說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近年來，他似乎是因其小說《索拉裡斯星》而再度火熱，因為安德烈·塔爾科夫斯基1972年的電影和史蒂文·索德伯格2002年的電影均將其作為背景材料。

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是不幸的。在20世紀後半葉，他在科幻小說亞流派之間靈活跨越，並且偶爾涉足其他領域。雖然他擁有全球4500萬本書的銷量，但萊姆拒絕進入亞流派逐漸壯大的的當代市場，這顯然是不同尋常的。

Stanislaw Lem，1977 | 圖源：Getty Images

同時，萊姆也是一名道德學家、設計家和業餘科學家（一名接受過醫生職業訓練的青少年發明家）。他成功完成了一部涉及當代科學、醫學和哲學發展的硬科幻小說，沒有刻意迎合讀者的喜好，也沒有專業領域的說服力。

好消息是，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計劃復興萊姆的作品。他們近期重新出版了他的六部大作，順理成章地讓萊姆與讀者再次見面，這也正好趕上他2021年百年誕辰。

在萊姆的大部分職業生涯中，肆虐的冷戰塑造了他的作品。科幻百科全書說：「在兩個利維坦之間，萊姆融合了光明的人文主義希望和辛酸痛苦的歷史警告。」

柏林圍牆倒塌後的29年和此後的各種危機使我們淡忘了萊姆當時的創作背景——兩個超級大國利用宣傳、烏託邦幻想和驚人的國家權力爭奪霸權。

宇宙不僅僅是被科技巨頭中產階級化的產物

美國戰後科幻小說成為正式流派，得為太空競賽、軍工綜合體和互相毀滅性的競賽道歉。這一流派將廣闊的宇宙作為一張畫布，呈現了雄偉的功績和經濟的原材料。

而萊姆的國家波蘭無法分享由國家資助的太空探索的榮耀，因此無法對致力於新殖民主義宣傳的太空探索負責。雖然在鐵幕的另一端，萊姆作品的出版經常會出現漏洞，但他遠離美國和蘇聯的權力中心，這使他能夠用科幻小說來批判他們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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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萊姆並不是一個修正主義者，他並沒有否定黃金時代關於宇宙探索的觀點，而是認為這是一個大膽的、具有重要文明意義的探索。

在當代科幻小說和整個美國文化中，這一幻想幾乎已不復存在。只要存在，它就已經被億萬富翁兼冒險家們所接受。例如，埃隆·馬斯克和彼得·蒂爾對科幻小說《黃金時代》的喜愛就有充分體現。

在氣候變化、巨大的經濟不平等和民族主義抬頭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為了知識而探索宇宙，充其量只是懷舊。

面對這種冷嘲熱諷，萊姆的作品糾正了這樣一種觀念：宇宙僅僅是被科技巨頭中產階級化的產物。在他眾多的小說中，《索拉裡斯星》可能是最著名的，萊姆擴展了宇宙的視野，認為宇宙是非常不人道的，但仍然能夠讓那些屈服於宇宙的人獲得超越。

我們試圖去了解宇宙，總會遇到挫折，更不用說賺錢了。但我們的觀察和仔細研究，或許會讓我們瞥見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人類在宇宙面前所感受到的絕望的神秘，是萊姆一再回歸的主題。有時，它幾乎就像是宗教的狂喜。《索拉裡斯星》的最後一句話仍然是迄今為止最可怕的：「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堅信殘酷奇蹟的時代還沒有過去。」

儘管讀者在萊姆逝世後的14年裡發生了變化，但人們仍可以從他顛覆性的天賦裡學到很多東西。

1964年的《無敵》一開始可能會被誤認為是黃金時代的「清嗓子」之作，其名義上的宇宙飛船正在對雷吉斯三世那顆光禿禿的、沉悶的星球執行救援任務。

小說關注的是飛船和它各種自動裝置對人類貨物的控制，這其中不乏萊姆的影子。這是一個無機生物進化的故事，撇開主人公和觀眾不談，它反省在廣闊的、無人問津的宇宙中人類的脆弱和渺小。

