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撫州臨川人，生於1021年。父親王益，進士出身，曾在江西、廣東等地任知縣，1039年病逝時，任建康府通判。王安石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先後任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群牧判官，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常州府知府，提點江東刑獄，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四十二歲時母逝，停官居喪。從四十六歲起，先後任江寧府知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宰相。五十三歲時辭宰相還居金陵。一年後入京重為宰相；次年夏再辭宰相位。後隱居江寧十年。於1086年逝世，終年六十五歲。
二
王安石似乎不是一個喜歡官場的人。據說科考時他的考卷本來排在第一，是狀元，可仁宗皇帝覺得卷中某個句子不很恰當，就將他換成了第四名。第四名也是高位，王安石可以憑著這個名次，在經過一任三年的地方官曆練之後，回京城做京官。可是他放棄了這個機會，他寧願做地方官，為百姓做一點實事。後來朝廷對他格外提拔，不經例行考試，就選他進文史館為集賢校理，這是地方官求之不得的職務，因為只要進館，就可慢慢做到中書舍人、知制誥、翰林學士，進入最高執政行列。然而王安石卻不願意，他堅決辭退了這個任命，還是要做地方官。後來他還多次辭退一些令人羨慕的職位，例如朝廷任命他修《起居注》，這是記錄整理皇帝重要言行的工作，差不多等於皇帝秘書，可王安石推辭了七八次，甚至不惜躲到廁所去。不久又升他做知制誥，專替皇帝任免官吏撰寫評語，這個重要職務也是朝廷強加給他的。總之，王安石對於官職升遷這些做官者最重要的事，總是表現出漠然、謙退以至躲避的態度。
入了官場，卻不想升官，這叫人不好理解。王安石行事也有些古怪。比如他簡直一點為官的體面也不講，老穿一件應該是既舊且髒的袍子上班見人，朋友們實在看不過了，便定期拉他去洗澡，替他準備裡外全新的替換衣物，笑稱為「剝洗王介甫」。他對吃也是胡亂應付。做宰相時，僕人忽然驚喜地發現老爺原來喜歡吃鹿肉，王安石夫人問，你們從何知曉？答曰每餐老爺總把鹿肉吃得精光。王夫人說下次你們不要把鹿肉放到老爺面前，再試試。結果王安石就沒動那盤放遠了的鹿肉，他只顧吃靠他最近的菜。王安石的這種怪癖甚至引起了皇帝的猜疑。一次仁宗皇帝邀請大臣進宮賞花觀魚，發現王安石沒有觀魚，而是坐在水邊，把用來逗魚的一盤魚食一粒粒吃光了。仁宗於是下結論說王安石虛偽，因為一個人誤食一兩粒魚食是可能的，絕不至於誤食整整一盤魚食，王安石豈非是在作秀？仁宗皇帝當然不知道王安石有「吃眼前食」的毛病，同時他也不知道，王安石在思考問題的時候，為了保持思維的持久，他有咀嚼硬物的習慣，有時候沒啥可嚼的，甚至會啃自己的手指直至出血。天知道那日進宮觀魚時，王安石又在思考什麼相對論或絕對論，把眼前的魚食當做某種硬物咀嚼，以致讓皇帝大人覺得他在作秀。
王安石還很執拗。他總是自己讀書想問題，自以為想明白了他就堅持，別人說什麼他都不聽。他在做知制誥的時候，有次覆核京城刑案，遇見一個「鵪鶉案」。汴京城某少年在集市上出賣一隻善鬥的鵪鶉，他的一個熟人見了喜歡，問他討要，少年不給，那熟人趁其不備抓了就跑，少年趕著追搶，竟然失手將那熟人打死。殺人者償命，開封府判少年死刑。可王安石批駁說：根據律法，搶奪、偷竊他人財物均屬盜取，那個死者明明是在盜取少年財物，少年追搶，乃屬捕盜，雖將人打死，也不當抵命論死。王安石認定開封府是錯判。開封府不服，把案子交給專理刑案的審刑院、大理寺。結果一致認為是開封府對，王安石反而是錯判。這明明是一樁過失殺人罪嘛，怎麼會和強盜扯在一起？此事報到仁宗皇帝面前，要追究王安石的錯誤。仁宗皇帝以敷衍出名，下詔免予追究。按制度，獲得寬免的臣子應感謝聖上隆恩浩蕩，可王安石卻說：「我無罪？」