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組
打開塵封的記憶，尋覓往昔的歲月
敘上海老底子事 憶上海老底子人
訴上海老底子情
鏡頭一
2006年4月
「阿拉是自家人！」85歲的猶太老人格利與舟山路上的市民用上海話「嘎訕胡」。4月27日，與格利一同來到上海市虹口提籃橋地區的還有另外一百多名猶太人，其中45名是60多年前來上海避難的猶太難民，他們把自己的後代也帶到中國，帶到上海，帶到這片曾經庇護他們逃脫劫難的「東方諾亞方舟」，在無盡的回憶中表達永恆的感激之情。
1939年，18歲的格利來到上海的提籃橋地區。「我在這裡生活了10年，度過了最難忘的一段歲月。」回到60多年前居住過的「第二故鄉」，格利顯得很興奮，不斷地向記者描述自己年輕時候的生活，「在這裡結識了我的女朋友，那些日子實在太美妙了。」
鏡頭二
2013年5月
「上海阿姐」，儂在哪裡？
一位美籍猶太畫家彼特·馬克斯（Peter Max）根據兒時的斑斑駁駁追憶，頗富激情地繪製了一幅「上海阿姐」的油畫，他說：「我非常感謝二戰期間同樣遭受戰爭苦難的上海市民，在那個特殊時期對猶太人的善良和包容。如果可以，我希望把她接到美國安度晚年。」
彼特·馬克斯出生於德國柏林，20世紀30年代後期，隨家人千裡迢迢逃難至上海，曾在提籃橋、舟山路、霍山路居住十餘年。為安身立命，他父母常曾在舟山路、霍山路開過一間服裝店。
彼特·馬克斯兒時在虹口居所的留影
2012年10月，彼特·馬克斯與他的作品「上海阿姐」
他回憶道，當時在霍山路每天和一些猶太難民小孩和中國小朋友一起玩耍，孩提時他們都叫他小「傑克」，那時有一個10歲左右的中國姐姐照顧他，他不知道她的姓名，他只記得阿姐的父親是他母親的朋友，那位中國姐姐每天都會教他以毛筆作畫和用毛筆學寫漢字，是他最早的書畫啟蒙老師。1949年前後，12歲的小彼特隨父母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但他一直記那位「上海阿姐」。
「舟山路」，這些耄耋老人在回憶起上海的難忘歲月時，都會不約而同說出這條路名。那麼，為何這條位於虹口區的小馬路，能讓那麼多猶太僑民魂牽夢繞呢？
一
上海猶太社區的沿革
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30、40年代，有三次大規模猶太人移居上海浪潮。第一次為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葉塞法迪猶太人（世居伊比利亞半島，後被驅逐，被迫遷居中東等地區）；第二次為20世紀初葉至30年代末俄羅斯猶太人（多數為因沙俄排猶以及因十月革命而逃離俄羅斯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第三次為二戰爆發前夕的德、奧等中歐國家猶太難民。
這些外僑構成上海猶太人的主體，形成上海猶太人社區。二戰結束後，旅居上海的猶太人陸續離滬，到20世紀50年代初猶太社區消失。
中世紀歐洲猶太人的遷徙路徑示意圖
1840年後來華（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上海）的塞法迪（Sephardi）猶太人大多來自英國統治下的巴格達和印度等地，其中著名的有沙遜（Sassoons）、嘉道理（Kadoories）、哈同（Hardoons）、亞伯拉罕（Abrahams）、所羅門（Solomons）、埃茲拉（Ezras）、託依格（Toegs）、海亦姆（Hayims）、索福（Sophers）等家族。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籍塞法迪猶商大衛·沙遜（David·Sassoon）派次子伊萊亞斯（Elias David Sassoon）率先抵滬。次年，沙遜洋行（D.Sassoon and Sons & Co.）在上海設立分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少有3名洋行猶太職員定居上海，分別是E.J.亞伯拉罕、M.S.摩西和J.魯本。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新、老沙遜公司共僱傭20多位塞法迪猶太人，形成上海猶太社區的核心，沙遜家族的成功帶動更多塞法迪猶太人來滬發展，這些族群多以經商為主，極盛時人數近千人。
由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編纂的上海第一本年鑑 Shanghai Almanac and Commercial Guide for theyear 1852 （《上海年鑑（1852）》） 其中詳細記載有當年在滬的外僑及商號名稱。在沙遜洋行職員中可見亞伯拉罕、摩西以及所羅門的名字
沙遜家族在傳到維克多·沙遜（Sir Ellice Victor Elias Sassoon，畫面居中者）手中時已算是第三代。他出生在那不勒斯，先後在哈羅公學、劍橋讀書，隨叔父來亞洲察看業務，後來成為家族企業合伙人。一戰期間，他在英軍服役，因飛機事故下半身嚴重受傷，走路要撐兩根拐棍，所以被人戲稱為「蹺腳沙遜」。到了維克多的年代，沙遜家族在上海的生意已在很大程度上轉型了，投資範圍遍及金融、房地產、貿易、運輸、輕重工業和公用事業，約有將近50個公司和子公司
