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慈善教育的個案研究:以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為例

2021-02-24 中國社會治理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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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姚麗. 民國時期慈善教育的個案研究:以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為例[J]. 社會政策研究, 2018, (1):13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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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姚麗. "民國時期慈善教育的個案研究:以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為例." 社會政策研究 1(2018):13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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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姚麗. (2018). 民國時期慈善教育的個案研究:以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為例. 社會政策研究(1), 139-154.

【作  者】文姚麗:西北政法大學文化與價值哲學研究院研究員

摘  要】西安市孤兒教養院推動並發展了「教養並重」近代慈善教育理念,且遵循「收養孤苦兒童,施以相當教育,使成人後有自立能力」的辦學理念。其推行的是「三合一」的慈善教育體制,將家庭、學校、社會教育合而為一。西安市孤兒教養院是近代意義上的社會公益機構,體現了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現代性轉型,這不僅擴展了中國慈善事業外延,同時也擴充並豐富了近代慈善事業的內涵。【關鍵詞】慈善教育 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社會實踐教育 經費管理

西安市孤兒教養院是今陝西省第二社會福利院與陝西省兒童福利院的前身,是民國時期三大慈善孤兒教養院之一,也是當時西部地區最有影響力、規模最大的慈善孤兒教養院,可謂民國時期慈善教育的典範。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的慈善教育秉持了「教養並重」的慈善理念。民國時期慈善教育理念及其實踐實現了從以「養」為主到「教養並重」的轉變,甚至更為注重「教」。西安市孤兒教養院與香山慈幼院一樣,都是專為收養孤貧兒童所設立的慈善教育機構,為民國時期的孤兒教養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建立之時代背景(一)民國時期災荒慘烈為慈善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現實基礎

晚清至民國是近代災害的群發期,20世紀20至30年代中期,是一個由大洪水、大旱災、大蝗災、大地震等重大災害組成的災害群發幕,而1942-1949年這一時段是一個更小的災害多發時段。民國時期災荒發生的範圍涉及到全國的縣數多達50%以上,夏明方教授依據民國時期縣級行政區劃的最高數(1920年北京政府時期有2018個,1949年民國政府時期為2246個)計算,即每年約有1/4的國土被自然災害籠罩,而災害較為嚴重的1928年、1929年,竟分別高達1029和1051縣,均佔全國縣數50%左右(夏明方,2000:384-394)。受災人數則佔全國總人口50%以上,幾乎每年受災人數均在十萬人以上,個別年份受災人數竟高達六七百萬人之多,如1928年、1929年、1931年受災人數均為70 645 304人次、65 068 208人次、61 026 707人次(文姚麗,2014:82)。謝覺哉認為,「民國時期的災荒恐怕是有災荒以來所未有,災區的廣泛,從南到北,從東到西,計有21個省,縣份計有1130餘縣,災民大概有5730萬人(華洋義賑會估計),尤其以西北各省最為嚴重」(覺哉①覺哉原名為謝覺哉,因原始資料《談談現在的災荒》(載《紅旗》第17、18合刊,1929年4月13日)中署名為「覺哉」,故此處以原始資料為準。,1929)。

民國時期陝西災荒極為嚴重,尤其以水旱災害最為嚴重。1924-1933年十年間,西北地區大旱8年,其中1928-1930年三年為毀滅性大旱,其間夾雜有水、雹、霜等自然災害,而兵、匪之害尤烈,大大加重了災害的程度,造成空前大饑荒。據官方調查,陝西1930年與1928年相比減少人口94萬餘人,其中部分死亡,部分流移。1937-1947年,11年中西北大旱9年,而前半段災區主要在陝西。其中1940年旱災最重的地區為陝甘寧邊區,災民約69萬人(袁林,1994:71)。1921年陝西53縣被水災,1931年陝西關中、陝南暴雨洪水,46縣受災,房屋、田禾、牲畜損失頗巨,人員傷亡慘重(袁林,1994:113-114)。慘烈的自然災害致使莊稼連年歉收,諸多家庭妻離子散,很多兒童無家可歸,甚至無人撫養,西安市沿街乞討的兒童比比皆是,正所謂「鳩形鵠面,異常可憐,若不設法救濟,將來不死於饑寒,即入於下流!」(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7:1)民國時期,民生凋敝,政府在災害救助中式微,為慈善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二)西方慈善理念及其教會慈善為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轉型提供了思想基礎與經驗借鑑

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發展可追溯至漢魏南北朝,至明清時由於官府的大力倡導和民間的積極參與已相當發達,慈善活動非常活躍,主要以行善舉,或育嬰,或養老,或恤嫠,或施棺,或散藥為主,形成了中國慈善事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高潮。然而,近代以來傳統慈善機構日趨式微,社會影響日漸消退。到 19 世紀中後期的晚清社會,中國傳統慈善事業面臨著近代化轉型的問題。

西方傳教士所從事的慈善活動,可以說是在向中國傳教時選擇了一種中國政府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西方傳教士傾向於宗教與世俗社會相結合,這有利於社會各階層更容易地接受基督教,而慈善可以解決許多現實問題,正好成為傳教士引導士人接受基督教的重要途徑。西方傳教士通過慈善活動深入普通老百姓生活中,通過創辦各類慈善組織從事慈善教育事業,這也推動著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近代化轉型,繼晚清之後「教養並重」的慈善教育理念已深入人心。民國時期,全國範圍內教會慈善興起,在慈善教育方面,如在廣州所創辦兩廣浸會孤兒院、美華兒童福利會華南區孤兒院聯合會、兩廣浸會女瞽目院、明心學校等;福州的孤兒院、育嬰堂、麻風病院、瞽目院及聾啞院等;成都的慈惠堂等;再之,教會慈善還從事慈幼安老,慈善醫療事業及慈善救濟等。此外,西方傳教士還通過報刊傳播西方慈善理念及慈善經驗,同時也推動者慈善信息的傳播,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社會脆弱群體。可以說,西方傳教士以傳教為目的的慈善客觀上對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產生了很大衝擊,繼晚清之後西方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近代化轉型已開始萌芽,西方傳教士的慈善活動推動著中國傳統慈善事業近代化轉型的加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轉型是個人在處理本國慈善活動時,在尊重本國國情的基礎上向西方借鑑的結果,包括慈善理念、慈善的方式、慈善內容、慈善的管理等。

