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川撰寫《義烏文人與魯迅先生》一書,旨在挖掘整理一段民國歷史。
魯迅對馮雪峰等義烏文人有一句很深刻到位的評價:浙東人的老脾氣!這本書便詮釋了這種老脾氣。
驀然回首,鮑川寫這本書的過程本身也成了一段歷史,我是這段歷史的目擊證人。鮑川從收集整理資料到文本刪改加工那段時間,我常在他身邊,多多少少對他的工作有點滴襄助。多年以後回想起來,那段經歷對我而言本身是一種積累,讓我開闊了視野,對民國時期的義烏鄉賢多了一份認知與敬仰,奠實了我的文化根基。
尋訪左聯舊人何家槐的故居,是我陪同鮑川一起去的。何家槐老家何麻車村與我的家鄉柳村相距僅一裡路。何出生在一座叫做懷德堂的廳堂後進廂房裡。做我們嚮導的是村裡的退休教師何本良,他是何家槐早期小說《寒夜》中老長工四月的兒子。我們跟隨他來到兩間叫做三房花廳基的磚木瓦房裡。瓦房結構奇特,它是鋪建在土坡斜面一座前後對通的涼亭上的兩間小閣樓。何本良老師說,早前何家槐幾次回家就住在這裡,臥室在樓上。踏著吱吱嘎嘎的木樓梯上樓,臥室簡陋,小窗邊的一張小木桌就是當年何家槐寫作的地方。推開小窗探出頭去,可以看到閣樓東南邊有一塊空地,「何家槐在《枇杷》文章裡寫到他少年時偷枇杷的地方就在那裡,」何本良說,「現在老房子拆掉了,枇杷樹也砍掉了,世遂媽更早已作古了。」鮑川舉起相機,在閣樓前前後後都拍了照片。後來何麻車村舊村改造,老房子蕩然無存,我遇到何家槐的侄女小慶,她曾在那閣樓裡住了多年,我問她還有沒有三房花廳基的照片,她說早就找不到了。幸好鮑川當時手腳勤快,留了一些彌足珍貴的記憶。
義烏文人當中,與魯迅先生交往最密切的,當然是馮雪峰了。為了著書,鮑川曾帶我十餘次出入馮雪峰的老家赤岸神壇村,由此也讓我與神壇村有了些許瓜葛,能讓我這個小輩為這個紅色鄉村做了些微末貢獻,真是莫大榮幸。
神壇村口的伴耕亭,謝高華書記題寫的亭名。關於這個亭的名稱,當年曾專門開會討論過,當時人微言輕的我,在會上怯怯地發表自己的看法:以馮雪峰的第一個筆名「伴耕」來為這個亭子命名。沒想到我的建議最終被採納了。後來雪峰故居裡要陳設一尊馮雪峰的塑像,鮑川提議,最好由義烏籍的雕塑家來完成。說來湊巧,當時我剛剛為中國美院雕塑系畢業的黃崢立寫了篇專訪,發表在義烏日報上。於是我就推薦了黃崢立。黃接到電話,千裡迢迢從外地趕回,後來就有了故居裡陳列的那座馮雪峰塑像。為了神態上更加逼真,特意從馮雪峰故居借了一幀馮的肖像,由鮑川驅車送到黃崢立的工作室,途中竟一連四次差點發生意外,真乃咄咄怪事。
義烏文化圈裡有一個傳言:義烏有三個地方文獻資料庫,兩公一私,一私指的就是鮑川的書房。十三個從地板到天花板的大書架,上萬冊圖書如儀仗隊威武挺立,蔚為壯觀 。以致當年搬家 時,街坊鄰居都以為搬來了一個開書店的。我在書房裡混久了,有時竟能喧賓奪主。有一回,鮑川指著他書中一張魯迅著作《藝術論》的封面對我說:「這就是義烏人馮三昧給魯迅著作設計的封面!」
我笑著說:「你想想看,這張圖是誰找出來的?」
「難道是你找出來的?」鮑川說著努力回想了片刻,「還真是你找出來的。」
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像瞿秋白寫到義烏的那句話,劉朝陽與魯迅的交往資料,都是我在書海中發現的。也正是鮑川為著書採訪常邀我陪同,有幸見到了馮雪峰長子馮夏熊,老人家談及魯迅一家與馮雪峰一家合影的那張照片中,為啥許廣平是側臉埋頭的,以及馮雪峰與艾青的交往。馮艾交往的掌故,後來我把它連綴成文,取名《要我的血都行》,收入我編著的《義烏譚故》一書中。
多年的地方文化資料採編生涯,讓鮑川與我修煉成了一項相同的技能,就是在幾千乃至上萬字的篇幅中,幾眼掃過去,當中與義烏相關的歷史地名、人名會自動蹦出來。老鮑說,那幾個字就有臉盆那麼大,我的則有簸箕那麼大。一本書一段歷史,幾段歷史串聯起來,這輩子就過去了。我們的文字放在歷史文化長河中,不過是滄海一粟,倘若有那麼一天,它能在某個後人的眼中就那麼「蹦」一下,那我們就知足了。
( 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