他既不領情，也不肯謝恩。於是御史臺又上章彈劾他。仁宗再次和稀泥說算了吧，這才算了。王安石執拗到連皇帝的帳也不買，可知他的執拗，已經到了相當級別。關於「鵪鶉案」，還有人分析說王安石並非不懂刑法，他做過江東刑獄使，也算專業人士了，他所以那麼做，其實是想救那失誤殺人的少年一命，是出於慈悲心腸。應該說這種分析有它的道理。不過這種分析若是成立，王安石的問題就比錯判更大了：這豈不是在玩法，是知法犯法麼？此外，難道王安石也會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一套？
王安石不把當官當一回事。王安石囚首喪面談詩書，沒有做官人的基本體面。王安石性情執拗頑固。所以王安石在京城官場中，朋友並不多。
王安石模樣也一般。瘦弱，中年以後多病，偏頭痛加尿血。他的膚色特別是臉總是呈現暗黑色。一次他的學生弄來澡豆請他好好洗洗，看起來也光彩些，可王安石卻說：「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他是套用孔夫子「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的話，否定學生的好意。這則軼事很可能是王安石的政敵編出來調侃他的，但似乎頗具王安石風格。他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的。不過，王安石的眼睛很有神，有人形容他看書如電光掠過書頁。據說他還有讀書過目不忘的本事。
三
1058年即宋仁宗嘉佑三年，朝廷將王安石從提點江東刑獄任上調入京城，升為三司度支判官。也許是這個新任命激發了王安石的熱情，他給仁宗皇帝上了一封萬言書，指出國家現在「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並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觀點。這篇萬言書是王安石多年從政經驗與政治理想的總結，好像也是他一生中寫得最長的政論文字。萬言書在當時似乎也頗有「一新天下耳目」的氣概。只是仁宗以敷衍為治國方針，對萬言書他沒有隻言片語的答覆。不過仁宗和朝廷由此記住了王安石，知道他是個人物。王安石後來被直升為知制誥，應該與他的萬言書有很大關係。此人有才呀。
就在上萬言書的次年，王安石寫了兩首《明妃曲》。錄其一如下：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溼春風鬢角垂。
低回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唯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裡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鎖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曲》一出，轟動京城，司馬光、歐陽修等大文人都寫了和詩，然而最終流傳下來的，還是王安石的詩篇。《明妃曲》夾敘夾議講述昭君出塞的故事，但是你很難清晰地判斷哪些是敘，哪些又是議；而且敘事的焦點不斷流轉，作者也講得十分平靜，甚至有些疏離，但卻處處透露著深切的同情與輕輕的哀嘆。這種風格在傳統詩詞中，是不多見的。此外王安石還從文學角度，對史事做了點翻案文章。原來的故事說，王昭君初入漢宮，自恃美貌，不肯以金錢賄賂畫師毛延壽，毛延壽便故意將她畫醜，以致昭君不能獲得漢皇寵幸。直到昭君以和番公主身份出宮，君王才發現了她的絕世美貌，也才知道了毛延壽做了手腳，大怒之下，立即將毛延壽處死。王安石在詩中翻案說，毛延壽並沒有錯，因為「意態由來畫不成」啊，畫師是不可能畫出昭君離別故土時的那種令人心碎同時心醉的神情的，所以他的被殺，實在屬於冤枉。
