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生活的變化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大變革時期。這一時期城市有很大變化。春秋時期，城邑的數量有了明顯的增加，有關築城立邑的記載史不絕書。國土有限、實力平平的魯國，自隱公至哀公的二百餘年間，見諸《春秋》《左傳》記載的築城、修城、擴城活動就有二十餘次，由此可以想見諸侯大國的築城情況。城邑的增多表明：政治、軍事、文化生活已經不再局限於都邑或某幾個核心城市。春秋城市的規劃布局開始呈現多樣化的特點，有的沿用西周時期的舊制，有的則突破禮制約束。戰國時期，城市數量空前增加，城市的經濟功能較前更加顯著，興起了一批重要的商業城市。趙國的邯鄲（今河北邯鄲）、藺（今山西離石西），齊國的即墨（今山東平度東南）、安陽（今山東曹縣東）、薛（今山東滕縣東南），燕國的下都（今河北易縣）、涿（今河北涿縣）、薊（今北京市西南）、魏國的大梁（今河南開封）、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溫（今河南溫縣西南）、軹（今河南濟源東南），韓國的鄭（今河南新鄭）、陽翟（今河南禹縣）、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屯留（今山西屯留南）、長子（今山西長子西南），楚國的郢（今湖北江陵紀南城）、宛（今河南南陽），壽春（今安徽壽縣）、陳（今河南淮陽），越國的吳（今江蘇蘇州），宋國的陶邑（今山東定陶北），衛國的濮陽（今河南濮陽南），秦國的雍（今陝西鳳翔南）、鹹陽（今陝西鹹陽東北）、櫟陽（今陝西臨潼北），周室的雒陽（今河南洛陽），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城市和商業都會。有些並非諸侯國都城的城市規模甚至超過春秋諸侯國都的水平。戰國時代的城市有商業市區，市區四周有市門，早啟晚閉。齊都臨淄是戰國時代規模最大和最為繁華的商業都會。縱橫家蘇秦對臨淄的繁華景象有這樣的描述：臨淄城中有7萬戶人家，成年男子就有21萬。市民悠閒自在，「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蹴鞠者」，音樂、雜耍等娛樂活動豐富多彩。馬路上來往的車輛很多，以致常常車輪相互碰撞，街道上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如雨」。

春秋戰國時期的鄉村也不斷發生變化。隨著人口增加、鐵製農具的廣泛使用以及農業耕作技術的進步，過去被視為鄙野之地的郊野，逐漸繁榮起來，有的甚至成為新興商業都市。荒野也陸續開墾，新的居民點不斷出現。為了加強對鄉村地區的控制，各諸侯國逐漸採用縣制，在原來的鄙野地區或被滅亡的鄰國，根據需要，設立縣制行政機構。縣成為以管轄農村為主的基本行政單元。戰國時代，又在縣的基礎上再設立郡，從而形成了郡縣兩級制的地方組織。擁有一定數量土地，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同時兼營家內手工業的自耕農成為鄉村的主要勞動者。

春秋時期的婚姻形態仍然遵行「同姓不婚」的原則。諸侯和卿大夫都要在相同的等級之內迎娶異姓女子，天子求婚於諸侯，王室宗女也多下嫁於諸侯。士以下的平民家庭，多為一夫一妻。婚嫁年齡男子通常在20—30歲之間，女子在15—20歲之間，婦女被夫家休棄的現象在這一時期比較普遍，離異的女子再嫁也司空見慣。

由於地理和氣候的差異，以及政治上的多元化，加之各地奢儉風尚的不同，春秋戰國時期的服飾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多樣化的特點比較明顯。服飾最大的變化，首推戰國趙武靈王的改易胡服。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力排眾議，毅然實行軍事改革，命令軍隊採用東胡、林胡、樓煩等遊牧部族的服飾，穿短裝，束腰帶，用帶鉤，穿皮靴，後來又將胡服進一步推廣到上層人士。

春秋戰國時期，貴族的飲食活動禮儀化的色彩依然很濃厚。用青銅製作的飲食器開始衰落，漆器被廣泛用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漆器製作得非常精美，造型精巧，漆色鮮麗，紋飾豐富，透出一種秀逸之美。多姿多彩的漆器，給飲食生活帶來了清新的氣息。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以血與火為時代特徵的社會，戰爭的技藝與勇敢精神得到廣泛的崇尚。一年中農隙的時候有春菟、夏苗、秋彌、冬狩四次練兵習武。《春秋穀梁傳》記載說，在田獵的時候講習武事，是禮儀中的大事。割蘭草插在地上，作為田獵的界限。田獵時，不許越界。把戰車矗立起採，插上大旗作為轅門，轅門的大小以車的兩軸離轅門兩側各四寸為宜。在田獵之中，如果車軸碰著轅門，御者就沒有資格進入轅門之內田獵，因為御者駕馭戰車的能力太差。田獵還要求：驅車奔馳，戰車所揚起的塵土不能飛出車轍之外；馬在奔馳之中，四蹄相應，快慢適度，駕馭車的人不失馳騁之節，射箭的人才能射得中。田獵還規定，禽獸跑出所設定的田獵範圍之外，就不再追殺，這是取戰爭中不追殺奔跑的敗軍之義。射中的禽獸如果傷在面上、頭上，就放掉不要，取「不殺投降之人」的意思；射中的禽獸太小，也放掉，取不虐幼小之義。勇武作為一種社會規範，已經成為春秋社會男性角色的重要內容。一身戎服有高超的射技和御技的男子，是人們心目中所崇拜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