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巴門上校在柏林說：
《財新網》一開始所致力於爭取的讀者叢以及服務的對象（金主），本來就是鮑毓明之流的金融經管界精英。
不過，由於需要營造輿論，《財經網》才渲染某些liberal傳播理念來吸引一些中下層小布階層，以此來為其製造的輿論造勢。
此外，《財新網》又瞄準小布當前急尋價值認同的心態，進行有償付費閱讀，以此區別於大眾性的免費閱讀，從而讓一些小布能夠由此獲得區別於普羅大眾（群氓）的「眾醉我醒」特立感（有消費—符號主義內味）。
可惜，這次《財新網》記者宛蘇文對鮑毓明的共情報導，擊碎了這一特立感，如某位付費豆友所言，有吃了屎的感覺。
總之，一旦小布階層和金融經管界精英產生利益上或價值上的衝突，《財新網》肯定站在金主及其階級一邊。對《財新網》而言，這無可厚非，你不懂、不理解宛蘇文的報導，是你不夠精英！
他這裡說了一個特別有趣的事情：資本體系供養的學術/傳媒共同體實際上不厭其煩的表達的是對政治極化的厭惡，無論是左還是右——由此顯得非常理客中，並對程序正義有百般維護。
他們厭惡的實際上是迫切改變的衝動，無論這個衝動來自何方。歷史讓他們相信，無論列寧還是小鬍子，都是不可接受的。
自由派語境與其說是某種政治信仰，不如說是穩定劑和解壓閥，在西方你能更明顯的看到這個趨勢，我們這邊其實還好一些，但也有一些特色產物。
比如在國內就是自由派精英說metoo像文革了，metoo確實像文革，所以最後就變成了對文革本身的評價了——它到底好不好？
達利歐和巴菲特一直想帶頭繳造反稅而不得，因為他認為安全持有150億比持有500億更重要，畢竟二者其實已經沒有消費能力上的差異了，這時候穩定更重要。
比較可悲的是，當我們理解這個邏輯的時候，多數時候已經變成一個不希望一切出清的中年人了。
折中的話，託爾斯泰一生都面臨這個問題，在貴族生活和自責的痛苦中搖擺不定，臨死才四散家財——已經算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