杜甫也有一首寫昭君的詩：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青鳥不傳雲外信，環佩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這首詩當然也非常好，其中「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一聯，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然而我們若將兩首詩比較著讀，就會感覺，王安石的詩更為輕柔婉轉，它的情調似乎也與王昭君這位不幸的美人更為適合。而詩中「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等句子，描摹君王驚豔之後惱怒得手忙腳亂的情態，則頗具冷幽默味道，意象百出，妙趣橫生。至於「意態由來畫不成」一句，它不僅經典，而且成為文學家對抗畫家攝影家的最有力的道理。作為詩人的王安石，確實才氣非凡。
四
也許對於《明妃曲》，我們還可以特別強調一下該詩的末句：「人生失意無南北。」說的是王昭君，卻未必不是王安石的自嘆。
王安石不是一個會讓自己適應官場生活的人，他總是自行其是，所以儘管才華過人，當權執政者對他的印象感覺卻不怎麼好。某次討論政事，宰相韓琦做了決定，適逢王安石另有想法，他便大大咧咧道：「這麼辦事，乃是俗吏所為！」宰相韓琦很生氣，當即噎他道：「你不知道麼，我韓琦本來就是個真正的俗吏！」後來王安石輪到該升為翰林學士的時候，宰相韓琦卻偏偏找出一個別人，硬生生把王安石擠開。
就在王安石寫過《明妃曲》後四年，1063年，仁宗皇帝駕崩。同年王安石的母親去世，王安石停官在金陵守喪。守喪期滿後，他並沒有及時返回京城，而是以生病為由，辭退了朝廷對他「工部郎中、知制誥」的新任命。他繼續住在金陵，還招收了幾個學生講學。講學的內容，是探討為什麼國家今日會出現財政困難、人才缺乏、軍隊無用、法制因循這些問題。這類講學內容在王安石以前，是沒有人做過的。此時的王安石，似乎頗有些絕意仕途的意思，儘管他此時已經官至知制誥，再往上一步就是翰林學士，離朝廷的權力核心，不過一步之遙。英宗皇帝在位四年，王安石未曾踏入京城一步。
就在王安石居留金陵期間，朝廷政事發生了很大的動蕩。
首先是英宗皇帝的鬧騰。仁宗皇帝無子，英宗是仁宗在自己兄弟的兒子中選定並過繼為太子的。可是英宗不願做皇帝，這個膽小老實的讀書人對於做皇帝充滿恐懼心理。這種恐懼在他繼皇帝位的那天最終爆發：他神經錯亂了。後來他又侮慢辱罵皇太后，氣得太后直想把他給廢了。等他神經好歹正常點兒了，卻又鬧出了一個叫做「濮議」的事件。這事件其實是個問題，即英宗作為仁宗皇帝的過繼兒子，還應不應該認他的生父即已故濮王為父親？英宗顯然是傾向於認的，只是他不好說，就要大臣們去議定。執政大臣如韓琦、歐陽修等只想順著英宗，生怕一起爭執，又把他的神經病弄發了，查查史書，過去的皇帝中也有繼子認生父的先例，於是就說應該認。可是司馬光等一班中年新銳卻說不該認：你英宗是作為仁宗的兒子才坐上皇帝位子的，你再要認生父，那你當皇帝就是名不正言不順了。司馬光等人痛斥韓琦、歐陽修等重臣諂媚新帝，欲陷英宗於不仁不義，話說到狠處，甚至喊出「殺歐陽修以謝天下」這樣的口號。朝中百官也隨之分裂成為「認爹派」與「反認爹派」，罵來罵去地鬧得不亦樂乎。最後還是皇太后出面平息事端，說皇帝是可以同時認兩個爹的。英宗遂了心願，不久也就告別人世，去陰間陪他那兩個爹去了。英宗在位四年，沒辦多少正事，卻把朝廷弄得一團糟。
英宗的兒子趙頊即神宗皇帝上臺，很快發覺舊時的「認爹派」與「反認爹派」的鬥爭並未停止。他接到一份奏章，說參知政事歐陽修「帷薄不修」，和兒媳有曖昧情事。神宗就要處罰歐陽修。可是馬上有人稟告他，這是件沒影兒的事，是反對歐陽修的人故意找茬兒整人。神宗這才明白端底。攻擊者見神宗不發話，繼續上章彈劾，氣得年輕的皇帝大怒道：「現在叫人頭痛的事情那麼多，你們怎麼只顧窺探人家私事？！」不過神宗最終還是讓韓琦和歐陽修離開了京城，不久又批准歐陽修退休。在內心中，神宗對這兩位老臣未能勸阻他父親認爹是不滿的，他認為他們失職了。