(三)張子宜先生的個性品質與人格魅力為慈善事業注入了活力與生命

張子宜,名典堯,字子宜。清末時(1881年)生於西安市興平縣南韓村(今興平縣南位鄉南韓村),家中世代務農,家境貧寒。張子宜自幼聰明,但幼年喪父,較早輟學,為了生活後到商店當學徒,貼補家用。因張子宜在學徒期間聰明好學,被興平錢莊推選為經理和商會理事。張子宜早年積極投身革命,他的前半生以一位革命者而著稱。張子宜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這為日後創辦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奠定了一定的政治條件。1907年張子宜加入同盟會,作為西路各縣聯絡人之一負責聯絡陝西西邊各縣同盟會會員的聯絡工作;1909年協助張淵主持西邊大學前身學校之一的西安中等實業學校,並以此校作為同盟會的活動地點從事推動社會進步活動。1911年,在辛亥革命起義前夕,張子宜受同盟會指示,準備興平方面的起義,並在西安起義後率先響應,被公推為興平民團團長。1916年2月,張子宜因反對袁世凱驅逐陸建章的起義,被逮捕押於陸軍監獄。張子宜的這次入獄並能倖免釋放,對他一生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他後來舉辦慈善事業,努力服務社會的動力和轉折點。

此外,張子宜信奉基督教,並積極投入到基督教「三自愛運動」中。張子宜結合社會背景及教會實際,於1913年發起成立了「西安市中華基督教自立會」,倡導獨立自主,在教會管轄權、傳教權及牧養權上割斷了與外國教會和傳教士的關係,「三自愛運動」要求傳教士放棄不平等條約的保護,脫離西方教會組織,不僅表現了強烈的民族自尊與愛國主義熱情,也體現了他的膽略和遠見卓識,具有挑戰與變革社會秩序的勇氣和信心。張子宜創辦基督教自立會的經歷為後來創辦孤兒教養院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同時,張子宜深受基督教「博愛」思想的影響,這為他日後從事慈善事業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9年8月,張子宜參觀佛教龍泉寺孤兒院,對該孤兒院的設施與經營很是讚許。回到陝西後,恰逢連年歉收,西安市沿街乞討的兒童比比皆是,張子宜目睹了所發生的一切,觸目驚心,下定決心設立孤兒院收入流浪的兒童。張子宜東西奔波,各方呼籲,聯絡各熱心慈幼事業的慈善人士,於1921年4月6日借用西安中華基督教會的地方召開籌備會議,並擬訂章程著手進行;之後又開籌備會數次,但因為沒有合適的建院地址,又未籌到大宗款項,未能即刻成立。孟津生邀請陸少文幫助,將西安舊滿城內所購的土地,捐贈20畝作為院址,①院址為今西安市解放路中段,包括今天東二路至東四路之間,共120畝地。這才動工建築,積極籌備。後來又有郭希仁、董雨麓、石雨琴等諸位先後加入並鼎力相助,於1922年9月9日宣告成立孤兒院,命名為「西安孤兒教養院」(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2)。張子宜一直擔任院長,直到1950年辭去職務,其後半生以一位慈善家而著名。

孤兒院成立之初,孤兒僅20餘名,以後逐年增加到100餘名,但因陝西省連年旱災,加之兵災,流離失所的孤兒迅速增多,到1927年年底,孤兒已經增加到182名,②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第十二周年紀念報告書》,第2頁。另據《西安孤兒教養院之過去與將來》統計數據:「蓋當十六年的時候,本院孤兒,增加到一百八十七名」,這裡的十六年指民國十六年,即1927年。兩處數據有誤差,有待史料的進一步考證。1928年底增加到216名,1929年年底增加到312名,1930年年底增加到407名,1931年年底增加到451名,其中女童128名,男童323名,1932年年底增加到462名,1933年年底增加到685名,除先後有845名孤兒出院外,至1934年建院12周年之際,院內共有孤兒708名,前後供給撫養孤兒1577名(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4:2)。

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從籌備之初至新中國成立,先後經歷了西安圍城之困、陝西三年大災荒、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等諸多不幸。解放後,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交由西安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西安人民育幼院」。張子宜先生從孤兒院創辦直至去世,一生苦心經營孤兒院,多方籌措資金,為我國的慈善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二、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家庭教養③這裡的家庭教養主要指孤兒院對孤兒的生活管理,包括孤兒的健康管理,寢室、衛生與生活照料管理及醫藥供應管理等。孤兒院實行家庭教養的目的是為了給予以孤兒家庭的溫暖,使其有歸屬感和安全感,融入到集體生活中,相互幫助,相互照顧。(一)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孤兒收養

西安市孤兒院收養的孤兒,從籍貫來統計,主要集中在陝西、河南、河北三省,其中以陝西最多,還有來自其他省份的孤兒,如山東、山西、遼寧、湖南、甘肅、安徽、湖北、江蘇、四川等全國各地。具體統計見表1。

表1: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兒童籍貫統計(1947年制表)

資料來源: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編,《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47年,附錄。

從各年級男女孤兒的性別比例來看,除殘障女童佔比高於男童之外,其他各年級均是男童比例高於女童,總體而言,孤兒院男童數量高於女童。各班統計情況如表2。

表2: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各級男女兒童統計數字(1947年制表)

數據來源: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編,《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47年,附錄。

(二)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孤兒健康管理

孤兒院的孤兒來源極其複雜,如有因災害或親屬死亡無法生活的,也有因逃亡或被虐誘從而被巡警局及關心慈幼事業人士查獲無人認領的,更有各戰區逃來的兒童,各種情況不一。因孤兒來源複雜,孤兒院在管理方面十分困難,加之民國時期陝西連年災荒,瘟疫流行,疾病死亡在所難免。相對於其他死亡人數,孤兒院的死亡人數只有23名,佔孤兒院總人數的1%,如此低的死亡率以現在的醫療條件和管理水平來看,實屬不易,何況在民國時期更是難能可貴,這也從側面說明孤兒院的管理水平之高。1923年至1944年孤兒院兒童健康死亡統計見表3。