圖片來源 |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南衛理公會大學）數字圖書館
上海猶太社區形成晚於香港，但其發展速度卻超過香港，這實際上正是塞法迪猶太商人社群將發展重點轉向上海的結果。猶太公墓和猶太會堂的出現，往往是猶太社區形成的標誌，在上海情況也是如此。1862年，沙遜家族捐資在馬霍路（今黃陂北路）興建上海第一座猶太公墓，取名「以色列公墓」，這是有關上海猶太社區活動的最早記錄。1870年，上海塞法迪猶太人成立了一個會堂委員會，負責籌建上海猶太會堂和猶太學校。1887年8月，塞法迪猶太人開始興建近代上海第一座猶太會堂——埃爾會堂（Beth IE Synagogue），具體地點已無考，據傳位於現今福州路。
1933年工部局所繪地圖上標註的猶太公墓（JEWISH CEMETERY）
資料來源 | 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
20世紀30年代，馬霍路靜安寺路口（今黃陂北路南京西路口）西望。圖左下角可見猶太公墓
1900年，部分猶太僑民在熙華德路（Seward Road 今長治路）建造第二座猶太會堂——舍裡特·以色列會堂（Sheerith Israel Synagogue）。會堂於1909年落成，並附設一所（塔木德）經文學校和一所滌罪浴室，對青少年進行猶太教教育和一般世俗教育。這所經文學校後來發展成為上海猶太學校，這也是虹口地區最早的猶太社區雛形。
20世紀初葉起，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阿什肯納茲（Ashkenazi）猶太人開始移居上海。分19世紀末20世紀初、1917年後和20世紀30年代三階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沙俄反猶，大批俄國猶太人移民中國東北，部分到上海，當時這些俄羅斯猶太人也有被稱為「北歐猶太人」。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部分舊俄貴族、資本家、官員、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逃亡至上海，這就是常常被提到的「白俄」，其中不少是猶太人。1924年，上海俄羅斯猶太人增至800～1000人。1937年後，大批居住在哈爾濱的猶太人也被迫遷移至上海。
19世紀末，早期來滬的俄羅斯猶太人主要從事商貿業。但當時上海的俄國猶太人人數很少，尚不需要建立獨立猶太會堂，宗教活動常與塞法迪猶太人一起進行。隨著人數的增加，俄國猶太人於1902年建立自己的會堂委員會，並在熙華德路（今長治路）租房建造摩西會堂（Ohel Moishe Synagogue）。
1925年，從海參威來滬不久的俄國猶太人鮑裡斯·拉賓諾維奇（Boris Rabinnovich）力邀邁耶一阿什肯納茲拉比（Rabbi Meir Ashkenazi）來到上海。邁耶一阿什肯納茲拉比1883年生於耶路撒冷，是一位宗教學者，屬哈西德派中最為正統的俄國支系盧巴維奇派。到上海後，阿什肯納茲擔任摩西會堂的拉比，成為俄國猶太人的精神領袖，在上海猶太社區中的威望逐漸上升。後來不僅俄羅斯、波蘭猶太人尊敬他，而且塞法迪猶太人遇到宗教法律問題時也向他請教。1926年後，他擔任上海首席大拉比直至1949年。
20世紀30年代，上海兩位知名大拉比合影。Rabbi Meir Ashkenazi（右）與Rabbi Mendel Brown（左），後者是另一座上海知名猶太會堂——拉結會堂（Ohel Rachel Synagogue）的大拉比，該會堂位於陝西北路500號（舊稱西摩路 Seymour Road ），故又名西摩路會堂（Seymour Synagogue）。1921年1月23日建成啟用，現為上海市教委使用
圖片來源 | COURTESY OF NATA WEISBACH， HAIFA
隨著抵滬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數量的不斷攀升，原有的宗教場所顯然已無法滿足需求。1927年，在這位大拉比等一批德高望重的猶太人士的倡導下，通過募集資金，在華德路62號（Ward road今長陽路）籌建一座新會堂（1928年建成），俗稱華德路會堂。該堂為上下兩層樓房，樓下為禮拜大廳，可容納300人左右，並設有滌罪浴室。樓上為拉比住房，並為上海猶太教公會的辦公處，這也就我們現今看到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的前身建築。
1904年，N.E.B.埃茲拉創辦英文猶太報紙《以色列信使報》（Isreal's Messenger），並作為上海錫安主義協會（Shanghai Zionist Association，簡稱S.Z.A）的機關報，這也是上海第一份猶太報紙，備受猶太社區重視。該報1927年10月1日刊發了一篇有關在虹口籌建摩西會堂的報導，內容較為詳細。1928年11月2日，該報又刊發了一篇關於新摩西會堂落成祝聖禮的詳細報導
1934年9月10日《申報》一則「猶太僑民昨日慶祝元旦」的新聞中寫道「昨為猶太歷第五千六百九十五年元旦日，本埠猶太僑民分集華德路、愛文義路、西摩路、圓明園路猶太教堂舉行慶祝......」
