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季羨林最大的誤解,就是奉他為國學大師

2020-12-13 手機鳳凰網

2009年的今天,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語言學家季羨林去世,享年98歲。季羨林去世後,很多人自發悼念他,在這十年間,關於他的文章源源不斷,他的影響力早已不局限在學術界,成為大眾眼中的學者楷模之一。但與此同時,紀念季羨林也常常伴隨著「國學大師」這樣的稱號。撰稿人周郎顧曲認為:濫用國學大師,是媒體的一個現象。陳寅恪、季羨林、饒宗頤、葉嘉瑩、南懷瑾、曾仕強、於丹等學者,都被媒體頻繁戴上「國學大師」的稱號,他們有的名副其實,有的則僅僅是因為寫過幾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就被牽強附會。國學成了一個籃子,可大可小,小到局限於中國古文經典,大到印度都裝得下,以至於騙子做起坑錢買賣,也要打著國學的旗號,比如談論女德的安德義、推銷聽讀機的青年,美其名曰「智慧天才國學經典聽讀機」。

所以,無論從嚴謹的角度還是尊重季羨林的角度,「學者」二字,都好過「國學大師」這頂高帽。濫用這個稱謂,不但掩蓋了季羨林真正的學術成果,也會為他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學者季羨林

《洞見》第429期

對季羨林最大的誤解,就是奉他為國學大師

我第一次讀季羨林是在小學,他的文章出現在課本和考試裡,記不清是哪篇了,就感覺家常氣,有哲理,可讀性很強。聽老師說他是「國學大師」,我也就信了,高中後才感到不對勁,季羨林研究印度,怎麼成了「國學大師」呢?原來,季羨林自己也反感這個稱號,所以在2007年年初,他辭去「國學大師」、「學界(術)泰鬥」、「國寶」的稱號,自嘲「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學者季羨林

「我一個研究印度的怎麼成了國學大師」

季羨林是否算作「國學大師」,學術界、傳媒界有過討論。2005年,學者葛劍雄在新京報發布文章《季羨林先生是「國學」大師?》,指出季羨林的「主要學術成果是印度古代經典著作的翻譯和研究」,他「對中國文化和傳統文化也發表了不少意見,還寫了很多文筆優美、寓意深刻的散文,涉及面很廣。但這些畢竟不是季羨林的主要研究領域和學術貢獻,如果一定要強調他的『國學』,實際上是忽略或貶低了他作為學者的主要身份」。以至於北大曾有一個笑話「你知道,現在印度歸咱們中國了!要不,專門研究印度學的季老怎麼成了『國學』大師呀?

濫用國學大師,是媒體的一個現象。陳寅恪、季羨林、饒宗頤、葉嘉瑩、南懷瑾、曾仕強、於丹等學者,都被媒體頻繁戴上「國學大師」的稱號,他們有的名副其實,有的則僅僅是因為寫過幾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就被牽強附會。國學成了一個籃子,可大可小,小到局限於中國古文經典,大到印度都裝得下,以至於騙子做起坑錢買賣,也要打著國學的旗號,比如談論女德的安德義、推銷聽讀機的青年,美其名曰「智慧天才國學經典聽讀機」。

所以,無論從嚴謹的角度還是尊重季羨林的角度,「學者」二字,都好過「國學大師」這頂高帽。濫用這個稱謂,不但掩蓋了季羨林真正的學術成果,也會為他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作者: 季羨林著/ 葛維鈞編

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副標題: 季羨林學術著作選集

出版年: 2016-11

季羨林真正的學術成就

縱觀季羨林的治學生涯,可說之處很多,不必遷就到國學上。他是一位語言學專家,學術貢獻集中在語言學上,例如(以下例子參考《學海泛槎·總結》一書及北大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

(1)對古印度語的研究。季羨林的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準》等就與此有關;

(2)對文化交流史的研究。1996年,季羨林完成文化交流史著作《糖史》,研究「糖」在全世界傳播的過程,收錄了《蔗糖製造在中國始於何時》《古代印度砂糖的製造和使用》《歐、美、非三洲甘蔗種植和砂糖製造》《cīnī問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唐太宗與摩揭陀──唐代印度製糖術傳入中國的問題》《再談cīnī》等論文;

(3)吐火羅語研究。比如他的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還有對《彌勒會見記》的翻譯和研究等,都是開創性的學術成就;

(4)對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創作了《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論文,甚至提出《西遊記》部分素材源於印度的說法,成為一家之言;

(5)對印度古代史詩《羅摩衍那》的翻譯。

除此之外,季羨林在東方文化研究、保護古籍和散文創作上也有可說之處。他以學術為志業,但並沒有「躲進小樓成一統」,他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學者,在學術之外,季羨林還對文革有過深刻反思。

九十年代末,季羨林出版《牛棚雜記》一書,對文革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列舉了很多文革時期的荒誕景象,知識分子人格和身體受到的創傷,直指文革對知識生產和社會建設的破壞,呼籲學人反思文革的同時,警惕悲劇重演。這本書和巴金的《隨想錄》、韋君宜的《思痛錄》一併成為學界反思文革的三大力作。

