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畢卡索有什麼好？這不是懂不懂的問題

陳丹青

公眾困擾：「畢卡索有什麼好？他為什麼這樣畫？」

這不是懂不懂的問題，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和西方的錯位，和西方的時差。錯位，時差，是我們認知西方的一個常態，也是一個困境。不能說困境全是負面作用，因為機會跟著來了-民國可憐，沒有西方展覽，共和國初期，蘇聯畫展可以來，剛來，1964年左右，中蘇又鬧翻了——為什麼我把講題叫做「機會與困境」，因為機會來了，但機會提醒了我們的困境。

話說回來，西方大部分民眾也不懂畢卡索，在他出道的時代，更不懂。如果今天我們能把畢卡索同代的其他人的畫請幾幅進來，擱在一起對比著看，可能比單獨展示一個畢卡索，會有更多的啟示。也許還是不懂，但是我們要的不是懂，而是啟示。懂得藝術，沒有窮盡，我今天要說的是，認知一個藝術家，比如說，像畢卡索這麼一個豐富的矛盾的藝術家，需要很長時間，這不單是我們這裡的問題，西方人也有同樣的問題。

英國人約翰·伯格寫過一本書：《畢卡索的成敗》，其中大量篇幅談到畢卡索六十多歲後再沒畫出重要的作品。他仍然誠懇地畫畫，可是太有名，太有錢了，住在法國南部的莊園裡，被各種人包圍，被當成一個活神仙，可是他再也沒有像年輕時代那樣，找到乞丐、妓女、賣藝人之類的靈感，也不再遭遇像《格爾尼卡》這樣偉大的素材，他封鎖在自己的神話裡，找不到新的主題和興奮。

今天，我很想知道是哪些中國觀眾在哪些作品前，覺得不懂。藝術是跟每個人的眼睛和內心溝通，這溝通，如果被所謂「不懂」所阻斷，是什麼意思？

畢卡索的藝術，過時了。但作為一個問題，他從未過時。據我在紐約所見，畢卡索的研究，畢卡索的展覽，畢卡索的畫冊，畢卡索的專題，從未中斷。比如，八十年代末，研究者寫出畢卡索一生跟所有女人的關係，不久有個展覽叫做「哭泣的女人」，是跟南斯拉夫籍那位情人同居時畫的一些畫。2005年，我在巴黎畢卡索博物館看到一項真正前衛的專展，是畢卡索和安格爾對比展。安格爾在十八世紀鼓吹希臘是最理想的美，畢卡索在二十世紀初挑釁此前所有關於美的概念，畢卡索怎麼會跟安格爾有關係？可是看了這個展覽，看到畢卡索的素描和安格爾的素描一組一組分類掛在一起，你會發現，他倆對線條、對形體的理解，對空間和比例的理解，來自源遠流長的歐洲傳統，他們用各自的方式回應希臘，對照二戰後至今的現代繪畫，他倆都顯得非常古典。

所以，時差和錯位，對我們認知西方造成困擾，今天單單請來畢卡索，只有他一個人，他的生態沒有過來，等於只聽到一句話，沒有上下文，這句話講得再精彩，你還是難懂-我非常渴望更多展覽進來，讓年輕人開眼界，暫時無法出國的朋友可以看到好的原作。但是看到原作，熱愛藝術的人還是不懂，怎麼辦？

剛才講的是空間的脈絡，講到時間的脈絡，不得不提塞尚。西方人喜歡認爹，認父親，很多人會說影響他的那個人，是他父親。塞尚也認過一個父親，就是畢沙羅。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藝術的血脈、來路、資源，決定了你手上做的這件事、這套風格。血緣關係是可以不斷追上去的，譬如畢沙羅背後有柯羅，柯羅背後有蒲桑……塞尚之後呢，既影響了畢卡索，也影響了馬蒂斯。馬蒂斯曾經對一群學生說，我們都從他那裡來，那個他，就是塞尚，可是塞尚沒想到影響這幫小子，他的理想是：「我要回到蒲桑。」蒲桑是十七世紀的法國畫家，大半輩子待在義大利，他的理想是追蹤希臘-這樣一個譜系，維度，就是以後中國引進展覽的一份名單，把西方整個文脈帶進來。這是奢望嗎？不一定。這個漫長的名單應該都在我們的期待中。

類似的認知的迷失，不僅發生在繪畫，西方的音樂、戲劇、文學、哲學，我們都有許多「不懂」，但是，我要說，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今天我們說不懂畢卡索，好，那麼齊白石、吳昌碩，我們就懂嗎？董其昌、四王，我們真的懂嗎？可能也未必懂。回到畢卡索，如果你真要懂他，你大約看看非洲藝術，看看塞尚，再看看新古典主義，也就是安格爾，當然，還要看看希臘藝術-這時你再來看畢卡索，可能情況會不一樣。

懂不懂的問題，是個永遠的問題。我絕對不能說，我懂了畢卡索，也絕對不能說懂了西方美術史，我更不敢說，我懂中國美術史。懂得，是無止境的過程。我在外面泡這麼多年，學會一件事，就是你如果真想懂得，該怎樣去懂法，前提，要有相對完整的文脈。懂到什麼程度，是每個人自己的事，不容易衡量的。

當然，這裡還牽出別的問題-我多少是個畫家，有點繪畫的認識，可是呢，我非常渴望回到像小孩、像鄉下人那樣，頂頂質樸的狀態，面對藝術。有時我看到不懂的作品，會非常歡喜，因為你不懂，本身就是一種狀態，非常質樸的、原始的那麼一種狀態。在座有人非常在乎懂不懂，第一，你不要自卑，第二，如果你真的想懂，有很多途徑，畢卡索只是今天的例子。

說實話，我不但不懂畢卡索，不懂董其昌，而且越來越不懂中國，我回來已經十一年了，許多事情越看越不懂，誰敢說：我住在中國，就一定懂得中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