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於「信息繭房」，「甩鍋」算法是對個體責任的逃避

文丨圳論評論員 莊媛

「孩子抱著手機刷個不停像是中了毒」「刷抖音、看快手成了留守兒童最喜歡的娛樂活動」……網絡信息多樣、開放、共享，而一味迎合受眾的閱讀偏好，計算方法簡單，定向推送粗暴，讓讀者尤其是鑑別力、自控力不強的青少年越「好」越「偏」。

只因為在手機上多看了那一眼，從此手機裡的閱讀內容越跑越偏——這大概是當下不少人揮之不去的困擾和焦慮。的確，在數字時代，以智能算法為基礎的內容平臺迅速崛起，憑藉算法推薦和對用戶畫像的精準捕捉，可以快速完成用戶與信息的匹配並進行個性化推送，大大降低獲取信息成本，提升了信息分發效率。但久而久之，在算法源源不斷地「投其所好」「量身定做」之下，人們的信息接收維度變窄，資訊獲取渠道單一，容易在單調的信息交互中不斷強化固有偏見和喜好，甚至在不同群體、代際之間造成認知撕裂和對立，最終深陷「信息繭房」的桎梏。

如何打破「信息繭房」？近年來與此有關的討論備受關注，不少網友對被算法裹挾的現狀十分焦慮卻又無可奈何。浙江大學融媒體研究中心日前發布《2020中國智能媒體使用研究報告》顯示，在有關「智媒風險」的調查中，「信息繭房」效應最受關注。而受訪者對26個題項的回答顯示，「信息繭房」的擔憂得分值最高，且在各年齡層的關注度均最高；其次才是隱私安全和人文價值。

要想打破「信息繭房」，首先要搞清楚到底是誰織就了「信息繭房」。當下輿論普遍傾向於將「信息繭房」效應歸咎於算法，但實際上這有失偏頗。「信息繭房」理論由美國法學教授凱斯·桑斯坦在《信息烏託邦》一書中提出，指的是信息體系個人化所導致的信息封閉的後果：當個體只關注自我選擇的或能夠愉悅自身的內容，而減少對其他信息的接觸，久而久之，便會像蠶一樣逐漸禁錮於自我編織的「繭房」之中。這一理論早在2006年就誕生，可見「信息繭房」並非新現象。無論是在傳統媒體時代還是新媒體時代，信息偏食是人的本性，受眾往往都會有自己的偏好與選擇。從這個角度來說，算法只是讓這一選擇變得簡單，且容易被我們明顯地「看見」和感知，作出信息選擇的終究是用戶自己。

顯然，受困於「信息繭房」，不應只簡單「甩鍋」於算法，這是對個體責任的逃避和忽視。對於青少年群體更是如此，成年人都難以走出自己的「知識同溫層」和「認知舒適區」，更何況自控能力差、更容易沉迷且對內容缺乏鑑別力的未成年人。當然，這麼說不代表為算法開脫，提供算法的平臺、企業以及監管方有責任做得更好，引導科技通向「善」途。比如，企業應該承擔起社會責任，進一步優化推薦算法，對少年兒童等特殊群體推出更多的關愛和保護措施，引導受眾提高素養而不是一味討好用戶，有關部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強化監管也必不可少。

但歸根結底，算法只是一種工具，提供算法的平臺、企業以及監管方也都是外部因素，「破繭而出」的只能是自己。只有主動作為，走出舒適區去擁抱更豐富、更多元的信息，才能走向更廣闊的天地。這一點，成年人需要自我檢視和自我覺醒，也要想方設法幫助青少年形成自主豐富知識結構的意識，而不是一味地吐槽「熊孩子」不聽話、無自制力。

提升青少年網絡素養，家長無疑是第一責任人。一來，家長要做好榜樣，既要改變「機不離手」的習慣，更要規範自身使用網絡的行為，以身作則；二來，要督促孩子使用防沉迷系統，引導孩子提高甄別、屏蔽不良內容的能力，避免青少年被網絡算法綁架；更重要的是，家長要真正擔當起教育孩子的責任，給予孩子更多的陪伴和關心，與孩子一起閱讀、遊玩、交流，以更積極健康的家庭教育環境來培養青少年的閱讀習慣、思考能力和時間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學校、社會也要形成合力，多方配合加強教育，從價值引導、內容生產等多角度切入，如推動網絡媒介素養教育進學校、進課堂，提供更多科學、多元的優質知識服務等，合力打破青少年群體的「信息繭房」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