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生命至上——人文精神與抗疫」為主題的第四屆中國醫學人文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有主題報告與六個平行論壇。大會主題報告包括：「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清華大學耿焱教授）「醫學的觀念與發展」（北京協和醫院郎景和院士）、「媒體·人文·責任與抗疫」（鳳凰衛視知名主持人王魯湘）等。
其中的醫學與文學論壇邀請了首都師範大學陳嘉映教授，思想史學者、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孫歌研究員，作為特邀嘉賓，圍繞論壇主旨，兩位分別就「沒有死亡就沒有美德」「想像生命」展開哲學性與文學性的詮釋。醫學從業者們也對這一議題進行了表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研究生院主任趙美娟教授的演講主題為「重溫生命詩性」。
陳嘉映以下為講座主要內容。陳嘉映：《沒有死亡就沒有美德》
中西哲學家都在進行死亡相關思考，例如，蘇格拉底認為，哲學活動從根本上說是在為死亡做準備，也就是在「練習死亡」；海德格爾將生命理解為向死存在；康德三大公設中的「靈魂不死」；人口論證中人類的新陳代謝，都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哲學通過思考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另一個對應的途徑則是皈依宗教。不過對人口論證的批判認為它屬於一種外部論證，無法證明對每個個體「我」的好處。
古希臘原子論哲學家伊壁鳩魯認為，死亡與我們的生命無關，兩者並無交集。中國古代也存在類似的想法，為老子做注的道學家郭象說「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提出補充，我們對死亡場景的想像實際上是不合邏輯的，是將活的自己置於其中，因此不必感到擔憂。然而這樣的論證並不能消除對死亡的「憾恨」。
死亡之所以可憎，並不在於當事人是否經歷，而是因為它剝奪了當事人原有能力的發揮。例如，一個健康的人因禍產生智力缺陷，不自知而感到快樂，但是愛他的人則會感到無限的損失和痛苦，這一點可以進一步延伸為，生命的狀態不是以個人感知為標準的，而是與他人息息相關。
《瘟疫之城》描繪了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年，席捲整個古希臘雅典的瘟疫直接導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 視覺中國 資料圖人不是生活狹義的當下，而是活在自己的希望和計劃中，死亡可憎是因為打斷了計劃的完整性。人類生活中重要的事情都是和未來聯繫在一起的。對於嬰幼兒的死亡來說，他們只是做了生命的準備，還未來得及實施，因此更加可惜。另一方面，年輕人由於生命力旺盛，敢於面對困難和危險，更加不懼怕死亡。伊壁鳩魯的時間觀是線性移動的，永遠活在當下，不留遺憾，今朝有酒今朝醉，就可以克服死亡的恐懼，但是代價是立體的生活變得單薄簡化，成為馬爾庫塞所說「單向度的人」，因此多數人不一定接受這樣的生活方式，最終因為放不下所重視的東西而回到對死亡的遺憾。
柏格森的時間觀是綿延立體的，一切人生計劃和情感都擁有特定的界限，不一定以死亡為終點，例如陸遊所說「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死亡一方面令人憎恨懼怕，另一方面因其有限更加凸顯生命的珍貴之處。出生、成長和消失構成快樂的一部分，是動態的。美德亦是如此，在冷兵器時代，勇敢與勝利和榮耀相關，亞里斯多德曾說，「只有人間才有阿喀琉斯（《荷馬史詩》的頭號英雄），天上眾神當中是不存在的。」神永生不死，在這個意義上人勝於神，因為終極的勇敢和愛就是面對死亡。人類所珍愛的美德和感情，因死亡的襯託而更加明晰。人的有限性首先是生存時間的有限性，既是一種遺憾，也是生而為人最值得珍惜和榮耀的部分。
孫歌：《想像生命》
