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軍用地圖都是軍隊作戰的重要依據。日本覬覦我國富饒的資源，憑藉手中盜、搶、測的中國各地地形圖，為發動侵華戰爭作準備。
罪惡之手先伸向東北和臺灣
日軍在侵華戰爭中使用的軍用地圖，大多是戰前竊取我國測繪的大、中比例尺地圖複製的，也有部分是戰前秘密派遣人員測繪的。
日本參謀本部對中國進行軍事偵察始於明治五年（1872年）：軍官池上四郎秘密潛入中國東北，對吉林、黑龍江以及新疆伊犁將軍鎮守地的地理、兵備、民政、人心傾向，包括語言、貨幣種類、物價等進行了探察。
隨後，日本又派人乘艦艇去中國臺灣，同時對中國沿海進行偵察測量，繪製《清國渤海地方圖》和《陸軍上海地圖》。不久，日本軍方又完成《清國北京城全圖》《清國湖南省圖》的繪製。
當年日本潛入中國盜測地圖的一般2—3人一組，多數為軍官，也有少數僱員。他們攜帶羅盤和測高氣壓計，分頭行動，主要沿道路對周圍地形進行細部測量。他們以羅盤測定方位，以徒步、馬車、轎子等一小時的平均行進數來對距離進行概算。
1883年，日軍參謀本部少佐梶山鼎介潛入中國，撰寫《鴨綠江紀行附圖》，並繪製鴨綠江至奉天（今瀋陽）沿途地形圖。他在中國「旅行」日記中觀察所到之處的人口、駐軍、城池的兵要地誌情報，並校正英國人繪製的大連灣地圖。
1895—1897年，日本臨時測圖部對我遼東半島和臺灣進行測繪。尤其是對臺灣，分別派出多個測圖班測繪各種比例尺的地圖。日本佔領我國臺灣的50年間，曾先後測繪發行六套不同比例尺的非常精確的地形圖。他們先從大地測量做起，在臺灣全省建立了完備的三角點測量網。後來美軍的臺灣地圖基本都是根據日本軍隊手中的地形圖繪製的。而日軍對臺灣的測繪，特別是新竹、彰化、嘉義等地的測繪，則是伴隨其近衛師團對當地人民血腥的殺戮進行的。
▲浙江臨安發現的侵華日軍地圖
挖空心思的偷盜手段
1900年，日本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日軍趁機公然對北京、天津、山海關等地進行軍事測繪，同時還秘密派人在安徽、浙江、福建進行「旅行測圖」。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抓住時機，公開對我國東北地區進行測繪，包括旅順、鐵嶺在內的地區幾乎無一遺漏。此時的測繪手段比最初使用的簡易手段有了改進，他們採用經緯度和三角測量法測繪，精度大大提高。
除了在地面上的盜測，日本人還利用飛機進行航空測量。1928年，出兵中國山東的日軍第三師團司令部根據飛機航測製作膠濟鐵路沿線125000地形圖，這是日軍第一次對我國進行航測製圖。此後，日軍在中國戰場廣泛利用飛機航測地圖。
說到盜圖，日本人中有兩個軍官值得一提——岡村寧次與佐佐木到一。1923年，孫中山的軍事顧問佐佐木到一曾參與制訂攻打陳炯明的作戰計劃，在此期間藉機偷走我國兩廣1100000的200多幅軍用地圖，也因此受到日本參謀部次長武藤信義的嘉獎。不僅如此，佐佐木到一後來還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的元兇之一，野田毅和向井敏明這兩個進行「百人斬」的惡魔便是他的手下。
岡村寧次早在日本陸軍大學當教官時，就被軍閥孫傳芳請到中國當軍事顧問。孫傳芳請他作對付北伐軍的作戰計劃，他一口答應：「好啊，拿地圖來。」直到作戰計劃完成，被他拿走的150000的全套華中地圖都沒有還回去。1926年，北伐軍打到長江邊上，孫傳芳的軍隊節節敗退，岡村寧次僱了一艘小船逃到江上，最後從舷梯爬進了停在長江上的日本旗艦。出逃的岡村寧次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唯獨懷揣著這套華中地圖。回日本後，他把地圖交給了日本參謀本部，獲得了巨額秘密賞金。
明目張胆地搶奪中國地圖
