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人 蕭軼 為《觀察家》撰稿
學界公認，中國較早接觸哈耶克的人當為周德偉和潘光旦，第一位翻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人被公認為殷海光。我的朋友林建剛在《哈耶克的「中國之路」》中對此有詳述，於其他文章中也不斷談及哈耶克與民國知識分子的聯繫。去年翻閱江西《民國日報》，發現報紙上有早於學界公認的《通往奴役之路》譯文。故此，作文補充，或對哈耶克思想的中國傳播史有豐富之用。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出版於1945年二戰結束前夕，但幾乎沒有引起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注意，唯一例外的是閱讀甚廣的潘光旦，他在1946年出版的《自由之路》一條補註中提到了此書。在補註中，他雖然對哈氏批評德俄的極權主義表示贊成，但潘認為該書「對一切計劃經濟表示反對，殊失之偏激……哈氏認為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不能兩立，過分的抨擊計劃經濟和集體主義的措施，我是不贊成的」，他認為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各有其弊病。
周德偉曾回憶，1932年夏公費留學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所，受羅賓斯和哈耶克指導，遍讀新古典學派、奧國學派、北歐學派的著作。1937年侵華戰爭爆發後，周德偉回國任湖南大學經濟系主任，開始在課堂上和自己主辦的刊物《中國之路》上傳播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說：「在《中國之路》上，餘每期均有文章數篇，憶第一篇為 《法治之路》，主旨在反對獨裁政制，師英人休謨、析爾克、白芝浩等之說，重法治下之個人自由。第二篇為《自由之路》，本古典學派亞丹·斯密山及近人米塞斯及海耶克之說，力主自由企業發揮個人之創發力。時餘已熟知海耶克之初期著作，對於其集體主義之經濟，凡反駁社會主義之論據尤為嫻熟。」1947年，他得到此書後就很想譯成中文，卻因不久出國參加國際貿易就業會議而在歐美工作兩年多，導致翻譯計劃擱置。於是，周德偉把《通往奴役之路》鼎力推薦給政論學者殷海光，謂此書思想遠超拉斯基作品。殷海光閱畢甚感震撼，使他對自由主義認知的深度和廣度大為長進，1953年開始將譯文在《自由中國》雜誌連載。與此同時，中國狂熱於計劃經濟，反對計劃經濟的哈耶克理所當然遭遇冷漠。
《通往奴役之路》的首位譯者，江西國立中正大學1940級學生黃尚仁，應該比周德偉早一年讀到此書，比殷海光翻譯此書早六七年。在校期間，他是平劇社社員和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會幹事，畢業後任國立中正大學校友會南昌分會理事，具體工作不詳。早在1946年1月，黃尚仁便縮編譯介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統制與自由之辯」為名，在江西《民國日報》1946年1月10、11日和14日、15日分期連載，哈耶克翻譯為「佛萊德第·赫耶克」，章節分別為「計劃與權力」、「計劃與競爭配合之途徑」、「大烏託邦之迷霧」「優敗劣勝之原因何在」、「計劃違背憲法之精神」、「計劃是否必需」、「計劃能解除吾人之困難乎」、「兩種保障」和「朝新世界之途邁進」。當算是對《通往奴役之路》的概述編譯，基本與原書篇目的目錄次序一致，只是將原書的十五個章節編譯為八個章節。
在《統制與自由之辯》的《前言》，黃尚仁寫道：「著者成年之一半歲月，皆寓故裡奧地利，與德人之思想，保持密切之接觸，另一半時間，則居於美利堅及英格蘭，經過後一段時間之深刻觀察，著者愈信，曩昔於德國破壞自由之各種力量，已於英美誠其鋒芒。」在抗戰勝利後的世界，提出「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大不列顛共同體」的英國工黨上臺，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蘇聯作為大國崛起，各國知識分子在戰後追求平等的欲望，催生了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好感不斷增加。1991年《通往奴役之路》再版時，德特馬·多林（Detmar Doering）博士在《導言》中說，儘管在二戰中帶領英國人走向勝利的首相邱吉爾對英國來說是國家英雄，然而他竟因1945年競選講演中引用了哈耶克此書中的部分言論，導致他所領導的英國保守黨在英國大選中慘敗。經濟學出身的黃尚仁或許見此景象，在題記中寫下「英美正循納粹之舊跡盲目前進！」，不僅是對世界局勢的關切，也是對當時國內的思想潮流進行勸誡。在結語中，他寫道：「總之，唯有真正為個人謀幸福之自由政策，允稱建設舊世界之新途。」
