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世界文學史中，沒有一個有分量的作家是沒有歸宿的。雖然跨越語言邊界、返祖歸根的願望在美國少數族裔作家群體中很常見，但恐怕並沒有回歸之路
文/高伐林(美國)
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是一部沉甸甸的長篇小說，英文版與中文版都有600多頁，在哈金的五部長篇中是篇幅最浩大的一部。
作者秉承他心儀的俄國文學大師們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講述了一個美國華人新移民的故事。
主人公武男1985年從中國大陸赴美留學，在位于波士頓的布蘭戴斯大學攻讀自己並無興趣的政治學，他的妻子萍萍和兒子濤濤也先後來到美國團聚。武男原打算拿到博士學位後回國教書，1989年他決定留在美國。為養家餬口，他當過工廠的夜間保安，雜誌編輯和餐館幫工，攢了點錢買下美國南部的亞特蘭大郊外一家小型中餐館，實現了所謂有房有車有產業的「美國夢」。但武男仍然參與華洋文化活動，他跟中國的知識分子、美國詩壇名流交往，最終決心走上自由創作之路。為了有更多時間寫作，他賣掉餐館，重新打工，到一家汽車旅館當夜間值班員。
小說的後面，還附有主人公武男的25首詩。
新作是「精神自傳」？在今年3月跟哈金見面時，他告訴筆者：《自由生活》不是我的自傳，武男並不是我。
對於「精神自傳說」，哈金也不同意。今年7月，他應邀赴香港書展，在演講答問和接受採訪時，再次表示：這本書不是自傳。
但不管怎樣，哈金在這部作品中灌注了自己的理念。《自由生活》可以算哈金醞釀得最久的一部作品。哈金說，故事的藍本源自一位香港移民。當他還在讀博士時，麻薩諸塞州華森鎮有一位從香港來的餐館老闆Frank，定居於美國中部，一直沒有放棄寫舊體格律詩，自己結集自資出版，題為《珠江樂府》分贈親友，輾轉落在哈金的手上。
Frank不會想到，自己的詩竟成了哈金這部《自由生活》的第一粒種子——在他心中紮根，拔節，抽穗，用了16個春秋。
主人公是餐館老闆，餐館便成為哈金關注的重點。他說，自己在美國餐館幹過活，但沒有在中餐館打過工，「主要因為不會說廣東話」。在喬治亞教書時，哈金去過好多餐館，主要是小餐館，其中包括不少中國餐館。「喬治亞和佛羅裡達有些餐館，廚房是開放式，與餐廳連在一起不分開，可以看到廚師怎麼樣做。我就從餐廳裡仔細觀察，慢慢積累，看清楚他們的程序：幫廚的怎樣把原料和作料放到一個個小碗裡，大廚做好後怎樣放到盤子裡……」
哈金解釋這本《自由生活》：是一個關於成長的故事——一個人終於成長為能夠孤獨生活的個人。他更多說的是，這本書是「給那些願意為自由生活付出代價的人而寫的讚歌」——付出代價才能獲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選擇和付出代價正是自由的含義。
哈金認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人活著，這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不少中國人來到美國後，說這裡沒有「真正的自由」。怎麼沒有？問題是要付代價，而很多人不願付出代價。
在香港書展上演講「個人與文學」，哈金也涉及這一話題。他回顧剛開始寫作時，自己曾想「要做底層的代言人，可是後來發現，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只能寫最讓自己感動的東西，而最個人的，也就是最普世的」。
他說有兩本書改變了自己對世界的感觀。第一本是奈保爾的《河灣》，第二本是希伯德的《異鄉人》。奈保爾有個說法：必須將過去踩到腳下——「這種說法，我們過去想都不敢想」，《河灣》的主要人物對待過去的態度是，「如果過去僅僅意味著累贅，就把過去當作垃圾扔掉」；《異鄉人》展示了怎樣在歷史毀滅中生存並保持理性，尤其是作為一個藝術家怎樣做到這些。
移民衝突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的談到移民面臨的挑戰，人們往往脫口而出「文化衝突」。「文化衝突」只是其中一種而已；而第二種，是有較高文化素養、有強烈精神追求的所謂「精英」，與身邊大眾之間的衝突；還有第三種衝突，是與居住國的精英的衝突——新來者擠佔了原來者的空間和資源，讓他們感到了對其遊戲規則和價值觀念的挑戰。這些，都無法用文化衝突來一言以蔽之。
哈金說作為移民作家，這三種衝突，他剛開始感受的是第一種，即所謂「文化衝突」。移民生涯剛開頭時很強烈，時間長了，就逐漸緩解。
個人本位還是集體本位？這也是「文化衝突」的重要內容。哈金的前幾本書也涉及這個主題，但是那些故事都發生在原來那個以國家為本位的環境之中；而《自由生活》的故事，卻是離開了那個環境，在以個人為本位的新國度裡展開，這種衝突就更為明顯。
