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當代馬克思主義對於現代人主要的精神困境——虛無主義的漫延並未迴避與失語，相反他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了後現代文化與虛無主義到來的根本原因與解決途徑。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福特主義」向「靈活積累」的轉變是後現代文化的起源，而生產方式得以轉變的前提條件是時空壓縮。時空壓縮不僅表現為生產領域中的變革，而且直接導致了思想、文化等領域的變革。短暫性、即刻性、符號化不僅成為消費社會中商品的特點，而且也成了當代文化的標準，其結果是造成了一種存在危機、意義的喪失。近年來，隨著網絡、信息、金融和服務業等非物質性經濟的興起，虛擬經濟與虛擬空間已經成為當代資本積累的新途徑，這使得傳統意義上空間的客體性被掏空， 這一變化使得存在的根基從根本上被動搖，虛無主義在當代體現得更為徹底。對此，當代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空間資本化已經成為資本積累的最高形式，它在完成資本全球化的同時，也必將生產出反抗自身的力量。因此，對於虛無主義的克服也應該藉助於資本自身的運行邏輯，最終通過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可以說，當代馬克思主義對於虛無主義之根源與克服其途徑的探討，依然遵循了資本邏輯和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是完全不同於西方人文主義思想家的另一條道路。
關 鍵 詞：時空壓縮 虛無主義 後現代文化 當代馬克思主義
作者簡介：車玉玲（1970—），女，蘇州大學 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空間與資本：《資本論》的當代解讀」（12BZX001）
虛無主義是與現代性相伴生的一個問題，這是自尼採以來現代西方哲學的一個核心關注點。無論是海德格爾、胡塞爾還是當代的鮑德裡亞及後現代主義者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把現代人之存在的危機與虛無主義的盛行緊密相連。大體而言，20世紀的思想家們對於虛無主義的概念基本是在尼採的意義上使用的，即最高價值的喪失價值與上帝權威的喪失——上帝死了，圍繞這一後果，思想家們展開了具體分析。對此，對於科學技術的反思幾乎成為20世紀思想家們尋找答案的基本途徑，胡塞爾直言「只見事實的科學造成了只見事實的人」［1］。這一原因的指出獲得了思想家們的共識，無論是說「科學殺死了上帝」、存在被科學所「座架」還是各種思潮對於技術理性的批判等等，都直指一個結果，即實證主義原則在一切領域中的漫延是導致虛無主義與存在危機之根源。
這的確切中要害。然而，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甚至可以說，並不是最為根本的原因。馬克思主義在這一問題上並未失語，當代馬克思主義從更為根本的角度——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揭示了虛無主義何以到來的原因。他們從生產方式的轉變、空間的變遷、資本邏輯的貫穿等方面揭示了後現代主義文化及其虛無主義到來的現實根源。我們知道，批判從來不是理論的最終目標，在如何克服與揚棄虛無主義「這一我們時代最可怕敵人」的道路上，應該說，當代馬克思主義者也指出了一條有別於其他思想家們更為可行的道路。
一、後現代文化的起源：生產方式的變革與時空壓縮
我們知道，虛無主義是西方現代文明所孕育出來的一個後果、一個叛逆，它是對於現代文明「宏大敘事」與「千篇一律」的一種厭倦與反叛。在19世紀末，如尼採所宣告，當虛無主義叩擊時代大門的時候，就意味著後現代文化的興起與到來，因此，它是後現代文化的一個最主要的特徵與最先到來者。20世紀60年代之後，後現代主義幾乎成為一種廣泛的情緒與標籤在神學、哲學、建築、文學、藝術等一切領域中被運用。對此，經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展開了對於大眾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批判，但是卻很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後現代文化產生的根源。我們認為，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彌補了這一缺憾，在他們看來，不僅後現代文化的產生與盛行起源於當代生產方式的變革與時空壓縮，而且虛無主義的到來也是現代人對於時空壓縮的必然反映。
