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上海譯文出版社的《魚翅與花椒》一經出版即引發廣泛關注。英國作家扶霞筆下的四川風味活色生香，飲食製作過程妙趣橫生，該書不僅深描了美食的美妙滋味、製作細節，還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提供了多元有趣的解釋。
曾有不少人誤認為《魚翅與花椒》是外國人用中文寫成的作品，這也從側面體現了本書譯者的「隱身」及其翻譯水平之優異。此書翻譯也獲得了《風味人間》導演陳曉卿、知名媒體人許知遠等的廣泛讚譽。
何雨珈亦憑藉此書獲得第四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文學翻譯的提名，獎項提名認為「她的選書和譯作，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樣本，展示出一種清晰的自我判斷與取捨的脈絡，把她個人對生活的高度熱情與更普遍的社會關懷結合起來。在每一次翻譯的背後，何雨珈都嘗試與作者建立強烈的共情，並且將其自然轉化為對文字的感受力，以便將這種好奇與溫度傳遞給下一位讀者。」
何雨珈從專職從事翻譯伊始，四年間翻譯了600多萬字，其中包括了《再會，老北京》、《東北遊記》、《魚翅與花椒》等非虛構類作品，也有《紙牌屋》、《伯納黛特，你要去哪》等虛構小說。
何雨珈的職業翻譯道路也曾面臨困境：家人對「自由譯者」職業的不解，收入來源的不穩定等。在成為自由譯者之前，她是成都某知名高中的英語老師，這是眾人眼中穩定和體面的職業。好在，她終於憑藉自己的堅定和努力，走出了一條自己滿意，也受到業界認可的自由譯者之路。近日，她的翻譯新作《看不見的美國》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藉此機會，澎湃新聞專訪了何雨珈。
【對話】
「美國的非虛構寫作雖有套路，但確實精品頻出」
澎湃新聞：你近日出版的非虛構翻譯作品《看不見的美國》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何雨珈：這本書以細膩生動的女性視角，描繪啦啦隊員、女卡車司機等一些人群，寫出了很多不為人所知的幽微。裡面寫到的任何人，其實都是普通人，甚至是平時不為我們所關注的普通人。她去感受地下一百五十多米煤礦工人們的恐懼與喜樂；去了解北極圈以北油井工人們的過去與現在；她和採藍莓的農人同行；和養肉牛的牛仔攀談……她深入到各種各樣我們平時根本視而不見的行業，去探詢和了解，並檢討這個冷漠的社會，就像她在前言中說的，我們的冷漠，說明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呢？答案也許會讓所有人赧然。
澎湃新聞：我們注意到你翻譯了很多非虛構作品，從《東北遊記》到《再會，老北京》，再到現在的《魚翅與花椒》和《看不見的美國》，有些人評論這種外國人寫中國的非虛構作品，裡面的寫法過於討巧充滿套路，對此你的看法是？
何雨珈：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作品來看，《再會，老北京》是作者梅英東當時和女朋友談戀愛，他們發現北京是一個特別令人感到憂傷的城市。大概半個月前和女朋友去過的街道，半個月之後就變了一個樣子，特別是申奧成功後，大規模的拆遷更多了。當時他希望能夠有一本書，講述那裡都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些人都去哪裡了，但他沒有找到，所以就乾脆自己寫了一本。《東北遊記》是他的孩子出生了，那麼美國是爸爸的根，東北是媽媽的根，這個孩子應該有兩個文化的根，對吧？所以他想給孩子描繪其中的一個根，於是去東北關注農村生活，從四季到城市的歷史。所以他在寫作的時候是非常真誠和單純的。但是讀者會有這樣的意見，可能就是因為作者看待事物的眼光，包括他們所記錄的中國文化，和他們自身的文化背景息息相關。我翻譯他們的書，肯定對其中有些看法是不同意的，但是我的工作是要把它的原意傳遞出來。
