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三星、臺積電都繞不開的宿命，晶片產業背後的戰爭

前沿：

大家好，我是前言醉科技。這次主要講半導體產業發展和背後的大國博弈，半導體產業發展背後的國家博弈精彩程度可以說不亞於「三國」。

半導體市場從來都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半導體行業也不僅僅是無形的手所能支撐的。

「一國集成電路產業的崛起，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這句話是2017年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給總統的一份名為確保美國半導體領導地位的報告裡面說的。這句話揭示了半導體產業的本質，所以美國一而再的想把華為按在地上摩擦的時候，許多人可能覺得美國不講商業道德以一國之力欺負一個企業。

但是看完我今天分享的內容，你可能會發現這種做法對於美國來說是最正確的做法，而且已經有成功的路徑可以依賴，具體是什麼路徑，後面會做深入的探討，復盤整個半導體行業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比其他行業最大的差別就是永遠有兩條主線，一條是產業自身的演變，另一條則是大國博弈，集成電路起源於美國，這裡可以做個調查，先從半導體走出來的8位「仙童」大家知道幾個人的名字？,知道兩個人及以上的應該算是對半導體行業已經了解了，集成電路的誕生也直接促成了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矽谷」的形成，從1957年「仙童」半導體成立到1976年日本開始實施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之前的這20年的半導體是屬於美國的，全球大部分的半導體都是美國人在做。

時間來到1976年,對於日本以及當時的全球半導體產業而言,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年，日本推出《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而這個計劃直接推動日本半導體實現彎道超車，其實在這之前日本半導體產業已經有所發展，作為冷戰時期美國抵禦蘇聯的橋頭堡，日本發展集成電路是得到美國支持的，1963年日本電器從「仙童」半導體拿到平面技術的授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電器將技術分享出來，於是三菱、夏普、京都電器都跟著進了集成電路行業。

70年代美國施壓，讓日本開放半導體和集成電路市場,而日本自己也越來越意識到這個產業的重要性，於是下定決心自己幹，於是就有了上面的那個計劃，計劃的特別之處在於政府牽頭以日立、三菱富、富士通、東芝和日本電器5家大企業為主體，然後聯合日本國內多家著名的實驗室和科研機構，政府和企業出錢集中研發，得到的專利大家共享，這種玩法其實與舉國之力集中研發沒什麼差別，與之對應的美國都是企業自己單兵作戰，結果就是日本半導體得以迅速趕超美國

1980年到1986年,日本企業的半導體份額從26%上升到45%，而美國則從61%下降到43%，1989年日本半導體的全球份額已經達到53%,而美國則下降到37%。

巔峰時期的日本，全球前十大半導體企業有6家都是日本的，前三都被日本企業佔據，於是便有了英特爾CEO（摩爾）和總裁安迪.格魯夫決定的「橋段」，兩人在辦公室苦苦思索，最終兩人決定放棄多年的存儲主業轉向當時的副業微處理器。

現在看來，隨著PC的崛起，英特爾在世界第一的位置牢不可撼，而這個決定也變成企業決策史上的一段佳話，但當時卻是被日本這種「舉國體制」打的毫無還擊之力的無奈之舉，看著日本半導體已經彎道超車，加上半導體太過於敏感，軍隊裝備的先進性很大程度依賴於半導體的發展，所以美國自然不會善罷甘休，又開始拿出自己的慣用的手法打貿易戰，在半導體貿易戰的時候，日本已經輸掉了紡織品貿易戰、鋼鐵貿易戰、彩電貿易戰、汽車貿易戰市場，正在打的還有電信貿易戰，結果都是以日本失敗告終，而前面提到過對付華為的手段是「路徑依賴」，就是因為很多策略在日本身上都用過，而且成功了。

美國使用專利武器，針對日本多家半導體巨頭企業，發動多起專利訴訟，要求日本限制半導體產品的最低價格，同時日本要保證美方半導體份額在日本國內佔比達到20%等等，這種專利武器可以說是屢試不爽，最嚴重的是「東芝事件」，因為東芝偷偷向蘇聯出口了幾臺工具機，違反了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禁令，美國提出對東芝開出150億美元的罰單，並完全禁止東芝對美國出口5年，但似乎當時違反「巴統禁令」的不止東芝一家，但是美國對其他企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不是覺得這個「橋段」和國內某家上市公司比較相似?有知道的可以在下方說出來哈，日本還是被迫籤訂了「城下之盟」之後的日本半導體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鼎盛時期的日本DRAM存儲器的份額佔了全球80%，後面的日立、富士通、三菱、東芝，先後剝離或者出售了存儲業務，2012年，爾必達破產是一個節點，日本不再擁有DRAM存儲企業，現在日本全球半導體份額在10%左右，主要集中在上遊設備和原材料，日本半導體貿易戰很大程度促進了半導體產業的第二次產業轉移，第一次是日本政府主導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把半導體產業一部分從美國轉向日本，第二次則是從日本開始向韓國臺灣轉移，這裡面，日美半導體貿易戰貢獻了不小的力量，特別是韓國半導體的崛起，美國起了很大的作用，韓國扶持本國半導體產業的方法基本和日本如出一轍，政府加企業、加研究機構，舉國之力在幹，只是把計劃的名字換了一下，這裡值得說到的是，三星的「逆周期投資」和美國對日韓的差異化對待，韓國半導體和臺灣半導體雖然在同一時期崛起，但是崛起的方式差異巨大。

