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較的方法觀照中國近代哲學史書寫範式的同時,馮契對中國哲學表現出高度的理論自信,自覺地將中國近代哲學納入世界哲學的視域,並認為中國哲學家應該積極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
馮契先生在哲學史的書寫方法上有著自覺的理論意識,他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自覺地貫徹黑格爾所言的「歷史的方法與邏輯的方法相結合」,進而以粗線條描繪出「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合乎邏輯地發展的軌跡」。較之於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馮契先生在近代哲學史的書寫範式上表現出了不同的內在理路。他的《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在某種程度上也第一次正面回答了「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的問題,具有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自信意識。
「革命」語境
在馮契那裡,「革命」語境具體表現為「古、今」、「中、西」哲學之爭。質言之,中國近代哲學革命的主要對象有兩個: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近代哲學。就中國傳統哲學而言,馮契認為,「哲學的近代化就是對經學的否定」;就西方近代哲學而言,在馮契看來,西方哲學流派對中國近代哲學影響最大的要數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除此之外,較有影響的哲學思潮還有實證論的思潮與非理性主義的思潮。馮契認為既要重視外來哲學理論的積極貢獻,也應對其作具體的歷史分析。
依馮契所見,中國近代哲學革命所達到的成果,「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包括和中國的優秀傳統)相結合,從而完成了一個發展的圓圈」,具體而言就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中國近代哲學演變的主要線索(表現為歷史觀和認識論兩個領域的哲學論爭),後來演變為「心物之辯」,而馬克思主義者最終用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作了科學的回答。
中西哲學比較的視域
在中國近代哲學的視域中,哲學的中心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便指向「中西」之爭,具體表現為「中學為體」、「西學為體」的爭論。馮契認為,雖然「古今中西」之爭的內涵不斷豐富,但不管如何變化,它始終是整個中國近代哲學的核心論域。
從哲學的相對獨立的發展來考察中國近代哲學,中西比較的視域具體表現為馮契所言的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近現代哲學的「橫向聯繫」。即將中國哲學置於世界哲學思潮之中,看西方近現代哲學如何影響中國近現代哲學的形成。一方面,是對中國傳統之道進行解構;另一方面是對西方近現代哲學進行重構。伴隨著「天命」的沒落,「公理」便取代「天理」登上中國近代哲學的舞臺。「強權即公理」迫使中國近代思想家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的傳統。同樣,對於西學,也必須既汲取其菁華,又批判地反思。
馮契從構思《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一書時,便有著自覺的方法論意識。在給鄧艾民的信中,他寫道:「關於中國近代哲學史,我把它看作是中國哲學史與西方哲學史合流過程,達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以及中國傳統)相結合。」美國漢學家墨子刻在《象牙塔與大理石城堡》一書中將馮契視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事實的確如此,馮契在寫作中國近代哲學史時,尤其注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以比較的方法觀照中國近代哲學史書寫範式的同時,馮契對中國哲學表現出高度的理論自信,自覺地將中國近代哲學納入世界哲學的視域,並認為中國哲學家應該積極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他高度讚譽中國近代哲學革命的成果,認為由於中國近代哲學革命,中西哲學、中西文化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始匯合了,預示著中國哲學將成為統一的世界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