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處理「君子不器」的問題，首先要釐清「君子」與「不器」指何而言？進而再將「君子」與「不器」關聯一起？從中釐清二者關係，期望能解決本章問題。
何謂「君子」？先引《白虎通義》講：「或稱君子者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按引文稱「君子」為「道德之稱」，此暫先姑且不論，而「君」字很明確地與「群」字關聯，且此在《論語》裡有其根據，孔夫子講「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衞靈公》），即講明君子是能夠「群而不黨」。
何以君子能夠「群」？按「群」字是由「君」、「羊」二字組成，而「君」是在「羊」字之上，即表示「君」為群之首。從此角度切入，「君子」是討論如何為政的問題。
掌握此線索，依此檢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句，按此「君子」是建立在「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及「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前提上，先能夠做到符合「學而時習之」到「有朋自遠方來」漸進過程，展現出「群」的魅力，才得以討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所以君子是能夠包容「人不知」，甚至也包容異己，而不會有所動怒（慍）。
何以君子需要「人不知而不慍」的修養？在《論語·憲問》篇，子路問孔夫子「君子」的問題，孔夫子先講君子先要「脩己以敬」，再者「脩己以安人」，最後「脩己以安百姓」，在這個過程中，君子是要面臨處理眾人之事，首先要能以「敬」涵養來修身，然後再以此修養來安人及安百姓。這很清楚地說明君子為政及「群」的立場，首重的是從「脩己」開始，能夠「以敬」、「安人」、「安百姓」，甚至能夠「人不知而不慍」，而此「脩己」的度量即與「不器」恰恰可以關聯一起。
何謂「不器」？先引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論語》講：「下愚之人，不能成器；有一材一藝之人，各有所長，亦各有短，如器之各適其用；至於成德之人，則體無不該，用無不適，是為不器之君子。下文記孔子答子貢曰：『汝器也。』瑚璉雖是珍貴之器，但終沒有到『君子不器』的程度。」，按此是將人分為三等：「下愚之人」、「有一材一藝之人」及「成德之人」，分別以「下愚之人」為「不能成器」者，「有一材一藝之人」為「如器之各適其用」者，「成德之人」為「不器之君子」，並舉孔子答子貢為「汝器也」為例（《論語公冶長》），這是值得深入參考的線索。
然而，本文不從「下愚之人，不能成器」開始討論，而是另探究如何從「未成器」到何以「成器」的過程，到最後為何要從「器」轉變到「不器」的過程，這都是需要逐一釐清的。
本文「未成器」與「不能成器」定義不同，「不能成器」似乎把人可以發展的可能性抹煞掉，而「未成器」卻是有待開發的可能性，所以從「玉不琢不成器」理解，璞玉未經琢磨的過程，只是未經開發的石頭。
從「未成器」到「成器」是經過切、磋、琢、磨的過程，而切、磋、琢、磨的步驟在《論語·學而》被子貢引用到，子貢對孔夫子講：「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夫子認為子貢講的是「可也」，但還是可以追求更進一步的完美，講：「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依此接著回答：「《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最後孔夫子講：「賜（子貢）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另，在《大學》亦引《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引申為「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由二則可以理解切、磋、琢、磨的過程，是要追求「盡性」（「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的功夫。一塊璞玉從依其紋路特性，規劃製成可用物品，以「切」為第一刀，若不依其特性，妄自切下一刀，破壞了璞玉的原有紋路，此玉的特色就會降低，而人的發展亦復如是。切錯了第一刀，後面再怎麼磋、再怎麼琢、再怎麼磨都無法挽回本來面貌。切完後，接著依據切的大小，開始磋其風貌，磋的功夫比切要更加的細密及謹慎。切、磋之後，物品的外觀大致成形，按《大學》講「如切如磋者，道學也」，這是藉由「學」的歷程完成的，而「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是在「學」（切、磋）的歷程完成後進行自我修養，如玉開始雕琢及磨光，才算完成「成器」的步驟。
在《論語·公冶長》中，有段「器」的譬喻，子貢向孔夫子問自己的評價：「賜（子貢）也，何如？」，孔夫子講子貢是：「女（汝）器也」，子貢再問：「何器也？」，孔夫子回應：「瑚璉也」。按此段，孔夫子認為子貢是個成器的人，而且是瑚璉之士，所謂「瑚璉」，按蔣伯潛講：「瑚璉是兩種貴重的器，宗廟中用以盛黍稷，以玉為飾的。」（《廣解四書讀本-論語》），而宗廟是君臣議政的地方，表示子貢具備議政之才幹，（註：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對子貢處理政治事務多有描述，可參閱。）所以「成器」亦是透過「道學」（切、磋）、「自脩」（琢、磨）才能養成的。
雖然「成器」誠屬不易，但孔夫子在此章再講「不器」，而從「未成器」、「成器」到「不器」又是另一個轉折歷程。所謂「不器」正與「未成器」、「成器」不同，而「未成器」、「成器」都是建立在具體實物上，並且受到實物上的限制。若子貢如瑚璉，即受瑚璉的侷限，非瑚璉之事，子貢未必能承受及展現，而能展現「君子不器」者，就是孔夫子的氣象才足以稱之。
孔夫子的「不器」表現在「時」字上，從《論語·學而》「學而時習之」的「時」，到孟子稱孔夫子「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的「時」，代表孔夫子從「學而時習之」起到孟子蓋棺定論，所展現出來的氣象是「時」，能順應時變，萬化無窮，不受任何事物定義的侷限。因此，經「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後，即「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此「君子」就展現出孔夫子「不器」的氣度非凡。
因此，「成器」受到一定的用途及一定容量的局限，而「不器」則不受任何的限制，可以隨時任意展現其變化的用途，以及容納一切無盡的量（甚至包括尊重異己的意見），能達此境界者唯有天地而已，所以君子必需表現出「不器」的氣象，才能成為群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