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愛為基點的倫理思想
儒家的倫理思想以道德問題為核心，是一種典型的倫理型人文主義學說。其中，「仁」是儒家道德理論的基本原則，是各種道德規範道德要；求的基本出發點，儒家的道德規範體系正是以仁」為核心展開的。
儒家提出過很多的道德範疇，在具體的道德方面提出過某些特殊的要求，除了「仁」，還有義、禮、智、信、忠、恕、孝、悌、溫、良恭、儉、讓、寬、惠、敏等，這些德目都是「仁」的體現，都是從「仁」的基本原則下派生出來的。與之同時，它們反過來又可以歸結為「仁」，或者說貫穿著「仁」的思想和要求。
儒家倫理思想大致可歸納為孝悌、仁愛、忠恕三個方面:
孝悌是仁愛的根本內容，歷代儒家都十分重視孝悌之道。在孔子那裡，孝悌是指孝順父母和敬愛兄長。但儒家倡行孝悌之道絕不滿足於此，他們又由這種親子骨肉之情出發推及宗族，而尊敬長輩，厚待親友，最後再推及於整個社會，即孔子所說的「泛愛眾。
孝悌的本質在於使長幼有序，它的外延則在於肯定尊卑等級的合理性要求每一個人在具體的社會行為中給自身有準確合理的定位。
這就是說，悌不僅是家庭倫理，也是社會倫理、政治倫理。所以《孝經》說:「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孔子家語·哀公問政》所載孔子說「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
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樹立仁愛的觀念，從親愛自己的雙親開始，從而教導他們尊敬別人，樂於聽從政令，把這種教化方法擴大開來治理天下，就不會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由血親之愛這種天然的親情推而廣之，形成了孔子「仁學」的思想體系。
仁愛是儒家倫理思想的靈魂。在充分肯定親情之愛的基礎上，孔子的「仁愛」學說逐漸向外推延。以「親親」作為起點或第一步，「愛人」則是「仁」的第二步。
所謂「愛人」，就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關心，相互信賴，相互幫助。可以說，在孔子看來，人人都應當具備仁愛之心，如果以仁愛作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紐帶，人際關係便可以和諧融洽，就會社會晏然，天下太平。
由於血緣之「親」與非血緣之「人」屬於同類，具有類的共同性，所以由「愛親」到「愛人」，很自然地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孔子嚮往的仁愛境界是:「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由「親親」到「獨親其親」，也就是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進而就能達到一種「博愛」，即「泛愛眾而親仁」、「四海之內皆兄弟」，這正是孔子倫理學說的「泛愛」。
忠恕是推行仁德的方法，也是仁愛思想的重要內容。孔子認為他有自己的一貫之道，他的弟子曾子說，這個一貫之道就是「忠恕」。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解釋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的含義包含盡心為君王服務，也包含盡心為他人做事，即「為人謀」。
孔子所說的「恕」 是對他人的體諒與寬容，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則提出「矩之道」，發揮了孔子的恕道，要求以己度人將心比心，從而寬恕容人。可見，「忠」與「恕」二者相互結合，構成了仁」的完整內涵。可以看出，忠恕之道正是孔子仁愛思想的進一步引申和發展，是儒家處理人己關係的基本道德原則。
以中庸為核心的哲學思想
是他們認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指導思想和方法。它從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中抽象出來，又反過來對政治思想倫理思想產生了指導作用。
儒家的哲學思想首要的是儒家對於天道運行規律和天人關係的認識。早期儒家繼承堯、舜以來關於「人心」與「道心」關係的論述，繼續思考「人情」與「人義」、「天理」與「人慾」的關係，將傳統的天命觀進行哲學升華，最終以「天理」作為本體。
所謂「天理」，意思是指社會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範是天經地義、千古不變的規則。在「天理」與「人慾」的關係上，以「理」或者「天理」作為談論的話題。人們的思考以「天理」為本體，使之作為包羅宇宙和人生的龐大思想體系。
儒家哲學是「內聖外王」之學，它十分重視天人關係。早期的儒家都強調人在天地之間的能動性，他雖然相信天命，但絕不是宿命論者主張知天命，並上達於天命，必須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聽天命而盡人事。荀子也主張利用、順應「天命」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知命者不怨天」，與孔子的「知天命」完全一致。