談起第二種衝突，哈金說，大眾趣味確實正在低俗化，很多暢銷書簡直是笑話，而體現民族文化精華、心血結晶的作品，在市場上卻競爭不過暢銷書。他回憶寫《好兵》(OceanofWords)那年，喬治亞州的作家、寫作者們開party，各人把自己的書都拿來陳列，「有人對我說，你寫這麼本書，誰會買呢！說這話的人一點沒有惡意，別人都不買，他就買了一本——他是可憐我。」
這種衝突在哈金的圖書銷售上也體現出來。他的長篇小說英文版賣得最好的是《等待》，「寫了愛情故事嘛！而《戰廢品》基本上沒寫女性、沒寫愛情，賣得就不怎麼樣。」《戰廢品》叫好不叫座，在美國文壇上評價很高，但讀者不肯掏錢。
到現在，哈金感受最深的是第三種衝突。「我們來到這裡，不僅佔了美國本地精英的空間和市場，而且如果用英語寫作的外裔作家隊伍壯大，確實有可能讓美國文壇的遊戲規則也發生改變。美國文化崇尚創造，美國人也很希望成為作家、藝術家——比中國人這種心態強烈得多。對於中國人擠進這一精神創造領域，他們看得很重。美國人同樣嫉妒，同樣不願意看到外來人做得比自己更好，因為這證明了自己無能麼。這是人的本性，美國與中國都一樣。」
哈金說，由於自己是外來者，用英文寫作必須寫到一般美國人可望不可即的程度，他們才能接受。幾家書評媒體之間也有聯繫，有一家不給好評，另幾家也都不給。「林語堂為什麼後來去南洋大學當校長？就是因為美國評論界不給他好臉色。不過，好在美國的文壇沒有人能夠永久控制。」對美國文壇詩苑的盤根錯節、勾心鬥角，哈金在《自由生活》中有生動的描繪。
能夠在美國文壇一路奮鬥寫出來，哈金的辛酸苦辣難與外人道。「艾默裡大學僱我當助理教授時，系主任百般看我不順眼。系裡開會時我每說一句，他就噎我一句。」這是第一份工作，怎麼受氣也得堅持。哈金的夫人麗莎回憶：那段時間，哈金一開學往學校走，肚子就開始疼；回來肚子鼓老大，兒子和我就給他按摩。我們要他辭職，他不辭——就是犟！那幾年遭了罪啦！他憋了一肚子氣，白天晚上廢寢忘食寫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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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出的第四本書《光天化日》獲得奧康納獎之後，系主任態度才變了——他已經趕不走哈金了。
難怪《自由生活》的獻辭是：「獻給麗莎和文，本書裡有他們的身影。」哈金說，妻子與兒子最重要的貢獻是「在我寫作時，能有一個穩定的家——好多年了，有不順利的事，就得回家養息，靠家裡人的安慰」。
歧視、傾軋有地域和族裔之別。哈金說：「南方厲害，那時在好長一段時間裡，在艾默裡大學人文科目任教的就只有我一個亞裔；波士頓大學這裡亞裔多，相對來說就好一些。」哈金還介紹：「白人之間好一點，圈子大，資源多，出版社、媒體多半控制在他們手裡；他們對黑人也不敢太過分——惹不起；亞裔中，印度人也不太受到歧視，印度人為何那麼厲害呢？因為紐約文學出版界有個叫薩尼·梅塔的總裁是個印度人，他可以被稱作出版界的"教父"，拉什迪(《魔鬼詩篇》作者)、奈保爾這些作家都是他拉扯出來的，印度人也形成了一種勢力。」
移民作家讓英語不得不變得異化與《等待》和《戰廢品》出版後讚譽蜂起有所不同，《自由生活》出版之後，美國文學界出現一些非議。但哈金在答覆《亞洲周刊》採訪時說，「《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長篇小說」。言下之意，超過他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等待》，也超過他被列入《紐約時報》年度十本好書的《戰廢品》。
哈金說，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本書確實比別的書要難寫得多。情節上沒有大的起伏，只憑日常生活一個一個細節，來描述主人公精神成長的過程。「這本書，光校樣我就改了六稿。除了上次你看到的兩尺多高一大摞稿紙，後來我反覆修改的稿子又是同樣高的一摞。」
哈金尤其自信的是這本書在語言上的探索，用語言反映了大部分移民掙扎的過程，「沒有別的作家這麼做過，」哈金說，「正是從這些意義上，我說這是我最好的長篇小說」。
語言是哈金這部書探索的重點，也是這部書引起文學界爭議的焦點之一。美國和英國有些評論家批評其語言破壞了「英語的純潔性」；80多歲的文壇名宿厄普代克，在《紐約客》撰文評論哈金這部作品，對其語言也有微詞，認為「累贅」。
哈金不認為這是這部作品的「阿喀利斯腳踵」，他在這部作品出平裝版時，並沒有修改所謂「累贅」之處。他認為，自己這樣運用語言，是表現移民真實生活的需要：移民來自外國，他們怎麼可能一到美國就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像武男將「thankyou」說成「sankyou」，萍萍說「We notopenyet」，語音不準，語法不通，這才符合、也才最能充分表現出這些人物在剛來新大陸這一特定時空的困境。哈金舉了好幾個熟人為例：許多人在祖國、運用母語時思維敏捷、妙語連珠，在人際交往中如魚得水；然而來到異國他鄉，處在另一種語言環境中，就變得遲鈍、畏縮，甚至封閉。