把有問題的老臣弄走了，神宗隨即發覺朝中沒了合適的掌舵者。似乎是最合適的人選司馬光，他的治國方略，說來說去也就是那套「德治」老調，而朝廷在仁宗時期，財政已經發生困難，又經過英宗四年鬧騰，財政虧空得一塌糊塗，幾乎連官員的薪俸也發不出了。神宗皇帝不像他父親英宗，他是做好了當皇帝的準備的，他想做一個大有作為的皇帝，不光要替他那位發神經的父親把面子找回來，同時還要向世人證明，仁宗先皇帝選出的過繼子孫沒選錯。神宗的理想，是要富國強兵，掃平獨立的西夏國，並將北方的遼國驅逐出長城關外，把大宋王朝的版圖恢復為漢唐舊貌，完成太祖太宗的未竟大業。
神宗急切地尋找能幫他實現政治理想的能臣，最終他找到了王安石。
旁的且不論，應該說，誰也料不到英宗皇帝僅僅在位四年就會死，誰也料不到新皇帝神宗是一個立志要幹大事業的有為青年，而且這位青年皇帝還會相中已離京四年、性情很有些古怪的王安石。所以僅從朝政變化這方面而言，王安石能將他的變法思想付諸實踐，實在是很有些運氣。這件事來得突然。
五
王安石才華出眾、性格獨特，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弄得出非常獨特的變法。王安石變法從一開始就引起激烈爭論：起先爭的是對與不對，而後爭的是功大還是過大，再後爭的是北宋的滅亡該不該由這個變法來負責，更後面的人，則是爭論這個變法在中國歷史中究竟具有什麼意義。上述四個不同層次的爭辯題，至今也沒有一個獲得一致的結論。可見王安石的能量之大。
應當說，這種爭論是必然的，因為王安石提出的，的確是一種與傳統治國方式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治國思路。按我們幾十年前熟悉的語言講，這是真正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傳統派的治國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國家即皇帝加官僚集團，應當體恤民眾疾苦，儘可能少地向人民索取。為此，應當儘量減省國家開支，主要是削減朝廷的用度和官員與軍隊的數量。這三項被歸納為三個「冗」：冗費、冗官和冗兵。
傳統派的道理富於道德感，方法似乎也簡單，即節省經費和裁掉多餘的官員和軍隊。其實不然。關於「三冗」的說法，至少在宋太宗時期，就已被大臣作為重大問題提出，可六七十年過去了，傳統派前僕後繼地呼籲、爭論、諫勸，幾乎每個正直官員都會提出治理「三冗」，並且想方設法減輕「三冗」給國家帶來的危害。然而，「三冗」問題非但未見解決，反而越鬧越兇，幾乎成為國家政治的一個死結。由此可知，這種治國論是說來好聽，做來無效。
為何如此？
原來，這一切都是宋代的統治體製造成的。簡單地說，宋太祖趙匡胤鑑於五代十國時期軍人當政、軍閥割據的教訓，改用科考取仕的辦法選拔文官，由文官治國。這個方法果然使天下趨於太平，而且它同時也給天下的有志敢為之士，提供了一條正規的進身之道。你自命不凡麼？你想出人頭地麼？那就好好讀書，參加朝廷科考吧，只要考中進士，你就可以當官做人上人，要是考不上呢，那就怪你自己沒本事了，就算是老天不照應，你也只得認命。隨著社會的長期穩定，參加科考的人越來越多，與之相應，錄取的進士自然也就多了，從幾十名、百多名，直至上千名甚至數千名。錄取的人多了，做官的人當然也就多了，加上朝廷為了籠絡官僚集團，規定凡是官員的後代甚至親屬，可以不參加科考而進入官吏隊伍，更使官吏階層無限制膨脹。這就造成了「冗官」。至於「冗兵」，它也來自於朝廷的政策。宋代似乎是中國在漢唐之後重新安排社會穩定的一個過渡階段，由於戰亂、災荒、遷徙、人口大量增長等多種因素，社會上經常出現流民群體。這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從宋太祖時期起，朝廷對付流民就有一個常用的法子，即吸收他們當兵吃糧。這個法子固然有效，可它卻帶來了一個副作用，就是兵太多，養兵的費用最高時竟會佔到國家總支出的六分之五！由此可知，這「冗官」，其實是朝廷花錢收買社會有為之士的政策所致；而「冗兵」，則是朝廷花錢收買無業之人的政策所致。至於「冗費」，那就更好理解了，總不能老是給人民花錢，當皇帝的自己不花錢吧？節慶壽誕，先祖祭奠，崇道禮佛，施恩賞賜，樓堂館所，朝廷花這些錢也是應當的。
