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很可能會在極度興奮和虛無之間做出選擇，選擇這個星期「坐在家裡，準備好30包Cheez Whiz餅乾，然後在Netflix上看《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而在下個星期，這些人又去「救濟廚房做志願者」。但是，無論我們身處哪個領域，即使是我們當中最開明的人，尤其是當我們接近死亡日期的時候，也偶爾會變成「顫抖的廢墟」。富德特納承認：「改變是有壓力的。這裡我們討論的是發生在某個人身上的最大變化——從活著到不再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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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知道自己何時以及如何死去，那會怎樣？有些研究人員認為，我們應該堅持某些信念，以此對抗我們對死亡的恐懼。
你和所有認識的人總有一天會死去。許多心理學家認為，這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始終潛伏在我們的腦海中，最終驅使我們做些事情，包括選擇前往教堂祈禱、吃蔬菜、去健身房，以及激勵我們要孩子、寫書和創辦公司等。對於健康的人來說，死亡通常潛伏在我們的思維後面，對潛意識層面施加其影響。費城兒童醫院和費城大學兒科醫生、倫理學家克裡斯·富德特納（Chris Feudtner）表示：「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渾渾噩噩度過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死亡，我們通過更直接地關注眼前的事物來應對。」
然而，如果圍繞我們自己死亡的不確定性被消除，會發生什麼呢？如果我們突然被告知死亡的確切日期和方式，那會怎樣？當然，儘管這是不可能的，但仔細考慮這種假設的情況，就能揭示我們的個人和社會動機，並暗示如何在這個世界上以最好的方式度過「有限的時間」。
首先，讓我們來了解下死亡是如何影響現實世界中行為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紐約斯基德莫爾學院的心理學教授謝爾登·所羅門（Sheldon Solomon）就曾指出，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只不過是「能呼吸、排便、擁有自我意識、可能在任何時候死去的肉塊」時，心理學家對我們如何處理潛在的巨大焦慮和恐懼非常感興趣。
所羅門及其同事們為他們的發現創造了一個術語——「恐怖管理理論」，認為人類堅守文化建構的信念，例如世界自有其意義，我們的生命有存在價值等，這些都是為了抵禦那些本就存在卻被忽略的恐懼。在1000多個同行評議實驗中，研究人員發現，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即將死去時，我們會更加執著於基本的文化信仰，並努力增強自我價值感。我們也變得對自己的信仰更加忠誠，對任何威脅到它們的東西都充滿敵意。
即使是對死亡非常微妙的意識，比如電腦屏幕上閃過42.8毫秒的「死亡」一詞，一場發生在殯儀館附近的對話，都足以引發行為上的改變。那麼這些變化是什麼樣子的？當我們想到死亡的時候，我們會對在外貌、政治傾向、地理出身和宗教信仰上與我們相似的人更有好感，同時對與我們不相似的人更加輕蔑和暴力。我們對那些認同我們世界觀的浪漫伴侶有更深層次的承諾，更傾向於投票給那些有拙劣魅力的領導人，他們煽動對外界的恐懼。
圖2：死亡的想法會使我們變得更加愛國，同時也會使我們對外界的同情更加堅定
我們也變得更加篤信虛無主義、酗酒、吸菸、購物以及暴飲暴食，我們不太關心環境。如果每個人都突然知道他們死亡的確切日期和方式，那麼社會上可能出現更多種族歧視、仇外、暴力、戰爭叫囂、自我傷害以及對環境的破壞。然而,這並不是註定的。像所羅門這樣的研究人員最終希望，通過意識到死亡焦慮所引發的廣泛負面影響，我們或許能夠抵消這些負面影響。事實上，科學家已經記錄了很多與這些普遍趨勢背道而馳的的例子。例如，韓國的佛教僧侶不會對死亡的提醒做出這種反應。
圖3：佛教僧侶對死亡的提醒似乎沒有典型的自我防禦反應，這與「恐怖管理理論」的預測相反