非常可惜的是，黃尚仁對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僅僅是取其最為精華的內容進行縮編譯介，而沒有進行全書翻譯，否則《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國的傳播史將是另一種寫法。當然，江西《民國日報》並非主流報紙，本身不足以引發知識界的注意；再者，正如許紀霖在《在自由與公正之間——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1915—1949年）》中所說的那樣，潘光旦對《通往奴役之路》的評論儘管是個人觀點，但卻在當時國內的自由主義知識圈內極具代表性：「假如當時其他人也讀到這部著作，相信大部分人的反應與潘光旦不會差距太遠。」
在戰爭與建國的緊急狀態下，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多只對政治學感興趣而忽略了經濟學，對古典自由主義缺乏耐心去理解和接受，更遑論哈耶克從經濟學來闡釋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呢？特別是在拉斯基的社會民主主義光譜籠罩下，他們大多主張時稱「中間道路」的第三條道路：在政治上追求民主，主張英美的民主憲政；在經濟上追求平等，主張蘇俄的計劃經濟。這種自由主義傳統，實際上是民主社會主義傳統。由於平等的誘惑和對平等的強烈呼喚，導致他們在半個多世紀前的抉擇陷入了蘇俄迷霧。唯有蘇俄式計劃經濟降臨在己身，嘗盡苦果之後，哈耶克的勸誡才能再度被喚醒。
很有意思的是，大陸第一個譯本的出版，卻是源於冷戰對峙下的批判需求。196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後來擔任南開大學校長的滕維藻與朱宗鳳合譯的《通往奴役的道路》。這本「內部讀物」只印刷了3500冊，估計只供處級以上的幹部群體在內部傳閱。在長達六頁的《譯序》中，滕維藻言辭激烈地尖銳批評哈耶克：「他自命為 『客觀的學者』，實際上是捍衛資本主義制度的忠實奴僕。哈耶克對社會主義和一切進步傾向，懷有刻骨的仇恨。」然而，「事實勝於雄辯，他所捏造的種種『論據』，已為歷史發展的整個進程和蘇聯以及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的經驗所完全否定。」並且，「哈耶克和一切資產階級辯護士惡毒地誹謗我們的民主制度，正好證明這種制度已經得到廣大勞動階層由衷的擁護。」在譯序的最後，滕維藻說明了自己翻譯此書的目的：「1895年我們曾譯出哈耶克的《物價和生產》一書，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現在我們又把這樣一部充滿毒素的書翻譯出來，目的也是想供學術界了解和批評資產階級反動經濟理論時作為參考。」感興趣者，不妨找來一讀。2014年出版《重讀哈耶克》的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說，「當時讀了之後，就覺得很受震撼，顛覆了我許多之前的認識和信念，」並且萌生與馮克利重譯此書的念想，後因出國而擱置。
除此之外，1945年7月28日，他還翻譯了William Hard的時政長文《戰後美對外政策應有之新趨向》刊載於江西《民國日報》，可見其人對世界局勢與中國未來之憂心忡忡。非常可惜的是，關於黃尚仁的資料少之甚少。在一本國立中正大學校友的回憶文集裡，有文章談及黃尚仁的妹夫曾參加國立中正大學校友會，而其妹夫稱黃尚仁已亡故，具體時間也未詳告。在查閱相關資料時，從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得知，其於1949年後去臺後，擔任過臺灣生產教育實驗所教導長，1966年12月請辭職務，得蔣介石批准。臺灣生產教育實驗所，又稱仁愛莊、仁愛教育實驗所，是臺灣戒嚴時期警備總部關押政治犯，進行思想教育的地方，呂秀蓮、張溫鷹、陳婉真、盧修一等都曾在仁教所「受訓」。
刊於5月9日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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