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中國作家該怎樣面對中國當代？「炸裂」在書中有雙關隱喻，既是炸裂村的炸裂式發展史，顯示中國當代政治、制度和景觀的發展邏輯。我們看到無約束的權力和制度自身可怕的繁殖性和強大的擴張。
閻連科新作《炸裂志》
一個中國作家該怎樣面對中國當代？如何表述當代精神及現實的內在邏輯，尤其是，我們稱之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高速發展的當下?這幾乎成為考驗作家的重要標尺，也是作家必須面臨的挑戰。莫言《蛙》、賈平凹《帶燈》、韓少功《日夜書》，以及最近出版的餘華《第七天》、蘇童《黃雀記》等都是正面強攻現實的作品。頗具意味的是，這些作品每每都引起一些討論，作家與現實之間關係往往是探討的熱點。
毫無疑問，剛剛出版的長篇小說《炸裂志》是閻連科的「當代」之作。小說細緻講述了一個名為「炸裂村」的地方志。「炸裂」，在本書中也並非只是名詞——炸裂村;也是一個動詞，可以追溯到詞源的物理含義——一種無規則、無約束、迅速膨脹、高危的化學運動過程。唯「炸裂」一詞才能傳達出炸裂村從一個貧瘠的村莊迅速發展為鎮、縣、市、直轄市，其速度、過程、手段、邏輯和人性表現方式;才能表達扭曲的欲望所具有的所向披靡的驅動力。
「炸裂」在書中具有雙關隱喻，既是炸裂村的炸裂式發展史，顯示了中國當代政治、制度和景觀的發展邏輯；也是人性、人心的炸裂志。它讓我們看到無約束的權力和制度自身可怕的繁殖性和強大的擴張功能，而當基本的人性被剝離出來，如愛、平等、尊嚴和信任，只是可有可無的附屬品，而不是和其行動同時並存的時候，人間就會失格，國家邏輯和結構也會失衡。
《炸裂志》並非只以狂想的方式把我們帶入這一處於炸裂中的世界，相反，小說是在一個極其嚴謹和科學的結構框架中進行敘述。為每一部小說尋找獨屬的語言和結構，這是閻連科非常明確的野心。從《日光流年》的「索源體」、《堅硬如水》的「文革體」、《受活》的「絮語體」到《四書》的「四書體」，我們可以感受到閻連科小說結構的力量及與故事之間的契合性。讀《炸裂志》，猶如經受一次高強度的炸裂，理性的外殼裂變出非理性的本質，也使得歷史的真相無處逃遁。
如小說楔子所言，《炸裂志》是「應邀」而寫的「地方志」。志，「識、記、記述、記載」，即按一定體例全面記載某一時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情況的書籍文獻。這是一種真實、客觀的歷史形式。但是，「炸裂」的共時性和不穩定性隨時突破歷史的框架，使得「志」的歷時性和客觀性變成一種反諷和共謀。《炸裂志》猶如一種仿真結構，以歷史的真實形態作為戲擬的前提，又使戲擬對象與真實之間形成觀照，兩者的反差形成強烈的隱喻風格。
小說從「輿地沿革」寫起，一絲不苟地按照炸裂村的發展歷史、政治、人物、風俗、大事記等「地方志」的基本元素安排情節，「志」越煞有介事地去包裹「炸裂」，「炸裂」愈顯其脫韁的野性和虛幻本質。兩者相互敘述和闡釋，結構即意義，它們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團火球，以加速度走向最後的炸裂和毀滅。在搖搖欲墜中保持著基本形態。這既是小說的結構，總體氛圍，也是當代精神的基本形象。
當發展、富強及個人的欲望以「炸裂」的邏輯出現，該是怎樣一種社會景觀和生命場景呢?每個人都處於癲狂之中，野心勃勃，堅硬無比，但又封閉孤獨。
狂妄冷酷，有著縝密思維的村長孔明亮是故事的線索和主角，他一心一意塑造共和國的新神話，對於他來講，一切阻礙炸裂村發展的都是可恥的和落後的，一切能夠發展炸裂村的都是無上榮光的。為了炸裂村的發展，他可以賭上身體、愛情、尊嚴，當然，炸裂村村民比他賭得更徹底。
「貧窮」被綁架，被作為武器和藉口，去索取一切。它被變為一種道德，理直氣壯地回應全世界的和來自自我內部的質疑。它不單是政府進行炸裂式發展的理由——「為了讓人民擺脫貧窮，我們必須如此」;也是窮人在反對不公時的理由——「既然我一窮二白，我只有以牙還牙」。所謂「以牙還牙」，其實就是拼命致富，而身體是其唯一資本。「富強夢」被縮減為「富裕夢」，現代轉型時期的訴求此時顯示出其內部固有的缺陷，並隱約指向未來的坍塌。
而當所有的社會發展、人心都只圍繞著金錢和虛妄的權力時，鄉村社會、鄉土文明所擁有的平衡能力和有機結構也被破壞。它是社會的腫瘤，必須被清除，才能換得那個幻像社會。在這裡，「鄉村」及其內部的組織結構和肌體已屬於過去之物，在一個線性的歷史結構上。
並且，這一過去之物越頑固，清除的決心越大，歷史結構就被拋棄的越多，未來就越嶄新。於是，「城」，變為一個龐大無序的、無歷史的、不斷繁殖的結構怪物，它只依據激情、非理性和專權，而沒有一個完整的生命體所必須有的結構、規則、道德基礎和倫理基礎。就像書中的「炸裂市」，瞬間就變成死城，「一個都城繁華的尖銳也就從此變得遲鈍萎糜了」。