華德路摩西會堂的落成，為上海的猶太僑民，特別是俄國猶太族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社區核心場所，一個心靈的家園。20世紀30年代末，上海阿什肯納茲猶太社群發展到四五千人左右。其中大多是俄羅斯人，也有少量來自東歐其他國家，以及少數無國籍者。
除去少數遊民浪子販毒、賣淫、殺人越貨外，絕大多數阿什肯納茲猶太移民通過辛勤勞動，躋身上海租界的中等階層和中下層階層，其中1%～2%成為富翁。職業構成多為商人和專業技術人員，也有不少文化人。
俄國猶太人與重視英國身份的塞法迪猶太人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大部分人並不把俄國（此後的蘇聯）視為自己的祖國，也不想返回俄國，而是願在中國長期居留下去。事實上，「俄猶」與「白俄」這兩個社群的關係並不是那麼融洽的，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對立的。
俄國猶太人努力適應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友好交往。他們中的一些人學會說中國話，乃至上海話，還有一些人與中國人通婚。在上海的俄國猶太人雖然不如塞法迪猶太人那樣富有，但人數眾多，社團意識強，活動能力也強，因而逐漸成為上海猶太人中最為積極而活躍的中堅力量。
20世紀30年代，在滬的錫安主義組織活動影像
圖片來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上海萬國商團猶太分隊（The Jewish Company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士兵。他們所佩戴的肩章「SVC」是上海萬國商團的英文縮寫，領章則是猶太大衛星
圖片來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932年11月2日，他們成立了上海猶太宗教公會（簡稱SAJCA），創設了上海的錫安主義（Zionism也稱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還成立了自己的武裝——上海萬國商團猶太分隊，並且設立了猶太聖裔社、猶太養老院、猶太貸款所、猶太聖葬社、猶太助學會等機構。活動範圍以法租界和虹口為主，遍及上海各區域。
二
猶太難民潮
歷史上，歐洲發生過多次反猶和排猶浪潮，究其原因實為複雜，此處不再贅述。而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的猶太人來滬高潮與二戰前夕歐洲，特別是德國的反猶排猶浪潮關係密切。
1933年，納粹黨上臺後，德國開始掀起排猶浪潮，少部分德、奧等中歐國家猶太人預感到局勢的惡化，先期就通過在上海的親戚朋友幫助，輾轉抵滬。1933年，首批德國猶太人約12個家庭百餘人到滬。此後到1937年夏，這個群體約有1000～1500人。這部分僑民，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從容的，基本可以歸類為「移民」而非「難民」，他們中大多是專業知識人士，帶有積蓄，容易在上海找到工作，生活水平居猶僑的中等水平。
1937年夏天之後的情況開始急轉直下。德國法西斯對猶太人的驅逐和迫害幾近瘋狂，大批猶太人流離失所，亡命天涯。1938年11月9—10日，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之後，納粹衝鋒隊和黨衛軍對猶太人系統性地虐殺已幾乎完全公開化。
此時，一位中國外交官的出現，就像暗夜中的一道微光，讓逃亡中的猶太人看到了生的希望，他就是何鳳山。
1938年3月，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此後不久，希特勒命各國駐奧使館，一律改為總領事館。奧地利居住著18.5萬猶太人，是歐洲第三大猶太人聚居地。5月，南京國民政府委任原使館代辦何鳳山為駐維也納總領事。
何鳳山，1901年出生於湖南益陽赫山區龍光橋鎮。早年畢業於長沙雅禮大學，1926年考取德國慕尼黑大學公費留學，1932年獲得慕尼黑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1935年應聘參加外交工作，1937年出任中國駐奧地利公使館一等秘書。
何鳳山在奧地利任職期間，歐洲戰雲密布，「反猶」的惡浪甚囂塵上。尤其是「水晶之夜」後，他親眼見到納粹將猶太人的教堂、店鋪、住宅紛紛搗毀，強迫猶太人佩戴上侮辱性的標誌，到集中營從事懲罰性苦工。顯然是欲將猶太人趕盡殺絕。
當時，奧地利的猶太人唯有爭取得到一個第三國的「準許進入」護照籤證，才有機會脫離厄運。然而在納粹反猶的瘋狂年代，國際上肯接納猶太人的國家少之又少。1938 年 7 月 13 日，世界上三十二個國家在法國埃維昂召開猶太難民問題國際會議，結果所有國家均強調種種困難，拒伸援手。