研究人員研究了一種被稱為「死亡反思」的思維方式，發現讓人們不僅僅思考一般性的、抽象的死亡方式，還要思考他們將如何死亡，以及他們的死亡將對家庭產生何種影響，會引發截然不同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變得更加無私。舉例來說，不管社會是否需要獻血，他們都願意捐獻。他們也更願意反思積極和消極事件在塑造他們生活中的作用。
根據這些發現，了解我們死亡的確切日期可能會讓我們更關注生活目標和社會聯繫，而不是下意識的保持孤立。薩爾斯堡大學心理學教授伊娃·喬納斯(Eva Jonas)表示：「如果我們提倡一些策略，幫助我們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並將這些知識融入我們的日常選擇和行為中，那麼這一點將尤其正確。了解生命的稀缺可能會增加人們對生命價值的認知，並讓人們產生『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的感覺，促進寬容和同情，並將防禦反應降至最低。」
圖4：以一種特定的、明確的方式反思我們自己的死亡，可以鼓勵利他行為，比如獻血
不管整個社會是否因為發生了什麼令人不快的事情還是好事而轉變，我們在個人層面上對死亡認知的反應將取決於個人性格和重大事件的具體情況。諾丁漢大學心理學助理教授蘿拉·布萊克(Laura Blackie)表示:「你越神經質、越焦慮，你就越專注於死亡，而無法專注於有意義的生活變化。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被告知你會在90歲的時候平靜地死去，那麼你可能就不會有動力去參與其中。」
然而，無論生命在13歲還是113歲結束，對絕症患者的研究都能闡明對死亡的典型反應。富德特納說，姑息治療患者通常會經歷兩個階段的思考。第一階段，他們質疑診斷的前提，詢問死亡是否絕對是不可避免的，或他們是否可以與之抗爭。第二階段，他們會考慮如何充分利用剩餘的時間。大多數人二者選其一。他們要麼決定把全部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盡一切可能戰勝疾病上，要麼選擇反思自己的生活，將剩餘時間儘可能多地用在與愛人在一起做能帶給他們快樂的事情。
圖5：有些人可能會決定不與自己的死亡日期抗爭，而是花時間做些能給自己帶來快樂的事情
在假設了解死亡確切日期的場景下，同樣的過程可能會發生。富德特納表示：「即使你知道自己還有60年可活，但最終你的壽命也會縮短至幾年、幾個月甚至幾天。一旦死亡時鐘越走越近，我想我們會看到人們在這兩個不同的方向上移動。」那些選擇阻止自己死亡的人可能會沉迷於避免死亡，尤其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更加嚴重。比如，知道自己註定要被淹死的人可能會不停地練習遊泳，這樣他們就能有更大的生存機會；而知道自己會死於交通事故的人可能會選擇不惜一切代價避開車輛。
然而，另一些人可能會走相反的路，比如試圖以自己的方式結束生命來對抗他們被預言的死亡。在某種程度上，這將使他們能夠控制整個過程。例如，喬納斯及其同事發現，當他們要求人們想像自己會遭受痛苦，慢死於某種疾病，可以自主選擇某種方式來結束生命，以獲得更多控制，對死亡焦慮表現出更少的防守偏見與。
圖6：有些人可能會把自己推到更有創造力的高度
那些選擇接受死刑的人可能也會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會被激勵去充分利用他們所擁有的時間，在創新、社會、科學和創業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其他任何時候都要高。所羅門說過:「我想說的是，知道我們的死亡日期會讓我們表現出最好的一面，它會給我們心理上的自由，讓我們能夠為自己、為家庭和社區做更多的事情。」
的確，從創傷倖存者那裡獲得的證據表明，意識到自己所剩時間有限時，可以激發自我升華。雖然很難為這些人收集基線數據，但許多人堅持認為，他們的變化是深刻的、積極的。布萊克說：「他們稱自己變得更堅強，更有靈性，能識別更多的積極可能性，更珍惜生活。他們意識到：『哇，生命如此短暫，總有一天我會死去，我應該充分利用它。』」