表3: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兒童健康死亡統計(1947年9月制表)

數據來源: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編,《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47年,附錄。

(三)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孤兒寢室、衛生與生活管理

1.孤兒寢室衛生管理

截至1931年6月,據統計孤兒院共有孤兒寢室6座,其中女童寢室3座,共計可容納孤兒460多名。為了便於對孤兒寢室衛生的管理,每寢室設寢室長1人,副寢室長2人,由年齡較大且資性聰敏、勤慎忠實的孤兒擔任以督促寢室全體孤兒整理床鋪、打掃室內、開閉窗戶等事。每日早晚,由寢室管理員前往各寢室視查以免各寢室長不盡責。孤兒的起床和睡眠都有固定的時間,並由寢室管理員隨時巡查,以免晚睡晚起等事情發生。考慮到個人衛生,孤兒的床鋪為馬槽式,每槽只限1人,每人一被一褥一單(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12)。

2.孤兒個人衛生管理

民國時期災荒不斷,瘟疫流行,張子宜非常重視孤兒的個人衛生,因而在孤兒院設有衛生股以專門負責孤兒的個人衛生或集體衛生。寢室衛生方面,要求所有寢室孤兒的洗臉毛巾每周消毒一次,並在寢室內貼有衛生標語以便隨時警醒孤兒個人對衛生的注意。孤兒被褥的拆洗,室內的通風等均有規定的時間,要求不得紊亂。教室衛生方面,要求各年級的教室每日清掃一次並每三日將門窗桌凳清洗一次。工廠衛生方面,孤兒院採用工讀互助的制度,孤兒每日除上課之外,孤兒院將根據孤兒的個人天賦將其分配到院內各工廠學習工藝。工廠每日清掃一次,注意空氣通風,工作時間以不妨礙孤兒的健康為標準。食堂衛生方面,因孤兒人數劇增,房屋有限,因而孤兒每日吃飯均在教室,春夏秋三季大多在露天。孤兒的飯食均有定量,每日飯食由衛生股檢驗以免有不乾淨或飯菜未熟的情況發生。廁所衛生方面,孤兒廁所衛生每日清掃一次,並隨時消毒,為了保持廁所空氣清新,在其附近植樹藉以淨化空氣。孤兒沐浴與衣物衛生方面,規定孤兒每周洗澡一次並更換衣物。患病孤兒衛生方面,孤兒院特聘有醫師並設有診治室、養病室等為孤兒診療疾病,遇有特殊病症及病勢嚴重者請廣仁醫院代為診治。預防疫病方面,西安市孤兒院孤兒每春季種牛痘一次以防天花,此外每周舉行衛生大掃除一次,將全院各處所有垃圾進行掃除清淨,並有衛生演講會,提倡孤兒注意個人衛生(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13-14)。

3.孤兒生活照料管理

張子宜認為兒童的天性是不確定的,有賴於教養的方法和環境,因而向社會各界募捐以儘可能地為孤兒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孤兒院的一切設置均以適合兒童的生活為標準,但因兒童年齡的增長,生活中的所需要經常變更,又因孤兒的年齡大小不一,故教養方法也不同。如3-6歲孤兒的日常生活有若干保姆做伴,並依他們的習性施以相應的教育,這個年齡段的孤兒每日除睡眠外,爭先恐後地看圖識字,並隨時打鬧嬉笑,幾乎聽不到他們的啼哭痛嚎。7-16歲孤兒年齡較大,他們的生活不像3-6歲的兒童,孤兒院加以嚴格訓導,絕不讓他們有越規的行動,當他們的習慣一旦養成,自然會每日早起,自行整理被褥、洗臉、刷牙掃地、擦桌,做完了這些事便到教室上課,他們一聽得鈴聲都加緊步伐分赴教室上課。授完功課又到了上工廠的時間,孤兒們又分別奔向各自的工廠。當每日所有安排完成時,全院孤兒都是爛漫的態度,活潑嘻笑地去到遊戲場,「跑的跑,追的追,踢皮球的,滾鐵環的,越欄跳高的,角力競走,都具有無窮的快樂,說不出的高興啊!當.當.鈴聲又響了,遊戲的時間已過。他們一聽到鈴聲,蜂也似的集合起來,高低順次的排成隊,靜悄悄的站著,要聽德育演講,講演完了以後,便是就寢睡覺。」(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15-16)。

(四)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醫藥供應管理

孤兒院的醫藥供應最初由浸禮會廣仁醫院負責,之後由於種種原因,孤兒院醫藥供應由陝西省健康教育委員會負責。1940年之後由孤兒院董事楊叔吉醫師親自擔任診療主任,下設助理醫師、護士、藥劑生各1人,在孤兒院內設保健室1所,專門負責院內衛生防疫診療。孤兒院的所有設施力求科學化,其目的是不遺餘力地增進全體教職員工及孤兒的健康。此外,孤兒院的保健室不僅負責本院的教職員工及孤兒,還對於附近的居民及基督教教友都儘量施診施藥,以求做到為社會服務。孤兒院所需的藥品器械除本院隨時整購零買外,國際救災會西安醫藥委員會進行二次補助,中央衛生部本省衛生處以及美國援華會醫藥組、並廣仁醫院與各救災機構也會供應所需。孤兒院的供應醫藥正因為在社會各界大力幫助下,才保證了孤兒們就醫,因而入院幼童死亡率低微。即使在1926年8月西安圍城之困,1932年瘟疫大流行,1940年斑疹傷寒傳染等情況下,孤兒院也始終未受到波及。為了回報社會各界人士,張子宜決定在孤兒院籌辦完全施療醫院一所以擴大醫藥供應(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47:23)。