何鳳山目睹猶太人的慘劇，在掌握了中國上海當時被日寇佔領，猶太人入滬無須籤證，也不用經濟擔保的情況後，在十分困難的環境和各種壓力之下，毅然向猶太人發放去往上海的「籤證」，使許多猶太人從而獲得 「生的希望」。以至當時在維也納，人們將獲得何領事的籤證，稱為「生命籤證」。據此後的史料整理，從1937年5月到任，至1940年5月離職，何領事手中發出的籤證可能有2000～4000份之多。
何鳳山籤發的「救命籤證」
從1933年到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其總人數可能有3萬之多，其中除了數千人經上海去第三國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可能共2.5萬左右的猶太難民把上海當作他們的避居地，僅這個數字就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紐西蘭5國當時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
大量難民的湧入勢必帶來大量的問題。
絕大多數猶太難民抵滬時身無分文，生活困難。上海猶太社區和國際救援組織採取措施安置救濟。因入滬人數持續攀升，上海租界的正常生活受到波及，管理捉襟見肘，情況越發混亂，這引起部分居民不滿和當局的關注。
視頻 | 一位名為 Ernest G. Heppner 的猶太難民回憶當年輾轉抵滬的情景
資料來源 |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上海當時的主要報章從1938年開始經常報導有關難民的情況。這是1938年12月20日《申報》一篇題為「歐洲難民五百人今日可到」的報導
這是1939年1月2日《申報》一篇題為「虹口集中營收容猶太難民」的報導。其中寫道：
上海泰晤士報雲、昨（三十日）得本埠消息、上海援助歐洲猶太難民委員會及其本埠各聯合會、現正籌備在虹口區集中營內、安挿一千五百名以上之猶太移民、該營擬設於華德路一百三十八號工部局所租之學校校舍內、將稍加改造、的匝月後可改建完成、據該委員會若干負責人員表示、該學校中可容難民二千人、但難民人數、暫時不致逾一千五百人、今（三十一日）晨復有難民三百三十人左右搭輪來滬、會方昨日已從事招待此輩難民之最後事宜、惟此後數星期後、究有若干猶太難民來滬、各救濟委員會人員亦無從知悉、昨據宜稱、供給已來上海猶太難民閱讀之德文報紙一種業已出版、但彼等能操英語者頗少、故是項困難、大不利於若輩之求職與自設商店、工部局亦已考慮猶太難民問題、且信來滬移民人數、應加限制、昨悉工部局已就限制移民人數一事、函達領事團各領事、不久將採取限制行動、
英文大美晚報雲、柏士登輪今（三十一日）晨抵滬、載來中歐難民約七十人、攜行李頗多、服裝亦頗整齊、康鐵 素號復載來難民二百五十人、新歲中上海之德國猶太人將達一千四百人、聞預定船票來滬者殊眾、所有船票、均由離德奧之猶太人在數月之前預定一空、據云預料至歐洲排猶告終時、將有五千左右之猶太人束裝來滬......
國民政府官方的《國內勞工消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份之十七、就業(丁) 中有關大批猶太難民來滬的記載
1939年12月31日，上海租界當局頒發給一位名叫 Adolf Preuss 猶太難民的麵包店營業執照。比較有趣的是其中登記地址是「 Lane 783 No. 36 Point Road 」，也就是現今周家嘴路783弄36號
圖片來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租界當局擔心猶太難民的大量湧入產生巨大的財政和就業壓力，帶來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同時，上海猶太社區也感到日益增加的猶太難民將超過其救助能力。租界當局和猶太社區要求予以適當的限制。1939年8月，租界當局和日本當局達成協議，規定猶太難民進入上海需每人繳付400美元的保證金（13歲以下小孩100美元），有近親在上海居住，已在上海找到工作或準備與上海居民結婚者免繳。
據部分志書和史料記載，上海對猶太人的救助起步還是比較早的，並且做了不少工作。
1934年，德籍猶太人成立救濟基金會。1938年8月，由塞法迪猶太人和其他人士組成國際救助歐洲難民委員會（IC）投入安置救濟。亞伯拉罕家族和託依格家族開設公共廚房，維克多·沙遜捐出河濱大樓作為收容所。
1938年10月，猶太巨富嘉道裡家族出面召集上海猶太社區人士和國際救濟組織官員舉行協調會議，成立救助歐洲猶太難民委員會（CFA）。1939年1月，在倫敦的維克多·沙遜捐助15萬美元特別款項作為復興基金。嘉道裡、海依姆、約瑟夫等猶太富商也設立各種復興基金，幫助難民恢復遭到戰爭毀壞的工商企業，增強其自力更生的能力。
1939年1月起，救助歐洲難民委員會相繼建立愛爾考克路（Alcock Road今安國路）、兆豐路（Chaoufoong Road今高陽路）、熙華德路（Seward Road今長治路）、華德路（Ward Road今長陽路）和匯山路（Wayside Road今霍山路）等多個猶太難民營。
1939年6月的一張上海猶太難民登記表
20世紀40年代早期拍攝的愛爾考克路（Alcock Road今安國路）猶太難民營。圖中遠景可見提籃橋監獄的部分監室，該建築現已無存（見下圖）
圖片來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現今的安國路，與上圖基本上相同視角