「納博科夫《普寧》那本書的主題就是移民的語言。主人公是俄國移民，在英語人群中像個傻瓜，但是在母語人群中就好像變了個人。」哈金引用納博科夫的比喻：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個手指後重新學會拿東西」。這對移民的心態和性格產生極大影響。
要準確地表現這些人的心態，現成的英語是不夠用的，必須自出機杼來創造。「美國人受不了，私下說"中國人的語言不規範，對英語純正造成衝擊"——但許多詞，因為社會文化背景不同，確實沒有常見的英文詞可以信手拈來。」
哈金2008年4月4日在布朗大學「全球化時代重估外語教學大綱」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就題為《為外語腔調辯護》。他列舉了兩位移民作家的例子，約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生于波蘭)是這一文學傳統(移民文學)的奠基人，而納博科夫(VladimirNabokov，生於俄國)則代表它的高峰。
「結果，英語不得不變得有些異化。不過，在美國移民小說中，這是一種常規技巧。」儘管「對母語者來說，我們不可避免地聽起來有外語腔」，但這正是外來者對英語做出的貢獻。哈金說。
移民作家擁有邊緣的獨特優勢用移居國語言創作的華人作家該怎麼定位？
這也是哈金思考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像自己，以及湯婷婷、譚恩美，現在又多了裘小龍、李翊雲等，這些用英語寫作的作家，到底算中國作家，還是算美國作家？
哈金對筆者說，中國打開國門，有人出來，就有人用移居國語言來寫作。「有人說，"這些人不用中文寫作，不是中國作家"，竟然一筆全勾銷了！但是你看文學史，哪個國家是說得這麼武斷的？我們這群多少寫出點名堂的人，中國不能全都不要了吧？」
幾年前，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中有一種共識，用中文寫作的屬於中國文學，用其他語言寫作的屬於外國文學。哈金對此不以為然：「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世界文學中的一部分作家有雙重國籍。康拉德既屬於英國文學也屬于波蘭文學，雖然他從未用母語寫作過；納博科夫也是一個俄羅斯作家，儘管他堅稱自己是美國作家。」
對於個體作家來說，分類可能不那麼重要，「因為在世界文學史中，沒有一個有分量的作家是沒有歸宿的。但大多數寫過有分量作品的移民作家，其命運是被一個以上的國家承認，因他們存在於國與國之間的空間，那裡是不同語言和文化交織並互相滲透的地帶。在這個邊緣地區出現的任何有價值的作品，很可能會被一個以上的國家認可，用來提高該國的軟實力。」
哈金再三感嘆：中國過去文明悠久，在當今世界上卻軟實力不強，國家怎麼能將這些用移居國語言寫作的作家一刀划走？
在創作中奉行現實主義的哈金，看待現實問題更現實：「跨越語言邊界、返祖歸根的願望在美國少數族裔作家群體中很常見，但恐怕並沒有回歸之路。可以看到，大部分處於中間地帶的作家已或多或少被疏離或排斥。他們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充分利用他們的不利條件和邊緣化，而不應該死抱著回歸的夢想。他們什麼也不應該依靠，只依賴可以給自己定位的有價值的作品就行了。只要寫出有分量的作品來，身份這個概念也許就毫無意義。」
哈金認為：「在移居作家看來，邊緣是他們的工作空間，這對於他們的存在來說比其他區域更加重要。他們不應該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個民族的文化中心佔一席之地。他們必須保持他們的邊緣化，獲取各種資源……正是這個邊緣化使他們區別於本土作家，成就他們獨特的抱負。」
他說的是作家，但是，這對所有胸懷抱負的移民，不論電腦工程師、建築師、餐館老闆，還是律師、會計師，也都有借鑑意義。
哈金作品的中文版，都由臺灣的中國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中國大陸只出版了一本《等待》(湖南文藝出版社，2002年)。哈金介紹，跟上海文藝出版社籤了五本書簡體字版的合同，但並未兌現。
2004年，他向北京大學遞交了應聘教授的申請，北大沒有任何回應。
2008年9月，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哈金的論文集《移居作家》(The WriterasMigrant)，闡述關於移民文學的各種話題。他目前正在寫關於法拉盛華人移民的短篇小說，已經寫了多篇，刊載於《紐約客》等刊物，其中有兩篇獲得歐·亨利短篇小說獎。全書大概一兩年後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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