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看過的「藍色銘牌」（Blue plaque）恐怕不少，可牌子上有中國字兒的，絕屬稀罕：在倫敦荷蘭公園附近，有個掛著藍牌兒的房子，差不多100年前，老舍先生曾在這裡住過。（藍色銘牌（Blue plaque）是一種安置在公共場合的永久標記，標記知名人物的家或工作場所，以紀念當時的人或事，是一個歷史記號。）
說是探訪，其實也並沒有什麼像貝克街221B那樣的「福爾摩斯博物館」可以參觀，唯獨有的，就是老舍故居外的那塊藍牌兒。除此之外，St.James Garden 31號，和其他的維多利亞式住宅區，毫無區別。
那時候，老舍先生住三層，在窗口抽菸時，應該時常看著房子對面的詹姆斯花園吧。不只是花園，我現在在倫敦所見的許多，都應該還是一如往昔吧。老舍先生已然不在，他眼中的倫敦究竟是個什麼樣兒，恐怕是與本人無從考證了，還好我可以去讀他的書。於是，我想起來重讀《二馬》。人在英國的，都應該去讀讀，從舊故事裡找找當今倫敦的影子，也讓你看看我們現在活得多幸福。
前面只是起了個頭，解釋了為什麼我又翻出這本老書來讀。正題還沒談，現在開始談。可還沒讀完，只能談一點。
有人翻開《二馬》想看看老英國什麼樣，英國人又操著什麼腔調過日子。只可惜，《二馬》裡的英國人，各個操著口京片子。有人失望了，說開什麼玩笑，簡直就是「炸魚蘸甜麵醬」，串了味了！我倒覺著挺可愛。人在英國，眼睛裡瞧得也都是英國景兒，你以為你就搖身一變成了藍眼珠黃頭髮的「洋鬼子」了？並不是，骨子裡的中國人，老北京，用東方的筆調寫英國，用北京的方言說倫敦，一點兒毛病沒有。因為中國留學生、新移民在這裡過的，就是這麼個「炸魚蘸甜麵醬」，不倫不類的日子。
別人把話說出來的時候，無論是倫敦音，還是印度腔，我們入耳的時候，總喜歡給加上點家鄉味兒。舒服，順耳。
《二馬》中，心比天高，啥也不幹的老馬先生，雖迂腐，倒也從頭一天出門就曉得了「東西文化不能調和」 ：「老馬先生把駝絨緊身法蘭絨汗衫，厚青呢衣褲，全穿上了。還怕出去著了涼，試著把小棉襖絮在汗衫上面，可是棉襖太肥，穿上系不上褲子。於是罵了鬼子衣裳一頓，又把棉襖脫下來了。……要不怎麼說，東西文化不能調和呢！看，小棉襖和洋褲子就弄不到一塊兒！……」他眼睛裡瞅見的，是英國的景兒，心裡琢磨的，是英國的事兒，但他瞅的方式和琢磨的腔調，無一不是老北京的樣式兒。在古玩店裡，他琢磨著怎麼給隔壁店家個小釘子碰。「然後坐在小椅子上自己想著碴兒笑：你們的買賣好哇，架不住咱不理你！俗氣！」 酒館裡， 在牆角買醉的四個老頭兒，在他眼中也是「兩腿擰著麻花扭出去」的。恐怕那一瞬間，他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因為上次在八大胡同喝成醉貓的時候，他眼裡也看到過同樣的景象。只不過那四個老頭穿的是大褂，這四個老頭穿的是洋行頭。老馬先生在倫敦也過著老北京的日子，操著老北京的腔調。讓他改？怎麼改的了，別說那時候的他了，現在的你也未必改的了。
老馬先生不僅自己說著俏皮話，還讓周圍一眾英國佬跟著走了腔串了調。作為早期移民，從海上漂了四十餘天，來了這裡，誰不希望能不跟腔搭調，能出出自己的聲音，哪怕是病時的哼哼，也就知足了。在老馬先生那個時候，哪能做到，也就是在小說裡寫寫，過過嘴癮罷了。直至現在，這恐怕也還是新一代留學生和移民的理想。
溫都姑娘傲慢，但收拾狗時一句「跟我洗澡去，你個小髒東西子！」盡顯調皮，似乎和大雜院裡隔壁的二丫頭沒什麼兩樣。
溫都寡婦保守，操著京片子跟女兒抬槓時雖是抱著尊貴的小狗，那腔調倒也像極了老北京胡同口納鞋底子的老太太：「拿破崙，寶貝兒，來！幫助我跟她抬槓！她沒事兒去聽些臭議論，回家來跟咱們露精細！是不是？寶貝兒？」
老馬先生迂腐，琢磨茶壺價碼時故意拿腔作調，是不是一秒鐘穿越回了琉璃廠，像個在店跟前兒顯擺新貨的大爺：「對，來，咱看上一看。」馬老先生把這幾個字說得真象音樂一般的有腔有調。
老馬的兒子馬威，跟爹不是一個風格，算是靠譜青年了，但也時不時自言自語的怨天尤人上兩句：「看看人家！掙錢，享受！快樂，希望！看看咱們，省吃儉用的苦耐——省下兩個銅子還叫兵大爺搶了去！哼！……」
北京腔裡的倫敦生活，讓高傲的不那麼高傲，迂腐的不那麼迂腐，痞氣的不那麼討人厭，正氣的也不至於不食人間煙火。連溫都寡婦的那條狗——那隻自小長在倫敦，天天養尊處優的拿破崙，也沒了高傲勁兒，天天逮誰啃誰的腳後跟。「拿破崙起來便到園中細細聞了一回香氣，還帶手兒活捉了兩個沒大睡醒的綠蒼蠅吃。」
京腔京韻出現在對倫敦的描寫中，似乎不顯恰當，但離了京腔京韻的英國人，老舍先生恐怕更是不會喜歡。他本不很喜歡英國人，他們傲慢保守，正因為不喜歡，他也覺得自己「沒寫出幾個像樣的英國人口」。1925年，在英國的日子，恐怕不會多舒服。有鄉愁的時候，跟故事裡操著京片子的英國人對上幾句話，或許倒能覺得周遭多了幾分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