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學紀錄片能夠以一種影像媒介的話語方式，展示社會歷史的生存和發展狀態，其本身所體現出來的就是多種關係的綜合，包括與人的關係、與自然的關係、與社會的關係等。在媒介生態學視角下對人類學紀錄片中群落的五個演化階段進行分析，尋找到影響群落演變的媒介因子，可以揭示其演變的一般規律。
關鍵詞：群落；媒介生態；人類學紀錄片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新中國成立至今，各民族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階段不同，特別是少數民族由於地理環境、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等差異，呈現出很大不平衡性和多樣性。但隨著新中國政治重心、經濟結構、倫理價值和道德觀念發生轉移變遷，人類學紀錄片恰恰能夠以一種影像媒介的話語方式，展示這種社會歷史的生存和發展狀態。
人類學紀錄片本身所體現出來的就是多種關係的綜合，包括與人的關係、與自然的關係、與社會的關係等。而這樣一種多重關係的綜合就構成了人類學紀錄片的媒介生態系統。生物群落在其發展過程中，各種生態因子都會引起整個群落的不斷變化。在媒介動態演變中我們將新中國人類學紀錄片群落的歷史發展進行梳理，尋找到影響群落演變的媒介因子，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媒介與人、社會、自然四者之間的關係及發展變化的本質規律。
新中國人類學紀錄片群落誕生於上個世紀50年代末，到目前為止大致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1958-1978年的群落成長階段、1978-1989年的群落髮展階段、1989-2000年的群落成熟階段、2000-2010年的群落繁殖階段、2010至今的群落整合階段。
一、群落成長階段
早期的新中國人類學紀錄片媒介生態環境比較脆弱，加之缺乏競爭，紀錄片群落內的種群結構較為單一，以促進民族大團結、宣傳報導黨的民族政策、反映民族地區解放後新氣象的新聞報導型紀錄片種群就成為了優勢種群。媒介生態因子中，政治因子完全主導了整個種群的發展。1957年，毛澤東主席提議，把中國少數民族的原來面貌拍攝記錄下來，供中央領導了解，為制定民族政策作參考。為此，在「為了毛主席老人家了解少數民族」這一政治使命的推動下，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類學電影拍攝工作開始了。如記錄中央民族訪問團到各個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及介紹民族地區情況的《歡樂的新疆》《光明照耀著西藏》，反映各民族代表來京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的《中國民族大團結》等影片。
由於技術因子嚴重的滯後，呈現出用電影方式製作、用電視手段傳播的不協調狀態。電影的攝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經濟因素無疑也成為當時人類學紀錄片製作的掣肘，只有少數用作研究的人類學片能夠獲得政府相當有限的撥款。50年代開始興起的中國人類學片的拍攝，從一開始就是政府的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行為，而不單是出自民族學人類學家個人的熱忱。①因此八一電影製片廠受全國民族委員會委託，由北京科學電影製片長負責，調請和組織了一大批專家、學院民族教授、社會學專家帶著歷史系的大學生和專業電影攝影師，有組織有計劃地到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拍攝了16個民族22部123本影片(1957-1965)。這批作品無論從拍攝的指導原則還是影視表現的藝術性上都給摸索前行中的中國人類紀錄片群落迅速生長帶來了無盡的希望，同時保存了一批珍貴的民族文化影音資料。但受到「文革」的影響，十年間中國人類學紀錄片群落的發展停滯不前，文藝的百花園一片凋零，唯有八個「樣板戲」一枝獨秀。
二、群落髮展階段
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建設全面復甦，中國人類學紀錄片群落媒介生態由封閉狀態逐漸走向了開放。文化因子成為此時的主導因子，文化自覺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文化部門、大眾傳媒機構逐漸被喚醒。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拍攝了《哈薩克族的喪葬習俗》《祭祖學師》等民族傳統習俗和社會文化變遷的紀錄片，中央民族大學也拍攝了《柯爾克孜族》《白褲瑤》等片，中央電視臺在這一時期也先後製作了三部大型紀錄片——《絲綢之路》《話說長江》《話說運河》，它們以新鮮的電視語言，不斷挖掘本土文化的沉積；以不同以往的創作觀念，顯示出文化意識的崛起；用記錄的視角挖掘了沿途的文化遺址、民族宗教習俗。萬人空巷的收視熱潮，不僅體現出了創作者本身對於本土文化、傳統文明的深切關注和深刻反思，更是打破了中外文化交流與合作上的政治禁錮，為中國人類學紀錄片以後的長足發展，直至走向世界，掃除了思想觀念上的障礙。可見當時的紀錄片種群生態環境已經發生了較為深刻的變化，群落結構開始合理化，紀錄片種群也開始豐富了起來。
三、群落成熟階段
自1989年起，中國人類學紀錄片群落媒介生態逐漸進入了一個多元共生狀態，媒介種群日漸豐富，種群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群落的結構趨於多樣化。群落的生態環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觀。一批游離於中國主流電視體制之外的紀錄片作者率先摒棄了傳統的攝製模式，用「直接電影」所倡導的非介入式方法為中國紀錄片（其中也包括民族志電影）確定了新的創作坐標。②王海濱的《藏北人家》、孫曾田拍攝的《最後的山神》(1993年)都是基於觀察式的拍攝方法，體現出對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的真誠反思。