三、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學校教育(一)辦學理念

孤兒院的辦院宗旨是:「收養孤苦兒童,施以相當教育,使成人後有自立能力。」(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29)。張子宜認為,「孤兒院長遠打算就是辦學校、開工廠,使孤兒們幼有所養,少有所學,中有所仕。孤兒入院後,養到七歲就讓上學,有天賦的,供其上中學、師範以至大學。天賦稍差的孤兒教給手藝,以便日後去工廠當工人謀生。笨拙的孤兒則務農。所有孤兒都養到男婚女嫁,以至於能獨立生活。」(李文斌,2015:136-138)。

(二)教育方式

孤兒院遵照部章學制,按照孤兒入院的先後順序及年齡大小編級授課,編為幼稚、初小、高小三部。孤兒所授科目,均採用新時代教科書以便於適應社會需要。院內設教務主任,主要處理教育等相關事項,如孤兒的編級、課程的分配、教本的選擇等。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在成立十二年之際(即1934年),已經發展到共計男女孤兒708名,共計有初級八級,高級四級。然而,張子宜先生為孤兒院的經費來源深感困難,教室只有10座,於是將二三級合為一級,女二四級合為一級,改為複式授課。其中,教育的內容主要有訓育、智育、體育、課外操作、遊藝等(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4:2)。

1.教務內容

孤兒入院編級分班後各自授課。幼稚生一級共48名,主要採用輔導方式以培養共同生活的能力,如有規律的起床、洗臉、刷牙、吃飯、喝水等,以及卡片識字、遊戲、小歌劇、故事等課程。初小六級共327名孤兒,也是採用輔導方式,主要教授自然、社會等課程。高小二級共53名孤兒,因年齡較大,主要採用自學輔導的方式,除普通課程外,加授商業等課目(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8-9)。

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款項不足的苦難時期,張子宜對孤兒的教育也非常重視,規定凡是畢業的孤兒中如有成績優秀的,由孤兒院提供一切費用使其報考省立各中等學校,截至1934年之際,肄業省立師範的孤兒有3名,考上中山中學的孤兒有1名,第一職業學校的孤兒6名,神道中學的孤兒2名(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4:4)。

2.訓育教育

張子宜不僅重視孤兒的智育、體育,更為重視兒童品行的養成,認為這是教員的責任。不僅要求教員在執教過程中注重兒童品行的培養,更為注重教員在課外訓練時對兒童品行的培養。凡是對於兒童所需,孤兒院每周都會提出一個中心題目以督促實踐,並於每日早會施以全體訓話。若個別兒童有個性不良表現,則由管理者予以個別訓導使其覺悟悔改。其他如下課、起居、飲食等均需要按照班級的順序就坐,養成兒童遵守秩序的習慣。課外遊戲由管理員指導一切(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3)。

3.智育教育

孤兒院的智育訓練主要根據新課程標準,教授普通常識,並選商業科以教授孤兒經濟方面的訓練。此外,孤兒院還教授孤兒進行社會實踐教育,其目的是期望培養兒童出院後自謀生活的能力(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4:3)。具體內容下文詳細分析。

4.體育教育

兒童具有健康的體魄,生活才能幸福。健康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張子宜重視孤兒的健康教育,孤兒院內建有體育場和運動場以作為兒童活動的主要場地。運動器材主要有橫架、木馬、鞦韆、網球、籃球、足球、啞鈴等(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4:3),相應的運動項目主要包括田賽、徑賽、跳遠、跳高、全體操、全體賽等(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9),此外還有各級柔術操及幼稚生遊戲等健身活動。

5.課外活動

為了豐富兒童的生活,孤兒院還設有圖書館、閱報室及壁報社等,主要是用於豐富兒童的課餘生活。每日課餘各級管理員分別指導兒童閱報、讀書、編刊物以及栽花,灌林、灑掃等。除幼稚生外,其他兒童由管理者引導並分類作工2小時(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4:3-4)。孤兒院還設有桌球、軍棋、象棋等比賽活動(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10)。此外,孤兒院還組織有雅樂隊、新舊劇團、軍樂隊等,凡是孤兒院舉行各種典禮以及集會紀念,均由男女孤兒表演助興(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10)。在此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孤兒院還非常注重孤兒的慈善教育與愛國教育,如在西安城內每逢發生大的災荒,孤兒院組織的雅樂隊、新舊劇團、軍樂隊等助興表演,增強災民抵抗災荒的信心。無論是本院還是社會各界舉行各種典禮以及集會紀念,孤兒院組織的雅樂隊、新舊劇團、軍樂隊等都會助興表演,這也是孤兒院慈善教育的重要內容。

孤兒院的硬體教學條件為其學校教育提供了相應的保障。總體而言,孤兒院內的一切設備基本上滿足了孤兒的教學所需。在教學方面,教室9座,所有的桌凳、黑牌、標本、圖畫均已滿足孤兒教學的基本需要;在生產方面,孤兒院有工廠5座,所有應用的家具與機器,也備置了許多;在生活方面,寢室9座,所用的床凳櫃箱盆架被褥均按照人數預備齊全;在體育運動方面,籃球、網球、木馬、槓架、雙槓、壓板、鞦韆、足球等設施都備有;在農業方面,所需用的水車、大車、土車、碾子、磨子、牲口、農具等均已粗備;其他如養病室、診治室、新劇臺、會議室、招待室、各組股辦公室等辦公場所均能滿足基本所需。此外又修築小花園5處以供給孤兒玩賞。

(三)孤兒院慈善教育之璀璨成就

1.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畢業班級統計

孤兒院成立之初僅收容孤兒20餘名,教育方面只聘請教員1人教授初小課程。隨著數量逐年增加,故又增設高級班,由一兩個班級增加到10餘個班級,1929年又收容女童,故又增設女生班。需要說明的是,1937年附小畢業的兩個班是孤兒院附小呈準立案後的第一次畢業生,也是孤兒院附小第十屆畢業生。截止到1947年,畢業的兩個班是孤兒院附小第二十屆畢業生。孤兒院附小開辦至今,共24個班級畢業,男女學生共769名,出院升入初高級中學及各大學專科的學生共462名,就業農工商及其他電信銀行領域以及從政等公職者3623名(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47:20),截至1947年底留院的兒童還有300多名,分初小四班、高小二班及初級職業二班等,工生殘廢均未在統計之內(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47:20)。