孔子作《易傳》稱天地、人為「的思想指出人能夠與天、地並立，強調人有征服自然的能力。儒家思想三才」荀子也發揚儒家重視人事貫通天地自然和人類社會，所以漢儒揚雄說「通天地人日儒」，宋儒也大都如此，由此而強調人在天地間的作用。
那麼，天地是怎樣產生的？事物又是如何發展的？早期儒家提出了「太一」的概念，這與《易傳》提出的「太極」概念一致，它由闡釋卦象而推衍出天地萬物及其本原，對儒家的宇宙論影響很大。
《繫辭》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宋明理學家們以「理」為本體論，如朱熹說「太極只是一個理』字」，顯然是受了《易傳》太極觀的啟發。
這裡所謂的「兩儀」即陰陽，由於陰陽兩個對立面的激蕩、鬥爭、消長而引起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天地、君臣、父子、夫婦無不可以納入到這樣的對立面中，也就是說，陰陽觀可以貫穿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
《繫辭》中說:「生生之謂易。」又說:「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儒家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尤其變化發展的觀念都與之相關。
在孔子儒家思想中，「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中」不僅是儒家的道德準則，還是一種思想方法，「中」謂中和、中正；「庸」謂常、用。所謂「中庸」，簡單地說就是「用中」，是指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為人處世。所謂「中庸」，可以看成孔子儒家哲學思想的核心概念。
孔子的「時中」「中庸」思想淵源有自。如《論語·堯日》記載堯對舜說:「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允執其中」也成為孔子心目中上古三代聖王傳「道統的不二法門。在古代聖王中，孔子十分讚賞舜，認為他是真正的大智者。
在孔子看來，舜是「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聖王。孔子繼承並發展了「執兩用中」思想，其中的「時中」理念成為早期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時中」實際上包含了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無可無不可」，一是「無過無不及」。沒有一定可行之事，也沒有一定不可行之事，一切都應以合「義」與否而定。
作為一種行為方式，「中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孔子主張都包含有中庸思維方式。孔子認為，歷史總是在不斷發展，在「損益」中前進。他晚年喜《易》，在《易傳》中充分闡發了「時」的哲學思想。多次說到「與時偕行」。
無論進退、出處，不管自勵、教學，孔子一生都體現了「時」的智慧，體悟著「時中」的哲學。孔子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孔子是十分重視權變通達的聖者。
如《論語·子罕》記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習、得道、有所立，最重要的是要權衡事物的輕重、緩急，這也正是孔子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的原因所在。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孟子才稱其為「聖之時者」。
孔子「中」的思想與他的政治思想相互聯結。孔子主張以禮「制中」，用禮作為衡量標準。禮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孔子的中庸思想本身也講究「權變」與「時中」，他希望處理事情審時度勢，隨時勢的變化而處「中」。
在政治管理中，孔子同樣重視「中」道。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在刑罰之中，實際蘊含著應當如何為人處世治國行政的標準，而「禮樂興」是「刑罰中」的前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反過來說，斷案理獄，其標準還在於禮義，考慮的重點在於對社會的影在於對民眾的教化意義。只有眼光遠大、於智慧的人才能找到「刑罰之中」。
總之，孔子將他以往的「中」賦予了「時」「權」的意蘊，奠定了儒家「中庸」的思維模式。尤其是子思作《中庸》將早期儒家的天命觀、心性學說以及社會教化結合在一起，將孔子「中庸」學說定位於「實學」的範疇。「中庸」不僅是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處事準則，而且成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核心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