20世紀40年代的唐山路599弄三益邨。此地也是猶太難民的聚居地之一
圖片攝影 | Melville Jacoby
1938年，國際猶太移民組織猶太移民拓殖援助會（HICEM）在上海設立辦事處，1年後又將遠東分部從哈爾濱遷到上海，為上海猶太難民提供聯繫、諮詢、貸款等各種服務。同年，美猶聯合救濟會（JDC）上海辦事處成立，在援助上海猶太難民過程中起最為重要的作用，捐助救濟上海猶太難民的絕大多數經費。
1941年3月，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支持在滬成立援助東歐猶太難民委員會（EAST JEWCOM或EJC），專門救濟和管理上海波蘭籍猶太難民。上海的一些非猶太社區和救援機構上海難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等也都捐款幫助猶太難民，表示對猶太難民的一視同仁。
上海市民也在接納和幫助猶太難民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八一三」淞滬抗戰後，日寇全面侵佔上海華界，上海市民自身也面臨困境，不得不投親靠友，四處躲避棲身。但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許多市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仍然無私地給予猶太難民幫助。
1939年，Vera Voticky、Eva Kanturek 和 Milan Voticky 三位猶太兒童與一位上海市民在舟山路市場攤位前合影
圖片來源 | United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特別是猶太難民集中的虹口地區，許多本地民眾克服種種困難，騰出自己的住房給難民居住，在猶太難民醫院建立之前，中國醫院收治了許多猶太難民，搶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正如文章開頭所提及的，許多猶太難民回憶起與上海市民朝夕相處的日子，都會感慨萬千。
對於猶太難民為何如此集中地選擇虹口地區，大多數專家學者的見解基本是一致的。
首先是社區氛圍。前文已經講到，早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俄羅斯猶太僑民開始選擇生活成本相對低廉的虹口地區作為聚居地（有數據顯示，當時虹口地區物價一般比上海其它地區低30%，房租則比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低近75%），熙華德路和華德路一帶因為猶太教會堂的設立而漸漸形成猶太社區中心（註：按照猶太教義，安息日幾乎所有的公共運輸都要停駛，教徒需步行前往會堂，所以會堂周邊就會漸漸形成居住社區）。
其次，當時的虹口地區原遠離租界核心區域——富有的賽法迪猶太人勢力範圍。雖然賽法迪猶太人是救助猶太難民的主要力量，但不可否認的是，20世紀早期來滬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他們的關係還是比較微妙，刻意保持一些距離。此外，還有許多流亡的白俄（非猶太裔）在法租界等地活動，事實上這個群體與俄羅斯猶太社群的矛盾一直沒有間斷過。但是，儘管有這些隔閡和問題存在，在上海，特別是虹口地區卻從來沒有出現過成氣候的反猶思潮和反猶運動，這也讓猶太難民感到慰藉。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地理位置。華德路、舟山路、匯山路都靠近虹口的碼頭岸線，事實上，當時遠洋輪的主要停靠點——匯山碼頭離開摩西會堂可以說是「近在咫尺」。
1939年，大批歐洲猶太難民湧入上海。其中大部分是經由義大利港口，搭乘義大利郵輪抵滬。圖為 Conte Verde 號郵輪搭載奧地利猶太難民抵達上海匯山碼頭
圖片來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15年，曾擔任過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的柏安倫（Arnon Prelman）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生活成本相對較低、虹口恰好位於抵滬國際航船停泊地（匯山碼頭）、當地上海人對猶太人的善意，是猶太難民樂意選擇虹口作為避難地的三大原因。他還強調，特別是何鳳山在維也納向難民發放中國籤證的時期，由於歐洲到中國的船隻絕大部分停泊在上海，加上這裡已有相當的猶太人聚居基礎，那些已在歐洲花費巨資來到上海的難民，就近留下，從經濟角度來說，是最佳選擇。