除了偷盜中國地圖，日軍還從佔領地搶奪地圖。「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位於瀋陽市大紅袍胡同的東三省陸地測量局，將庫存的我國東三省及遼寧測繪部門測繪的1：50000地形圖426幅、1：200000地形圖82幅、地圖底版2萬多張全部擄走，送交日軍參謀本部。1931年11月，日軍陸地測量部派出兩名大尉，到中國東北實地對照，經修正後編繪出1：100000的軍用地圖。
我曾在蘭州街頭看見一戶商店糊窗戶的紙竟然是一幅日本的軍用地圖，上面正是甘肅酒泉的地形。那裡的地形圖又怎麼會被日本人拿到的呢？我到日本參加外邦圖研究會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時，發現了一本《外邦兵要地圖整備》。這是一本登記冊，其中記錄日本人在侵華戰爭中搞到的中國軍用地圖，其中最多的一次是1937年攻佔南京時搶走的南京國民政府參謀本部陸地測量局所藏地圖。其中1：50000、1：100000、1：200000各地地圖應有盡有。那時我國測繪一幅地圖非常困難，都是一步一步測、一點一點畫出來的，結果幾乎全部留給日本人了。這幅甘肅酒泉1：100000的地形圖應該就是那時被日本人搶去的。
▲在鄭州發現的日軍侵華軍事地圖
錯誤地圖讓中國軍隊打了勝仗
20世紀30年代，我國的測繪技術還不十分先進，地圖中還存在一定的錯誤。岡村寧次曾這樣評價他所盜取的地圖；「這份地圖錯誤很多，在前線到處都可以聽到對地圖的批評。」宮崎周一也說：「由於局部（特別是距主要道路較遠地區）不夠精確，也曾為作戰帶來一些差錯。」
軍用地圖的錯誤，抗戰中的八路軍也發現了。赫赫有名的神頭嶺伏擊戰是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於1938年3月16日在山西省潞城縣至涉縣之間，邯（鄲）、長（治）公路上進行的一次對日伏擊戰。戰前，該師三八六旅指揮員開會在地圖上研究選擇戰場。從十萬分之一地圖上看，神頭嶺是個伏擊日軍的理想之處。那裡有一條深溝，公路從溝底通過，兩側山勢陡峻，既便於隱蔽部隊，也便於出擊，整個邯長公路線上似乎再也沒有比這裡更理想的伏擊戰場了。旅長陳賡問身邊的指揮和參謀人員：「神頭嶺的地形誰看過？」無人作答。陳賡笑著說：「這不是紙上談兵嗎？劉伯承師長常講『五形不定，輸得乾乾淨淨』，靠國民黨的老地圖吃飯，要餓肚子啊！我看，會暫時開到這裡，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結果到現地勘察發現，地形與地圖不符：公路並不在溝底，而是在一條幾公裡長的光禿禿的山梁上，路兩側地勢比公路略高，沒有任何隱蔽物。幾經琢磨，陳賡還是決心在這看似不適合伏兵的地域出其不意地打個伏擊戰。此戰最終殲滅侵華日軍1500餘人，沉重地打擊了入侵晉東南地區日軍的囂張氣焰，破壞了敵人交通運輸線，有力地策應了我一一五師在晉西地區的作戰行動，鉗制了日軍向黃河南岸和西岸的進攻。
因地圖的錯誤致使日軍失敗的另一個典型案例是，1938年，日軍第一〇六師團一萬餘人鑽入中國第九戰區一兵團司令官薛嶽布置的反八字口袋陣。日軍使用的是「支那派遣軍參謀部」複製中國測繪的1：100000德安地形圖，並且由於地下鐵礦磁力的幹擾，日軍指北針失靈了。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載：「地形的交錯複雜和地圖的不準確，加之夜間行動有霧氣等原因，連自己隊伍的位置都認不出來。」「天氣轉晴，通過飛機偵察，弄清了師團位置，其結果師團推測的位置和實際地點約偏南十公裡。」此戰，時任一五三旅旅長的張靈甫打出了「悍將」之名，日軍第一〇六師團近萬人幾乎被中國軍隊全殲。
直到1945年無條件投降之前，日本還在不停地對我國地形進行盜測。日本無條件投降60多年後，日本學者、大阪大學教授小林茂的《外國地圖——日本帝國的亞洲地圖》一書中醒目地表示，日本測繪的外國地圖為「戰爭和殖民地統治的工具」。
（作者系寧夏人民政府參事、國防大學兼職教授）
——摘編自《縱橫》2017年第六期
來源：文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