我們知道，對於文化與經濟的關係說法眾多，不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經濟具有決定性的地位。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繼承與延續了這一基本原則，哈維多次強調這一前提，他說：「『經濟』（這個含糊的詞還是被理解了）即使在（如恩格斯和後來的阿爾都塞所提出的）『最終』都可能成為文化生活的決定因素。」［2］336後現代主義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即由「福特主義」向「靈活積累」的轉變，引起了文化、政治與思想領域的變遷。應該說明的是，在一些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們看來，這一生產領域的變革與時空壓縮緊密相關。「自1970年代以來我們對於空間和時間的體驗已經發生了某種至關重要的變化，因而激起了向後現代主義的轉折。」［2］283也就是說，在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轉折的這一過程中，時間和空間帶給人的體驗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具體而言，在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們看來，生產方式的變遷成為塑造與改變一切的內在動力。從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歷史來看，一戰之後資本主義經濟的復甦與繁榮是依靠福特主義的生產與管理模式所獲得的，通過大規模標準化生產和對於生產過程的最大合理化、效率化的管理，經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不過，這一福特式的生產方式並不是單獨存在的，一種全面的生活方式與此相匹配，現代主義文化中對於有效性、功能性、整齊性的追求與此密切相關。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文化工業與人的千篇一律的單向度存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出現的。資本主義在經歷了1930年的經濟危機之後，福特式生產方式顯示出了它的缺陷，凱恩斯等經濟學家通過強調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彌補了福特主義的不足，有效地遏制了自由資本主義市場中的過度積累問題，福特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兩者相結合造就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空前繁榮。但是，自1973年之後，通貨膨脹、滯漲、金融危機乃至於市場的崩潰等等矛盾的突出，充分暴露出了福特主義與凱爾斯主義的結合已經沒有能力遏制資本主義固有的種種矛盾。「刻板」作為福特主義的主要弊端已經嚴重地束縛了生產過程、消費過程、資本流通過程等各個環節的靈活性，因此，福特製轉向以需求為導向的、小批量的「彈性生產」就成為一種市場必須。彈性生產具有全球性，它不固守一地，通過各種方式如合資、外包、聯營等等把大規模的生產過程分解到全球各個角落。可以說，哪裡有最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就可以到哪裡生產，資本也隨之流動到哪裡。這樣，資本擺脫了刻板的束縛而實現了「靈活積累」。資本主義藉助於此擺脫了20世紀7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而重新獲得了生機，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資本向全球的擴張。
但是，在全球範圍內實現靈活積累的前提條件在於必須實現運輸、通信、資金流轉的快捷與低成本，也就是說，必須縮短產品與資本跨越不同空間障礙所需要的時間。對此，哈維明確指出，時空壓縮是靈活積累的前提。也就是說，時空壓縮是生產方式轉變的必要條件，因為「各種獨特的生產方式或者社會構成方式，都將體現出一系列獨特的時間與空間的實踐活動和概念」［2］255。具體而言，時空壓縮主要表達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另一方面是 「使時間空間化」。前者是指產品、原材料、人、資本、信息等等一切跨越不同空間的時間大大縮減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徵，而同時又克服了空間上的各種障礙，以至世界有時顯得內在地朝著我們崩潰了」［2］300。後者是指我們的感覺與體驗，由於跨越不同空間所需要的時間急劇縮減，以至於我們感到現存就是全部的存在，地球成為一個「村落」。這兩個方面在當代資本主義歷史進程中交融發展，由此在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引出了各種相應的後果。
