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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學術界，對論文發表及期刊評價體系的詬病，是最能引起大家共鳴的話題之一，其中既有人表達憤怒之情，也有人理性地提出一些建議。最近幾年，對此問題的積極反應，莫過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創辦的哲學社會科學評價研究的相關期刊以及《中國社會科學報》上開闢的系列研究專欄，這給學者、編輯等相關人員提供了表達觀點和交流思想的陣地。與此同時，有大學學報和出版專業期刊也刊登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論文。基於現有的一些比較有價值的討論以及本人近十年的學術期刊從業經歷，筆者認為在今後進一步的討論中有一個基本問題需要澄清，那就是要注意學術評價、科研評價和期刊評價三者的聯繫與區別。在日常實踐中，這三種評價是交織在一起的，但對不同的主體來說，對這三種評價的關切點則是不一樣的。
對於學者來說，他們最為關切的問題是學術界和所在學術單位對自身學術能力和水平的評價，也就是學術評價。學術界的評價關乎學者們的學術聲譽以及學術道路的寬窄，而所在學術單位的評價則關乎學者的安身立命問題。一般來說，體現學者學術能力和水平的物質載體就是作品，也就是常說的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因此，學術評價的核心其實是作品，而不是作者。
不管是學術論文還是學術著作都需要進入公共領域，即公開發表或出版，才能獲得被學術界和所在學術單位評價的資格。但事實上，論文發表和著作出版本身就是學術評價，而且是最原初的評價，我們可以稱之為「一次評價」。
「一次評價」主要依靠出版單位的編輯及約請的相關審稿專家來完成。只有順利通過「一次評價」獲得發表或出版的作品，才有機會進入學術界和所在單位的評價視野。所以，學術界和所在單位的評價其實是「二次評價」。出版著作要由經營性質的出版社來完成，會有很多經濟核算因素在裡面，而學術期刊尤其是辦得比較好的學術期刊一般屬於非營利性質。
在實際操作中，只要願意拿出足夠的出版費用，出版著作的難度要小於發表學術論文的難度。著作的學術質量也因此很難獲得保證，所以很多單位在對學術成果進行認定時，不把著作計算在內，或者降低著作的評價分值。雖然這種做法未免「一刀切」，但其實自有其道理，那就是考慮到了「一次評價」的價值和意義。這裡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一次評價」和「二次評價」的目的和意義是不同的。「一次評價」的目的是要篩選出有價值的學術作品，使其進入公共領域，本質上是將學術評價的焦點由作者轉移到作品。「二次評價」，尤其是所在單位的評價是根據作品來評價作者，重新將學術評價的焦點返回作者。
嚴格來說，「二次評價」不能稱為學術評價，而是科研管理評價，可以簡稱為科研評價。雖然都以作品為載體，但科研評價遠不如學術評價那麼純粹。學術評價只是要選出優質學術作品，看重的是作品本身的學術含量，而科研評價是要為管理者提供依據，二者不能簡單化約。由此可以解釋這樣一個常為學者們所詬病的現象：有些學術做得很好的人，卻不被單位所重視。那是因為僅僅學術評價很好，對於科研評價來說是不夠的。科研評價要考慮整個團隊的有序和有效運轉，要考慮團隊的目標和團隊在其所屬機構中的作用和位置。不僅學術單位的「二次評價」不同於學術評價，學術界的「二次評價」也不同於學術評價。學者在學術界的學術聲譽不僅僅取決於作品如何，而且還取決於同行評議。即使有很好的作品，如果不被同行認可，也不會贏得相應的學術地位。這乃是人類學術史之常態，有不少學術大家去世後才獲得聲譽就是明證。所以，不能單純從學術評價的視角來考量科研評價。但是學術評價又是科研評價的最重要依據，必須被認真對待和妥善處理。這就牽涉到了期刊評價問題。
每個學術單位都有很多個學科設置，每個學科都有很多人，而每個人又往往不止發表一篇論文或一本著作，所以科研評價面對的是很多不同的作品。對大量不同作品進行評價，尤其是公正評價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最簡便易行的方法就是「以刊評文」，也就是以期刊評價為依據來進行科研評價。誰能在級別更高的期刊上發表更多的論文，誰就能在科研評價中脫穎而出。不僅許多學術單位的科研評價是這樣簡單化約為期刊評價的，而且學術界的「二次評價」也是這樣簡單化約為期刊評價的。
雖然很多學者對「以刊評文」表達了極大的憤怒和不滿，但是當涉及對具體某個人進行學術評價時，多數學者的第一反應仍然是看這個人發表了多少高級別刊物的論文。所以，他們一方面怨恨「以刊評文」，一方面又依賴於「以刊評文」，這就是現實中的邏輯。可以設想一下取消期刊評價之後的狀況，也就是說所有的期刊一律同等對待，這時，學者們一較高下的依據沒有了，其結果不僅是學術單位的科研評價陷入混亂，整個學術界也會「群魔亂舞」，甚至一個小小的學術會議也可能因座次不清而開不成。這就如同封建社會的科舉取士，有之受抨擊，無之不如有之。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要搞清楚期刊評價本身的功能和局限以及如何看待和使用期刊評價，而不是考慮是否應該取消「以刊評文」的問題。
期刊評價的最初產生並不是為了解決學術評價和科研評價問題，而是解決讀者需求問題，也就是說是為了精神產品的消費一方，而不是生產一方，根本上是為了應對生產過剩而消費不足的問題。根據《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14年版）提供的數據，我國正在刊行的期刊有9878種。在這海量的期刊中，讀者如何能夠選出真正符合自己需求的，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期刊評價的首要功能是為讀者提供篩選有效期刊的依據，為圖書館訂閱期刊提供可靠參照。而且根據相關研究，在海量的期刊中確實存在著一個核心期刊的客觀規律。
