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訊記者朱蓉婷 由著名漢學家卜正民主編的《哈佛中國史》六卷本,本月在中國面世。集結卜正民、羅威廉、陸威儀和迪特·庫恩四位知名漢學家,以及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最新的中國史研究成果,這套書以全球史視野、多學科學識顛覆傳統中國史敘述模式。
近年來,國外學者撰寫中國史的翻譯出版,如「講談社中國史」系列,宮崎市定《中國史》,往往都能引起讀書界的熱議。此次《哈佛中國史》的出版自然吸引多位歷史學家的關注,在葛兆光為該書撰寫的推薦序裡,他將《哈佛中國史》呈現的「新意」歸納為四點:時間縮短、空間放大、史料增多、問題複雜。
時間上,從秦漢寫起,神話傳說從歷史中被驅逐,從而擱置了對「中國」探源的諸多疑問。在視野上,超越傳統中國疆域,體現歷史觀念變化後史料運用、問題意識、評價立場、觀察角度的多元化。
習慣於專題研究的歐美學者,對撰寫上下通貫、包羅萬象的通史,向來抱持謹慎態度,特別是這半個世紀以來,歐美中國學界撰寫系統的中國通史並不多。除《劍橋中國史》和伊沛霞的《劍橋插圖中國史》之外,暫無一部通貫上下而又分量適中的中國通史。葛兆光認為,《哈佛中國史》是繼《劍橋中國史》之後最能代表西方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準的一部著作。
近日,南都記者對《哈佛中國史》中文版策劃編輯馬曉玲進行了採訪。
專訪
南都:如果將《哈佛中國史》與《劍橋中國史》相比較,你認為這兩部著作有何異同?
馬曉玲:《劍橋中國史》更多的是面向專業讀者,一共十六卷,每一本都很厚重。它是一項大工程,費正清先生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組織編撰這套書,到現在也一直沒有出版完畢。《劍橋中國史》是我們歷史系學生的必讀書目,它影響了幾代學子,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屹立在那兒。而《哈佛中國史》代表的是最近50年來世界中國史研究的主要成果,面向的是大中學生和普通大眾讀者。
此外,「劍橋」每一本都是由多位作者共同撰寫的,卜正民先生在主編「哈佛中國史」的時候,就有意識地避免這種形式,每一卷都要由同一位作者撰寫,這樣可以保證文風通貫。陸威儀先生很高產,一個人就寫了三卷。據說他很少參加學術和社會活動,專注於學術研究,寫的東西很紮實。陸威儀、迪特·庫恩、卜正民和羅威廉四位作者合力撰寫的「哈佛中國史」,在內容架構、行文風格等的一致性上做到了很好的統一。
南都:卜正民的歷史寫作很有故事性,他的個人風格對這本書起到怎樣的影響?
馬曉玲:卜正民先生曾經說過一句很觸動我的話,他說:我一直有個目標,要寫我媽媽也感興趣的書。這套書也一定會帶有他的個人風格。它不是事無巨細地羅列人們已經熟知的歷史,在寫作上比較注重史料的運用、解讀,以及敘事風格的把控。
當時,一位與卜正民先生合作過的哈佛大學出版社編輯找到他,讓他寫一套給大眾讀者的中國史,後來這套書成為幾十所世界知名大學中國史課程的指定教材,比如芝加哥大學、康奈爾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等等。在美國,這套書是面向有本科基礎的讀者,但對於我們中國讀者而言,這套書的讀者群就更加廣泛了,可以是大學生,可以是中學生,可以是對中國史感興趣的每一位讀者。
哈佛大學出版社的這位編輯會找到卜正民,我想首先是因為卜正民先生是漢學研究大家,然後,他曉暢明晰、引人入勝的寫作風格也更符合他們的需要。卜正民先生一直都沒有把自己放在寫專精深的學術著作的定位之上。他的作品可讀性很強,視角獨特,觀點新穎,可以給讀者很多啟發。卜正民先生的確是一位有目共睹的優秀的歷史寫作者。
南都:幾位編寫者———卜正民、陸威儀、迪特·庫恩、羅威廉各有其學術背景和領域,對這部著作格局有何影響?
馬曉玲:卜正民先生曾說,這套書在編撰方法、寫作風格等方面,他會給作者們更多的主動性,交出他們自己認為滿意的答卷。每位作者擅長的領域不一樣:陸威儀加進了新近的考古學研究成果,庫恩在物質文化史、科技史和藝術史方面更有專長,而羅威廉是海外清史研究權威,對於寫作通俗的歷史作品也很拿手,這一點從我們大家都熟知的《紅雨》、《漢口》等作品上就可以看出來。
最近卜正民先生在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時也提到,他對這套書立了三條寫作原則:「囊括關於所寫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讓這套書及時反映當代學者研究現狀;按照主題撰寫內文,將這些主題按時間順序展開;要講述改朝換代的歷史,要適合非專業讀者閱讀。」在這樣的原則之下,才有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套「大不一樣的中國史」。
南都:《哈佛中國史》的框架設計和以往的通史相比,體現出和國內著作的主要差異在哪裡?
馬曉玲:以往的中國通史裡政治史、軍事史佔的篇幅較大,這套書改變了單線的寫作方式。從地理環境,比如疆域擴大,再由內到外,寫到經濟生活、宗族、親屬、性別、日常禮儀、文學、科技。卜正民在「中文版總序」裡也提到,這套書的視角不關心帝王將相,而是關心普通人怎樣生活,比如宋卷專闢一章來寫「公共領域的私人生活」,這是一種現代的思維,是最近這幾十年的最新研究,我想也是跟國內學者研究視角的差異之一吧。
南都:這套書運用了很多邊緣史料,這和我們以經史子集作為歷史敘述的骨架相比有何益處?
馬曉玲:的確,西方學者在中國古典文獻、考古發掘的及時運用上沒有優勢,但他們擅長新的觀察角度,做出新的解讀。即使是主流的文獻,比如斷代史材料,也有新闡釋,卜正民先生在元明史卷裡,用的是我們國內學者都知曉的資料,但經過他的解讀卻能看出不一樣的新意,他從全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環境史的角度出發,通過氣候變遷來講述元明帝國的興衰,很是新穎獨特。
南都:羅威廉在「大清」卷中融合了「新清史」的眼光,這對我們理解中國史有何幫助?
馬曉玲:這套書是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相結合的視角,很看重中國和周邊世界的聯繫,於是中國史就不僅僅是中國史,而是更宏觀的世界史、全球史的概念。卜正民先生的「中文版總序」是我們在編輯中文版的過程中邀約到的,發來一看非常驚喜,因為他特別提到「用第二隻眼睛看中國」這句話:他們是在外面的,可以看到這座房子所處的位置和它周邊的環境,而國內學者身處其中,儘管對內部熟稔於心,但對周邊的處境,則需要更多觀看的視角。這也是為什麼說這套書具有「全球視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