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藝成為一種生活
——訪作家阿來
《雲中記》：災難的安魂曲
文 | 行超
《雲中記》（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4月）的扉頁上有這樣幾行字：「向莫扎特致敬。寫作這本書時，我的心中總回想著《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吟唱。」某種意義上，《雲中記》正是阿來寫給5·12汶川地震中逝者們的一首安魂曲。10年之後再次回望，在曾經的巨痛即將被大眾遺忘的時刻，阿來用自己極度克制的筆觸、平靜的講述和深刻冷靜的思考，寫出了擁有《安魂曲》般力量和美感的《雲中記》。
記 者：《雲中記》的寫作開始於5·12大地震發生10年之後，這中間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沉澱。遲遲沒有動筆的原因，是您有意克制、不想被一時濃烈的情緒所裹挾，還是一種自然的失語狀態，就像我們面對至親的突然離開時仿佛喪失表達能力一樣？
阿 來：其實這兩種原因都有。災難發生的當下，我也覺得有很多話可以說，當時那種情境下，很多作家都提起筆來書寫，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所觀察到的現實。但是面對這樣的寫作，我馬上產生一種警惕，難道文學就是簡單地說出事實嗎？難道現實主義就是簡單地描繪自己所看到的嗎？我覺得在這樣重大的現實面前，文學應該寫出更有價值的、更值得探索和挖掘的東西。但是這東西究竟是什麼，當時我沒有想得很清楚。而且的確，如果選擇第一時間去寫，我也很容易情緒失控，包括我們看到很多及時出現的作品，其實都是失控的、沒有節制的表達，你以為自己是在第一時間、在一個最好的狀態中去書寫的，但是最後發現所達到的不是想要的效果。
記 者：那麼，是什麼具體的契機讓您最終提筆的？
阿 來：我其實沒有想過什麼具體的契機。我知道這個題材、這個內容對我來說很重要，我也相信自己有一天肯定會去書寫它。但是我的寫作一向不會做什麼具體的規劃、準備，也從來不給自己規定什麼時候要寫什麼。其實當時我正在寫另一個長篇小說，突然有一天，我的腦海中一下湧現出一種情緒，出現了一個具體的形象，這些都與我當時正在寫的長篇完全沒有關係。但那個形象又是那麼鮮明，在我腦中揮之不去，那就是後來出現在小說《雲中記》中的祭師。於是，我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寫的那個長篇，開始了《雲中記》的寫作。
對我來說，寫作常常就是這樣的情形。一件事情，如果我對它有興趣，那麼它就一定會存在於我心裡，我不會著急去表達，而是先克制住表達和書寫的衝動，因為我知道這種衝動有時候是虛假的，或者是短暫的。長篇小說的寫作需要有漫長的時間、大量的經歷投入，一時的感覺是不夠的，你必須有充分的內心準備，不然一口氣是沒辦法支撐自己寫到底的。
記 者：您的作品一直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前兩年的「山珍三部曲」《蘑菇圈》《三隻蟲草》《河上柏影》通過珍稀物種的現狀反思了當代社會的商業邏輯。在生活中，您也是個非常熱愛自然與生靈的「博物學家」。而《雲中記》寫的是自然災難，或者說是自然對人的懲罰。通過這部作品，您對人與自然的關係有什麼新的理解？
阿 來：剛才提到我在災難發生的當下沒辦法馬上動手的原因，也是我當時沒有想明白的問題，主要是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處理與死亡、與自然的關係。過去我們所看到的中外文學中的災難書寫，不管是戰爭災難還是政治迫害，這些災難的發生都有具體的原因和對象，我們習慣了對面有個敵人、有一種敵對的力量，這樣我們才可以表達情緒，才可以施以仇恨、批判。但自然災難完全不同，颱風、地震、火災、水災，這些都是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規律在運行，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要生活在大地上，並不是大地發出的邀請，而是人類自己的選擇。我們總說「大地母親」，大自然是我們永遠沒辦法去仇恨的。我們的文學習慣了把所有問題設置出衝突雙方，但在自然災害這裡，衝突雙方是不存在的，你對面的大自然是沒有情感的，它並不是施暴者，因此你也不能把它當作敵人，這個問題是我們此前的災難文學所不曾面對的，也是我在寫作時首先必須想清楚的。