1989年中央電視臺還創辦了紀實類欄目《地方臺30分鐘》，一大批優秀的人類學紀錄片通過此欄目走進了觀眾的視野，一批批優秀的紀錄片創作者成長了起來，人類學紀錄片也開始逐漸擺脫電影紀錄形式的窠臼，形成了自己獨立的語言符號系統，電視勇敢擔當了人類學紀錄片創作、生產、傳播的歷史重任。陳曉卿的《龍脊》（1995年）等作品，代表了那個時期紀錄人的精神風貌和紀錄品格。隨著頻道專業化的發展，以央視為代表的衛視頻道，開始謀求「專業化分工、特色化播出」的紀錄片欄目發展之道，一批定位清晰、選題精彩的紀錄片欄目相繼開辦。央視的「探索·發現」、上海電視臺的「紀錄片編輯室」等逐漸成為廣大電視觀眾津津樂道的紀錄片欄目，一大批人類學紀錄片《摩梭人》《德興坊》《茅巖河船夫》《遠去的村莊》等人類學題材的作品也得以先後播出了。
隨著後現代主義思潮進入中國和ENG設備的逐漸普及，紀錄片創作者對於紀實觀念理解越來越深刻，我國人類學紀錄片形式上更好地凸顯了人類學「參與觀察」式的創作理念，內容上則注重通過多側面、多角度的影像來刻畫時代風貌，描繪人的本質力量和生存方式。1994年具有紀實象徵意義的代表作品《八廓南街16號》問世了，它用旁觀的方式盡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運用長鏡頭加同期聲的電視語言，通過似乎不經人為控制的敘事結構，力圖找到拍攝對象的象徵意義。
四、群落繁殖階段
隨著21世紀的到來，我國電視產業突飛猛進，這也為人類學紀錄片群落的發展給提供了新的機遇與挑戰。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後，紀錄片群落開始從成熟走向大量繁殖階段。在創作題材方面，在不排斥「小」題材的同時，開始了大投入、大製作，央視的《新絲綢之路》、鳳凰衛視的《薪火》一批系列紀錄片登上了螢屏。而且在創作手法上大膽嘗試了情景再現的拍攝手段和心緒式的敘事風格，突破了傳統的紀錄觀念，雖然備受爭議，但也為紀錄片群落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營養。
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技術因子是DV設備的出現，它顛覆了專業紀錄的門檻，使影像紀錄成為人人皆可為之的事。DV時代的到來，意味著一種平民化的影像書寫方式正式走進了歷史的舞臺，也宣布了影像霸權的結束。像這一時期的作品《離開故土的祖屋》《蛻變》等都是用平民視點觀察社會，改變了我們對民族社會的認知，也改變著整個紀錄片群落的媒介生態。
五、群落整合階段
隨著多屏時代的到來，觀眾的收看習慣發生了重大變化，已經不受電腦與電視的束縛，而是趨向移動收看，手機、平板電腦已然成為重要的接收終端。在這種播出平臺不斷拓展的的背景下，紀錄片群落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整合。這種整合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整合模式，它們交叉進行，共同改造著紀錄片的媒介生態。
自上而下整合首先是2011年央視紀錄片頻道的橫空出世，它無疑對於群落的繁育提供個一個國家級的平臺，通過渠道催生內容，成為了紀錄片行業的一個標杆。一大批精彩的人類學影片得以在主流媒體呈現，喚起了全民觀看紀錄片的熱情。另外，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也將「限娛令」一步步推行，使得無論是衛視還是地面頻道都加大了紀錄片的製作與播出力度，更多優秀的紀錄片和紀錄片欄目應運而生，如「手藝」系列、「崑曲」、「京劇」、「拾遺保護」欄目、「文明之旅」欄目等等。
「網際網路思維」流行，使紀錄片進入整合營銷、全媒體營銷時代。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在衝擊紀錄片的傳統生產播放方式，引發紀錄片人重新審視市場、受眾、產品、價值鏈乃至整個行業生態。③在這種背景下催生了自下而上的整合，中國人類學紀錄片進入了播出聯盟時代，雷禾紀錄片協作體、大陸橋發行網絡、良友電視聯播平臺向200多家地面頻道提供紀錄片節目，同時也向優酷、搜狐、樂視網等多家門戶視頻網站提供豐富的片源，使得人類學紀錄片資源得到了有效整合，人類學紀錄片群落也日趨多元化。
小結
總之，將新中國人類學紀錄片納入到媒介生態學的研究框架中進行分析，不僅僅是一種研究視野的轉換，更是一種研究觀念的變化。把中國人類學紀錄片作為一種生物群落去研究，不僅能夠將其與紀錄片的整體生態環境聯繫起來，而且也能夠與整個媒介生態系統聯繫起來，更是將人、社會與自然聯繫了起來，從而實現中國紀錄片媒介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注釋：
①張江華,李德軍.影視人類學概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97.
②朱靖江,田野靈光[M].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159.
③張同道,胡志峰.2013年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J].現代傳播，2014(04).
基金項目: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西部和邊疆地區項目「媒介視域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以川東北地區非遺為例」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XJC850002。
2.西華師範大學校基金項目「川東北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影像化保護與傳播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A003。
（作者系西華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責編：王妍（實習）、宋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