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駿馬與民謠之神：答案仍在風中飄蕩

1968年夏天，張承志和兩個同學翻過張家口的長城，扒上一輛解放牌卡車，奔向蒼茫的蒙古草原。車上滿載著插隊的知青，大家一路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草原上的牧民也唱著同樣的歌，不過會在每小節之間塞進幾個蒙語單詞。不過，只要牧民們一騎上馬，「舵手」就不見了蹤影，只剩下悠揚的蒙古長調在漫無邊際的綠草和大風間迴響。

初聽長調的張承志覺得靈魂都要出竅了，他從沒聽過這麼自由的歌，忍不住跟在阿爸和額吉的屁股後面記詞，人家一看他拿出筆，就會緊張地喝止，「都是舊東西，記它幹什麼！」

「你這個知識青年敢哼長調，我們還不敢教呢。」

在中華大地開展「上山下鄉」的年代，鄰國日本的青年也在揮灑自己的青春，以東京大學為首，全國的高校都在罷課，學生們佔領教室，抗議學費上漲、反對政府干預學術。

那時，有個叫岡林信康的小夥子從大學退學，背著廉價吉他走上街頭，唱起了自己創作的歌，這些曲子來自底層勞動者的生活，歌詞詩意而充滿力量，其中一首《朋友啊》成為學生集會的必唱曲目，就像鮑勃·迪倫的那首《答案在風中飄》。

朋友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朋友 燃起戰鬥的火焰吧

黎明不再遙遠 黎明不再遙遠

長發蓄鬚、掛著口琴抱著吉他的岡林信康一首接一首地唱著呼喚黎明和友情的歌，這些歌被電臺禁止播放，反叛的年輕人因此把他稱為「民謠之神」。

岡林信康

1976年，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的日本朋友給了張承志一盤磁帶，裡面是岡林信康的「革命」歌曲，馳騁在草原的黑駿馬遇到了彈唱於山谷的吉他。

1 衛兵

扒上去內蒙的火車前，張承志剛從清華附中畢業。高二那年，他和幾個同學開了一個會，留下了一個讓歷史銘記至今的稱謂，然後貼出了自己的第一張大字報，落款「紅衛兵」三個字的署名迅速響徹全國。

這三個字讓張承志背負了一生的崇拜、罵名與爭議，他不止一次在自己的小說中反思、反擊和懺悔。他能接受喚不回的青春，卻無法釋懷盡成灰的理想。

張承志是個在北京胡同長大的回族孩子，人長得粗眉大眼，性格卻外硬內軟，沒少被同院兒的孩子編歌謠起外號。小時候，外婆長跪在牆前默誦的背影，給他心裡帶來極大的震撼，也因此感覺到自己和他人的不同。

上了中學後，張承志走出低矮的胡同，跟大院的孩子們玩在一起。當革命的號角吹響時，他全心投入，沿著紅軍長徵的路線串連理想，回來後寫了血書，志願和同學去內蒙插隊。

廣闊天地，大有可為，在那個年代，全國的青年都從城市奔赴農村。為了到草原插隊，張承志義無反顧地搭車北上，在喀什到烏魯木齊的長途車上，維吾爾族鄉親們一路歌聲不斷，在不停的顛簸中，他想起了詩人葉文福的故事。

葉文福也曾坐過這趟車，因為語言不通，車上沒人理他，數天的旅途讓他的孤獨感不斷累積，等到終於下了車，他衝到路邊，抱著一棵樹嚎啕大哭。

想到這兒，張承志扯開嗓子，聽見身邊的人唱什麼歌就模仿著吼出來，把一車的維族老鄉驚得直眨眼。吼了幾句之後，大家都回過頭朝他笑，鄰座的大姐看出了他的不安，唱了一首知青的歌安慰他，「郎呀郎，親愛的郎，你要找上一個好對象。」