比起「山珍三部曲」，《雲中記》對自然與人的關係思考，其實觸及的是更加本質性的關係。大自然為人的生存提供了庇護，提供了各種各樣的資源，但它也有情緒發作的時候，它一旦發作，人類就將面臨災難，而這時，人的宿命性就出現了。人必須在這個充滿災難的大地上生存，你在享受大自然恩賜的同時就必須承受可能發生的災難，這一切我們都別無選擇。這是人類的宿命，也是悲劇性所在。這個時候，我們才真正深刻意識到人類的無力、渺小，因此，愛護自然絕不是基於狹隘的環保主義，而是一種更根本的宿命論的認識。如果說《雲中記》有一點貢獻的話，我想主要就是處理和提供了對死亡、對自然這兩個方面的新的書寫。
記 者：從《塵埃落定》到《機村史詩》，再到今天的《雲中記》，可以看出，您對現代文明始終持有一種複雜的思考與審視。小說《雲中記》寫到災後重建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尤其是後面幾章，央金、祥巴等人本來是災難的受害者，但他們在商業邏輯的影響下，對家鄉和鄉親的做法、行為更讓人覺得痛心。您是怎麼構思這部分內容的？
阿 來：大地震過去這麼些年，其實我還是一直關注著災區的情況。小說中所寫到的這些現象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我用文學的手法進行了改頭換面而已。對於自己筆下的人物和現實生活中看到的這些現象，我還是基本秉持著「溫柔敦厚」的態度，提出問題的同時也儘量理解他們吧。
對於這場大災，我關心的不止是當時的災區和災民的情況，我更關心的是之後重建中的災區。一場災難帶來了很多人員傷亡、財產損失，這些傷亡和損失是無法逆轉的，發生了就是發生了，觸景生情很正常，但是悲天呼號本身並沒有價值。更重要的是，在災難發生之後，我們人的意志體現在哪裡、發生了什麼變化，之後我們是怎樣對生活、對社會進行重建的，在我看來這比一時受災的情況更重要。所以在《雲中記》中，我想寫這部分內容。
記 者：就像雲中村人所面臨的現實一樣，在現代化不可抗拒的大趨勢面前，雲中村這樣的古老文明，或者說雲中村人所信仰的精神和傳統，在今天處於怎樣的地位，該如何自處？
阿 來：我並不認為所有舊的東西都應該保存下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它的軌跡，與時代脫節之後，消失就是必然的命運。人類文明幾千年，這當中不斷的進步，其實就是不斷發現新的事物、同時不斷與舊的事物告別。
我們現在有一種強烈的懷舊情結，這裡面其實有兩個心理基礎。一是我們提倡尊重傳統、保護傳統的大環境。這個環境是好的，但其中有問題需要辨析。在我看來，我們對傳統的理解和保護，更重要的是領會其中的精神，地球空間有限，要不要保存那麼多物質的東西，這個問題我還是存疑的。與其去保存那麼多具體的物質，不如多讀一點我們古代的經典著作，我們民族傳統真正精神性的東西其實是記載在文字和書籍中的，而不只是留存在某個老物件上。現代社會出現了拜物主義，很多「懷舊」行為，有時候其實只是對物質的迷戀，而不是對傳統的尊重。現在很多人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就是老物件、舊儀式，所謂「鑑寶」，最終關注的還是它的商品價值。事實上，我覺得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精神，我們傳承傳統文化，並不是傳承一件物品、一些技術上的問題，而應該是傳承它真正的內在精神。
還有一個心理基礎是，當代社會中的人們在面對新事物時內心有一種焦慮和不確定的、不安全的感覺。過去出現的新事物往往是可感可觸的，火車、汽車雖然是新的，但人們還可以把握。但是到現在，我們每天所面對的很多新問題是大家完全無法把握的，比如我們熱衷於討論金融、科技、人工智慧等等，大家耳熟能詳，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說清楚它們到底是什麼。對於這些新事物，人們一方面極度依賴，一方面又無法把握。在這種關係中，人類本身會產生焦慮，會時常有缺乏安全感的時刻，所以我們一邊急速發展，不停地出現新事物，另一方面又不停地「懷舊」「懷鄉」，對舊事物總有一種迷戀。
