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一詞源於拉丁文「schola」，意指「人們因共同興趣而聚集在一起的地方」，逐漸具有了「進行各種辯論的地方」的含義，最後演變為「學校、學院」的意思。
經院哲學是西歐中世紀基督教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11世紀興起，12-13世紀走向鼎盛，15世紀開始瓦解。中世紀的西歐可謂是一個基督教的世界，國王（政權）和教皇（教權）對這個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權力爭奪不休。對權力的爭奪引發了理論上的爭辯，從而產生了經院哲學。經院哲學的學者將希臘古典哲學與基督教神學體系相結合，加深對基督教教義的理解。
簡而言之，經院哲學是一種以辯證法為基礎的、論證神學問題的方法體系。
經院哲學在拉丁文中為「scholastic」，其最近的源頭就是早期的基督教學校——中世紀的修道院學校和主教座堂學校。
法蘭克人進入西歐之後，將皈依基督教作為統治手段，大大提升了基督教教會的政治地位。查理大帝對外擴張時，也重用教會來抑制被徵服地區的貴族勢力，積極推行基督教文化教育並建立大批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學校。這些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學校[1]中保存了希臘古典文化的典籍和早期基督教教父們的著作，逐漸成為了儲存和傳授知識的中心。
在這些基督教學校中，邏輯課程是一門固定課程[2]，主要教授辯證法。這門課最初的教學模式是：老師誦讀、講解經文後，學生被動地接受、背誦。後來，學生們開始針對這些經文中的模糊之處和自相矛盾之處與老師展開討論與辯論。這種辯論逐漸成為課堂的一部分，推動了辯證法的發展，使理性與信仰、哲學與神學進一步結合，從而促成了經院哲學方法的形成——運用辯證法論證神學問題。
經院哲學方法的另一個源頭是對教會法的編纂和整理。
11世紀，羅馬教會制定了一系列比較系統的教會法，「以基督教的教義詮釋教會法規，賦予教會法規以理論依據」。這些教會法包括聖經典籍、教父著作、歷次公會議決議和教皇的教令。
但是，這些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情況下制定的教令、頒布的教皇敕令、教父在法庭上的陳述以及國王和皇帝的法令之間存在著矛盾、分歧乃至對立（如：奧古斯丁[3]對七藝的態度[4]）。為了使教會法儘可能統一，教會法學家們必須對這些矛盾和分歧作出了解釋（如格蘭西的《教會法匯要》），在解釋中出現了最早的經院哲學方法——辯證法。
經院哲學的前身為教父哲學，而教父哲學又深受希臘哲學的影響。
基督教發展的初期，教育仍以希臘化時期的教育為主。古典哲學的方法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因此早期受過良好教育的基督教教父們非常自然地將希臘哲學d的思想融合到了基督教思想之中，其論述風格也大多論辯嚴密、注重證據。
希臘哲學中，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對教父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早期教父哲學又為基督教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神學體系。
柏拉圖主義中包含的神秘主義與基督教的宗教思想相契合——都認為存在另一個超驗的、至善的、真實存在的世界（前者稱為「彼岸世界」，後者稱為「天國」）。學者奧利金[5]藉助柏拉圖主義、斯多葛主義和新柏拉圖主義的觀點詮釋基督教的原始教義，認為藏在現象世界背後的精神世界才是真實的、偉大的，使基督教神秘主義的教義披上了希臘哲學的外衣。
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在西歐的學校裡一直是十分重要的課程，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就是辨證推理。他系統地研究了三段論這種特殊的演繹形式，並創立了古代樸素辯證思維，推動了辯證思維的發展，在教父哲學和經院哲學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早期基督教的教義發展並不完善，且異端派別林立，早期教父們通過宣講基督教的正統教義和駁斥異端言論來護教。因此，早期教父們的著作往往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主要是為了駁斥異端言論，而忽視了思想的統一性，導致早期教父們的著作中充斥著自相矛盾之處。