醫學上生命的界限主要指生命體徵，但是文學上是模糊的，如「有的人還活著，但是他已經死了」。《文心雕龍》認為，最好的文學是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文學的標準存在於綿延的時間裡，經時間留下，被一代代人繼承的才是好的文學作品，消失了的都沒有價值。源遠流長的文學作品不僅有一時一地的針對性，而且任何條件下讀者都能從中獲得啟示，但不是明確展現的，這樣的文學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衝動出發，即形象思維。
中國人經常講「滿腹經綸」、「打了腹稿」、「宰相肚裡能撐船」、「古道熱腸」、「牽腸掛肚」、「小肚雞腸」、「腹誹」等詞，似乎一切都發生在肚子裡，但事實上肚子不是用來思考的，關於腦，則有「絞盡腦汁」，這是民國時期科學主義進入中國後才出現的詞，對比下，「搜索枯腸」在唐代即用於表達寫作狀態。林語堂注意到，英文中沒有類似表達方式，他認為中國人重感情，在敘事中飽含情感要素，但是也有批評這是國人科學精神不夠發達的表現。
醫學科學面對的難題不是天然可克服的，用肚子想事情的方式是可以與此關聯的。中醫中最重要的穴位是腹部的關元穴，是人的元氣所在，隱藏的道理是，當元氣支撐人的生命，大腦和心臟都要依賴它，可見的思維需要生命能量的支撐。
莊子中寓言，中央之帝混沌招待倏忽二王，出於回報，他們決定幫混沌鑿出七竅，於是日鑿一竅，混沌亡。與歷史敘述和現代理解相反，我們認為混沌分化出形狀，構成萬物，而這則寓言提示我們，不否認倏忽（有限的），然而代表無限的混沌居於中央，是生命之本。
文學常表現在世間萬物中很難窮盡的情感、現象，因為文學面對的是生命整體，它包含了許多可分化的有限的局部，但本身無窮盡。歌德通曉自然科學，但是在對學生艾克曼的談話中，卻認為現有的科學知識無法解釋所有生命現象。他曾言，「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靈魂的觸角可以伸到身體範圍外，使人有一種預感，預見到最近的未來，我們都在神秘而奇異的境界中探索。」這句話揭示了生命的不可測性。
與醫學的相關之處在於，儘管現代醫療越來越能夠按照規律把握人體狀態，但這不是萬能的，每一個不可重複的個體都會有不同的結果，不能用規律來要求生命，無論面對是患者還是讀者，都需要充分考慮對方生命的完整性。觀念只在需要的時候登場，大多數時候要調動雙方的直覺，才能被接受。
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敲既有動作又有聲響，畫面具有立體感；顧隨先生認為，杜甫「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幹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一詩沒有讓意識參與創作，而是依靠直覺，因為「不可忘」是口語的表達，更具飽滿的聲音力度，體現出無論寫作還是欣賞，耳朵都具有重要功能；馬致遠《秋思》只有一個動詞「下」，但具有非凡的動態和畫面感，是通過聯想進行融合再創造。一種解釋認為，「瘦馬」不是馬，而是「揚州瘦馬」（藝妓），詩中包含不可視的意向，存在於斷腸人心中，通過想像打造新的畫面。
欣賞文學在於發現未表明的部分，與醫學關聯，有經驗的醫生面對精神焦慮的患者，會聲稱所開的藥十分珍貴，一次只能吃一片，患者因此堅持服藥獲得康復，這就是調動了畫面背後潛在的生命形態和想像。
中國古人一直在打造「萬物一體之仁」。個體是有限渺小的，只有意識到有限生命可以融入到無限中時，才會坦然面對死亡。古人以個體生命承載道。阿來的《雲中記》，阿巴的選擇基於對大地、村莊的特殊認知，對生死的別樣感悟；疫情期間，醫護人員推重症患者看日落，與生死萬物相關；傳媒大學患病的教授要求醫護拉開病房的窗簾。傳統信仰依然存活，支撐我們戰勝困難，在歷史中走下去。
講座現場趙美娟《醫學靠近文學：重溫生命詩性》詩性是人生命中的朝向靈魂層面的世界，那裡潛藏著人的詩性的哲學種子，馮友蘭將哲學方法歸納為正負兩種，正的方法是邏輯分析方法，直接解析對象，給對象準確清晰的表述，在西方哲學中居於主導；負的方法以「烘雲託月」的方法對不可思議的事物，只可意會的事物給予描述，多存在於中國哲學。今年被授予國際桂冠詩人的舒也的獲獎詩題目為《我的鬍鬚因思念而瘋長》，從題目可以感受到作品承載的情感生命力量，在情感邏輯面前，主體獲得共鳴。
類似的，馮友蘭認為，近於道的詩用負的方式講明形上學的道理，不是通過詩本身，以直接可感覺、可達到、可表現的不可感覺、不可思議者，來表達詩意智慧。在中國哲學史中，莊子比喻的形象思維中又不乏思辨的抽象，體現詩性哲學思想，魯迅評價其作品為「其文汪洋闢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因此詩詞與吟誦使人沉浸於「畫中有音，音中有像，像中有意，意中有情，情中有體」的渾然一體的忘我之境，使生命之水宣洩。