三星創始人「李秉哲」進入半導體行業，直接就看中了日美正在爭鋒相對，且已經處於紅海的存儲器市場，半導體投資額巨大，一旦失敗可能萬劫不復，這件事可以看出李秉哲頗具賭徒本色。

三星創始人「李秉哲」

1984年，三星推出64KB DRAM存儲器的時候，內存價格從每片4美元暴跌至每片30美分，而三星當時的成本為1.3美元，這意味著每賣出一片就要虧損1美元，這個時候，英特爾退出存儲領域，日本企業也在縮減資本開支，但是唯獨三星像殺紅眼的賭徒一樣，在逆周期瘋狂加碼，到1986年底三星半導體累計虧損3億美元，股權資本全部虧空，可以說是慘不忍睹，這個時候出現了兩位天使：

第一個是韓國政府在1983年至1987年實施了半導體工業振興計劃，共計投入3.4億美元，連日本向韓國支付的戰爭賠款都拿來用了，激發了20億美元的私人投資，加上韓國推進的是政府加大財團模式，三星受到的幫助可想而知。

第二個是美國，準確的說美國不是為了幫助韓國，而是為了對付日本，同樣銷售到美國的存儲器,韓國只加收0.74%的反傾銷稅，而日本則最高要收100%。

1987年底終於成功度過了谷底，三星迎來轉機並迅速盈利，韓國半導體趁勢崛起，臺灣的半導體和韓國的崛起方式有很大不同，臺灣除了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之外，更多的是抓住了產業的趨勢，這裡需要戰術降維，晶片的製造環節可以分為晶片設計、晶片製作、封裝製作、測試4個環節，而商業模式來看，半導體產業早期都是IDM模式，也就是上面4個環節全部自己做，比如大家熟知的英特爾就是這種IDM模式。

但是到了80年代，產業逐步演化出分工的模式，也就是有些企業只做設計,把製造和封測環節都外包出來給別的公司做,比如大家熟知的華為海思就是這種模式，一款5納米的晶片研發投入超過5億美元，大家可能覺得是天文數字,但是臺積電投資一條月產能5萬片的5納米晶片製程的產線，需要大約投入250億美元，是不是更加覺得夢幻?這種模式的好處在於晶片設計企業可以最大程度降低製造和封測帶來的資本開支，降低風險，同時把更多的錢投入到新產品的研發，而臺灣半導體的崛起就是抓住了這種產業模式的興起。

臺積電成立於1987年，一家獨佔全球外包晶片制份額的50%，而全球前10大封測廠，有5家也都在臺灣，而最近這一次產業轉移就是向大陸，這次產業轉移的速度比之前兩次都慢，主要是因為日本的技術是向美國拿的，韓國三星的技術則是買了日本的，而中國卻只能靠自己，中國現在也是要錢給錢，要政策給政策，一期「國家集成電路大基金」1378億，二期2000億左右。

前面已經分析過半導體的歷史發展軌跡證明，一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要想崛起，從來都不僅僅是企業層面自己闖出來的，必須有政策在背後給予超常規力度的支持，所以美國動用一國之力去打壓華為，看似有些不講道義，實際上對美國來說卻是非常理性的行為，因為他絕對不會寄希望於正常的企業競爭可以贏過華為或者中國半導體產業。

而華為作為中國半導體扛大旗的先鋒大將，如果華為挫敗，中國半導體產業受到的衝擊不言而喻，所以這次對華為的限制以及把中國企業拉入到實體清單，也只是中場戰事，後面還會有連續動作。

現在的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擁有世界最大的半導體需求市場，加上中國與日本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擁有獨立完整的主權，華為事件對中國半導體的衝擊可謂是福禍相依，壞的地方是華為短期將面臨嚴峻考驗，美國要求美國專利佔比達到10%就不能給華為服務，臺積電無法給華為的高端晶片代工而國內龍頭代工廠中芯國際的製程，目前還停留在14納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