後來，在建設基督教神學理論體系時，教父們的著作受到了審慎的考察。為了消除其中自相矛盾的部分，運用辯證法論證成為了主要的方法。無論是在經院哲學發展的早期還是成熟期，辯證法在形式上都表現為「問題-辯論-結論」的模式。
辯證法通過兩個方面體現出來：研究方法和寫作方法。
經院學者的研究方法具體可以分為三步：
①對研究的著作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式閱讀，掌握其中闡明的理論。
②參考其他與該著作有關的文獻資料（如教會公會議決議、教皇的書信等），並將這些文獻資料中與該著作矛盾的觀點都抄錄下來。
③運用一系列的辨證推理對互相矛盾的觀點進行論證，使其最終達到和諧一致。
在第三步中，論證方法主要有兩種：語言分析法和邏輯推理法。語言分析法是：經院學者們對單詞進行仔細的分析，確認是否存在語言上的歧義導致作者想表達的意思沒有被讀者正確理解。邏輯推理法是：通過邏輯證明矛盾是不存在的，只是讀者主觀誤讀罷了。
例如，格蘭西（Gratian）在《教會法匯要》（Decretum）中將選自不同權威的、意見相左的教規排列在同一章節下，插入自己的評註，並運用辯證的方法分析和註解這些相互矛盾的教令和案例，最後使這些意見達到和諧統一。如：格蘭西談到戰爭問題時，既承認戰爭是一種罪惡，又強調對壞人應該強制他棄惡從善。因此，神職人員可以發動戰爭打擊上帝的敵人，但是神職人員自己不應參加戰鬥。
學者們在經院哲學方法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兩種文本類型。一種是「問答式」，針對一本書、一個作者或一個問題進行分析（如：阿爾貝拉的《是與否》）；另一種是「大全式」，是將能想到的所有有關基督教的問題匯集起來進行回答（如託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回答了4000多個問題）。
經院哲學的發展與政教鬥爭密不可分。政權和教權雙方都想通過理論為自己的主張增添合理性，因而促進了雙方學者理論的爭辯，推動經院哲學的發展。除政教鬥爭之外，東西方教派之間的爭辯也對經院哲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美國學者邁耶多夫認為，東西方教會之間在神學教義方面分歧的癥結在於，羅馬教會至高無上的觀念根深蒂固，而這種觀念與拜佔庭帝國的教會觀念大相逕庭。雙方分歧的核心是對「三位一體」的不同看法。
東方教會（拜佔庭教會）承認的是381年尼西亞信經的說法。信經的主要內容是：我信獨一的主耶穌基督，為父所生……與父同質……我也信聖靈，賜生命的主，從父出來，與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榮。西方教會（羅馬教會）則認為，聖靈從「父和子出來」。這一分歧觸及了「三位一體」神學思想的核心，並由此發展出了不同的思想與詮釋的方式。
對「三位一體」的爭辯延續到了政教之爭中，君士坦丁堡從教義的角度對羅馬教會的正統性進行了質疑。這場爭論是圍繞「雙劍論」進行的。教皇與上帝究竟是何種關係？教皇與皇帝究竟是平等的，還是有權力高下之分？皇帝的權力究竟是直接來自於上帝還是來自教皇的授予？
教皇格拉西烏斯一世在任職期間提出了教權至上的主張，在其書信中提出了「雙劍論」，後被教皇格裡高利一世具體實踐。
「雙劍論」認為：上帝有兩把劍，一把象徵著最高的宗教權力，交給教皇執掌；另一把象徵世俗的最高權力，交給皇帝執掌。教會的權力更重要一些，因為神職人員負責的是包括皇帝在內的人類靈魂的拯救。皇帝從上帝那裡獲得統治現世的權力，在世俗事務上教會應服從國家法令，但是在與信仰有關的問題上，皇帝應服從教會和教皇所做的決定。
後來，隨著「丕屏獻土」等世俗統治者的皈依，國家政權開始幹預宗教事務，教會的獨立性被嚴重削弱，政教衝突加劇，「雙劍論」轉為宣揚教權至上的理論工具。
經院哲學的理論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共相之爭」。「共相」是中世紀經院哲學的術語，指普遍、一般。共相問題即「普遍概念（共相）是否具有客觀實在性」的問題，實質上是「觀念的世界」（kosmos noetos）和「感官的世界」（kosmos huratos）如何關聯的問題。例如，一個人所看見的蘋果（感官）和他腦中對蘋果的概念（觀念）有什麼關係？這就是一個關於共相的問題。
「共相之爭」是「中世紀激起人們爭論時間最長的問題」，首先表現為「先物共相」[6]（universale ante rem）與「後物共相」[7]（universale post rem）的激烈辯論。從11世紀末到12世紀中葉，「共相問題」逐漸成為早期經院哲學爭論的焦點。