另外，《無敵》裡有很多專家，都是萊姆最喜歡的角色。萊姆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科幻作家常常把他們的科學家描繪成無所不知的原始人，通過渴望戰爭的將軍、貪財的政客和擁有聰明頭腦的特定女性來揭示真相。

萊姆經常會讓他的科學家們進行滑稽的爭論，以顯示他們對自身重要性的信心，從而顛覆這種陳腐的比喻。直到無敵的科學家們齊心協力，才提出了一系列理論，但沒有一個被真正證明過。當他們終於閉嘴時，萊姆筆下的科學家們做的才是真正的科學研究。

《高堡》(1966)並不是科幻小說，而是萊姆在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回憶錄，反映了他少年時期的點點滴滴。就像所有優秀的回憶錄一樣，這本書也以承認失敗開頭:「……我為那個小男孩建了一座墳墓，把他放在裡面，就好像我在寫一個虛構的人，一個從未生活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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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姆並沒有像弗拉德米爾·納博科夫或斯特凡·茨威格那樣，想要在這裡重建一個消失的世界：「我只是在寫曾經的我……我必須牢牢駕馭我作為科幻作家的創作能力，將細節組合成連貫的整體。」他不僅談到「世界構建」的趨勢，而且在寫一個「以某種方式實現終結」的故事。

這可能與年少時曾經遭受的痛苦有關，《高堡》這部作品一次又一次回歸到他作為喉科醫生的父親身上，萊姆從他身上習得了大量的醫學知識。萊姆沒有提到他是猶太人，也沒有提到他大部分家人被納粹殺害。他兒時許多夥伴的死亡在作品中都一帶而過。

《變形醫院》 (1955)，這是一部早期現實主義小說，至少從時間上，它彌補了《高堡》的空白，儘管這絕不是萊姆生命的延續。

一位年輕的波蘭醫生最終找到了以精神病院的形式存在的納粹政權根據地。如果你對納粹對待精神病患者的方式有所了解，你就會明白我們正在走向怎樣的悲劇。

醫生斯特凡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他偶爾會被欲望衝昏頭腦，想要展開一場震撼世界的爭論」。他在臭名昭著的詩人塞庫洛夫斯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假扮成一個病人以躲避納粹的審查。塞庫洛夫斯基自詡為形上學者和柏拉圖式對話的建構者。

當被問及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納粹時，詩人的回答是，「吹笛子，收集蝴蝶」。當滅絕機器終於啟動，塞庫洛夫斯基的反應與哲學相差甚遠——暴露了他的智力和道德欺詐。

這裡萊姆明顯表達了對政治上犬儒主義的憤恨，這可能與蘇聯審查員長達27年的印刷禁令有關。萊姆後來的道德劇都是以科幻小說的形式出現的。

《歸來》是一部怒氣十足的太空冒險作品

《星際歸來》(1966)的標題已經暗示萊姆正在與經典科幻故事進行對話。在這個故事中，他試圖讓一名太空人重返地球。太空人哈爾·布雷格離開地球的時間只有10年，但由於深空旅行的時間安排問題，他已經離開地球12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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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喬·霍爾德曼《永遠的戰爭》一書(1974)中一樣，這裡也以時間的混亂暗喻社會對人類的影響。更具體地說，霍爾德曼是在寫從越南歸來的美國士兵。在《星際歸來》中，地球上的每個人都被剝奪了權利，所有的暴力衝動都被消除。世界因此變得更安全、更溫和。而萊姆正在悄悄地攻擊蘇聯承諾的烏託邦、美國的消費主義和富裕的郊區生活方式。

