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中國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怎麼會和那麼多義烏人有聯繫?鮑川,義烏市文聯一位普通的文學工作者,怎麼會想到要寫一本《魯迅與義烏人》的書?
鮑川在《魯迅與義烏人》一書的《自跋》中寫道:「緣何寫《魯迅與義烏人》?那又說到了10年前的1993年,文人毛澤東百年誕辰紀念時,曾拙筆寫過一篇《毛澤東與三個義烏文化名人》的文章。令我想不到的是,一生沒有與毛澤東見過一面的魯迅先生,竟與多位義烏現代文人有過交往。那時,我就突發奇想:義烏文人不簡單。」
也就是說,鮑川想寫《魯迅與義烏人》,就從那時開始。偶然的發現,實在皆因有心。因為鮑川熱愛魯迅。1983年,他就已買了16大本的《魯迅全集》。
1995年,已在義烏文聯工作的他決定要寫一寫義烏人與魯迅的關係。首先,他從查《魯迅全集》中的《日記》分冊入手,查到其中與魯迅有關係的義烏人就有何菁、陳望道、馮雪峰、馮三昧、俞春、吳斐丹、尹庚、何家槐、王西彥等。於是,一個個梳理,到處搜集資料,電話、通信、上門求教,辛勤地探索了近十年之久。
尋資料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例如尋何菁的資料,鮑川僅在1987年版的《義烏縣誌》中的「何菁」條下見到過這樣一句:進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何菁與周師生情誼甚篤。具體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這「周」就是周樹人,即魯迅。當時(1909年),魯迅還在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任教,這兩個人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交情呢?
何菁活到93歲,但也已在1975年去世。鮑川打聽來打聽去,終於在2001年打聽到,何菁的兒子何家松在廣州,擔任政協副主席。於是鮑川就設法打電話聯繫。對方說,何菁生前曾寫過一篇較長的回憶錄,其中講到在兩級師範學堂讀書的事。可惜文章已不在家中,可能在紹興魯迅紀念館了吧。鮑川即與紹興魯迅紀念館聯繫,對方說,紀念館正在籌建中,找資料要等重建後再說。一年之後,紹興魯迅紀念館的顧亞紅女士來信告知,何菁的回憶錄找到了,題目是《魯迅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有近萬字,並複印給了鮑川。這一資料得來的確不易,前後有7年之久。
再如尹庚,讀魯迅日記,見在1935年3月18日寫道:「得尹庚信。」鮑川馬上查找,尹庚原是義烏人樓憲的筆名,當時是上海左聯成員,曾主編過魯迅的《門外文談》一書。1955年,尹庚因胡風的牽連被流放內蒙,後來就不知如何了。鮑川於是趕快打電話到內蒙文聯去問,得知尹庚已平反,住在北京某處。其時,鮑川正在北京進修,馬上到尹庚住處,見到了這位已87歲高齡的老鄉,當面向他了解了許多事情。 還有馮三昧,從魯迅日記中,知道他與魯迅有關係,但詳情如何呢?除此之外,他們究竟還有些什麼別的關係,就不得而知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鮑川買到了一本雲南大學中文系蒙樹宏教授寫的《魯迅年譜稿》,發現其中有馮三昧寫的《魯迅先生》一文,並知道了魯迅翻譯的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的封面是馮三昧畫的圖。鮑川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寫信向蒙教授請教……想不到,蒙教授很快就回信了,並提供了一些資料來源。迷津終於得到指點,原來,馮三昧的《魯迅先生》一文刊登在1944年的《文壇史料》上,於是又通過在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工作的義烏人朱博士,查閱到了收藏在那兒的馮三昧的《魯迅先生》一文。
在採寫《魯迅與義烏人》一書時,鮑川採訪了許多當事人、知情人,足跡遍及京滬等地。這有照片為證:作者與魯迅之子周海嬰交談、和著名作家王西彥在一起,作者採訪著名作家尹庚、原宋慶齡秘書李雲、俞春夫人吳招駒、馮雪峰之子馮夏熊、陳望道之子陳振新、俞春之子俞天白、王西彥之子王曉明等。
尤其不能不提的是,這本書的完成還得到了馮雪峰的長子馮夏熊先生的大力幫助。在酷熱的夏季,馮夏熊在家裡只穿著短褲,揮汗為鮑川看稿改稿。還有病中的艾青,也為本書題寫了封面。另外,魯迅先生的獨子周海嬰,又為《魯迅與義烏人》作了珍貴的序。這些,都為《魯迅與義烏人》增色不少。
經過10年,寫了30萬字。2004年9月,《魯迅與義烏人》終於問世。令人遺憾的是,艾青、王西彥、尹庚都在該書出版前去世,沒有能活著看到這本書。
鮑川在《自跋》中說:「十年的我,學會了放棄,棄官從文,赴京求學,夢想成真;學會了做人,隨遇而安;學會了中庸,無論是非。」看來,為了寫這本書,十年歲月,鮑川失去很多,但他無怨無悔。作為義烏後人,他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
(標題為編者所加。原作時間2010年,《十年磨一劍——鮑川與他的〈魯迅與義烏人〉》)
鮑川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義烏文人與魯迅先生》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魯迅先生生命中的最後十年裡,一群義烏文人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包括陳望道、馮雪峰、劉朝陽、何家槐、何愛玉、吳晗、王西彥等。他們追隨著魯迅先生的事跡,也與歷史的記憶一起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