1940年之後，情況又發生新的變化。當年6月，義大利對英法宣戰，此後英國和德意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展開激烈的海空戰，戰火還蔓延到巴爾幹半島和北非西亞。因此歐洲猶太難民從海上來滬的傳統路線全部被切斷（註：德奧等中歐猶太難民大多是通過陸路抵達義大利熱那亞、裡雅斯特等港口，再登船前往上海）。這一階段，仍然有不少難民通過西伯利亞、中國東北、朝鮮甚至日本輾轉來到上海，他們可以說歷經千辛萬苦，耗時數月。這個群體的確切人數在史料中很少提及，有專家預估為2000人左右。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猶太難民從陸路來滬的可能也被斷絕。但是仍有部分滯留蘇聯的猶太難民。其中，400名密爾經學院、盧布林經學院等猶太經學院的師生輾轉抵滬的經歷可謂頗具傳奇色彩。他們在1939年德國侵佔波蘭前後陸續逃往立陶宛，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想出了一個逃離歐洲的大膽計劃：以前往荷蘭殖民地庫拉索（Curaçao）為由，取得進入日本的過境籤證，然後再設法從日本去美國。
1941年抵滬的波蘭猶太難民，畫面正中留長鬚的是一位大拉比
圖片來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經過艱苦努力，並得到日本駐立陶宛領事杉原千畝的暗中支持，他們居然拿到去日本的過境籤證，後又獲蘇聯政府的離境許可，在蘇聯旅行社的安排下坐火車橫越西伯利亞來到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再從那裡乘船抵日本神戶。在神戶滯留半年後，他們無法獲得進入美國的籤證，後在巴勒斯坦猶太代辦處特派代表齊拉赫·瓦爾哈夫蒂格（Zorach Warhaftig）等人的幫助下獲得了來上海的許可，並於1941年下半年分批來到上海。他們也是珍珠港事變前來到上海的最後一批猶太難民。這批波蘭猶太難民人數雖不多，但文化素質高，因此後來在上海猶太社區的宗教生活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三
「上海隔都」的設立
1941年12月，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上海與各國的陸上和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鎖，幾乎再也沒有猶太難民抵達上海。而此時，上海的猶太難民社區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迅速滑向極其危險的境地。首先，由於日本與英美開戰，並進佔上海租界，美猶聯合分配委員會等組織遵照美國等盟國政府的有關規定，停止向處於敵國日本控制下的上海匯款。其次，塞法迪猶商大多屬英籍而被列為「敵僑」，因而被集中監禁，且喪失所有產業，自然無法繼續提供援助資金，致使上海猶太難民社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而此時，納粹德國的魔掌也開始伸向遠東。1942年，蓋世太保駐日本首席代表約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上校抵達上海，向日本當局拋出「最後解決」上海猶太人的計劃（Final Solution in Shanghai，又稱「梅辛格計劃」）。關於這個邪惡計劃的具體內容，學界多有分歧，但基本上就是對上海猶太難民社區的集體屠殺。
1942年1月，日本「興亞院」《調查月報》第三卷第一號中有一份關於上海猶太難民的秘密報告，其中提到來滬避難民總計18527名
然而歷史的進程總是那麼令人難以捉摸。雖然說日本軍國主義與德國納粹沆瀣一氣，但是在對待猶太人的問題上卻有著較為不同的態度。日本一度推行的「扶猶親猶」政策是眾所周知的，而日本法西斯為何允許猶太難民進入上海，而且給予這個群體一定的空間？這是一個令許多學者百思不解併力尋答案的問題，此處就不再多議。
由於這樣那樣的各種深層次原因，也包括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歧和矛盾，「梅辛格計劃」最終並未實施。但在1943年2月，上海的日本當局還是搞出一個類似集中營的「無國籍難民隔離區」，這可以視為各派勢力達成妥協的結果。
1943年2月18日，上海報紙和電臺都宣布了佔領上海的日寇當局所謂的「《關於無國籍難民之居住及營業之布告》」。
1943年2月18日《申報》也刊發了「無國籍難民居住營業區域」布告
《上海猶太記事報》（Shanghai JewishChronicle）1943年2月18日也刊發了「無國籍難民居住營業區域」布告。這是一份上海地區於1939年至1948年間出版的德文報紙，猶太難民是其主要讀者，被稱為「流亡者的精神家園」
其主要內容就是：
自當日起，劃定公共租界內兆豐路（今高陽路）、茂海路（今海門路）及鄧脫路（今丹徒路）一線以東，楊樹浦河（今楊樹浦港）以西，東熙華德路（今東長治路）、茂海路及匯山路（今霍山路）一線以北，公共租界之界線（當時公共租界東區的北界）以南，方圓約1英裡的區域作為上海地區無國籍難民的居住和營業區域。在此區域之外的無國籍難民也應在5月18日前將其住所或營業所遷移至前項所指定地域內。除無國籍難民外，其他人等非得許可，概不準遷移至第一項所開地域內。凡違反布告或有妨礙布告的實施者，將嚴懲不貸。
