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上未必需要諾獎，但諾貝爾文學獎有可能需要村上。村上跟我交談時表示不稀罕，因為一旦得了成了公眾人物，匿名性得不到保障，以後沒有私密生活了，也別想去咖啡館了。
和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這一本職相比，林少華作為「村上春樹翻譯家」的名聲更大。
5月29日晚，「他依舊吟唱孤獨」——村上春樹最新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讀唱會暨譯者見面會（深圳站）在中心書城舉行。國內最為知名的「村上譯者」、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林少華與深圳讀者見面。在活動前，林少華接受了深圳商報記者的獨家專訪。提到林少華，就難免綁定談起村上春樹，而提到村上春樹就更避不開他能否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話題。採訪中，林少華非常直率而幽默地表示「這小子趕緊得了吧，我也一勞永逸」，並對「御用翻譯」一詞提出「抗議」。對於村上給自己帶來的影響，林少華坦言「村上既成全了我，也耽誤了我」。
村上的巔峰作品是《奇鳥行狀錄》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以下簡稱《文化廣場》）：您翻譯村上作品已經40多本了吧？會不會產生疲倦感？
林少華：這本《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是合譯的，不算這本，獨立翻譯村上春樹的作品有41本。所謂的審美疲勞，積勞成疾倒也不至於有，這從另一方面說明村上創作還沒有明顯走下坡路。
《文化廣場》：沒有明顯走下坡路，那還是有點下坡的？
林少華：我想他的最佳狀態應該已經過去了，任何人都有他的局限性。村上1949年出生，今年66歲了。當然，有人能將良好的創作狀態一直保持到晚年，這和藝術家是一回事，靠靈感，靈感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不好說。用村上自己的話說：「才華這東西，它想噴發的時候便自管噴湧，而噴湧完了一曲終了，有些爵士樂歌手、詩人，年紀輕輕就噴湧完了，化為戲劇性的人生，那種人生固然光芒四射，但對我們平常人沒有多少參考價值。」
《文化廣場》：那您覺得他最巔峰的是什麼時候？
林少華：巔峰時刻是1994、1995年的《奇鳥行狀錄》，大江健三郎本來一貫對他採取指責態度，稱村上的作品沒有社會性，沒有擔當意識，言外之意是只顧著賺錢了（笑）。但唯獨對《奇鳥行狀錄》不同，甚至還在讀賣文學獎頒獎晚會時專門朗讀了這本書的一段，並主動和村上握手。對於日本二戰期間的黑暗，日本一般採取避諱的態度，但村上在這本書裡對其進行直接批判和揭露。也是從這部開始，村上轉向描寫個人與體制之間的關聯性。
村上未必需要諾獎，但諾獎有可能需要村上
《文化廣場》：但這之後的書都再沒能超越《奇鳥行狀錄》。
林少華：無論思想力度還是藝術高度，都沒超過這部，我覺得他最得心應手的不是寫個人對體制的，他更擅長個人與自己的關係，村上自己在政治上就不夠成熟，包括香港佔中，傻瓜蛋都知道那事情有多複雜，不是簡單的雞蛋面對高牆的問題，他居然可以那樣說。
《文化廣場》：這也是他總是得不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嗎？