表4: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畢業班級及學生統計

數據來源: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編,《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47年,第20頁。
①此為孤兒院附小呈準立案後的第一次畢業生,也是孤兒院附小第十屆畢業生。
②此為本院附小第二十屆畢業生。

由此表畢業孤兒的名字可以看出,很多孤兒的名字都帶了「子」字,這取於張子宜的「子」字。孤兒在入院前如果有自己的姓名,入院後仍然沿用自身的姓名;如果只有姓,那還是沿用孤兒本身的姓氏,名字中用「子」字;如果孤兒入院既沒有姓也沒有名,那就隨張子宜姓「張」,並取名中帶「子」字。西安市孤兒院之所以這樣做,其目的是為了給予孤兒家庭的溫馨,使孤兒更容易融入到孤兒院的生活中,將孤兒院作為一個大家庭使其相互幫助,相互照料。這也是民國「三合一」慈善教育的真實寫照,即將學校、家庭、社會教育合而為一。

2.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孤兒之就業職業分析

孤兒院自成立以來至1931年,畢業於本院的高小孤兒共兩級,共計36名,又有由本院供給費用升入中學師範的孤兒8名,中途出院的孤兒127名,除張子信、薛子平兩名孤兒肄業師範學校與張子健肄業神道學校外,其餘33名孤兒均已出院,並由本院介紹服務於社會各界,具體如表5。

表5:出院孤兒服務社會人數統計

數據來源: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編,《西安孤兒教養院之過去與將來》,1931年,第17-18頁。

截至1947年,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的兒童就業與1931年相比較,首先就業人數顯著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孤兒院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為社會培養了許多人才。從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出院孤兒所從事的職業來看,大多數孤兒從事農業生產,其次是從事工業生產與商業活動。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部分孤兒參軍。其次,從就業的領域來看,截至1949年孤兒院的就業領域除教育、政界、工商界、軍界、農業界等傳統行業外,極少部分天分高的孤兒從事醫藥、政界、郵政、電政及鐵道等高技能行業。具體統計見表6。

表6: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兒童就業統計表(1947年制表)

數據來源: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編,《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47年,附錄。

3.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出院孤兒之升學

在孤兒院成立25周(1947年)年之際,孤兒院留院的孤兒306名,出院的孤兒包括升學和就業兩類,其中升學的孤兒較1934年比較已增加到462名,這表明孤兒院在1934年至1947年十多年間培養孤兒的質量大有提高,而且升學的範圍不僅限於高級中學、師範學校以及神學院,還有孤兒升入音樂專利、水利專利、大學畢業、軍校、初級中學、商業學校以及護士學校等諸多學校,拓寬了學習的專業和領域。此外,就業的孤兒已經達到3633名。具體統計數據見表7。

四、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社會教育

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由社會各界熱心慈善人士自願建成,孤兒院的一切組織,都是根據民國社會團體法規所設立。孤兒院設有董事部,董事12人,分別是俞嗣如、石雨琴、朱運生、丁午稿(義籍)王仲和、路睿生(英籍)路禾、定慧、王怡然、關瑞庭、李芝亭、張子宜等(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47:4),董事長1人,由董事部選舉產生;院長1人,由董事部選任,管理一切院務;院內分事務、教務、訓育、工農等四組①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西安孤兒教養院之過去與將來》,第1頁。另據《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第十二周年紀念報告書》(第1頁)記載:「院內分事務,教育,工農各組,每組設主任一人,由院長聘請之。」,未提及「教育」這一組,而是提及「教務、訓育」兩組,另據《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第4頁)記載:「院內分庶務、教務、訓育、工農四組,每組設主任一人,由院長聘請之。」,每組設主任1人,由院長聘任。具體如下:事務組分會計股、文牘股、庶務股、收發股、註冊股、營業股、被服股;教育組分教務股、訓育股、體育股、圖書館;訓育組分訓練股、齊務股、衛生股;工農組分工務股,農林股。

按照孤兒院組織管理規定,以上各股各設股員1人以及助理股員若干人處理事務,並聘請專門技師數人教授各種工藝,至於各級教員或由職員兼任,或另行聘請(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2)。

表7: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年周年留院出院兒童統計(1947年9月制表)

數據來源: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編,《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47年,附錄。

(一)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工藝與職業教育

孤兒院的慈善教育以工讀並進為原則,要求凡是入院的孤兒首先都必須檢查其年齡及體質,再考察其自身稟賦,然後再分學級與工廠。除幼稚生外,全體孤兒須在上課之後分類學習工藝。孤兒院在成立十二年之際(即1934年),已開設栽絨工、皮鞋工、織布工、縫紉工、布鞋工、衛生材料工、花邊工、刺繡工、織蔑工、編衣工及細帶工等以供男女孤兒學習工藝,以便出院後有謀生的技藝(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4:4-7)。1934年前後是孤兒院開設孤兒技藝學習的全盛時期。抗戰爆發後,因原材料缺乏、銷路不暢以及其他製作物不適合兒童的個性等緣故,孤兒院相繼停辦製革等9種工藝,只保留了縫紉、栽絨、布鞋、織布,並添設木工科,這5種科目是抗戰期間孤兒院兒童學習的主要工藝科目(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47:21-22)。

孤兒院教授孤兒各種工藝不僅為日後謀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是民國時期慈善教育中社會教育實踐的真實寫照,而且很多工藝產品還可出售以補貼孤兒院經費不足之困。孤兒院各廠生產的產品由工務股登記並轉交售品處以向外推銷,包括地毯、馬褥、椅墊、男女革履、衛生材料、細帶等,有的甚至遠銷歐美。據統計,1947年各產品除滿足孤兒院自身需求外,共出售大洋2379元(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4:7)。