孔明輝是《炸裂志》全書唯一溫柔善良的人，然而，卻也是最缺乏現實感的人。他努力在古舊的黃曆書中尋找命運的隱喻，好像看到一種宿命的結局。但在欲望的燒灼之下，沒有一個人聽到那微弱的聲音。「歷史」註定被遺忘，關於它的暗喻，就像那殘缺不全的黃曆，本身就模糊不清、意義不明，無法帶來啟示。在炸裂的強力中，孔明輝及其所產生的感傷註定是要被遺棄的。
閻連科把自己的寫作稱之為「神實主義」，以區別現實主義的刻板要求，即以內真實，而不是客觀真實，來達到真實的表達。他的《日光流年》、《受活》、《四書》等都可以看到作家對這一審美風格的摸索和不斷建構。《炸裂志》在狂想與現實、荒誕與真實之間架構了一個結實的橋梁，它觸摸到了那隱藏於紛亂生活背後的當代歷史結構和邏輯，並且，給予一個形象而準確的表達。一個詞語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昭示著歷史的全部真相，過去和未來。它描述出處於上升狀態的時代邏輯和內部的荒涼，「欲望」以炸裂的方式摧毀世間的信與愛、社會的規則與文明的限度，最終膨脹出一個畸形而又虛空的人間富地。
這一團火球還能走多遠？最終的「炸裂」什麼時候到來?天、地、人間將會是什麼樣子?孔明耀帶領著他無堅不摧的部隊彌散在中國大地內部，像陰影一樣虎視眈眈地尾隨著我們。它是一種隨時出現的暴力和腐敗因子，存在於我們自己的血液中，我們既對它心存恐懼，又暗暗臣服於它，希望以此能達到最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我們就是那部隊裡的一分子。
他是新時代神話的締造者，一個完美的超人（除了他仍然戒不了的小偷習慣），具有全金屬外殼，良心、情感、道德、秩序都被看作是心靈軟弱、不能成大事的表現。小說裡面的人物不同程度上都有癲狂的徵兆，孔東德、朱穎、孔明耀等，個個執著、頑固、專斷，不瘋魔不成狂，不狂不足以成大事。
一個必須探討的問題是，「癲狂」從何而來？「炸裂」如何成為可能?它的理論依據和支撐是什麼?正如閻連科所問，「我們是從哪條路上走來的?我們為什麼就成了今天這樣子?」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反過來，所有的當代史也都是歷史。其實，這樣「改天換地」的炸裂勇氣我們並不陌生，它也是中國現代轉型的源起和基本動力。延安初期《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丁玲）、《暴風驟雨》(周立波)中的土改場景隱約閃現著對「變天」的渴望和擴張的決心;1949年建國初期《紅旗譜》、《紅巖》、《山鄉巨變》中，共和國的陽剛之氣更是充斥天地，「改天換地」不只是口號和精神，而是為確立新中國合法性所必須的政治行動和犧牲精神，換句話說，如果不「改天換地」，其合法性就無法完成。
至此，中國現代性的追求被專權所驅使，變為一場佔領陣地的革命遊戲，權力與暴力合謀為「改天換地」創造最基本的條件。閻連科敏銳發現了這一點：他2009年的作品《堅硬如水》中，「文革體」愛情形象地敘述了革命歌曲和毛澤東語錄如何佔領並控制人的心靈和精神，並以此改變社會的基本形態;2004年的作品《日光流年》又發現了當代初期種種「改天換地」的失敗及所披伏的外衣，「深挖地」、「種油菜」、「引渠水」等等無一不虛妄而可笑，陽剛之氣變異為戾氣，勇氣淪為虛空，用生命換來的「改天換地」流出的是骯髒腥臭的渠水，隱約讓我們看到「現代性」源頭的曖昧和意識形態費盡心機的遮蔽。
新作《炸裂志》中，當孔明亮在炸裂村掀起致富高潮，孔明耀在封閉的山間擴張自己的軍隊時，他們動力和邏輯是什麼?毫無疑問，仍然是「改天換地」，它仍然是共和國發展的基本心理邏輯。「改革開放」只是其一個較為委婉的說法，它依靠的是強硬的權力意識和革命意識。「犧牲是必要的」(這話語耳熟能詳，已經是歷史邏輯之一)，並且，權力越集中，發展就越容易。因此，炸裂莊十字街口越來越多的墳只是「代價」的必然表現形態。
從莊到鎮、縣、市，孔明亮牢牢掌握著權力，女性、老人、土地、情感都是可以交換的工具。其實，這毋庸說是一種掠奪性的權力意識。個體的人被貶低、物化，成為交易的符碼，為的是換取一個虛妄的「集體」夢想。孔明亮對權力的認知方式既來自於古老的中國文明內部的集體無意識，也來自於當代制度對他的建構，他每往前走一步，都有無數鮮花、掌聲和鼓勵，制度一步步慫恿他、包庇他和支持他，不管他背後如何洪水滔天。孔明亮只要心有所動，花草瞬間為之盛開或枯萎，樓房拔地而起，時空也為之改變。
如果說孔明亮以權力想像為依託，那麼，孔明耀則以革命想像為基礎，建立自己的龐大帝國。「革命」是共和國的陰魂，從來都沒有消散。「西方」是他絕對的敵人，我們正是在這種「假想敵」意識中發展城市和GDP，在虛弱的、不自信的思維中建構一種鬥爭意識，並以扭曲的方式去誇張自己所匱乏的。
帝國建立後，炸裂村十字路口的幾十座墳不足惜，因為它們換來了炸裂的「第一桶金」;那些出去掙錢的姑娘們換來的房子、金錢比什麼都重要，因為它們支撐了越來越輝煌的炸裂;那些老農民為失去的土地而哭哭啼啼，簡直讓孔明亮厭惡，他們太情感用事。為了人民，所以必須犧牲人民。人民似乎是主體，但卻是無名的符號和可隨意替代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