儘量包起來，吃大鍋飯，看來這也是中國統治階層尋求安定團結、保持社會平衡的一種傳統方式。要說它是個問題，是個毛病，也可以，可如果說它是一種善政，大概也說得過去，就看你在哪個時間段、從哪個角度去觀察判斷了。也許，只要國家財政負擔得起，「三冗」就是有道理的，至少其中的「二冗」即冗官冗兵有較大的道理，而冗費則更有統治者的道理。這應該是宋代傳統派正直官員治不下「三冗」的基本原因。
事情的癥結好像是這樣的：可怕的其實並不是「三冗」，而是國家負擔不起「三冗」了。
而北宋王朝到了神宗時期，國家似乎真的負擔不起「三冗」了。
於是出現了王安石。
獨特而才華超群的王安石不屑於重彈治理「三冗」老調。很顯然，他看出了老調沒用。王安石試圖尋找新路。
據王安石的說法，前朝仁宗皇帝能夠數十年敷衍下來沒出問題，那是憑著老天爺照應，仁宗時代在理財方面全無辦法。而根據他的觀點，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是完全做得到的，只要方法正確，國家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財用足」，即不需增加百姓的負擔，使國家財政達到充裕。傳統治國派的領袖人物司馬光反對王安石，他的反駁也很有力量。司馬光說，天下的財物總共就那麼多，一部分歸於朝廷，一部分歸於百姓，朝廷取多了，百姓所得肯定就少了，哪會存在什麼「民不加賦而財用足」的事情？你王安石這種說法，不過是盤剝百姓的一種藉口，漢代的桑弘羊當年就是以這種藉口搜刮天下民財的，結果弄得民窮財盡。司馬光是著名歷史學家，他總是能舉出歷史的教訓。然而王安石否認自己是今天的桑弘羊，他堅持說只要善於理財，完全可以做到國強而民富。
爭論很快轉到了具體政策上。王安石提出了一個叫做「青苗法」的方案，即由國家向缺錢種地的農民提供小額（擺渡）貸款，農民在收穫糧食之後加利息償還貸款，這樣可免除貧苦農民長期遭受富人的高利貸剝削，以致最終失地。司馬光反對說，國家不應幹涉民間的借貸，民眾之有窮富之分，就好比上智與下愚一般，是天生的，富人因有較高利息可得而願意出借，窮人也因借貸而得以生存，貧富之間，實際上是一種互為依存的自然關係。若是國家強行介入和打破這種自然關係，其結果，將是窮人並沒變富，而富人反而轉貧，國家財政不但不會因此發生根本改善，國力反而會由此減退。司馬光和王安石誰也說服不了對方，而神宗則採用了王安石的政策。後來王安石又有一系列新政出臺，司馬光照例反對，也都無效。司馬光曾再三致信王安石，對新政利弊詳加討論，王安石只是很簡潔地回答說，你我的爭論並不屬於事情對錯，而是你與我對事物的判斷根本不同，這是「道」的不同，所以我們之間沒必要進行煩瑣的討論。在「兩條路線」這一點上，王安石顯然看得比司馬光透徹。
從王安石當政之初的一些行為來看，他並沒有把與商人爭利視為首務。他派特使往全國各地察訪興修農田水利情況，他堅持在朝廷的科舉考試中取消詩賦考試，後來又要求增加律法考試，這些事實都說明，他是想用擴大有效的農業生產來達到普遍增收，並要求官員有治國的實際能力。比起那些只會高喊「三冗」的傳統正直官員，王安石的思想似乎更為深入，他試圖用國家介入的方式來促進社會生產。王安石向神宗提出「變風俗，立法度」作為新政的思想政治原則，是要從根本上重新振作整個官吏集團，改變數十年來敷衍塞責、無所作為的官場風習。
六
在講求法制和效率的今天，官員的「不作為」幾乎等同於瀆職，可以成為罷免官員的重要理由。王安石應當算是這種罷免理由的一個倡導者。然而在傳統的治國道理和實踐中，一直到王安石變法之時，「不作為」實際上是被當做「愛民」的經典治國手段之一而存在的，只是這個「不作為」被一些褒義詞給替換了，如「無為而治」，如「不生事」，等等。這並非狡辯。事實上，在官大民小的傳統社會，凡由官方發起興作的絕大部分事情或事業，一般都逃脫不了以下幾種結果：一，更多地花費百姓的錢財和精力；二，做成的事情只有官方得利或官方得大利；三，官方和百姓都不得利，完全就是胡搞。這麼說起來，在傳統農耕社會，官方的「不作為」作為一種治國方略，它還真是一種善政的基礎，它的長期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司馬光那番「民間高利貸有理論」，就是「不作為」傳統思想的經典例證之一。