圍繞這個問題，經院哲學中出現了兩大觀點——唯實論和唯名論。唯實論和唯名論的爭論也是政教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因而兩者在中世紀的不同歷史階段分別成為佔據主流地位的哲學形態，9-12世紀唯實論佔據主導地位，13-15世紀唯名論佔據主導地位。
唯實論深受柏拉圖主義的影響。唯實論強調：在可感的世界之外，還存在一個更真實的理念世界。世界上所有可見可感的事物都是「近似於真實的存有」的存在。「共相」作為個別事物的本質，是先於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本身具有客觀實在性。唯實論支持基督教理性主義的認識論，認為上帝作為一般的、普遍的概念，是真實的存在，因而比單純的現象世界更卓越、更長久。唯實論的擁護者在政治上擁護教權至上的理論，因為根唯實論的觀點，教皇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掌握著獲得上帝全部真理的途徑，因此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統治者，地位在世俗君主之上。
唯名論則由亞里斯多德哲學發展而來。唯名論強調：現實世界是唯一真實的存在，所謂的一般的概念（上帝）不過是一個名詞、一種聲音而已。共相無法離開個別事物而存在，不存在脫離了具體事物的抽象的存在，一切具體事物的實體（即本質與其外在屬性如形狀、顏色等）是不可分的。後期唯名論認為，人的理性只能夠用來探討客觀物質世界，上帝的真理無法通過理性得到證實，因而只能通過信仰來獲得。宗教信仰與自然理性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從而從理論上否認了唯實論「教皇掌握全部真理」的觀點，否認了教會高於世俗權力的說法，將教權與世俗權力置於一個平等的地位上。
「共相之爭」並沒有持續很久。13世紀後的西歐各國先後走上了民族國家的道路，「君權神授」的神學政治理論的影響越來越小，經院哲學的思想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唯名論的思想逐漸佔據上風，並且幾乎完全將宗教從理性的領域驅逐出去，使它超越理性的理解成為信仰的事情。
經院哲學的基本任務就是論證上帝的合理性以及《聖經》與教會的權威。既然要論證，就必然需要理性，理性因此得到推崇。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對理性與信仰的關係的思考和爭辯。
最後一名教父哲學家和第一位經院哲學家安瑟倫[8]提出：「我決不是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認為理性應當為信仰服務。與之相對，阿貝拉爾在《神學引論》中提出：沒有先被理解的東西，是「不足以相信」的。
12世紀之後，理性與信仰之爭的內容開始變化。「雙重真理」被提出，這一理論認為存在兩種真理——信仰的真理和哲學的真理，理性應該和信仰分離開來。這一理論事實上提高了理性的地位，為哲學爭取到了獨立發展的可能性。
13世紀，「雙重真理」論遭到了反對。託馬斯·阿奎那[9]認為神學是一切學問之最，而哲學是「神學的婢女」，「如果知識不以論證上帝為目的，則任何知識都是罪惡」。理性和信仰是殊途同歸的，都能歸結為「上帝」這一絕對的真理。
之後，神學家羅吉爾·培根[10]和鄧·司各脫[11]都批判了阿奎那的觀點，主張神學是完全屬於信仰領域而不能進行思辨的，因而應當將哲學從神學中分離出來，並將理性和信仰分離。這一觀點和唯名論的發展一起加速了經院哲學的解體，為近代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總而言之，經院哲學作為一種在辯證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論證神學問題的方法體系，起源於早期的基督教學校和教會法的編纂。經院哲學深受古希臘哲學和教父哲學的影響，在東西教會和政權與教權的鬥爭與爭辯中不斷得到發展，最終推動了理性的發展以及理性與信仰的分離。雖然經院哲學最終解體，但其對近代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歐的中世紀也並全然黑暗，經院哲學的思辨中就閃耀著人類理性的光輝。
注釋
[1] 重要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學校有：圖爾修道院（Tours）、富爾達修道院（Fulda）、聖高爾修道院（St.Gall）以及蘭斯（Rheims）、夏特爾（Chartre）等。