(二)西安市孤兒教養院院之農業及其生產

孤兒院之所以發展農業,得益於1927年5月駐陝總司令于右任先生將孤兒院東北兩側的官地百畝劃撥孤兒院。孤兒院將10餘畝圈入院址內,並將其餘80至90畝又劃分為蔬菜、棉業、農林等區域,分派年齡較大且體格強壯的孤兒實行耕作,並派有職員負責指導。為了充分灌溉以保證收成,孤兒院設置了2架水車隨時澆灌。每年所收的棉花、麥子及蔬菜可以補充部分孤兒院所需(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12)。因1935年龍海鐵路修至西安,中正門開關,各段馬路依次修成,孤兒院的農業用地為環境所迫改建市房,菜地也改建為住宅,故而其農業暫時停辦。直至1940年太乙宮新址建立,準備建立新的遊泳場、體育場因經費緊張而無力修建,故院內空地很多,孤兒院加以利用便恢復了菜地,種植的蔬菜品種繁多,包括蔥、韭菜、白菜、紅白蘿蔔、茄子、菠菜、番茄、蓮藕等。此外,孤兒院還種植有柿子、梨、慄等果樹,這些果蔬每年除供應院內所需外,其餘運送至周邊、杜曲等地銷售以補充孤兒院所需。其他如椿柏、中槐、楊樹、絨線之類等樹木比比皆是,據統計全院樹木約在2500株以上(如表8所示),房屋路旁樹木成林,春暖花開時節香氣撲鼻,翠華山腳下流水潺潺,與孩子們的朗朗讀書聲交相輝映,孤兒養育於此地,實為幸甚(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47:22)。

表8: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樹木統計表

數據來源: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編,《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47年,第22頁。

(三)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牲畜及飼養

孤兒院因種植農業、蔬菜及各種樹木,少不了牲畜及灌溉之類的農具,如鐵木輪水車數輛、騾數頭,這些主要用於汲水灌田以及磨麥。因龍海鐵路修至西安,孤兒院農耕停止後車騾相繼出售。因奉令疏散,太乙宮新址建成,孤兒院所需的一切食料及工作器材均須購自西安並僱傭腳力,但因耗費巨大,不得已又購置騾車一套用以往返西安,並轉送收容兒童。孤兒院將翠華山泉水引入院內並建設水池用於澆菜灌溉,鵝鴨成群。此外,孤兒院還飼養豬、雞、羊等家禽。豬僅飼養數頭,每日殘湯剩飯餵養,主要用於孤兒院盛大節日紀念時宰殺以供兒童食用。孤兒院飼養的雞是某慈善人士捐贈的美國雞種,這種雞腿長體格高大,抗疫病較強,繁殖主要用於改良雞種。白山羊主要由孤兒輪流放牧,肥大的出售,如有紀念活動則宰殺為孤兒食用,白山羊的羊奶可用於生病的孤兒強健身體(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47:22-23)。

五、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之經費管理

張子宜在籌備孤兒院期間手無分文,其經費主要依靠各董事會成員募捐以及社會各界熱心慈幼人士的捐助,這才得以成立並開始收容孤苦兒童。孤兒院屬於社會事業,主要由少數慈善家組成,既沒有固定資產,又沒有常年經費。負責孤兒院辦理的人員又是董事會的極少數,可以說負完全責的只有張子宜本人。1926年8月西安圍城之際,孤兒院依靠社會各界捐助,張子宜帶領孤兒搬磚運瓦,修建6間安架房。陝西省自1928年以來災荒不斷,孤兒不斷增加,每月所需費用多達大洋2000元。孤兒院除政府補貼外,所需經費全靠社會募捐而來。另一方面,所需費用之多,故募捐也非常困難(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47:10)。1930至1931年,張子宜患重度肺病,孤兒院經費沒有著落,好幾次都險些斷炊。10年間,孤兒的衣食教育、房屋建築、器具購置等共計已花費123000多元,在災荒接連不斷的年代實屬不易(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20)。

1931年1月至5月,孤兒院共募捐大洋10100元,政府補貼大洋1200元,共計收入大洋11300元,支出大洋12200元,虧空大洋900多元。孤兒院為增加收入,購買汽車3輛及多種零部件,共用大洋9000元,這9000元大洋純屬挪借或拖欠。孤兒院雖然償還了4000多元,但還有4000多元的虧空,加上900多元的日常收支虧空,還有5000元的債務負擔。孤兒院既要維持現狀,還需償還債務,這對孤兒院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31:16)。

1937年抗戰爆發後,孤兒院奉令疏散,孤兒院名譽董事于右任轉請行政院撥發運建費50000元用於建設太乙宮新址。為了使孤兒院的經費有可靠的保證,張子宜克服重重困難,在孤兒院的南院、中院、北院和東四院,先後搭棚,建了800多個攤位,於1946年8月16日正式開辦民生市場,凡佔攤位營業的商販,每月給孤兒院交租金2元,這樣孤兒院的經費才得以保障。新建院址後孤兒院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房屋租金和土地出讓租金。不足部分全靠張子宜東奔西跑募捐,因而張子宜本人有一個「官要飯」的美譽。長期資助孤兒院的機構及個人經費統計見表9。

表9:二十五年來各界長期補助本院經費及教育經費

數據來源: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編,《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47年,第11頁。

張子宜生平做事惟求實事求是,所有經費收支,都按月油印送給各有關機關核閱並登報公布,這也是為了答謝社會各界多年來對孤兒院的捐助和支持。由此可見,孤兒院之所以能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很大程度在於其善款的籌集遵循了公開、公平、透明的基本原則。具體收支概況見表10。

表10: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年來之收支概況表( 1947年9月19日制表)

註:當時孤兒院的財務收支更多的是以大洋作為貨幣核算單位,此表使用美元作為貨幣核算單位的原因有待相關史料的公開,並進一步考證。
數據來源: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編,《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47年,附錄。

六、餘論

由以上分析可知,無論是從孤兒院的經費管理,還是從慈善教育事業的視角來看,西安市孤兒教養院都堪稱典範。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作為民國時期西北地區最大的一所兒童慈善公益機構,開啟了西北地區大規模興辦「教養兼施」慈善教育機構的先河,是民國時期在全國有重要影響力的慈善組織之一,為當時的慈善事業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也為抗戰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西安市孤兒教養院與同時代同地區的慈善救濟機構相比較,具有其自身特色,有些做法至今仍具有借鑑意義。