就從文化上來看，「使時間空間化（『存在』）的特權優於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形成』）的這種趨勢，與後現代主義現在所表達的大多數東西相吻合。」［2］340因為「存在」在時間秩序上的這種崩潰引起了文化上的一系列後果。第一，摧毀了現代主義對於未來的憧憬與過去的記憶，拋棄了歷史的連續性，而只剩下對於「一系列純粹的和無關聯的現在」的體驗。德希達使用「拼貼」一詞生動地表達了後現代文化的這一特徵。既然「現存就是全部存在」，各種文化類型、各種空間樣態都並行存在於現在，如同一個大的拼盤，無法把它們描繪為一個充滿聯繫與區別的整體，那麼現存就是不斷遊移的一個一個片段的集合體。例如，電視與衛星通信的結合，使得世界各地的空間與不同的文化樣態，可以同時向我們展開與湧來，全部的現存如同一個個不同的碎片展現在我們的體驗中。第二，生產、流通與消費過程的「加速」造成了一切領域的「快節奏」。即刻性和一次性不僅體現在商品生產領域裡（比如一次性商品的增多及電子產品更新換代速度的加快），而且表現為各種觀念和意識形態、價值觀的短暫性與易變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人們在扔掉一次性物品、不斷追求更為新奇之物的同時，也意味著同時扔掉了穩定的生活方式、傳統觀念以及對於物品、建築等等的依戀感覺。時尚、新奇、刺激物不僅轟炸了人們的感官，而且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文化的根基。第三，即刻性與短暫性催生了以意向與符號系統為主的「形象生產」。這種形象生產表現為對於品牌的追逐與看重，這成為當代人追求自我實現與個人身份的必須。也就是說，形象、品牌的象徵意義已經超出並取代物品本身的價值，獲得了主導地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鮑德裡亞指出在消費社會中「物的死亡」，人們依靠一系列的符號與意像創造出了一個「超真實的」世界。在這樣一個符號統治的超真實的世界裡，生產遵從的是一種真實消失的邏輯，這是當代虛無主義不同於以往的主要特徵。
概言之，時空壓縮不僅表現為生產領域中的變革，而且直接導致了思想、文化等領域的變遷，符號替代了真實、形象支配了敘事、即刻淹沒了永恆。所有這些轉變都造成了一種存在的危機、意義的喪失。「如果在這個不斷變換的如同拼貼畫的世界裡沒有人『知道自己的場所』，那麼一種可靠的社會秩序怎麼可能形成或者得以維繫？」［2］379換言之，如果場所、身份都是不斷變化的、短暫的，那麼，如何獲得安全的支撐點呢？進一步而言，在這一時空壓縮的大環境裡，個人如何獲得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呢。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探討了虛無主義的根源。在哈維等人看來，現代人對於時空壓縮的回應是複雜的，一方面它帶來豐富的、不斷的刺激，我們被各種應接不暇的片斷所充滿；另一方面，當代人也可能「撤退到一種患了炮彈休克症的、厭倦了享樂的或精疲力竭的沉默中去」［2］434。可能這是一種最本能的、也是最普遍的反應 ，如同動物在不斷被刺激之後最終陷於麻木之中一樣。其結果就是「解構主義並沒有實現它的較為激進的實踐者的最佳意圖，而是以把知識和意義變成一堆能指的碎片而告終。它因此造成了一種虛無主義的狀況」［2］435。
二、流動的空間與掏空了的客體
上述的這種時空壓縮依舊是停留於物理空間之中，它還是在真實的空間與實體的地理空間中「加速」而引起了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的反應。不過，自20世紀晚期開始，出現了「流動的空間」，這是與以往的空間類型完全不同的虛擬空間，這一變化使得存在的根基從根本上被動搖，虛無主義在當代體現得更為徹底。
這主要是由於20世紀末出現了以信息、服務、設計等非物質因素為主要特徵的、不同於傳統經濟類型的「符號與空間經濟」，在這種新的經濟類型中，空間本身的意義已經不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重要價值，也就是說，空間成為流動的、非物質性的、虛擬的。具體而言，首先，符號與空間經濟表現為「服務業」在當代社會經濟發展中佔據更為主要的地位，服務業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生產者服務業、社會服務業、個人服務等。其中有些服務行業不僅獲得了獨立性，甚至起到了主導作用，如旅遊業、信息業、金融服務機構等。