林少華：即使在世界範圍內，哪個作家能有村上的影響力？米蘭昆德拉也未必，至少在中國，知道昆德拉和村上的人數就相差很大。村上未必需要諾獎，但諾貝爾文學獎有可能需要村上。要我說，這兩年的諾獎得主也太一般了。我接觸過的日本人，都覺得村上得獎是遲早的事，村上跟我交談時表示不稀罕，因為一旦得了成了公眾人物，匿名性得不到保障，以後沒有私密生活了，也別想去咖啡館了。這種想法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實際諾獎都是頒給默默地為純文學貢獻的人，並做出資助。村上完全不是這樣的。他再拿諾獎，在天理上已經不公正了，因為你小子無論是大眾聲望還是版稅，已經撈得夠多了，再給個諾獎，別人還活不活了？（大笑）當然我當他的面不會這麼說。
不過每年到諾獎時間都有好多人讓我談村上，我個人也不勝其煩了，心想這小子趕緊得了吧，我也一勞永逸。
我對「御用」一詞提出抗議
《文化廣場》：現在一提到村上就想到您，您對於這種綁定怎麼看。
林少華：我對「御用」的說法提出抗議，「御用」本來就是貶義詞，居高臨下，好像村上是皇帝我是村民（笑）。當然，這也說明大家喜歡「林家鋪子」的翻譯。其實我一共翻譯了七八十本，只有一半是村上的作品，還譯有片山恭一、川端康成的《雪國》、《伊豆舞女》等等。
《文化廣場》：為什麼會更喜歡翻譯村上的作品？
林少華：一是他的筆調適合我的口味，簡潔明快、幽默又有韻味，正是我所追求的，也是我自己寫的東西裡比較得意的。文筆上不謀而合，說得不謙虛就是翻譯起來得心應手。
二是我們本質上都是孤獨的人，不喜歡跟別人套近乎，對周圍人與事保持距離，這種孤獨感包括性格氣質比較像。翻譯不僅是文字語法的對接，還是氣質的對接，我們在這方面可以說是臭味相投也可以說是一見鍾情。別人是翻譯字面，我是翻譯紙背面的東西，一紙之隔，那可是兩個世界，自吹一下（笑）。因為相投了才能傳達出語言的精髓，觸摸到微妙心理感受。但沒有文學功底不見得表達出來，我偏巧這方面玩得熟一點。一個譯者碰上一個合適的作家，這種概率非常低，一般人認為百花齊放，但其中一定有一個最準確的。
任何翻譯都是一種自我傾訴的工具，作家是直接的，翻譯是間接的，因為你的選擇就是一種取向，我選擇村上而沒有選擇三島由紀夫，這就是一個價值認同，用一個載體承載我想表達的東西。
「這小子也沒請我喝酒」
《文化廣場》：您現在自己也開始寫作，能談談自己的寫作嗎？
林少華：翻譯再怎麼也是鸚鵡學舌，咱也來個自鳴得意。而且作為一個中國大男人，名字老是印在一個日本人名字後面，而且是用明顯相形見絀的字號，肯定不爽了（大笑）。我主要寫散文雜文，已經出四本了，散文雜文寫好寫壞，不存在門都進不了的問題，咱們也嘗試嘗試自己表達。
《文化廣場》：您見過村上本人幾次？他是怎樣的人？
林少華：2003年、2008年見過兩次，見面也是聊一聊，那小子也沒請我喝酒，村上這個人的確跟一般人不一樣，不是特別懂人情往來世故，也是比較純粹了，中國還找不到這麼純粹的作家，錢鍾書都夠古怪了，還沒有村上這麼古怪。
《文化廣場》：您翻譯家、學者、教師、作家幾個身份裡，最喜歡哪個身份？
林少華：我本來想當學者的，想寫幾部磚頭厚的專著，把周圍同學嚇嚇。後來碰到村上，村上既成全了我也耽誤了我。成全了我是使我獲得一些世俗性的成就，成為一位非常有影響的翻譯家；耽誤了我，使我沒有成為像樣的學者。在我們學校，我翻譯100部村上的小說，那也是沒有用的。學校本質上是學術，不寫學術論文不寫學術專著是沒有立足之地的，所以儘管我不喜歡，我的業餘也是要寫學術專著學術論文。所以別人翻譯村上，我雖然很遺憾，因為這打破了我翻譯村上事業的完整性，但另一方面給了我一個喘息的機會，讓我往學者本位上多靠近一些，轉向作家。
我想我最喜歡的還是教書匠，這是我的本職工作。它讓我每天都在跟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打交道，有二三十歲年輕人的語言感覺。（文/謝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