其實坦白講，你看他們（尤其是那群經歷相似的和平隊出來的人）的非虛構作品看多了以後，會發現他們都是一條精品流水線出來的，寫法都很類似，有觀察者和融入者兩個視角，抽離出來的觀察和深入其中地方歷史進行研究。讀多了以後，你大概就會有「儘管這個地方我沒去過，但我知道大概接下來作者會寫什麼」的感覺。但是我仍然很喜歡這條流水線，因為出來的都是精品，每一本都好看。
翻譯就算是背叛，也應一步三回頭，盡力傳達原文意蘊
澎湃新聞：你已經在翻譯上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你現在對「翻譯」有什麼比較具體的體悟嗎？
何雨珈：翻譯到現在，我會覺得翻譯是一步三回頭的背叛。有一句話是「翻譯即背叛」，翻譯是很遺憾的，因為無法傳達出源語言表達所有的東西，這很像背叛，儘管這個語氣似乎有點重。我的感受是，自己在兩種語言間穿梭，無可否認的是翻譯必然無法準確體現源語言的感覺，但你必須回望它，不能捨棄它，站在作者書寫語言的這邊，即使作為翻譯者你要背叛它。因而我現在越來越覺得翻譯難，翻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而且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澎湃新聞：文學翻譯常常提到的標準就是「信達雅」。你的翻譯理念是什麼呢？你有比較推崇的翻譯家嗎？以及你所厭惡的翻譯是什麼？
何雨珈：在翻譯理論方面，我實在算不上專家，沒有什麼發言權。但對於翻譯，我有自己的標準。首先就是，讀不出翻譯的痕跡，不應該有彆扭的（翻譯腔）感覺。第二個，站在理解原文的角度上來看，我覺得翻譯應該傳達原文的感覺。如果英語原文感覺是通俗易懂的活潑的，那翻譯就應該活潑的通俗易懂的；如果原文是晦澀的，你的翻譯也應該是詰屈聱牙的。
在翻譯中，我有很不喜歡的一些處理方式，例如硬將外國人名翻譯成中國式的人名，因為外國人名是有自身一套體系的，不能用中國人名的體系去套。除此之外，我也不太喜歡追求過於有「文化」的翻譯方法，比如把西方詩歌翻譯成中國的古體詩。這拿我自己舉例子，我以前翻譯過一本惠特曼的散文集，我那個時候就是腦子抽了，硬把裡面的詩歌翻成古體詩，儘管也有人會喜歡，但是我現在看了會覺得很尷尬，幸好銷量不大。英語有自己的韻律，中文也有，為什麼非要硬生生去套？
英語喜歡押頭韻，中文喜歡押尾韻，如果有足夠的能力來處理當然很不錯，但是像前段時間流行的，古風翻譯英文歌詞就極度糟糕，首先和原文不太相符，其次拿中文裡的體系硬去弄，比如一首詩，就非常糟。但是也有一些比較可以接受的，比如石黑一雄上海譯文出版的系列，書名就都是「莫失莫忘」、「遠山淡影」，我去聽了翻譯老師的講座，我覺得他的翻譯理念是成系統的，可以說服我的，是很有道理的。況且譯者是不定書名的，書的標題翻譯往往需要和編輯的溝通，編輯的權力會更大一些。
說起我喜歡的譯者，老一輩翻譯家裡我很喜歡吳勞，他翻譯了很多經典，比如《老人與海》，是我們學英語的啟蒙讀物。一開始我年紀小，看海明威，就只知道一個淡淡的意思，就是這個老人好堅強，後來老師教授我們相關知識後，我再去看吳勞的譯本，我才感覺，吳勞真的把海明威傳達出來了，包括那種用詞的乾淨簡練，以及老人硬漢的整個風格。而且吳勞並不是單純去翻《老人與海》這本書，他是看了海明威所有的作品，理解了海明威的整個人格，所以才能翻譯得這麼好。
還有一位老先生是王佐良，大概初中的時候，我就看他翻譯的培根，我覺得特別精彩，好奇這是誰寫的文章。後來知道他是北外的教授，我就想考北外，不過後來知道他95年就過世了。但是他真的給我的人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他不僅僅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經典，英文詩歌翻譯了很多，都很棒，而且他的研究做得也很多，英語文學理論建樹很高，特別是在英國文學方面的造詣很深。如果是比較新的，我很喜歡劉宇昆，不過這是中翻英的；陳以侃我也很喜歡，不過他的主要身份是書評人，之前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編輯，後來也出來做自由譯者和撰稿人了。