比如，1969年美國文獻學家理察·特魯斯威（Richard L. Trueswell）發現80%的借閱量集中在28%的期刊上；1971年美國文獻學家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發現了「加菲爾德文獻集中定律」，即大量被引用文獻集中在少數期刊上，而少量被引用文獻散布在大量期刊中，從引文角度證實了核心期刊的存在。也就是說，核心期刊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並非因為科研管理的便利而人為製造出來的。所以，不管學者們多麼憎恨各種核心期刊評價體系，核心期刊本身是存在的。
從根本上說，學者們憎恨的不是核心期刊評價，而是核心期刊評價給自己的學術生涯帶來的困擾。也就是說，期刊評價甚至期刊本身成為眾矢之的，其實是很冤枉的，無形中充當了科研評價化約為期刊評價的「替罪羊」。影響學者學術生活的不是核心期刊評價，更不是核心期刊本身，而是科研評價，是各自學術單位的科研管理制度，是學者們自身對「以刊評文」的依賴。
那麼，期刊評價就毫無學術評價的價值嗎？「以刊評文」就全無道理嗎？其實不然，期刊評價不能簡單等同於學術評價，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作為學術評價的依據。作為學術產品載體的期刊，只有被閱讀，也就是被讀者消費，才有其價值。而讀者消費期刊本身是在消費期刊作者的作品。能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至少證明學者的作品經得起核心期刊的評價。作者的疑問往往在於：核心期刊的編輯們識貨嗎？核心期刊的審稿專家公正嗎？於是期刊評價作品的問題就轉化為對期刊本身的評價。也就是哪種期刊有資格進入核心期刊行列。雖然核心期刊客觀存在，但是如何將其客觀篩選出來則是另一個問題。也正因為對篩選標準的不信任，才導致學界對現存某些評價指標體系的不滿意。
學術評價、科研評價、期刊評價，三者緊密相連而又各不相同，所以解決各種讓人們感覺不滿的問題必須在區分三者的基礎上進行，才能有的放矢，找出有效解決方案。
在現有的討論中，呼聲最高的替代性學術評價方案是同行評議。同行評議固然有其學術評價的價值，但如果把其應用到科研評價中，並不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將同行專家組織起來開展評審活動的難度要遠遠大於篩選期刊的難度，而且專家的可靠性是難以確定的。事實上，期刊界目前普遍採用的外審專家匿名審稿制度，基本上就屬於同行評議。在整個審稿流程中，外審環節的可變性是很大的。所以，對於需要處理大量評價對象的科研評價來說，同行評議只能建立在「以刊評文」的基礎上才有可能，也就是起到糾偏和補充的作用，不能替代「以刊評文」。在實踐操作中，很多科研單位已經將「以刊評文」和同行評議進行了結合。
比如筆者所在單位每年的科研考核，就是在「以刊評文」的基礎上組織相關專家二次評審。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刊評文」的片面性。從制度設計層面來說，「以刊評文」和同行評議相結合應該說是比較理想的。但在實踐操作中，能否得出比較有說服力的評價結果，就取決於兩個要素：一是核心期刊的認定，二是評審專家的學術和道德水準。評審專家的學術和道德水準屬於個別化問題，不具有在此展開討論的普遍性意義，因此需要討論的問題最終要落腳在期刊評價上。
不管是從客觀存在，還是實用性角度來看，期刊評價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問題關鍵不在於要不要期刊評價，而是如何更好地進行期刊評價，設計出更讓人信服的期刊評價指標體系。
就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來說，學者們比較熟悉的評價體系是北京大學發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南京大學發布的「CSSCI來源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也就是所謂的「三大核心期刊」評價體系。
事實上，就期刊來說，還有另外一種評價，那就是新聞出版主管部門對期刊編校質量的評價以及對相關編輯人員的培訓和考核。對多數學者來說，新聞出版部門的期刊評價是很陌生的，甚至是輕視的。就當下的學術期刊評價來說，最大的問題恐怕不在於學術評價指標的設計不合理，而是學術評價和編校評價的剝離。正是因為只重視學術評價，輕視期刊編校評價，才出現了期刊之間的競爭演變為稿源的競爭，進而演變為稿費之爭、人際公關之爭，編輯工作的價值與意義被嚴重貶低，甚至在很多學人眼中從事學術研究要比編輯工作更加高尚。
期刊評價如要走出困境，僅僅圍繞學術指標的優化是難以奏效的，把編校評價重視起來才是可取之道。在統合學術和編輯的道路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2014）」實際上已經邁出了重要一步，將包含編輯人員管理、流程管理、信息化管理等要素在內的「管理力」作為一項重要指標。下一步的突破或許在於和各級新聞出版管理部門聯合，把期刊編校質量評估結果納入評價指標。學術期刊本身不僅僅具有學術性的一面，還有傳播性的一面，必須學術和編輯並重，才能對其作出客觀評價。曾經甚至至今仍然流行的重學術輕編校的學術期刊辦刊傾向是非常有問題的，甚至是危險的。
作者系天津社會科學院《道德與文明》編輯部主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