記 者：小說中阿巴對於傳統的態度，其實也代表了您剛才所說的觀點。這個人物身上有某種矛盾性，他開始以祭師的身份參加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培訓班時，好多東西都記不住，被大家嘲笑為「冒牌的半吊子」，但另一方面，在大災發生之後，他卻成為了對故土和已故鄉親最堅定的守護者，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您是如何定位並把握阿巴這個人物的？
阿 來：阿巴這個人物身上是有普遍性的，在現實生活中，我見到的一些所謂傳承人都有點「半吊子」。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文明傳統並不是很順利地傳承下來的，「文革」對傳統文化形成了強力的阻斷，很多傳統在當時人們的思想中被切斷了。所以，直到今天，我們對傳統文化在內心的理解和認可其實並不徹底，很多人都是似懂非懂的。《雲中記》中的阿巴就是這樣，一開始他對於傳統文化是什麼其實並不是很清楚，但是災難的發生喚醒了他，喚醒了他對傳統的記憶、對傳統文化精神的理解，也喚醒了他作為「傳承人」的責任感。
記 者：對作家來說，「穿梭生死」的寫作是很不容易的。《雲中記》通過阿巴實現了這一點。阿巴是雲中村人們與亡人溝通、與彼岸世界溝通的一座橋梁。與西方人不同的是，中國文化中一直缺乏「死亡教育」，對於死亡，我們好像除了恐懼之外一無所知。《雲中記》中，阿巴「向死而生」，某種程度上他也教給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面對死亡。
阿 來：阿巴這個人物的命運一開始我並沒有明確的定位。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跟他一起經歷、一起成長，到最後，他通過自己的行動和思考了悟了生死，參透了其中的關係和秘密。所以面對自己最後的結局，阿巴的內心是非常平靜的，甚至進入了一種偉大的境界。
中國人對待災難和對待死亡大多有三個階段的感覺，首先是你說的恐懼，接著是受震動，然後就是遺忘。我覺得「死亡教育」應該有兩方面內容，一是對於正在面對死亡的人，如何能夠平靜坦然地接受死亡，接受這是人的必然命運；還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當你面對他人的死亡時應該思考什麼，如何從別人的經歷投射到自己，思考自己的生存和生命價值以及死對生的意義，這是對每一個個體的生者，對整個社會和國家而言都很重要的深層問題。
記 者：十餘年過去了，彼時語境中的很多喧囂如今已經趨於寧靜。就像您說的，我們好像已經進入了「遺忘」的階段。小說《雲中記》就像是一場對亡靈的告慰，告慰小說中的阿巴，更是告慰在那場災難中受災的靈魂。這次寫作，對您個人來說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
阿 來：這樣的遺忘我真的看過太多太多了。地震發生之後，我第一時間趕到汶川，此後又去過北川、映秀等地。在現場，我眼見著救災人員、志願者的熱情一天天退卻，遺忘開始發生。最開始的半個月時間內，大家都沉浸在那種巨大的悲痛中，救災的熱情也都很高漲。半個月過去之後，這種熱情一天天的退卻、遞減，救災的人們每一天都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狀態。不用說現在已經過去了十餘年，我曾經親身經歷的遺忘的速度，是以天為單位計算的。
寫作《雲中記》，其實我並沒有想說告慰什麼人。在那場大地震中，受災的人裡面沒有一個是我自己熟悉的、身邊的人，但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看，我們人類都處於「生命共同體」之中，所以，他們的受難也是我的受難，他們的經歷也是我的經歷。因此，這次寫作其實就是記錄一段我與那些受難的人們、小說中的人們共同的經歷，記錄我們共同的沉痛的記憶。完成《雲中記》的寫作對我而言，首先是讓自己心中埋伏10年的創痛得到了一些撫慰，是我對自己那段經歷、那種感受的一個交代，那段記憶我永遠不會忘，但是寫完之後我心裡釋然了很多。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11月15日3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