其次，在後福特製時代，設計成分佔產品價值的比重不斷增加，通過品牌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來表達產品的「表情成分」。這樣後現代的「符號價值」逐漸佔據了中心的位置，具體的勞動過程對資本的增殖已經不那麼重要。「符號價值切掉了本來就幾乎沒有基礎可言的客體的最後基礎殘餘，去除了本來就基本解域化了的（de-territ-orialized）客體的最後的地域化痕跡。」 ［3］21這種符號與空間經濟與福特製時期的生產型企業有著根本的不同，它瓦解了以能源、化工、鐵路、汽車等為中心的舊核心與工業樞紐，而新核心則聚集於信息、通訊、航空和先進的生產服務周圍等等。這不僅在全球規模上導致了空間和時間成本的收斂(convergence)，促使全球流動成本的降低，而且導致了客體與空間被掏空。
由於在符號與空間經濟中資本增殖的主要方式不是物質客體的增加生產，而是符號生產，即主要表現為以象徵和審美等心理體驗為主的抽象意義的增加比如LV包的品牌及其象徵意義遠遠超出了其本身的使用價值，這樣，在這一過程中客體的物質內容日益被掏空了。不僅如此，當代有些經濟的類型已經完全脫離了物質生產本身。例如，金融業和物聯網的出現，已經完全擺脫了物質客體本身，依靠流通迅速地實現了資本的增殖。近年來隨著虛擬資本的出現，也催生了虛擬經濟。可以說，對於「預期收益」的預測與期待，期貨、股票、期房等等都已經成為資本流向的目標。換言之，在這裡，買賣的已經不再是傳統的產品、不再是物質客體，而是炒作的觀念、預期與心理。隨著各種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現及其信貸門檻的降低，藉助金融資本的途徑，虛擬經濟在當代已經被推向全球。這是當代符號與空間經濟發展的新形式，有些經濟學家把此稱為「意志經濟」——意味著「思想有多遠，資本追求剩餘價值的觸角就能夠有多遠」。由此可見，符號與空間經濟是完全不同於傳統的經濟形式的另一個領域，它已經伸展到心理、未來、網絡、虛擬空間等領域中，在這裡，客體已經被掏空甚至完全隱去了，在此意義上的空間是流動的、變化的、抽象的、無中心的。「對此，吉登斯也認為，現代化就是一個『時空遠離（distanciation）』的過程，時間和空間由此掏空，變得更抽象。」［3］20
在後現代的這種嶄新的空間裡，距離已經不再具有太大的意義，空間已經不再成為一個障礙，人們甚至只需要短暫的一瞬就可以徵服它。因此，對於現代人來說，遷移家園或在陌生的城市之間奔波已經成為平常之事。不僅如此，現代人依靠網絡、衛星電視完全可以足不出戶地奔走、交往、工作，輕易地捕獲來自地球另一端的信息。可以說，無論我們是在路途中跋涉，還是在網絡上衝浪、電視頻道間跳躍，無論有心還是無意，我們都在移動著的。在今天，「坐地日行八萬裡」完全可以達到。「所以，至少從精神上說，我們都是旅行者。或者，如米夏埃爾?貝爾迪克特所說:『所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開始受到人們的質疑，我們變成了流浪者——時時刻刻互相聯絡的流浪者。』」［4］在這樣的空間中，無所謂中心與邊界，「去中心化」是它的主要特徵，信息處理已成為中樞性的生產活動，甚至我們的軀體本身都按照這一空間的原則被規訓與再塑了。
與20世紀70年代之後的時空壓縮相比，隨著符號與空間經濟的到來及其日趨重要，流動性、短暫性、多變性在當代更為突出地表現在消費領域與文化領域。在消費領域，表現為消費所帶來滿足感時間的縮減，消費者不斷地貪求新的誘惑，而又很快地膩煩已有的誘惑，消費的意義不在於物質財富的佔有與攫取，更主要在於各種感覺的採集。因此，消費社會需要的不是記憶，而是遺忘。最理想的消費形式應該是消費的過程一旦完成，其滿足感就同時終結，而再產生新的欲望。在消費社會裡，文化所承擔的主要功能就是通過各種形式來刺激人們的欲望，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展開了對於大眾文化的批判。甚至可以說，在當代，文化已經以資本的邏輯與形象再塑了自身，貨幣和商品本身成了文化符號的主宰者，「即刻性」成為商品與文化的共同準則，兩者在目標上達到了空前的一致。文化的反思與深度被各種垃圾信息與炒作所替代與瓦解。事實上，對於各種文化噱頭的關注與圍觀已經成為當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瞬時性在這裡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脫離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特徵而探討後現代文化及其時代的精神特徵是空洞與無意義的，「文化領域的真實功能，在於把具體世界裡的諸般現象以鏡像的形式反映在自身之上」［5］413。在他們看來，後現代文化正是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的反映。我們知道，後現代文化產生之初是以反叛與解構為特徵的，及至當代，當反叛已經釋放了反叛的全部潛能之後該如何了呢？