雖然布告中未用「猶太人」的字樣，但與布告同時發表的一篇文章將「無國籍難民」一詞定義為「1937年以來由德國（包括奧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等國來上海避難至今無國籍者」，所以，這個定義指向歐洲猶太難民就非常明確了。這片區域的英文俗稱為「Shanghai Ghetto」，很多人都翻譯為「上海隔都」，從發音和含義來講倒是蠻貼切，而其在當時的標準名稱是「無國籍難民隔離區」。據相關史料，隔離區內猶太難民總數可能在2萬左右。
日寇當局向「無國籍難民隔離區」內猶太難民頒發的證件
舟山路，修築於20世紀初期。（當時上海有兩條「舟山路」，一條在南市，也就是現今龍潭路的前身。一條就是現在虹口區的舟山路）英文為Chusan Road，因曾經是猶太難民的聚居區而聞名於世。南起霍山路，北至嶽州路。長一公裡多，寬10米左右，這條短短的小馬路，在20世紀30至40年代的高峰時期聚集了數十家猶太商號。其與周邊的霍山路、華德路、茂海路等形成了「無國籍難民隔離區」的核心區域。
20世紀40年代，上海別發洋行（Kelly& Walsh ）刊印的上海地圖中標註的「無國籍難民隔離區」
資料來源 | virtual shanghai
1939年，舟山路上一家名為「 Dental Clinic of LeoMargoliner」的牙醫診所門口，兩位上海兒童和一位猶太兒童在玩耍
1939年，舟山路匯山路（今霍山路）路口東望。可見舟山路路牌和一些攤販及猶太居民
圖片攝影 | Melville Jacoby 圖片來源| Bill Lascher
1939年，舟山路42號 Wiener-Konditorei Restaurant 外景
1939年，舟山路51號 Henner Provision Store 由內望外視角
圖片攝影 | Werner von Boltenstern
圖片來源 |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William H. Hannon Library
在惡劣的環境下，猶太民族堅韌和樂觀的性格得到充分彰顯。在自身的不懈努力和熱心本地市民的幫助下，他們熬過了最困苦的時期。雖說是「隔離區」，但據很多猶太難民回憶，其實當時居住在其中的上海本地居民並沒有被要求離開，事實上數萬國人與猶太難民是同舟共濟的。
著名猶太歷史學者大衛·柯蘭茲勒（David Kranzler）在他的著作《日本人、納粹和猶太人：上海的猶太難民社區，1938–1945》這樣寫到：「因此，16000名難民中的大約一半，他們已經克服了巨大障礙，在隔都外找到生計和住處，又再次被迫離開住所和生意，重新安置在一個不到一平方英裡的擁擠、骯髒的區域，那裡估計有100000名中國人和8000名難民。」
1942—1944年對在滬猶太難民來說是最艱難的時期，死亡人數直線上升便說明了這一點：1940年一百三十人，1941年一百六十七人，1942年三百二十人，1943年三百十一人。特別在1943年2月被迫遷入虹口隔離區後，形勢更為險惡。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猶太難民不得不靠乞討度日，但大家仍能團結一致，同舟共濟。難民們組織了樂隊和足球隊，在虹口那些狹小的街巷裡組織文藝體育活動，以樂觀精神消磨那艱苦的時光。還有一些難民建立了流動圖書館，組織圖書交換，在那困難條件下為難民們提供精神食糧。
20世紀40年代的東餘杭路街景（舟山路安國路之間）
圖片攝影 | Horst Eisfelder
正在讀報的猶太難民
20世紀40年代，猶太難民組織的足球比賽。地點推測是現今市東中學操場
圖片來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20世紀40年的ZumWeissen Röss'外景，此處俗稱「白馬咖啡館」，看畫面猶太居民似乎在搶救火情。這家咖啡館原址位於長陽路臨潼路西南轉角，後被拆除，現在為遷建，按原樣複製
圖片攝影 | Horst Eisfelder
位於舟山路和匯山路口西北角的百老匯大戲院屋頂花園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這塊彈丸之地在短時間之內增加了數萬人，住房尚且緊張，公共活動的戶外場所就更少。加之歐洲人本身喜歡戶外休閒的生活方式和當時較為拮据的經濟狀況，他們需要不斷的找尋和幵闢既能戶外消閒同時又經濟實惠的、能夠共同交流的去處。
20世紀40年代的百老匯大戲院屋頂花園（東北望視角），這裡當時被稱為Roy's Roof Garden Café，地址為57 wayside Road，也就是現今霍山路57號。此地是猶太難民主要的社交場所之一
百老匯大戲院屋頂花園咖啡桌邊休閒的猶太難民
圖片攝影 | A T Hull Jr 圖片來源 |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在這些因素的促動之下，百老匯大戲院屋頂被猶太人租用改作花園，成為猶太人社交、休閒、聚會的好去處。百老匯大戲院的屋頂花園雖然十分簡陋，但仍然被布置得十分精緻，緊密排列的桌子上鋪有白色的桌布、休閒的躺椅讓人精神愉悅、點綴其間的綠色盆栽更是增加幾分生機。屋頂花園開闊的視野大概也能勾起他們對不確定未來的想像和對遠方家鄉的思念之情。這一切對於當時的猶太人來說，無疑是極大的精神慰藉，絡繹不絕的客流，許多人的臉上都浮現著淡定的笑容。
