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懷念小時候，那時報紙、雜誌、電視和廣播是我們的燈塔，圖書館是我們的星辰大海。那時我們的記憶力好於體力，沒有雲存儲，只有腦迴路。
這是申鶴公眾號第618天的第618篇原創文章
今天要寫一篇歷史大稿，很怕寫不好。
——題記
明年，是王安石1000周年誕辰，而距離當年那場轟轟烈烈的變法，也已經過去了900多年，很多歷史學家說，當年的王安石變法，其管理國家的深度與廣度都不曾在當日世界的任何其它地方提出過，他的經濟思想無比高明和超前，黃仁宇先生說，王安石與現代讀者近，反與同時代人物遠。
然而，這正是事情的不幸與悲劇所在。
天還沒亮，王安石起得太早了。
而因為那場變法，讓原本和睦的三個人漸行漸遠、反目成仇，終於徹底葬送了友情，成為政治上的死敵。
他們就是王安石、司馬光和蘇軾。
一切還要從王安石說起。
現在我們都知道，那場變法是失敗的，以至於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支持者、參與者、助手、學生和繼承人，幾乎在史書中全都被列入奸臣之列。然而，只有王安石，這一位高舉變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無恙。面對所謂的史筆如刀，是什麼讓王安石不僅沒有淪為罪人，反倒時常被冠於「偉大」二字——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改革家？
歷史學家們把原因歸於以下幾點：
首先，就連王安石最兇狠的敵人，也很難在私生活上找出可用以攻擊他的破綻來。
據說王安石生活極度不修邊幅，長時間不換衣服、不洗臉、不漱口、不洗澡。他極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仁宗皇帝在皇家宮苑宴請臣子，讓臣子們先行去釣魚，然後讓御廚用釣上來的魚，做每個人想吃的菜，結果當所有人都去釣魚的時候，王安石獨自坐在桌子前，在沉思中，把桌上一個盤子裡的魚餌全都吃光了，在眾人的一片驚訝聲中，表示自己已經吃飽了。
一天，王安石的吳氏夫人為丈夫置了一個小妾，結果，王安石大吃一驚，問來者所欲何為？聞知女子被自己的丈夫變賣之後，第二天，王安石便命人將該女子的丈夫找到，讓他把自己的妻子領回去，並且不必退錢。
王安石一生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後凡8年，一度權勢燻天，幾乎可以主宰百官的榮辱予奪。但是，王安石從未用此權利為自己及其親族謀過私利。宰相俸祿也幾乎變成了公費，任憑親友甚至同事花費。就連後世相當厭惡他的批評者，都承認自己面對的是一個真誠、虔敬的潔身自好之士。
其次，王安石多次拒絕肥美官差。
從22歲中弟開始，直到46歲位居顯宦開始推行變法為止，他多次拒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對快速升遷的誘惑毫無所動、熟視無睹。
這20多年時間，他謝絕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導致他的聲望升高一次。
如果說他是為了沽名釣譽、這時間未免太長了些；如果說是韜光養晦，這份沉得住氣的功夫真正罕見。
總之，王安石在坊間名滿天下，用他的朋友司馬光的話說：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30多年，才華橫溢，學識淵博，淡泊名利，志向高遠。不管認識不認識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介甫不當大任則罷，但凡身兼大任，則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蒼生都會承受他的恩澤。
當此時，在各方面能夠與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司馬光。
不僅司馬光對王安石十分傾慕，確切說，二人是相互傾慕。
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王安石22歲考中進士，司馬光19歲便考中，但其受人稱道之處，還不在於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於，司馬光在父祖為官的「恩蔭」下，明明可以直接升遷做官，但是司馬光偏偏要憑實力考出前途。這個精神在司馬光的少年成名之作中便可見端倪——司馬光可比王安石成名早多了，砸缸救人的故事，流傳了千百年。
這裡要插一句，要說司馬光和王安石為什麼彼此很熟悉，是因為他們曾經做過同事，公元1054年，司馬光36歲，王安石34 歲，而他們的頂頭上司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包青天，但因為一次包拯的勸酒事件，讓兩個人的爭端初現，沒想到，14年後，兩人的爭論一發不可收拾，直至決裂。
1068年，王安石和司馬光二人先後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王安石第一次沒有推辭便接受了此項任命。彼時，想要大幹一番的20歲的宋神宗，對元老重臣們的各種華而不實的勸告感到失望和沮喪，只有王安石雄辯滔滔、充滿激情地告訴他：大宋帝國積貧積弱的狀況可以扭轉，大宋帝國揚眉吐氣之後，西夏小國和幽雲十六州都不在話下。而且王安石說的那些具體舉措，都相當難以辯駁，深得宋神宗的心。
1069年，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副宰相，著名的熙寧變法開始了。變法整整持續了17年，直到1085年即宋神宗元豐八年，神宗皇帝去世，變法才宣告結束，最終以老百姓苦不堪言的變法失敗告終。
這就要回到開篇說的那些當世的評價了，王安石變法中採用金融調控的方式管理國家的企圖，具有超人的智慧，但這也恰恰是變法最終失敗的原因，因為時代完全不同。
而對王安石變法持絕對反對態度的司馬光，作為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歷時25年撰寫《資治通鑑》，是中國歷史上唯有《史記》才能夠與之比肩的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後代甚至現代中國人關於歷朝歷代興衰治亂的許多知識與見解，都是拜司馬光這位史學宗師之賜才得到的。而他的反對，恰恰建立在對於帝國歷史脈動的精確理解與把握智商，這使得他的反對，擁有了極其雄厚的基礎與令人敬畏的力量。