圖7：創傷性事件的倖存者（比如奧蘭多槍擊案）有時報告說，他們的恢復能力更強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最好的自己。相反，許多人可能會選擇放棄生活，停止對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這並不一定是因為他們懶惰，而是因為他們被一種毫無意義的感覺所驅使。正如殯葬師、作家、Order of the Good Death創始人凱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所說：「如果你知道自己將於明年6月份去世，你還會有心思寫這篇專欄嗎?」
毫無意義的感覺也可能導致許多人放棄健康的生活方式。道蒂表示：「無論如何，如果在某個時刻死亡是註定的，我可能不再去吃有機食品，喝普通可樂而不是健怡可樂，也許我會嘗試些藥物，臉上整天塗著蛋糕。我們的很多文化都是圍繞著防止死亡或者維護 法律和秩序以避免死亡而設計的。」
圖8：令人感到諷刺的是，認識到自己的死亡會引發像吸菸、酗酒和暴飲暴食這樣的虛無主義行為
不過，大多數人很可能會在極度興奮和虛無之間做出選擇，選擇這個星期「坐在家裡，準備好30包Cheez Whiz餅乾，然後在Netflix上看《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而在下個星期，這些人又去「救濟廚房做志願者」。但是，無論我們身處哪個領域，即使是我們當中最開明的人，尤其是當我們接近死亡日期的時候，也偶爾會變成「顫抖的廢墟」。富德特納承認：「改變是有壓力的。這裡我們討論的是發生在某個人身上的最大變化——從活著到不再活著。」
實際上，無論我們生活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我們的日常生活都會因為提前知道我們何時、如何死去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更多的人可能會接受治療，這將發展出與死亡相關的特殊領域。新的社會儀式和慣例可能會出現，死亡日期可能像生日那樣被慶祝。但計算方式會發生改變，慶祝的主題變成倒計時而非年齡見長。
圖9：宗教將被徹底動搖
現存的宗教核心將被徹底動搖，邪教可能在精神覺醒中出現。道蒂表示：「我們開始崇拜這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會死去的系統嗎？向系統祈禱？把我們的處女女兒送出去？這絕對會破壞宗教信仰。」家庭關係肯定也會受到影響。對於許多人來說，找到死亡日期與自己很近的人將成為迫切要求，而專為自己同類人群設計的約會應用程式將使這個任務變得更容易。
道蒂說：「經常讓人們害怕死亡的一件事，就是失去他們所愛的人。如果我89歲就會死去，我為什麼要和那個40歲就會死去的人呆在一起呢?」與此類似，如果有可能從生物樣本中確定死亡日期，有些父母可能會決定流產註定夭折的胎兒，以避免失去孩子的痛苦。另一些人知道自己將不能活過某個年齡，可能會選擇不生孩子，或者做相反的事，儘可能多地生孩子。
圖10：許多人可能會優先考慮尋找死亡日期與自己相近的浪漫伴侶
我們還必須努力應對新的法律和規範。播客Flash Forward的創建者和製作人羅斯·埃弗萊斯(Rose Eveleth)表示，可能會有關於保護死亡日期隱私問題的法律，以避免僱主和服務提供商的歧視。另一方面，公眾人物可能會被迫在競選前分享他們的死亡日期(拒絕這樣做可能會引起公憤)。埃弗萊斯指出:「如果總統候選人在就職總統第三天就要去世，誰還會選他？」
即使沒有強制要求，有些人可能會選擇在他們的手臂上紋上死亡日期，或佩戴類似軍牌的標籤，以便在發生事故時，緊急醫療技術人員決定是否對其進行全力救治。殯葬業也將受到深遠影響：它將迎合活著的人，而不是逝去的親人。埃弗萊斯表示：「殯儀館將不再能夠在人們悲傷的時候儘可能多榨取錢財。選擇權重新回到消費者手中。」
在這個重要的日子裡，有些人可能會舉辦精心策劃的聚會，就像那些選擇實施人道安樂死的人在現實生活中開始做的那樣。其他人，尤其是那些會以傷害他人的方式死去的人，可能會在道德上或情感上感到孤立。還有些人可能會選擇利用他們的死亡來達到更高的藝術或個人目的，參加每個人最終都會死去的有益活動，或者是為了他們所信仰的事業而死。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知道自己死亡的確切時間和方式，我們的生活方式將會發生深刻的改變。道蒂說:「人類文明確實是圍繞死亡和死亡的概念發展起來的，我認為這會徹底破壞我們的生活系統。」（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