而王安石的變法當然是一種作為，是「生事」，故而它也免不了因官方生事帶來的一些必然性後果。
王安石變法後來所起的實際效果之一，是將長期被商人和高利貸者獲取的一部分利益，收歸國家所有，成為國家財政收入。新政在進行之中，官方對各種商品的專賣範圍越來越擴大，從鹽、茶葉、酒，一直擴展到女人的梳子和夏季降溫的冰，只要有利潤，就可能改為官賣。官賣打破了眾多商人的飯碗，而且官賣壟斷價格、質量差，更談不上所謂服務，故而引來社會正當的不滿。變法派還有一個生利的法子，就是將屬於公有的場所如坊場、河渡、廟宇等，以招標方式出租給商戶經營，官方從中獲取高額租金。這種生財有道的方法愈演愈烈，最後竟將供奉神聖祖先神靈的著名廟院也當做商場拍賣，使得富於道德感的傳統臣子們極為憤怒。司馬光一派指出，國家參與逐利而且與民爭利，不但會敗壞國家作為社會統治者和仲裁者的崇高形象，而且勢必形成以權力攫取人民財富的惡劣趨勢，失民心而招民怨，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變法派逐利，錢成為了官民之間的重要媒介，如發放和收取青苗錢，如將直接的徵民勞役，改為向民眾徵收役錢，官方僱人服役，等等。司馬光指出，小民所有的，只是一身之力與種地收穫的穀物，現在國家不取民力和穀物，而只是徵錢，這會造成錢貴物賤，從而逼得小民賤賣所有，以應付官方索須，這就是害民。應當說，司馬光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北宋時期雖然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但尚未達到成熟階段。只需舉出一個例子就可以證明這種不成熟：當時官員們所領取的朝廷俸祿即工資，有相當部分並不是錢，而是實物如米、絹或其他物品，統稱為「折變」。此外，銅錢的價值在不同地方差別很大，又有人私自將銅錢熔化鑄為銅器出賣以獲厚利，屢禁而不能止。而在西部如四川等地，則是通用鐵錢。作為一種有價證券或者說是紙幣雛形的「交子」，其發行和使用的範圍也都有限。變法派將錢作為官民間幾乎是唯一的流通物，的確變相加重了百姓負擔。
當然，王安石的變法，注重興修水利，開墾荒田等等，這類政策的實施也的確增強了國力，改善了國家整體的經濟狀況。讚揚變法的人常常舉出很多這方面的例證。然而因官方生事而給百姓帶來的困苦，也是同樣的多甚至更多，這類例證也被批判變法者捏在手上，振振有辭。這也是「王安石變法功過論」至今難以定論的一個重要原因。
七
後世有些人常常替王安石惋惜。他們說，王安石的變法在北宋後期是具備了必要性的，王安石變法的思路和政策大部分是正確的，可是，最後這場變法竟然釀成了北宋最大的黨爭，成為北宋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不能不歸過於王安石太缺乏大政治家的氣度，倘若王安石對他的政敵如司馬光、蘇東坡等態度不是那麼生硬，而是用一種和風細雨的政治思想工作方式，爭取這些正人君子贊同他的變法思想，那麼變法的效果肯定會好得多，也不至於在政治上造成那麼長久而深刻的動（擺渡）亂。這種惋惜是很有道理的。王安石的確是個有些強詞奪理的人，他一心只想著自己的正確，而不惜粗暴地否定他人。這種個人風格在西方社會好像並不算什麼重要缺陷，在中國卻是一個大毛病。因為我們中華禮儀之邦一貫講究溫文爾雅，講究面子人情，而王安石呢，他搞變法的基本方式是，只要把神宗皇帝的工作做通了，就頒布法令，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理解，實在不理解不執行的，就免官撤職。所以後來傳統派又給王安石加了個形容詞，說他「強狠自用」。這個形容好像蠻貼切的。