[2] 早期基督教學校教授的課程主要為神學和「七藝」等一般文化課程。「七藝」由「三科」和「四藝」組成，「三科」（trivium）包括文法、修辭和邏輯；「四藝」（quadrivium）包括代數、幾何、天文和音樂。這些學科被認為對神學研究有所幫助，因此被納入到基督教學校的課程之中。
[3] 聖·奧勒留·奧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古羅馬帝國時期天主教思想家，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教父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
[4] 奧古斯丁早期極力提倡學習自由七藝，但其晚年在著作中表示後悔在自由七藝上浪費了太多時間和精力。
[5] 奧利金（Origen）是古代東方教會最為著名的教父，亞歷山大學派的主要代表。在早期東西方教會眾教父中，他是最有影響的一位，他的思想為後世基督教神學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他認為信徒應堅信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信條，但又可自由探索。其神學觀點在4世紀時已遭到強烈反對，在6世紀時被指責為異端。但他一直是希臘神學史上最有影響的教父。
[6] 「先物共相」受柏拉圖「理念論」影響，認為凡「感官世界」的事物都可以在「觀念世界」中找到其原型，即觀念可以獨立於具體的事物而存在，「共相在事物之先存在」，簡稱「先物共相」。
[7] 「後物共相」受亞里斯多德主張的影響，認為「共相」是通過人的感官建構出來的概念，並非實際存在，因此「共相在事物之後存在」，即「後物共相」。
[8] 安瑟倫（Anselmus），羅馬天主教教經院哲學家、神學家。唯實論主要代表。認為信仰高於理性，是理性的基礎，提出了關於天主存在的本體論論證，為天主和教會高於一切作了哲學性的神學論證。有最後的教父和經院神學之父的稱謂。
[9] 託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哲學家、神學家。他把理性引進神學，用 「自然法則」來論證「君權神聖」說，是自然神學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託馬斯哲學學派的創立者，成為天主教長期以來研究哲學的重要根據。他所撰寫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學大全》。天主教教會認為他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神學家。他是西歐封建社會基督教神學和神權政治理論的最高權威，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
[10] 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英國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著名的唯名論者，實驗科學的前驅。
[11] 鄧·司各脫（John Duns Scotus），中世紀盛期英國哲學家、教育家。方濟各派教團教士，被稱為「靈巧博士」。遵循新柏拉圖主義和奧古斯丁路線，強調神學理論不可能由理性加以演繹：理性功能應表現於現象界、個體及經驗中，只依理性無法理解神性；神的終極性表現於意志上，而意志的最高象徵就是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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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波.簡析歐洲中世紀理性與信仰的論爭[J].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02):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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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楊冬梅,鄭紅霞.中世紀哲學的基本精神及意義[J].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2007(02):71-76.
文案：戚雯珺
編輯：劉喆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