澎湃新聞：你翻譯書籍的類型很多樣，對翻譯的書籍，你會用什麼標準來選擇？
何雨珈：一開始，我有什麼書就翻什麼書，因為我那個時候活不夠。適逢《紙牌屋》的編輯問我要不要翻小說，儘管那時候，我的興趣已經從小說轉移到了非虛構作品，但我立刻說「要翻」，因為我很喜歡同名美劇。後來又翻了麥可·麥爾的一些作品，還有《魚翅與花椒》，再後來又翻了小說《伯納黛特，你要去哪》。這本虛構小說一開始是我朋友把原版從紐約帶回來給我的，是很浪漫的故事，很美好的小說，我覺得是這本書找到了我。因而儘管現在我翻譯的非虛構作品比較多，但遇到了自己很中意的小說我也不會拒絕。我一般會先看編輯發給我的樣章，如果我覺得語言特別得合眼緣，而且時間上可以調整開來的話，我就會翻。
現在有時也會遇到一些女性主義文本，我也會欣然去翻譯，這是我比較關注的一個話題。在非虛構的寫作者中，麥可·麥爾、何偉他們都是男性，但近日出版的《看不見的美國》的作者是女性。這本書的寫作有不一樣的深度，還有更為溫柔細緻的視角。它寫了13個人群，以細膩生動的女性視角，描繪啦啦隊員、女卡車司機等一些人群，寫出了很多不為人所知的幽微。
我很重視非虛構作品的翻譯，除了有自己的喜好之外，還覺得非虛構作品會為一些人發聲。比如有人提問說，關於死亡的文學作品，市面上流通的，包括我自己翻譯的《當呼吸化為空氣》、《最後的告別》，有非常強的中產色彩。我一方面覺得這是話語權的問題，沒有辦法；但另一方面，也期待非虛構作家能為我們描繪其他階層的生活。
除此之外，我對書有一些標準，比如這本書一定要是有營養的。剛開始的時候我翻過一些，比如《希拉蕊的領導力秘訣》，儘管這本書我在翻譯中也積累了經驗，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我確實是覺得它的營養欠佳，裡面有一些拼湊的東西。其次，語言一定要好。當然我也有遇到過，看樣章覺得很有眼緣，語言特別好。但後面全部都是重複，全部都是不知道在寫什麼，這種我真的很痛苦，但自己挖的坑，跪著也要走完。至於其他方面，我對具體的領域和內容沒有特別的挑剔。
澎湃新聞：你翻譯的書籍類型中非虛構的作品居多。請問在翻譯這些非虛構的過程中存在些什麼困難嗎？又是如何克服的？
何雨珈：我之前翻譯過《魚翅與花椒》，這完全在我的翻譯「舒適區」內，她描寫的內容完全是我熟悉的，而且我和作者溝通也特別多，她有微信，也懂中文，有時候她會用中文和我解釋，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如果有的話就是特別容易餓吧，然後長胖（笑）。但是《看不見的美國》裡面涉及了很多美國文化的東西，作為美國人寫給美國人看的作品，很可能身處文化之中的人才能明了其中況味。比如其中講到了美國三條移民的線路，作者將其描摹比擬成河流。起初我以為作者寫的真的就是三條河流，但一直查不到是哪條河流，後來我查了美國移民的相關文獻，並查到了作者的email，然後發郵件向她請教確認，才最終將此問題確定了下來。這也是我喜歡非虛構的一個原因，就是它們的作者都活著，而且很好聯繫。
除此之外，《魚翅與花椒》寫的是中國的事情，我可以和作者商量如何將它翻譯得更適合中國人閱讀，在英文原文中，解釋了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名物，例如蒼蠅館子等，這些我們在中文版中就不必解釋，可以翻譯得更為本土。換而言之，這本書的翻譯可以做一些比較自由的規劃。然而《看不見的美國》一定會帶上美國文化和語言的感覺，這種情況下無法規劃翻譯，在翻譯時，我肯定想儘量保持「美國味道」，但又不讓中文讀者看著太晦澀，不順暢，所以我一直字斟句酌，在翻譯中不斷考究語言。其實《看不見的美國》是在《魚翅與花椒》之前翻的，那個時候不太成熟，當然現在也沒有很成熟，所以在翻譯完《魚翅與花椒》之後，我又從頭到尾捋了一遍，並改了曾經不成熟的翻譯，但有些不成熟的痕跡我沒有改。這些處理改動，肯定有些讀者會很喜歡，有的不喜歡。我很希望聽到讀者的想法。
