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的茶館文化

2020-12-02 中國新聞網

西南聯大的茶館文化

2008年11月06日 17:04 來源：中新網-華文報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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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夏，我從四川合川二中高中畢業，考上西南聯大外語系。學校九月開學，無奈從重慶去昆明交通十分困難，我足足用了兩個月，終於在十一月中才到達昆明大西門外新校舍報到。1941年夏，我剛讀完大二，就響應號召，「投筆從戎」，去給即將來我國支持抗日戰爭的美國空軍志願大隊擔任英語譯員。我在西南聯大學習的時間前後不到兩年。

　　這個期間，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空襲警報一響，全校師生員工跑警報，上課的時間就更少了，課堂上學到的東西實在不算太多。但是，在西南聯大度過的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卻是難以忘懷的。聯大匯集了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名校的教師，其中不乏譽滿中外的學術大師，他們崇尚「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論工作和生活條件如何艱苦，他們都孜孜不倦地教書育人，潛心學術研究。可惜我因中途輟學，無緣受教於多位名師，不過有幸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我就終生受用不盡了。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卻是西南聯大的茶館文化。凡是聯大的同學大概沒有人沒上過泡茶館這門大課的。新校舍因陋就簡，僅有一個圖書館，座位有限；宿舍四十人一間，沒有書桌；課外活動幾乎等於零。於是，學校附近兩條街上的十來家大小茶館，從早到晚坐滿了聯大的學生，看書、寫作、聊天、玩橋牌，各得其所。

　　汪曾祺1984年在《泡茶館》一文中回憶道：

　　大學二年級那一年，我和兩個外文系的同學經常一早坐到這家茶館靠窗的一張桌邊，各自看自己的書，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語。我這時才開始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裡寫的。

　　這裡寫的兩個無名氏就是我和趙全章。我們仨是一九三六年春在鎮江參加高一男生集中軍訓時結識的，我上的是揚州中學，全章上的是蘇州中學，曾祺上的是鎮江中學。三人都是十六歲，編在同一個中隊，三個月同吃、同住、同操練。沒想到，三年以後，三人都當上了流亡學生，又同時考上了聯大，曾祺讀中文系，全章和我讀外文系。碰巧三人又同住一棟宿舍，又都愛好文藝，朝夕過從。每天課後，我們仨就各自帶上兩三本書、鋼筆、稿紙，一起去泡茶館。我們一邊喝茶，一邊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邊看書，多半是課外讀物，或寫點兒什麼東西。茶館就是我們的「書齋」。誰寫好一篇東西，就拿出來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說的文採就讓我倆嘆服。全章中英文都好，經常寫抒情小詩，後來一篇接一篇從英文翻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我也寫一些小東西。我們最初的習作都是在這家茶館裡泡出來的，投給中央日報文藝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詩小文都陸續註銷來了。經常飢腸轆轆的窮學生，誰一拿到稿費我們仨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有時，茶館打烊以後，深更半夜還冒著雨到翠湖去逛蕩，享受免費的湖光夜色。

　　大西門外經常塵土飛揚，風沙蔽日，無樹無花的校園儼然一片荒漠，茶館宛然水草迎人的綠洲。茶博士，不分男女，都親切如家人、溫馨如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氣。一碗碗清茶好似一派清流，蕩滌著家山萬裡的遊子的滿面風塵、灌溉著如饑似渴的心田、滋潤著綠綺年華、孕育著含苞欲放的性靈。

　　茶館也是我們的殿堂。我們一邊飲茶，一邊虔誠地誦讀一部又一部文學經典，在茶香水氣裡領受心靈的洗禮。我們墜入沈從文描繪的如詩如畫的「邊城」，傾聽他那透明燭照的聲音、溫存的節奏和音樂，如醉如痴，流連忘返。有時竟忘了回學生食堂去吃飯，只得用花生米來充飢。何其芳的《畫夢錄》誘使我們作起「橫海揚帆的美夢」。法國作家紀德根據《聖經》故事改寫的《浪子回家》，篇幅不長，卻讓我對一個流浪漢靈魂的受難感同身受，便用「浪子」作起筆名來，下意識地嚮往於靈魂的歸宿。

　　西南聯大的流亡學子有福了。在烽火連天、無家可歸的歲月裡，茶館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心靈之家，促進我們自由自在地茁壯成長。汪曾祺在《泡茶館》一文中最後寫道：「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那麼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裡泡出來的。」

　　當年的茶友全章和曾祺已先後作古，哪年哪月，我才能回到昆明重溫茶館文化呢！

　　(摘編自香港《大公報》 作者：巫寧坤)

【編輯:官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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