第一,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在救助對象上,突破了「重男輕女」的時代局限,救助男童的同時,同樣非常重視對女童的救助。並且對入院兒童有明確的條件要求,即無父或無母;其親屬確無撫養能力;年齡到6歲以上12歲以下。但在民國三年大饑荒的特殊時期,也接受6歲以下兒童。當孤兒被領養時,領養者須取得本人各親族的同意。

第二,在管理方式和具體的管理過程中,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制定了相應的規章制度並嚴格按照規章制度執行。這是孤兒院得以順利運轉的根本保證。孤兒院從成立之初至1947年(建院25周年)頒布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章程》,分為總綱、孤兒出入院、董事、職員、經費、會議、附則等7章,分別對孤兒院的辦院宗旨、孤兒出入院的管理、董事的選舉及職責、職員任命與職責、經費的來源及支出以及董事會會議的召開等做了原則上的規定。另一個重要的規章制度是《本院辦事細則》,該細則對孤兒院的事務、教務、工農、訓育等一切院務做了詳細的規定和說明,力爭孤兒院的一切院務做到有據可依,按照規章制度辦事,便於組織管理。此外,孤兒院分別對具體某一院務做了詳細的規定,具體包括民生市場管理、教室、體育、兒童膳食、寢室、職員食堂、紡線工場、織布工場、栽絨工場、布鞋工場、麻鞋工場、縫紉工場、成品銷售處等數十項具體管理規則(西安市孤兒教養院編,1947:28-29)。

第三,在資金來源上,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吸收慈善捐助的渠道靈活多樣。既繼承了傳統的捐助、田產、地租收入、政府撥款等,還出現了新的募款方式如義演義賣(舉辦遊藝會)等。孤兒院生產的工藝產品不僅滿足本院兒童所需,還對外銷售,孤兒院的栽絨遠銷歐美國家,這樣成為孤兒院資金來源之一。再如,孤兒院生產的農副產品與牲畜等,也滿足了孤兒院部分所需,實現了開源節流。此外,張子宜創辦的孤兒院在善款籌集過程中遵循了公開、公正、透明的原則,也正是因為孤兒院在善款籌集過程中能做到公開、透明、公正,才能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肯定,孤兒院才能在戰亂的年代得以維持並發展。

第四,在慈善教育理念上, 西安市孤兒教養院不僅重視孤兒的智育、體育,更為重視兒童品行的養成,認為這是教員的責任。不僅要求教員在執教過程中注重兒童品行的培養,更為注重教員在課外訓練時對兒童品行的培養。孤兒院遵循「收養孤苦兒童,施以相當教育,使成人後有自立能力。」的辦院宗旨。張子宜認為,「孤兒院長遠打算就是辦學校、開工廠,使孤兒們幼有所養,少有所學,中有所仕。孤兒入院後,養到七歲就讓上學,有天賦的,供其上中學、師範以至大學。天賦稍差的孤兒教給手藝,以便日後去工廠當工人謀生。笨拙的孤兒則務農。所有孤兒都養到男婚女嫁,以至於能獨立生活。」(李文斌,2015:136-138)

第五,在慈善教育內容上,西安市孤兒教養院實行教養並重的原則,兼有同時代兩類慈善機構的教育內容,即兼備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同時也將普通學校教育與社會實踐教育有機結合。一方面孤兒院遵照部章學制,教授兒童普通知識,孤兒所授科目均採用新時代教科書以便於適應社會需要,包括訓育教育、智育教育、體育教育、課外活動等多項內容。另一方面,孤兒院又對孤兒進行社會實踐教育以傳授謀生的技能與手藝,如教授孤兒各種工藝,並發展農業及牲畜飼養等,為孤兒成年出院後在社會上立足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同時,孤兒院在生活管理上給予了孤兒家庭的溫暖和照顧。因此,西安市孤兒教養院與民國時期普通的國民教育不完全相同,正如周秋光教授所言,其推行的是「三合一」(周秋光,1991:56-57)的教育體制,即將學校、家庭、社會教育合而為一,將「養」、「教」、「工」三者有機地結合,對孤兒進行德、智、體、娛、技等多方面的教育,注重對孤兒的全面教育,尤其注重學生的慈善教育與愛國教育。這也是對中國傳統慈善思想的繼承與突破,既繼承了中國傳統慈善事業所發揚的「仁愛」思想,同時也改變了中國傳統慈善事業對受助者只救濟而不重視其自身謀生能力的培養以及人格的健全與完善,只重視「輸血」不重視「造血」,只重視收養而不注重病患的治癒。西安市孤兒教養院教養兼施,收治相承,豐富了近代慈善思想的內涵,也推動了現代教育事業的發展。這對當代慈善組織仍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總而言之,儘管西安市孤兒教養院所辦的慈善事業有其時代的局限性,與現在的慈善公益事業有一定的差距,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考察張子宜所辦的孤兒教養院在何種程度上豐富、發展了中國傳統慈善事業。通過對孤兒教養院所從事的慈善教育事業的梳理,可以發現,民國時期的慈善事業較中國傳統慈善事業在內容和實質上都呈現明顯的發展和突破。張子宜所創辦的西安市孤兒教養院,體現了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近代化轉型,這既體現在中國傳統慈善理念的轉變,如孤兒院的辦學理念,又體現在慈善機構及其職能的演化方面,開拓了中國傳統慈善活動的新領域,突破了傳統慈善事業的範圍,帶有近代意義上的社會公益事業的性質。可以說,西安市孤兒教養院是近代意義上的社會公益機構,這不僅體現了中國慈善事業外延的擴張,同時也擴充並豐富了近代慈善事業的內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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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Study of Education Charity in Minguo Times: An Example of the Institute of Orphan Education in Xi 'an

WEN Yaoli

Abstract:The Institute of Xi 'an orphanage promoted and developed the modern charity education concept that "fostering deserves equal attention as education".And it also follows the concept of running the school education that is "adoption of orphan children,treated with a considerable education,enable adults to be independent".It promotes the "three-in-one" charitable education system that combines the family,school and social education.As a modern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Xi 'an orphan education institute embodie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anthropy,which not only expands Chinese philanthropy,but also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 philanthropy.