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將中國文化分為上古、中古、近世三期，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推三古七段論，以中國文學各種因素在該時段存有的成熟與否，將中國古詩詞節點定在魏晉至明朝中葉；季羨林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將中古界定為公元3、4世紀至公元13世紀；民國時期著名的文學史家劉師培在《中國文學講義》中指出，中國文化精華之一便是文字表達過程中的詩意與智性，文史哲兼通的靈動之氣。
同樣在西方，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簡約的詩性表達和極盡節制的錘鍊，最邏輯的心靈與最激情的情感集於一身，讀他的文字，印證了泰戈爾所說「離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遠，最簡單的音符需要最艱苦的鍛鍊。」哲學家尼採將理智與激情對立統一到瘋，以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追問人之德行的提升，追問如何獲得生活和存在的意義，語言的燃燒感，反思的徹底性令人仿佛感到能量在劇烈消耗，文採與思想的魅力一掃枯燥如嚼蠟的晦澀感，生命的活力躍然紙上，字裡行間充滿音樂的節奏，創造與想像這一高貴的稟賦全然釋放，告訴讀者，人作為與世界完全一體的有機存在，想像的創造力本就先於理性，人類早先無知與好奇激發的想像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在維科看來，詩性智慧就是想像性創造力，「在世界的兒童期，人們按照本性都是崇高的詩人」。
這些都是生命哲學亟待回答的大問題。對此，查爾斯·泰勒在《現代性隱憂》中提出以下三點：關於意義的喪失、道德視野的褪色；涉及工具主義理性的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關於自由的喪失，即人的可能性維度的生命在最深層次漸漸收縮。
生命科學家迪爾泰在《人文科學導論》中第一次提出人文科學這一概念，在他看來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外在事物，以理性思維對象來描述事物，通過假說概括出普遍規律，滿足人們的功利性需要，而人文科學的對象是歷史的社會的，探索事物的內在價值和人的內心世界，正因如此自然科學關注事實，人文科學關注價值，價值判斷體現為個別的不穩定性和可能性。現實中事實與價值的背離正是忽視人文理性的現象。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首次指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本質上是一種科學，在理想的社會中將獲得統一性。這一結論為我們今天重溫生命的詩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和信心。
用康德對人是什麼的分析，我們如何更好地思考行動和感受，不僅遵循自然科學的結論，還要符合為自己創立的法則，即人不僅為自然立法，還為自身立法。布蘭特認為，人不同於其他生物的本質特性就是智性，即康德意義上的理性規範性。
關於人的思維方式問題，亞里斯多德大致將此分為感性、知性和理性。感性思維方式通常看到事物的表象片面，理性思維方式看到本質，而知性將二者通聯。後來的哲學家也多強調這一點。人們關注文章與文學的區別與聯繫，關注中國六朝與近代德國思想的共同點，認為馬克思著作中反映的正是知性思維。缺乏執行思維的人，容易陷於冥思玄想，導致文字表達到創造性思維方式的生命參與的萎縮。
現代人值得關注反省，並從人的內在信仰層面進一步理解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內涵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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