然而，西蒙英斯漸漸發現，《星際歸來》更關注男性的憤怒。當布雷格對他回到的社會有了更多的了解後，他變得更加暴力、更具侵略性，直到最後，他犯下了強姦罪。

閱讀直到大約三分之一處，讀者才意識到敘述者所探險的星球遠比想像中更嚴酷。在他的航程中，貧困、孤獨和死亡率令人震驚。

如果說《無敵》在遵循傳統的黃金時代敘事的同時悄無聲息地顛覆了它的意識形態，那麼《星際歸來》則是一部怒氣十足的太空冒險作品。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世間美好中，星星卻能撫慰布雷格:「當我抬起頭時，我只看到一片黑色的虛空。然而，奇怪的是，在那一刻，它的虛無縹緲給了我勇氣。」唯一沒有改變的還是布雷格回歸的空虛。

伊莉莎白·貝爾的《太空旅行者回憶錄：對伊瓊·蒂奇（1971）的追憶》對萊姆的陰暗面進行了總結。就像海因萊因、阿西莫夫、史蒂芬森一樣，這位科幻作家表現出了一些有問題的政治傾向。

他的作品「偶爾會表現出對女性的厭惡，但卻不得不承認女性的存在。經常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且充斥著極度厭世的斯威夫特式的寓言」。

蒂奇是一個著名的太空探索者，與萊姆筆下的人物大相逕庭，在大部分時間裡，他不會探索太空。相反，他遇到了一系列名譽掃地的瘋狂科學家，他們都致力於瘋狂的發明，他們相信這些發明將會改變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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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寓言故事，既涉及形上學，又涉及科學，但被廉價的花言巧語所破壞。「怪人控制論」這個詞會讓你大笑，還是憤怒？也許正是因為這些寓言故事簡單通俗，才使得萊姆的缺陷格外突出。

麻省理工學院系列作品《其主之聲》（1967）的真正代表作其實是臭名昭著的數學家彼得·霍加斯的手稿，而這在他去世後才被發現。這部小說預示了後來的兩部作品《完美的真空》 (1971)和《想像的力量 (1973)。其中，萊姆創造性地將故事和人物幾乎融為一體。但在1967年，萊姆僅僅是在小說某一領域有所造詣。

聲音說明一切。我們的敘述者謙卑地以自我憎恨的方式開場：「我認為我是一個懦弱、惡意和驕傲的人。」小時候，他「就在心裡把星星打得粉碎，以懲罰它們對我的冷漠」。作為一名數學家，他摒棄頭銜，回歸自己的研究，只是為了向同行的數學家證明，他們的成就是多麼可笑的錯誤。

霍加斯是一個完美的研究員，他被招募到一個美國項目中，破譯來自星球的信息。在經歷了一年的挫折後，霍加斯被招募入伍，他對於同伴們的成就毫不關心，從1和0出發開始解密。現在，如何破譯外星信息就像是對Reddit線程的總結。

當霍加斯最終了解到這個項目的早期成果時，他把這些發現比作鋼琴演奏者試圖讀取「一盤真正屬於數字機器的磁帶」。

當出現這樣的情況時，即使是誤讀，這些代碼也將很快提供一種可怕的力量武器，科學家們將從胡亂編寫的專家變成臨時的倫理學家。霍加斯尖酸刻薄地說，「如果科學家什麼都不負責，他可以同意任何事情。」

冷戰時期的道德決戰永遠不會結束。外星人的信息是如此的人性化，以至於連科技社會的死亡都無法通過它來實現。

霍加斯的早期假設是，「信的內容部分是為了給某類不受歡迎的收件人提供剃刀，這樣他就可以割斷自己的喉嚨」，即神人同形同性論。

沒有解決辦法，只有相互矛盾的理論。從政治人物到自我吹捧的專家，再到傲慢的人類，書中提出了質問，其中不乏令人愉悅的尖刻言辭。「我從來沒能徵服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霍加斯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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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說，當冷戰結束後，人們對於太空的探索熱情驟減，我們這才發現政治力量對於探索宇宙來說是怎樣一種推動力。而今，我們再次發現，在星空下，我們如此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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