到了草原，穿上彩袍騎上駿馬的張承志覺得自己幸福極了，別的知青拜會領導，他整夜地拉著牧民哼長調，過了三年多的遊牧生活。

有一天，他騎著馬飛奔，下坡的時候身子失重了一下，就在那個瞬間，平時唱得磕磕巴巴的長調突然脫口而出，高高的調子不斷從心裡冒出來，馬兒越跑越快，眼瞅著就要跑到天邊。

突然，馬兒失蹄摔倒，張承志眼前一黑，在地上翻了不知道多少圈兒，等到暈乎乎坐起來的時候，同學邊給他擦著臉上的血，邊沒頭沒尾地說了句，「你被保送上北京大學了」。

張承志又暈得倒下了，他不知該笑還是哭，讓他成為眾矢之的那三個字，現在竟然又把自己送回了城市，送到了全國最高學府，讓他成為一名工農兵大學生。

2 相遇

1983年，張承志以研究員的身份到日本進修，他剛一安頓好就聯繫唱片公司，想要和自己的偶像岡林信康見一面。

在傷痕文學盛行的八十年代初，張承志的中篇小說《北方的河》引來一片爭議，別的作家都在反思動蕩歲月，他卻把一個心懷理想的前紅衛兵作為男主人公。

在小說的結尾，張承志借用岡林信康那首《獻給你的情歌》，讓心心相印的兩人咫尺天涯，「我要去讀研追尋自己的夢了，所以請找個能給你幸福的人嫁了吧」。

你的疼痛的深切

我當然不能理解

為什麼我們離得遠了

其實一直是近在眼前

是啊，我就是我

我不能變成你

岡林信康對張承志一無所知，當他接到唱片公司的電話時，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人一定帶有政治目的。

兩人就這麼不期而遇了，來到偶像家的張承志自己喝光了一整瓶燒酒，自顧自地說了一大通，就像用顫抖的手拍照片，留給對方一卷模糊的照片，然後醉醺醺地走了。

不熟悉張承志的人，會對這個山東大漢身上截然相反的氣質目瞪口呆，他會粗暴地把上門採訪的記者推出門外，像生氣的孩子一樣對著母親和妻子發火，也會在電梯故障時，把坐輪椅的好友史鐵生小心地抱上四樓。

在作協開會時，張承志總是一副睥睨一切的樣子，身旁不管坐著王蒙還是蘇童，他都不會拿正眼看一下，但是對氣味相投的朋友，他會舉著搪瓷茶缸喝酒，然後拿出自己新寫的小說，「哥們兒新寫的這篇，太他媽棒了！」

張承志

和岡林見過面後，張承志又去聽過幾次他的現場表演，然後回國繼續自己的寫作。1984年冬天，他遠離現代文明，深入寧夏西海固的山溝，寫下了當地人百年來守護信仰的史詩故事《心靈史》。

那時，岡林信康開始進行不插電的全國巡演，他的目標是唱三百場，扔掉一切電子伴奏和大型場館，回歸到一把吉他和幾個知音，他原本就不想讓自己的歌成為政治的符號。

但是，日本鮑勃·迪倫的名氣太大，臺下總有人叫嚷著，讓他唱六十年代的「名曲」，每當遇到這種場面，他都會大聲回擊，「老子自己的歌，想唱啥就唱啥！」

鮑勃·迪倫曾經是岡林對音樂的嚮往和靈感的源泉，可是當他受不了成名的壓力，逃回鄉下種了四年地之後，他知道後面的路，不能再依靠成為這位巨星的複製品走下去了，他在和張承志的對談中說，「我現在必須自己走了，鮑勃·迪倫只是年長我五歲的一個人而已。」

3 知音

1986年，張承志再次坐到了「民謠之神」的對面，和上次見面相反，這回是岡林主動要求見他，原因是一篇樂評——《絕望的前衛》。

在張承志筆下，岡林的音樂不再是「革命歌曲」的標誌，而成為對嚮往生活發出的感嘆。岡林信康讀完之後激動地說，作為一個歌者，能有張承志這樣懂自己的聽眾，此生再無他願。

第二次見面，年齡相差兩歲的兩人好似老友重逢，把藏在心底多年的話全都倒了出來。

「我不再想能不能寫出迪倫那樣的歌了，現在不管是教堂、酒館還是誰家的婚禮，給我一把吉他就全都有了，我想明白了，我寫不出《答案在風中飄》，可是迪倫也唱不了我的歌。」

鮑勃·迪倫

「岡林兄，我特別孤獨，周圍全都是仰著頭看我的人，我也想找個能支持自己的人，但是一個都沒有。」

在《北方的河》日文版的腰封上，岡林信康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他是紅衛兵這個留在載入史冊的詞彙命名者，在沉重的標籤之下，持續著實現自己的嚴峻旅途。我想，正因此，他理解了在民謠之神的標籤下痛苦的我。人都是為了成為自己、為了實現自己而活著。

《北方的河》封面上的圖，是咆哮的黃河浪頭，在寫這本讓無數知青感懷不已的小說時，張承志從沒想過，有朝一日，黃河竟能和岡林信康相遇，一個日本人能懂黃河嗎？

看到腰封的那一刻，張承志的心底湧起了淚花，他知道岡林讀懂了自己，在怒吼的黃河面前，一個曾經為學生歌唱的歌手怎麼會無動於衷呢。

4 絕唱

1971年，東京日比谷音樂堂演唱會到了最後一首歌，大家拍著手喊著口號，臺上的岡林信康調整了一下口琴的位置，他要唱的是《我們所盼望的》，他要帶著年輕人向社會喊出自己的盼望。