1945年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二戰落下帷幕。在得知歐洲發生大屠殺後，在上海的猶太難民更是百感交集。雖然生活艱苦，但比起歐洲同胞來說，自己簡直就是生活在天堂。猶太難民哈羅德·簡克羅維奇就說：「我們得知留在歐洲猶太人的悲慘遭遇，這才意識到，二戰期間，和歐洲的猶太人比起來，生活在上海的我們就仿佛生活在天堂。感謝中國人!」有一位曾經在上海生活的猶太難民對他們的後代說過這麼一段話：「我希望你們要多看看歷史方面的書，看看書中怎樣記載這段歷史，了解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對待大量湧入的難民的，他們沒有趕走或殺害任何難民，他們給這些不同信仰、不同國籍、說不同語言的人們一個安全的天堂。」
這幅1945年拍攝的舟山路54弄弄口照片，可能是最為知名的一張上海猶太難民區影像
1945年，舟山路街景（北望長陽路視角）
1945年，東長治路961弄內的猶太難民
圖片攝影 | George Lacks 圖片來源 |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四
後 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猶太難民中的德奧籍猶太人作為戰敗國僑民被遣送。中國政府制定《處理德僑辦法》，上海市政府頒布相應的具體實施方案，成立德僑管理委員會，除極少數專業技術人員留用上海外，絕大部分德奧僑民，包括德奧猶太人被遣送。近2萬名德奧猶太人首先離滬，到德國、奧地利、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南美等國。後約800名波蘭猶太人也離滬，絕大部分到美國。
上海塞法迪猶太移民和俄羅斯猶太人在滬安居樂業，並計劃恢復昔日的繁榮，俄羅斯猶太人約60%加入蘇聯國籍。1947年，中蘇關係惡化，大批蘇聯籍猶太人不得不離滬回國，也有不少蘇聯籍猶太人或未加入蘇聯籍的俄猶到歐美國家或留在上海。同時由於中國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日益惡化，在滬的塞法迪猶太人開始計劃撤離上海。1948年4月，上海塞法迪猶商盟主沙遜家族率先大規模撤離，由此影響、帶動一大批上海塞法迪猶太人離滬。同年12月，經中國政府同意，以色列政府派摩西·猶瓦爾（Moshe Yuval）作為特派員到滬，向上海猶太人發放7000份赴以色列的護照籤證。1948、1949年，約有5000餘名猶太人離滬，上海猶太工商業企業歇業，猶太俱樂部、猶太醫院、猶太學校等機構大多陷於停頓狀態。
1948年籤發的一位波蘭猶太難民從上海前往紐約的籤證
圖片來源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949年上海解放後，上海尚有數千名猶太人，絕大多數是俄羅斯猶太人。後來陸續離開，到1958年剩下84名猶太人。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上海己基本無猶太僑民。
據統計，旅居上海的猶太人1953年為440人，1956年124人，1958年84人，到1976年已不足10人。20世紀80年代末，旅居上海的猶太人幾乎沒有了，僅有1名猶太人加入中國籍。此後，上海的猶太會社和猶太會堂，都隨著猶太社區而一同消失。
現今的提籃橋地區已被列入上海市歷史風貌保護區，其中與猶太社區密切相關的建築有摩西會堂（長陽路62號）、霍山路119—137號、霍山路71—95號，舟山路21—81號等。這些曾經的猶太教堂、住宅、店鋪、學校等建築物及猶太人生活過的歷史環境在虹口區甚至整個上海都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
2013年5月7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參觀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
2017年，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摩西會堂舊址）外景
圖片攝影 | 邱力立
在2020年6月舉行的北外灘全球宣介會上，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中已經充分融入了對這一份獨特歷史底蘊的考量和規劃。提籃橋片區將打造為創新生活體驗區。保存成片裡弄建築肌理，增加靈活、多樣、小型的公共空間，打造尺度宜人、充滿歷史韻味的街區。探索歷史建築再利用和功能轉換的創新模式，並延續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特色城市肌理。END
參考：
《上海通志》《上海外事志》《上海宗教志》
《上海租界志》《虹口區志》等
潘光：《猶太人與中國》；吳文治：《近代上海提籃橋地區人居環境研究1843—1949》
部分圖片源自網絡
「申知滬志」小組 誠意奉獻
來源：方志上海
原標題：《獨特的歷史樣本 | 上海猶太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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