季羨林反思文革,不僅僅是由於他目睹了文革對學術生產的巨大影響,也因為在文革期間,他的家庭也被捲入批鬥當中。在《我嘗過「噴氣式」批鬥的滋味》一文中,他寫道:「我就這樣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講臺。此處是我二十年來經常站的地方,那時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長,是座上賓;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階下囚。人生變幻不測,無以復加矣。此時,整個大教室裡喊聲震天。一位女士領唱。她喊一聲:『打倒××分子季羨林!』於是群聲和之。」

1970年,季羨林在北大東語系辦公室擔任一個小門房,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翻譯出了印度經典《羅摩衍那》。

文革結束後,季羨林於1978年7月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1979年1月重回東語系主任的位置。他回到了平常的學術生活,但仍對「大字報」心有餘悸。作家張曼菱在北大讀書時,她的同班同學以「大多數革命群眾」的名義,貼出大字報,把她的「戀愛和宿舍夜話甚至上課早退等『劣跡』公之於眾」,季羨林看到後,擔心張曼菱承受不住壓力出意外,就叫人暗中跟著她夜行,有一次還鼓勵她,與她大談人生和學問。這件事被張曼菱銘記在心,後來寫在了書籍《北大回憶》裡。

《清華園日記》

季羨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不喜吹捧,熱愛自由

在北大,季羨林深得學生的喜愛。他不擺架子,也不操持著權威學閥的腔調,在學子、友人的回憶中,他是極平和的一個人,就如他的文字一樣,春風化雨,不疾不徐。

在一篇叫《學生記憶裡的季羨林先生》的文章中,作者回憶道:「我還記得1969年秋冬,季先生和我們這些待分配的同學一起下放到京郊延慶縣新華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情景......在零下十幾度的曠野裡,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頂著凜冽的塞外北風,穿一件單薄的舊棉襖,腰裡系根草繩,臉凍得鐵青,鬍子茬和眉毛上結滿白霜;夜裡,他和幾個男生擠在一條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誰是先生,誰是學生,夜夜騷擾,誰都無法倖免。」

季羨林經常幫助學生。六十年代那會,很多農村來的學生「買不起兩元一個的白搪瓷臉盆,只好用五毛錢一個的瓦盆洗臉」,季羨林知道後,「自掏腰包買了幾十個臉盆送到學生會」。有一次,當他知道一位叫章宗陽的學生還在堅持學術時,他主動寄過去一些印度語講義,後來又陸續寄了《羅摩衍那》等古籍。

季羨林做了很多事,但他不喜歡被學生吹捧。2005年,胡光利等人想出版一套文集,定名《此情猶思——季羨林回憶文集》,這部書的「編者前言」本來極盡讚頌之詞,「大師」「國寶級學者」「北大唯一的終身教授」等頭銜都用上了,但季羨林看到後不高興,他說「我正在寫文章,『辭國寶』、『辭大師』,真正的大師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我算什麼?一個雜牌軍而已,不過生得晚些、活的時間長些罷了。是學者、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還有理科呢?現在是唯一的,還有將來呢?我寫的那些東西,除了學術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過是小兒科,哪裡稱得上什麼『家』?外人這麼說,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你們是我的學生,應該是知道的。這不是謙虛,是實事求是。

季羨林是個享受生活的人,他的隨筆和日記,字裡行間流露著對生命的熱愛、對時間流逝的感慨,你以為他悶悶的,翻開《清華園日記》,才發現他可愛得很。他是第一個把Humor譯為幽默的人,他在生活中也踐行著幽默。有一次,一位訪客關心他的健康,他說:「我的身體還可以,唯一的變化就是頭髮沒有了,真是無法無天。」還有一回,大明星林青霞來看望季羨林,有朋友打趣問他,知道林青霞是誰不,季羨林使了個眼色,而後狡黠地回了一句:「全世界都知道。」

2009年,季羨林離開了人世。兩年後,作家張曼菱發文懷念。那篇文章有個細節讓我印象深刻,張曼菱說,有一次她去301醫院看望季老,季老對她提起《浮生六記》,說:「那一部是貴在心靈之自由的記錄,寫布衣寒窗的風月往事......所謂的『浮生』,不只是說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著生命不繫於任何龐然重物。生命處於自在自為的狀態。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卻昭示了生命本質上的尊嚴。」

眨眼間,季羨林已去世十年,十年足以改變很多東西,但季羨林其人其事依然是公眾熱衷討論的話題。他不是國學大師,可是回顧他這一生,他擁有著比許多國學大師更寶貴的東西,關於處世,關於教育,還有身為一位學者的尊嚴和擔當,而這,才是我們今天紀念他的關鍵原因。

【作者簡介】

周郎顧曲,自由撰稿人。

版權聲明:《洞見》系鳳凰文化原創欄目,所有稿件均為獨家授權,未經允許不得轉載,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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