Keywords: Charity education,Family education,School education,Social pratice education,Funds management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慈善通史」(No.11&ZD091)、中國人民大學重大基礎理論研究課題「中國社會保障史研究」(No.10XNL003)、陝西省社科基金「民國時期社會保障制度研究」(No.2015R041)、陝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計劃項目「民國時期陝甘寧邊區社會保障制度的實踐及經驗借鑑」(No.16JK1800)階段性成果。

⋆本文在撰寫與修改過程中,中國人民大學鄭功成教授、夏明方教授,湖南師範大學周秋光教授等多位專家提出修改意見;在資料搜集中也得到張子宜曾孫張和平先生的傾力相助;同時,西北政法大學紀委書記肖道遠同志及諸位同事、本刊責任編輯於建明副研究員、本刊編輯龍玉其博士和趙婷婷博士以及多位同仁也為本文的的付梓提出了忠懇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表示誠摯的感謝。


《社會政策研究》(國內統一連續出版物號:CN10-1428/D)是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准公開出版發行,由民政部主管、中國社會治理研究會和中國民政雜誌社聯合主辦的國內第一本以社會政策為研究對象的專業學術期刊。旨在探討社會政策理論與實踐問題,推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政策體系,增進社會福祉,促進社會進步。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本刊約有20餘篇文章被《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轉載,4篇被《新華文摘》轉載,1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在2018年度人大報刊複印資料的轉載情況排名中,本刊在「公共管理學科期刊」全文轉載量排名第10,轉載率位列第5,綜合指數排名第12;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建設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平臺上,《社會政策研究》在政治學類共206種期刊中排名第13,引起學術界、相關政府部門廣泛關注,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請將稿件通過電子郵件發至zgshzlyjh@126.com。中國社會治理研究會(英文名稱:China Society for Social Governance,英文縮寫:CSSG)是經國務院同意於2015年2月由民政部批覆成立並主管的全國性社會團體,也是中宣部、國家社科辦重點聯繫的全國性學術團體,以「助力中國之治、貢獻中國智慧」為使命,以「理論研究陣地、專業培訓基地、學術交流平臺、國際合作窗口、諮政建言重鎮、諮詢服務中心」為職能定位,在社會治理領域具有廣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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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東師範大學唐忠毛在文化周期間發表題為《民國上海居士佛教慈善資金的主要來源——以「世界佛教居士林」與「淨業社」為例》的論文,以「世界佛教居士林」和「淨業社」為例,詳細分析了上海居士佛教慈善資金的主要來源。論文摘要如下:佛教居士慈善有私人行為與居士組織行為兩種方式,私人性的慈善資金無法詳細考察,故這裡所言的慈善資金來源主要是指居士佛教組織慈善資金的來源。
  • 講座|王春林: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創辦與流亡
    程丕來論文是研究抗戰內遷四川時期的東北大學。關於民國時期大學國立化問題,王東傑教授的《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是比較經典的研究。另外論文寫作還參考了張德良、張萬傑等學者關於東北流亡人士的研究以及胡玉海等關於奉系軍閥的研究。
  • 2018年4月28日┃研究方法┃教育科研方法之個案研究法
    具體到教育研究領域來說, 這個對象既可以是一個人、一種課程、一個機構, 也可以是一個事件或一個過程等。個案研究就是廣泛搜集個例的資料, 徹底了解個例現狀及發展歷程, 對單一研究對象的典型特徵進行深入而縝密的全面研究分析, 確定問題癥結, 進而提出矯正建議的一種研究方法。通常也被稱為個案法、個案研究法。
  • 孫其信會見西安市鄉村發展公益慈善基金會創始人王石、延安大學副...
    本網訊 9月23日,校長孫其信會見西安市鄉村發展公益慈善基金會創始人、大會主席、萬科集團創始人王石和延安大學副校長武忠遠,就與我校發展合作事宜座談交流。他表示,中國農大願意與西安市鄉村發展公益慈善基金會、延安大學開展合作,在政策設計、教師資源、人才培養、技術支撐、產業規劃等方面給予支持,共同探索提升貧困地區人口自我發展能力,推動由「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的根本轉變。希望與基金會、延安大學加強聯繫,長遠謀劃,為進一步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助推鄉村振興貢獻力量。
  • 講座|王春林: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創辦與流亡
    1920年代東北地區,奉天省在經濟、教育、軍事等方面皆為各省之首,吉、黑二省均須接受奉省之補助。剛才ppt裡有一張照片是抗戰內遷時期的東北大學校門,上面題有八個字,「抗戰建國」與「復土還鄉」。另外我也有一些建議,可供春林老師參考。書中對於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在結論中從校長或代理人、地域觀念、學風以及黨派力量四個角度進行梳理。我認為結論部分的提升似乎可以再深入探討,如何在具體研究的基礎之上,超越具體的研究,能夠與教育史、政治史等領域有更深入的對話。
  • 2018民國時期文獻整理與研究國際研討會專家報告(三)
    該圖庫是也是上圖獨樹一幟的一個為廣大門市人員和愛好者提供閱讀和研究的一種途徑模式,也為相關領域的創意工作者提供素材和靈感。 8、教育類:《民國時期武漢大學講義彙編》(全32冊)、《民國時期高等教育史料彙編》(全50冊)(2014年)、《
  • 民國時期「教育獨立」思潮評議
    儘管「教育獨立」主張立意頗高,但在現實層面充其量體現為企望「教育經費獨立」這一基本訴求。唯一的例外,是1928年前後一度試行的大學院及大學區制,那是一種力求在「法理上」為教育獨立奠定根基的努力,卻以失敗告終。「教育獨立」理念在知識界引起一定共嗚,直至抗戰時期教育獨立主張仍時有出現,該主張幾乎成為民國時期自由知識分子的一個玫瑰色的夢。
  • 慈善學人 21世紀時代課題:慈善倫理的價值觀導引研究
    [1]周秋光.民國時期社會慈善事業研究芻議[J].湖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3):103-105.[2]鄭功成.論慈善事業[J].中國社會工作,1997(3):11-13.[3]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民間慈善事業[J].社會學研究,1998 (1):8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