但這些困難，包括翻譯《看不見的美國》時遇到的障礙，對我而言都不是困難，而是樂趣。例如，本來我不清楚「三條河」，然後當我把它查出來的一瞬間的過程是很開心的，查出來的那一刻真的好有成就感！
一場車禍成為自由譯者的契機
澎湃新聞：本科學英語，研究生學新聞你是因何契機開始從事筆譯的？
何雨珈：我本科畢業遇到車禍，躺在床上開始翻譯書（我認為那時候筆譯生涯就算開始了，那時候翻的是一些女性主義小說），之後我去港大讀書，遇到了麥可·麥爾，他是我們的老師，我很喜歡他，於是港大畢業後翻譯了他的《再會，老北京》，這是我筆譯生涯的一個轉折點，我開始從女性小說轉向非虛構作品。和麥可一起在北京宣傳《老北京》，恰好《紙牌屋》的編輯也參加了一場發布會，他找到我，希望我翻譯《紙牌屋》。這本書雖然我翻譯得不算很出色，但這算是第一本暢銷書，讓出版業更多人知道了我。
儘管最終沒有從事新聞行業，但我仍認為，我在新聞專業的學習，有諸多重要的收穫。第一個收穫，雖然聽起來冠冕堂皇，但確實如此，就是新聞使我更多關注紀實類作品，非虛構類的文字。在新聞專業讀書時，我很喜歡非虛構的特稿寫作，還喜歡描繪城市的書籍，例如喬治奧威爾筆下的緬甸，奧爾罕o帕慕克筆下的伊斯坦堡，以及何偉的《江城》。我很早就開始閱讀何偉的書了，不僅關乎其內容，而且還和他特殊的文字筆觸有關。在我讀書時，我們會把他的作品作為重點材料加以閱讀。第二個收穫是我發現自己不喜歡新聞，不喜歡那種過於實在的感覺，以及新聞業中「我」和「採訪對象」的「工作關係」。
澎湃新聞：港大畢業以後你做過一段時間老師，那又是什麼契機讓你決定下定決心做一名自由譯者？
何雨珈：一開始我回四川後，我爸媽覺得做自由譯者特別不靠譜，就一定要讓我找一份五險一金的工作，然後我就在成都某高中當老師了。我非常喜歡上課。我全心全意地和學生們分享關於英語的知識，學習語言的方式，他們也給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會試著去告訴他們，語言不只是工具，更是打開一個新世界的途徑，讓自己可以用新的方式欣賞、看待這個世界。但除了上課以外，可能因為我比較自由散漫，體制內的其他方面就不太適應，所以就和家裡人磨，最後還是辭職了，開始了我自由自在的譯者生活。不過直到近一段時間，父母看到了外部的讚揚，才覺得自由譯者是一個ok的職業。
澎湃新聞：自由譯者的生活會孤獨嗎？會不會和你想像的生活有所不同？會不會有缺少社會關係的問題？
何雨珈：此前我從未想像過自由譯者的生活，我是因為車禍才開始做翻譯的。有些自由譯者老師很沉穩內斂，但我很喜歡在人群中插科打諢，而當我讀到好文字的時候，我會特別激動，打電話發微信語音給朋友分享。在我翻譯《魚翅與花椒》的時候，我在家特別安靜，全身心沉浸於其中，我先生在旁邊看書陪著我，有時候我會對他說：「這裡寫得好棒啊！」「這裡翻譯得真棒！」所以可以說，翻譯工作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可以躲在作家背後，身處非常安靜的角落，工作時我覺得特別充實，不會有孤獨寂寞的感覺。躲在作家背後的安靜角落和我熱愛表達，這並不矛盾，我很喜歡這兩個可以自我調節的我。此外，因為我比較開朗，我會為自己喜歡的書吆喝，出來拋頭露面，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它們。
不過我日常的狀態是一個人在家中待一整天，這種生活的比例更高一些，而且我也更願意待在家裡一整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自由職業者這個群體。就我個人而言，我很需要有意思的朋友，剛剛你說到的「缺少社會關係」的問題我自己也有注意到，所以我給自己建立了一個趣味相投的朋友圈，這個圈子其實特別小。但是如果你讓我在職場，可能第二天我就受不了了。如果讓我在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整天，和待在家裡翻譯一整天，這兩個中做選擇，我會覺得出去和朋友玩更累，我更享受自己在家裡翻譯書。但我也有自己的表達欲望，可以和一拍即合的朋友分享。我現在想說，這是我主動選擇的生活，把社會不好的一面屏蔽了，能夠擁有這個權利是特別幸福的。