換言之，後現代之後該何去何從呢？面對井噴般的符號暴力的衝擊與無處著落的空間，何處安放人的內心呢？ 「無能為力」的空虛感使厭倦與絕望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時代情緒。「在當前的社會裡，龐大的跨國企業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過不設特定中心的傳播網絡而佔據全球；作為主體，我們只感到重重地被圍困於其中，無奈力有不逮，我們始終無法站在偌大網絡的空間實體，未能於失卻中心的迷宮裡尋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點蛛絲馬跡。」［5］413
三、「後現代」之後
從時空壓縮到符號與空間經濟的崛起，空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由真實的物理世界進一步延伸到「虛擬的空間」，從而使空間的客體性被掏空。這一變化在晚期資本主義文化中體現為文化主導性的根本變化，即如果說在此之前前現代與現代主義的文化形式尚有殘餘的話，那麼至此，後現代文化已經獲得了主導性的地位，成為當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鮑德裡亞看來，這是一個符碼統治的「超真實」的世界，在這裡，對真實的複製不是從真實本身開始，而是從另一種複製性的媒介如廣告、照片等開始，即對「仿效的仿效」。他將此稱為「透明的虛無主義」，即虛無主義的第三階段，在此階段人們生活於一種非真非假的、毫無根基的世界裡。
那麼消費社會之後、後現代之後、虛無主義之後又將如何呢？歷史事實無數次證明，沒有哪一時期會永恆存在，無論是社會形態還是文化類型總會被新的形式所替代。對此，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繼承與延續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他們沒有單純地把虛無主義看成是人類精神的病變，也沒有僅僅到傳統的形上學譜系中尋找當代虛無主義的根源與解決的途徑，而是把虛無主義問題、消費社會問題納入了資產階級經濟秩序之中，指出虛無主義是與資本主義相伴生出現的，只有把虛無主義問題與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結合起來通過建構新的不以資本為核心的社會形態才能最終克服。可以說，在這裡，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完全回到了馬克思的哲學立場，他們依舊從政治經濟學的立場出發提出了解決問題的途徑，即只有改變現存的制度本身，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文化與精神問題。
那麼，當代社會改變現實的力量從何而來呢？對此，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從幾個方面回答了這一問題。任何一種新生的制度與文化都是在現存的廢墟中生發出來的，現存總是未來的「掘墓人」，或者說任何一種現存總是孕育著一種自我否定的力量。當代有些思想家把此稱之為「自反性」，這是不同於以往那種悲觀論調的一種積極出路的探求。這種自反性在當代就體現為「『符號與空間經濟』不僅僅導致日趨無意義、同質化、抽象化、失範，以及主體的破壞；同時發生的是另一套迥然不同的過程，可能會開闢希望之路，再現工作和休閒的意義，重構社區和特殊事例，重建變得滑稽可笑的主體性，使空間和日常生活異質化，從而豐富多彩。」［3］5也就是說，由於現代生產結構的變化，推進了非傳統化過程的生成。具體而言，福特主義向靈活積累的轉變使個人從剛性的勞動過程中釋放出來，同時他律控制和監督逐漸轉變為自我控制與監督，人們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如果說現代主義中更側重於對效率的追求和整齊劃一的風格，那麼在後現代主義中，個性、多元、以審美為主的後現代物品則日益佔據更多的比重。
顯然，後現代主義文化中的這些積極方面並不能夠使當代人走出虛無主義的困境，當代馬克思主義者試圖從現實中尋找到走出困境的革命力量。在他們看來，空間不僅使當代資本主義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而且也是變革現實的主要力量來源。這主要體現為「身體空間」的反抗和「城市空間革命的爆發」。以哈維為代表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者認為，身體並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是不斷地被空間、社會政治與文化等諸多因素所規訓與塑造的過程。「身體不是一個封閉的未知實體，而是一個相對的『物（thing）』，在多重過程的時空之流中被創造出來，被限制、維持並最終消融在其中。」