其實王安石也有他的苦衷。
王安石在變法之初就對神宗說過，變法要想取得好的成效，那就不能太急，而且光講效率，只重幹才，官員的道德水準勢必下降，這也是一個大問題。然而神宗是個青年，他等不得。神宗在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之前，曾對他說：「人們都說你只知經術，不曉世務。」此言意味深長。所以王安石必須很快向神宗拿出實際成績，以證明他的變法不僅有道理，而且有實效。所以王安石的很多變法措施，都未曾經過充分討論，或只是表面地做一點試行的樣子，就向全國推行。那麼推行中出現的弊病，自然也就少不了。說起來王安石也是不得已。
王安石是傳統中國文人中的優秀分子，好學深思，心憂天下，可是說到動腦筋與商人爭利，想心思盤剝百姓，他不僅不擅此道，也不屑為此。只是變法既然以增加財政收入為其重要目的，變法隊伍中自然就會出現爭利盤剝的高手，王安石也只能常常護著他們。還有，這個變法是通過大批不知變法為何物的官吏去施行的，這些人在執行中想到的，不是變法的效果，而是不要出岔子影響我的前程。所以對收取青苗錢利息和免役錢，如果原定是二分，官吏們卻要徵收三分甚至五分，多收部分名之曰「寬剩錢」，理由是預防碰到災荒時節百姓交不上；而交不上乃屬於地方官的錯。所以到了變法的尾期，國庫裡雖然並沒有增加很多錢，而地方郡縣收的「寬剩錢」，卻足夠二十年開支的。這種「寬剩錢」，實際上就是對百姓的盤剝。類似的例子有很多，所以變法在民間普遍遭到詬病，自有它的道理。這也是王安石變法的悲哀。在傳統中國，朝廷或者說國家的利益，不僅常常不與民眾利益一致，甚至二者之間竟會是一種對立關係，所以無論國家興也罷亡也罷，變法也罷敷衍也罷，老百姓總是受苦。
八
王安石變法的確有很多缺陷與弊病，這很自然，因為它是第一次，就像第一次走路的孩子難免摔跤一樣。不過就王安石本人而言，即使這個變法在整體上是失敗的——這麼說會有很多人反對——那也無損於王安石的光輝形象。變法運動更豐富地表現出了王安石思想的獨立，還有他致力於「經世致用」的實踐精神，以及他的過人膽識。而這些，恰恰是聰明的中國文人最為欠缺的品質。
公元1086年即北宋元佑元年，王安石在金陵去世。消息傳到京城，時任宰相的司馬光評價說：王安石「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故「朝廷宜優加厚禮」。於是朝廷追贈王安石為太傅。大文豪蘇東坡以皇帝名義作了一篇「制詞」，其中說：「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
對王安石持肯定立場的後人，都說蘇東坡這篇制詞寫得好，把王安石的歷史獨特性寫出來了。的確如此。不過在當時人看來，蘇東坡這些文字也許是話藏機鋒、語帶雙關的。「希世之異人」很難說就是偉人，說不定還是怪人；「名高一時」不一定傳之久遠；靠智辯行事，那麼德行呢？「藻飾萬物」，「風動四方」，表面鬧哄而已；而以「己意」糠秕古代文化、否定先聖遺言，這樣的「新人」還值得尊敬麼？蘇東坡把中國文字的豐富性大加拓展，真不愧為著名文學家。聯想到變法之初司馬光替王安石總結的「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當時王安石當著神宗皇帝的面還不太敢公然承認，因為在那個時代，承認「三不足」就等於承認自己大逆不道。可是這個「三不足」，的確精當地概括了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和思想精神。
先有中國最著名歷史學家為之總結提升，後有中國最著名文學家為之蓋棺定論，雖然這兩位大家當時說話是別有用心，但這些總結定論卻都經受了歷史的考驗，而且從正面意義上站住了，王安石地下有知，他應該會感到很幸福吧？
難說。
(刊載於《當代》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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