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州一中校史】泊師老師兩次重走當年流亡辦學路

【滄州一中校史】泊師老師兩次重走當年流亡辦學路

國立一中，是抗戰時期滄州流亡師生在民族危亡、狼煙四起的情況下，為積蓄抗戰力量、保留文化火種，轉移創辦的一所特殊學校，是中國教育史上壯闊的一頁。國立一中的首任校長楊玉如，曾任河北省立泊頭師範學校（今泊頭職業學院，以下簡稱泊師）校長。探訪國立一中的歷史，必須從泊師開始。記者日前來到泊師，希望能探訪到更多有價值的東西。

校史館裡流亡照片最珍貴

走進泊師校史館，泊師老師馬永善指著牆上一幅泊師門前師生們合影的老照片說：「中間穿長衫、戴眼鏡的人，就是泊師校長楊玉如。」

泊師與國立一中的聯繫，全靠此人。

校史館中，有一張楊玉如的照片，圓眶眼鏡，中山裝，臉色凜然決絕。對他的介紹是：「楊玉如，字蘊齋，河北臨城人，北京師大史地系畢業。1931年—1937年在泊師主持校政。抗日戰爭爆發後，帶部分師生輾轉河南，在淅川建立國立一中，繼續任校長。」

楊玉如

最讓人感到震驚的是一張「學校老師沿運河南撤」的照片。照片下標註著這樣的文字：「學校南遷：『七七事變』後，在馮玉祥將軍協助下，校長楊玉如帶部分師生及教學設備沿運河南下，沿途與多所學校匯合成立聯合中學，最終受命於河南淅川成立國立第一中學。楊玉如任校長，後又遷至陝西城固，在此有西北聯大附中併入。1949年國立一中解散，就地成立城固第二中學，仍由楊玉如任校長。」

簡單的文字，把泊師流亡南撤辦學、國立一中從成立到解散的經過寫得清晰明了。

回過頭來再看看那張流亡時的照片。老師們或坐或立於船上，看時節已到秋末冬初，岸邊落木蕭蕭，船上男女老師共處，有一種戰亂年代難得的寧靜。泊師負責校史的劉桂勳老師說，這張照片拍攝於流亡後期，到達河南以後。當時，老師們暫時結束了生死逃亡的艱難歷程，有了片刻的安寧，才留下了這張照片。

兩次重走流亡辦學路

2015年、2017年，泊師校領導帶領相關老師兩次沿著當年師生流亡辦學的路線，從泊頭一路向南，來到河南省淅川，再轉而向西，到達陝西城固。

曾經的國立一中舊址，如今成了淅川縣實驗小學，校內已經找不到國立一中的影子。他們通過尋找當地檔案館、組織部、黨史辦，從淅川縣誌的字裡行間發現了有關國立一中的記載。當時的淅川，有「河南小西藏」之稱，地理位置非常偏僻，國難當頭之際，這裡成了辦學的好地方。史料記載，國立一中的創辦，起到了教化當地民風的作用。1943年，日寇入侵豫西，國立一中的師生不得不再次西遷。

當時的西遷路線有兩條，一是從淅川到西安再到寶雞，翻越秦嶺，到達陝西城固；二是順漢江逆流而上，直達城固。

到城固二中時，學校正放暑假，他們也沒有找到太多有價值的東西。城固是一座小城，但城固二中全國有名，其原因和國立一中有關。原來，楊玉如擔任泊師校長期間，1933年設立實驗室，添置了一些教學儀器、藥品、標本、圖表等，後來又增添了一些圖書。南撤時，馮玉祥派了四艘大船運載這些教學設備。登岸後，師生們肩扛、背背、脖子掛，把這些教學物資運到了淅川，之後，又徒步運到了城固。城固二中今天的成績，和當年滄州師生捨命也要保存文化火種的行為，有很大關係。

檉柳和紫藤是那代人精神的象徵

擁有悠久歷史的泊師，如今已更名為泊頭職業學院。春天的校園非常美麗，草木繁盛，百花盛開。陪同我們一同採訪的泊師老師劉桂勳說，學校裡最古老的植物有兩種，一是檉柳，二是紫藤。

曾經的泊師校園比現在還要大，一進校門口，就是紫藤花架的長廊。4月裡，紫藤花開，馨香一片，泊師的老校友都記得。檉柳在紫藤花架的東側，葉子的形狀如松似柏，又有柳條的婀娜。如今的老檉柳已經乾枯，從旁邊另生出一枝新芽，在春風中默默佇立。

81年前，「七七事變」的消息傳來，楊玉如決定：學生，是民族的未來。無論如何，都要把文化的火種保護！為了希望，為了未來，撤向後方，流亡辦學！從泊師到運河只有六七百米，他指揮師生搬運物資。這些羸弱的師生，一瞬間變成了搬遷工，他們把精密的實驗儀器小心翼翼地一件件封箱，之後手抬肩扛，有條不紊地送往碼頭……

「秋風起，草木悽，洪水遍全國，平民盡流離。哀我中國已垂危，嗟，我青年還不起，更俟何期？」這首歌，是「九一八事變」後，泊師的進步老師創作的歌曲。一路上，他們心頭縈繞、口中唱著的就是這首歌。