澎湃新聞：有些讀者對翻譯的要求十分嚴格，他們中也有一些人對你的翻譯提出嚴苛的批評，對此你的看法是？比如對《伯納黛特，你要去哪》，有些讀者認為翻譯中出現了過多的網絡用語。我也查閱了一些對這本書的評價，有一些人會覺得活潑過頭了，有些人會覺得很可愛。
何雨珈：但是這個小說英語原文裡面，就有很多的網絡語言，比如很多縮寫。比如LOL我能翻譯成「大笑捶地」嗎？有些地方說「cute」，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說出來的，肯定要說「很萌」啊。根據語境經常需要網絡用語來翻譯。甚至有些人認為我的翻譯太跳脫了，語氣詞太多，可是實際上我當時讀到的感覺就是很活躍的，而且我認為翻譯應該把自己讀文本時候的感覺傳遞給讀者，所以我這麼處理。儘管我每次都盡力將自己的感受傳達給讀者，但對於翻譯，我永遠都會覺得有遺憾。雖然我一直強調譯者應當隱身，但同一譯者，讀同一本書，在不同的階段，感覺還是會特別不一樣。比如翻譯選詞，在翻譯的那個時間段，你所有的選詞都是在你所熟知的詞彙裡面抓取。但是如果你交稿之後，你又讀了其他的書，或者又有了新的感受，就像我經常在家裡突然意識到了某個地方翻譯錯了，或者是某個地方理解錯了，在自我更新的過程中，我可能對某個原文的理解更為精準了。
讀者的愛好眾口難調，但我一直堅持兩條標準。首先，我希望儘量傳達我讀這本書的感覺，至於讀者是否喜歡我讀到的感覺，我有時管不了那麼多；其次是我希望自己翻譯出來的作品有中文的表達方式，更容易被中文讀者所接受。翻譯過程中肯定無法逐字翻譯，因為中英文在語序用法方面畢竟有很大不同，所以我更希望自己的譯文讀起來流暢生動，這是我理解的信達雅中的信。
說起評價，讓我最開心的評價是，有讀者說「一開始我以為是用中文寫的」，或者有些人不太注意譯者，他會直接說「作者寫得真好」。早先有人評價《紙牌屋》說像機器翻出的，那一刻真的好難過。還有《伯納黛特，你要去哪》的評價裡，有人說「看到何雨珈的名字就知道我不會喜歡」。如果是三四年前，我肯定會很難過，但現在我已經會轉念一想，既然我已經成為別人非常討厭的譯者，那說明我還是積累了一定的作品的嘛，能讓他非常討厭。
現在我更害怕在意的是，被讀者揪出硬傷，比如沒有任何解釋餘地的錯誤，比如別人寫240萬，你翻譯成24萬。因而對於那種特別認真讀了文本來討論的，我只要看到，都會很認真地接受、回應，從而促進自己，避免下次類似的錯誤。
澎湃新聞：你能不能給其他的自由譯者一些建議，或者是有什麼自己的個人分享？
何雨珈：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建議，我接觸的自由譯者都是很熱愛翻譯的。如果一定要給的話，首先就是保護好自己的權益，有問題直接和編輯交涉，不要受欺負。如果還沒有爭取的資本的話，那就先默默地翻。其次就是要做自己開心的職業，如果你覺得自由譯者不開心，對物質生活有要求的話，那麼可以考慮換一個職業。最後就是一定要自律，要有固定規定的時間。我一般上午從五點半開始翻譯工作，保證四五個小時的翻譯時間。下午的話，如果有朋友約我，我會出門活動。在保證上午翻譯時間的情況下，下午和晚上我會靈活一些，如果一天都在家裡的話，那我就會不停地翻譯。
對我而言，做一名自由譯者，並不是在所謂的「堅持」做某個工作，因為喜歡的東西根本不需要刻意堅持。而且我的經濟壓力一直不太大，我對物質也沒有太高的要求。此外，我和編輯的關係也很好，我會把他們當成朋友，平時交流很多，比如互相推薦書。在需要譯者的時候，他們也會想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