我們盼望的，不是活著的痛苦

我們盼望的，是活著的喜悅

我們盼望的，不是為社會而活，

我們盼望的，是社會為我們而存在

我們盼望的，不是把你殺掉

我們盼望的，是和你一起生存

20年後，在日本松戶市一個破舊的出租屋裡，年近五旬的岡林信康背著吉他登門，屋裡是帶著女兒赴日遊覽的張承志。

岡林從包裡拿出了口琴架在嘴前，一把接過張承志借來的吉他，「先給孩子唱一首」，在有點漏風的小屋裡，響起了民謠之神的歌聲，還是那把讓張承志百聽不厭的嗓音。

他的音質很難形容，哪怕在震耳欲聾的喧囂聲浪中，也藏著一絲特質。他的聲音比常人高出一階，這不單使他在嘶吼中遊刃有餘，尤其在低唱時，帶有一種透明的男性質感。 ——張承志

一曲過後，九歲的小女孩走過來怯生生地摸著岡林的口琴，她也想試試，岡林笑了笑，「待會兒送給你。」後來，那支C調的口琴，成了張承志女兒的「寶物」，他有時會提醒女兒，寫作業的時候不要聽岡林叔叔的歌。

那次相見之後，兩人的友誼出現裂痕，張承志在一篇文章裡勸岡林重新唱起七十年代的革命民謠，因為現在的年輕人仍然需要這樣的歌。

「如果沒有幾十年前的那些抗爭，藝術也不會進步啊，所以藝術家有責任率領公眾抗議。」

但是，岡林的態度依舊堅決，「我不會停止歌唱，但是絕不會迎合想聽三十年前政治歌的人」。張承志沉默了，此後十幾年他沒有再去過日本。

5 答案

2006年，張承志提筆寫下了遲疑四十年的散文《四十年的盧溝橋》，為的是紀念一個說真話的靈魂，他逝於1970年，死後被葬在盧溝橋邊的一個坡崗上。

這個人在最狂熱的日子裡寫下了最理性的文字，張承志在當年並沒有贊同，或許因為恐懼，或許因為不想承認自己的青春理想曾被玷汙。

二十、三十年的時候，張承志屢次提筆又都放下，終於在四十年到來時，有了面對這位同輩的勇氣，他憤恨理想被裹挾的歲月，他把所有想說的話寫進書裡，《心靈史》之後再無小說問世。

那一年，他再次赴日，在京都和六十歲的岡林信康重聚。

「最近有演出嗎？」

「還真有一場，你想來嗎。」

拿著岡林寄去的車票，張承志來到名古屋，踏上闊別已久的老友現場演唱會。

那天的觀眾裡有很多白髮皚皚的老人，他們大都在戰後出生，大學時或多或少參加過學生運動，岡林信康的歌就是他們的青春，能把自己帶回到無憂無慮或者心懷天下的歲月。

吉他響起的時候，岡林信康又變成了那個閃著光的民謠之神，樣子依舊帥氣，還多了分灑脫，張承志和身邊的人拍著手，對臺上的老友大喊，「我會一直聽到最後！」

歡快的曲子似乎不會停歇，人們沒坐一會兒就站了起來，跟著岡林唱著跳著，根本沒有留意天什麼時候變黑的。

天下沒有不散場的演唱會，最後一首歌總會到來，跺腳跳著的張承志在心中默念《我們所盼望的》，用這首歌做結尾吧，我的朋友，沒有一首歌能和它相比，你不想再聽一次全場合唱嗎。

岡林信康摘下口琴，最後一首歌的前奏響起，不是那首歌，大家依舊拍著手跟唱，沒人再大喊著那些老歌的名字，除了聽到最後的張承志。

與草原分別三十年後，當年插隊時像母親一樣照顧自己的蒙古老額吉去世了，張承志長途奔襲趕去祭拜，那天晚上，他一個人騎著馬在草原上慢無方向地走著，再抬起頭時已離蒙古包很遠。

草原容易迷路，還是知青的時候，每天都走的路也會轉向，但是在那個晚上，張承志借著星光想起了每一條回家的路，他哼起了久違的長調，他決定繼續寫下去，「我不會再懺悔，但會為死去的人繼續奮鬥」。

2007年，岡林信康再次回到東京的日比谷，重開野外演唱會，日本的兩個朋友給張承志發來電郵，說給他「直播」現場的情況，在北京的黑駿馬凝望著夜空，耳邊仿佛傳來了海潮般的合唱。

那一天，民謠之神用了和36年前一樣的海報，返場時大家都在呼喊那首歌的名字，他終究還是沒有唱。

1966年，17歲的張承志和同學們在圓明園密會，他們以張的筆名紅衛士許下了青春的誓言。那一年，從大學退學的岡林信康買了一把劣質吉他，開始在山谷中彈唱勞動者的歌謠。

五十年後的今天，讓一代人熱血沸騰的歌聲和文字早已遠去，但在無垠草原上的某個角落，黑駿馬馱著的那把吉他，仍在隨風清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