［6］因此，在不同的時代，身體空間能夠反映出不同的社會特徵。例如，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工人的身體僅僅被作為剩餘價值的來源，而在當代消費社會身體則被當作不斷被喚起各種欲望從而進行消費的「單向度的人」。不過，由於人之存在的超越性與複雜性，無論多麼嚴厲的政治權力還是多麼壓抑的空間，都不能使身體空間完全被規訓與徹底壓制，身體空間總是蘊含著某種不被控制的「剩餘物」或者說「他者」，而且壓抑得越深反抗就越強烈。這些剩餘物的體現正是身體對於愉悅的本能嚮往和對於異質性空間的期待，這將成為當代革命行動的起點。列斐伏爾指出，雖然日常生活已經被高度地同質化與商品化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尚存在著一些非功能主義的空間，表現在身體、欲望與感性之中。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身體政治學得以產生了。但是，僅僅依靠身體空間的反抗還是不夠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們指出，由於時空壓縮，不平衡的地理發展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了新的壓迫與剝削的形式，即發達國家把發展國家和落後國家變成了自己的加工廠與原材料的供應地，利用這些國家與地區的廉價勞動力與原材料進行產品的加工並壟斷全球的市場，這樣不僅獲得了巨額利潤、而且還轉嫁了生產對於環境的汙染與能源的消耗。這種情況不僅在全球的範圍內出現，同時也在一個國家、甚至一個城市內部出現，譬如沿海發達地區與內地、城市的貧民窟與富人高檔社區等。也就是說，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空間生產在當代成為資本主義得以延續的新動力，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實現了資本的增值與剝削，同時也催生了現實的反抗力量。因此，在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們看來，「空間」將是晚期資本主義發生變革的薄弱環節，空間革命將成為當代革命的新的力量。列斐伏爾認為，空間革命是以「城市革命」為主體的，革命的主體將是那些被空間生產所剝削的地區及其資本化了的城市空間中的弱勢群體，如流浪漢、大學生、失地農民、流水線工人等等邊緣人。我們看到，雖然在當代馬克思主義那裡革命主體已經發生改變、空間成為資本增殖的新形式，甚至勞動力在獲得剩餘價值方面的主導性都受到了質疑，但當代馬克思主義者依舊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尋找解決當代各種問題的途徑，並認為只有變革社會制度、超越資本才是唯一的解決道路。
詹明信曾經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書中明確表達，他說：「在我眼裡，有關後現代的理論最終是一種經濟理論。」［5］16換言之，解決文化與精神虛無問題必須回到經濟本身。而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在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空間資本化」意味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形成，曼德爾等學者也把資本主義的這一時期稱為「晚期資本主義」。在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應該是資本擴張的極端形式，因為空間與資本融合貫穿了金融資本、自然空間、虛擬空間、未來預期與心理觀念等等，並形成了控制全球資本的力量。按照馬克思的邏輯，資本越是普遍化則意味著越是接近毀滅，即「毀滅資本的最終是資本本身」，當資本在一切領域中鋪開之時，隨著它對於利益榨取的日益加強，越是接近它的局限。與此同時，當資本完成了它的發展生產力的歷史使命之時，真正屬人的歷史才會開始，全面的、整體的人才能生成。因為 「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相異化的普遍性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7］。可見，虛無主義的到來與資本主義相伴生，而對於虛無主義的克服也應該藉助於資本自身的運行邏輯即通過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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