但司馬光的反對無濟於事，王安石命令他歸田繼續撰寫《資治通鑑》，司馬光也終於在1084年完成了這部巨著的撰寫工作，據說，全部完成時，手稿裝滿兩個房間。
而當神宗皇帝駕崩當年，司馬光也得以再次返回汴京，群眾高呼，請先生不要走，留下來，救救百姓。
神宗去世後，繼位的哲宗皇帝只有9歲，宣仁太后垂簾聽政。
宣仁太后堅決反對變法，於是，67歲的司馬光奉命回京城，開始主持中央工作。用一年半的時間，將17年變法新政全部廢除，史稱「元祐更化」。
沒錯，全部廢除。
而以蘇東坡為代表的人，建議司馬光保留那些經實踐證明是合理的新政，結果遭到司馬光斷然拒絕。致使蘇東坡等人相當惆悵地嘆息，怎麼又出了一個和王安石一模一樣剛愎執拗的宰相。
不管蘇東坡的政治見解是不是受到了他和王安石私交的影響，蘇東坡對王安石都應該是感激的。
當年蘇東坡24歲的時候中了進士，這裡還要插一個小故事，蘇軾本該得第一名，結果主考官歐陽修誤以為文章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蘇軾便只能屈居第二。
按例，中弟之後要由王安石給蘇軾寫推薦辭，但是王安石卻沒買蘇軾的帳，推薦辭寫的模凌兩可，以至於在文壇日漸崛起之後，蘇軾雖然表面支持變法，但還是會寫文對具體的變法細節無情指摘。但王安石基本是閉口不言。
結果後來王安石著了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的套，被罷相了。但變法還在繼續，蘇軾還在得吧得不停，沒有了王安石領銜的改革派忍不了了，索性給蘇軾加了個罪名，神宗無奈只好下令將蘇軾關押入獄。
已遭罷相身處金陵的王安石，聽聞蘇軾的兇險情況，不問政事已久的他立即寫下退隱三年來的第一份奏表，上書皇帝為蘇軾求情。面對沒事譏諷自己親自主持的新法的蘇軾，王安石在奏表中卻竭力為之辯解，而一句「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更是徹底打動了皇帝。神宗才下定決心不殺蘇軾，將其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一個並無實權的小官）。
而史載，在王安石給蘇軾求情的三年前，其弟王安國遭人誣陷而放歸江寧，尚在丞相任上的王安石不曾為其上表求情；兩年前，其子王雱被人誹謗以「弄權混蒙」之名獲罪，王安石也不曾為其上表求情。
說回蘇軾被貶到黃州（今湖北黃岡）。黃州對於蘇軾來說，即有恨，也有愛，在黃州，他度過了他這一輩子最艱辛的幾年，他一輩子的煎熬、彷徨甚至恐懼多集中在這幾年裡。當然，在這裡他達到了他一輩子的才氣頂峰，而他所有的轉機也來自這裡——本來蘇軾已經窮得揭不開鍋了，一個朋友幫忙替他向黃州政府申請了一片小山坡，蘇軾可親自開墾耕種，在那裡，蘇軾生活逐漸有了著落，便迅速變回那個無可救藥的吃貨和樂天派。
蘇軾在黃州成了蘇東坡。
今天，再讀蘇軾在黃州寫下的詞句，不禁感觸良多，明天的文章，我會專門寫一篇蘇東坡在黃州。
幾年後，蘇軾平調為汝州團練副使。但是，蘇軾卻沒有直奔汝州，而是兜了一個大圈子的線路設計，就是為了繞道金陵，去看看王安石。
而病臥半山草堂的王安石聽說蘇軾即將到達，他即刻從床上爬起，穿著粗布睡衣，騎上毛驢，向長江渡口奔去。
恩怨糾葛的兩人，相逢一笑。
蘇軾詩中寫：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這次相見，空前，也絕後，又過了一年，聽聞變法被司馬光全部廢除的王安石，發現自己一輩子的心血，一朝盡毀，吐了口老血，便病逝了。
死後的王安石，無一人為其送行，棺槨後只跟著兩個老頭，一個司馬光，一個蘇軾。
司馬光說：「安石只是不曉事，又固執。然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
蘇軾白了他一眼：「你倆的名字換一下，這句也成立。」
而當蘇軾看到舊黨對新黨無原則的打壓，才明白，老的舊的，不過都是一個土堆上的貉，沒啥區別，自求外調，到杭州修堤去了。
而在王安石死後僅五個月，司馬光便也隨之而去，讓人不禁唏噓。
這一年是1086年。
從此，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繼任者，分成了兩個政治派別，支持變法的稱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一派，則被稱之為「元祐黨人」。
宣仁太后先是重用反對派，結果1093年，宋哲宗親政之後，再次起用變法派人士，嚴重打擊「元祐黨人」。短暫的被召回朝的蘇軾，作為元祐黨人，在1094年再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州）。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
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裡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裡，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一百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下來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公元1100年，24歲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趙佶繼位，向太后垂簾聽政，結果，再次起用「元祐黨人」。廢除變法新政。
上帝仿佛存心要毀滅北宋帝國一般，數年間，波詭雲譎，政潮疊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國的元氣正氣衰減一分，直到病入膏肓。
而讓司馬光和王安石沒有想到的是，隨著兩位具有大家風度的政治領袖去世，兩派政治力量已經早已不是道義與治國理念之爭，而是蛻變成了私利與權力之爭，由確曾有過的君子之爭，墮落為真正的小人之爭。
隨著1101年蘇東坡的黯然離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正式結束。
從此，在大宋帝國的政治舞臺上，再就很少見到那種信念堅定高遠，人格高尚純粹、學術博大精深的偉大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