是的，這一次，他們要走了。但走不是逃避，而是為了更好地回來。就像那檉柳和紫藤，保持韌性，也是保存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歷史的煙雲，也許會淡忘很多東西。但1937年7月發生在泊師校園裡的那一幕，檉柳和紫藤至今都沒有忘記。

祖孫三代經歷 勾勒一個世紀中國歷史

3月23日，《滄州流亡師生創辦國立一中》的稿子剛一見報，滄縣興濟鎮居民陳四雄就打來電話說，國立一中後來的繼任校長劉鍾智曾來他家小院作客，當時正是梨花盛開的時節。並說，劉鍾智祖孫三代有一段令人感動的故事。這段故事，和國立一中有或多或少的關係。

陳四雄是本報通訊員，也是個熱心腸。他給記者拿出一張照片說，十多年前，劉鍾智曾到他家看梨花，中間白髮戴眼鏡的老者，就是劉鍾智。他說，自己和劉鍾智的兒子劉達陸都喜歡攝影，是朋友。劉鍾智現住陝西漢中市，已經97歲高齡。他的存在，就是國立一中的一部活歷史。他的父親劉樹森，新中國成立前曾任國民黨少將。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當時擔任國民黨40軍39師117旅233團團長。8月17日，日寇一路南侵，戰火燒到滄州。劉樹森率部參加滄州阻擊戰，在姚官屯車站兩側布防，曾同日寇激戰三晝夜。1945年，他與高樹勳率領部隊在邯鄲起義，新中國成立後任滄州市政協委員。

父親前線禦敵，兒子背負著保存文化火種的使命，開始了流亡讀書、辦學的艱苦歷程。劉鍾智從滄州一路南下，在河南淅川國立一中，暫時穩定下來。從國立一中畢業後，他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又回到國立一中任教。他的妻子是國立一中的同學，家就安在國立一中內，兒子也在國立一中出生、長大。

新中國成立後，國立一中改名城固二中，劉鍾智成為繼任的校長。他是個孝子，為了照顧老家父母，他讓長子劉達陸回到滄州，替自己盡孝。劉鍾智的其他幾個子女都是大學畢業，唯獨長子學歷不高。為了彌補這一遺憾，劉鍾智退休後曾回到滄州，專門為兒子開設私塾，補習文化，償還精神債務。陳四雄就是這時候結識劉鍾智的。2003年，他曾以《六旬老翁上課堂 教師是自己年過八旬的父親》為題，報導過這件事。

父子同行流亡路上多艱辛

日前，記者接到任丘退休教師孫伯丹寫來的一封信。信中說，她的父親孫萬青曾任國立一中美術教員，哥哥當年和父親一路流亡，在國立一中求學，她也曾在國立一中生活過。一家人和國立一中有著割不斷的聯繫。

「楊記者，你的一篇報導讓我想起了往事。」孫伯丹告訴記者，父親是河間縣城北太平莊村人，曾在北京中國美術學院（今中央美術學院）跟隨畫家齊白石學習，畢業後在河北省立泊頭師範學校擔任美術教員。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孫萬青和老師們一起，跟隨校長楊玉如，走上了流亡辦學的艱辛之路。當時，孫萬青的大兒子孫伯勳跟隨他在泊頭求學，這次流亡辦學，父子倆做伴同行。流亡路上，教師們責任重大，負責看護幾十名學生的安全。所以，雖然父子同行，孫萬青也不可能給兒子特別的關照。

從運河上岸後，他們走得非常辛苦。河南一帶不像平原好走，山溝丘壑很多，學生們大的十四五歲，小的六七歲，不管白天黑夜，大家日夜兼程。到了晚上，老師用一根繩子拴在學生手腕上，一是怕孩子走丟了，二是怕學生跌倒沒人知道。就這樣，一串學生在黑燈瞎火的路上走，一邊走一邊睡，最後到了河南省淅川縣上集村。孫伯丹說：「哥哥告訴我，不走不行，身後就是炮火聲。那段時間走了多半輩子的路，以後一提走路就頭疼。」

在上集村，在楊玉如的一再申請下，國立一中成立，楊玉如任校長。除了泊師的學生外，也有半路上加入的學生。孫萬青在國立一中繼續擔任美術教員，長子孫伯勳跟隨他在這裡繼續讀書。就在孫萬青帶著大兒子流亡河南、在國立一中安定下來的時候，在河間，孫伯丹出生了。

1941年，伯丹的母親帶著她和兩個哥哥以及大伯家的女兒，一起來到國立一中。家中子女眾多，孫萬青只好把上學的機會讓給侄女，讓她在國立一中上學，二兒子則當了學徒。當時，國立一中有小學部，三兒子剛夠入學年齡。在母親的堅持下，三兒子入了學。年幼的孫伯丹也常跟著三哥去上學。

隨著家庭人口增多，孫家生活日漸拮据。為了養家餬口，1942年，孫萬青辭去國立一中教師的職務，開始另謀生路。1944年，日寇進攻豫西，淅川淪陷，孫萬青攜帶家眷流亡到西安。「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孫萬青一家雖然離開了國立一中，但一直牽掛著那裡，感情上的聯繫也一直沒斷。

滄州日報記者 楊金麗 2018-04-12 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