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第五屆年會暨「重構教育評價體系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南京師範大學教授，民進中央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項賢明發表了精彩的演講。他指出「在教育領域，科學迷信可謂比比皆是，高考改革要逃出迷籠，首先要破除對考試的科學迷信」。
12月2日下午年會現場，項賢明發表《教育評價中的「測不準原理」與我國高考改革》的主題演講讓我們從科學史上的兩隻貓說起（不要想多，這兩隻貓和黑白沒啥關係，也從來沒上過南昌八一大橋）：一隻貓的主人，名字叫做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另一隻貓的主人，名字叫做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這兩人生活在差不多同一個時代，一前一後也就相差十多年時間。老薛同志的貓其實並不真實存在，是他在1935年想像出來的。他假定一隻貓被密封在一個盒子裡，盒子裡有一個封裝著劇毒氰化物的瓶子，瓶子上有一把沒啥情懷的錘子，錘子由一個電子開關控制，而電子開關又是用放射性原子控制的。如果原子衰變，釋放出α粒子，就會觸動開關，導致沒情懷的錘子落下打破瓶子，這只可憐的貓必死無疑。然而，我們不知道原子啥時候衰變，因此，在我們打開盒子之前，這隻貓既可能是死的同時又可能是活的。薛丁格用這隻有點妖氣的貓，來比喻微觀世界物質存在的不確定性。桑代克的貓是真實的，雖然也有些可憐，但志向遠大。老桑同志的貓出道比較早，1898年就和它的主人一起來到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桑代克沒有逼他的貓像哈姆萊特那樣面對生死抉擇，但卻讓它餓著肚子，並且把它關進一隻迷籠，籠子外面有香氣誘「貓」的貓糧，貓可以通過按踏板、抓繩子等方法觸動機關打開籠子逃出來並且吃到食物。剛開始，這隻狂躁的桑代克貓毫無紳士風度，在籠子裡亂抓亂撓，偶然觸動機關打開了籠門。桑代克不斷重複這個實驗，發現貓開籠子的時間越來越短，到後來進了籠子就會按動機關逃出來。於是，這位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桑代克講師向世界宣布：他的貓證明了學習的過程就是一個試誤過程。和薛丁格那隻解釋物質世界「不確定性」的貓不同，桑代克的貓從此把我們關於孩子學習行為的研究引向了一條「確定性」的不歸路。我去中小學給老師們講課，常問他們在班上見過幾個孩子是像桑代克老師的貓那樣學習的，他們稍微想想，會立刻爆發出哄堂大笑。然而，在此之前，他們卻對桑老師這隻貓絕對的科學指導意義深信不疑。他們以前顯然一直身陷對所謂科學的迷信之中。
在關於自然界之不確定性的研究道路上，薛丁格並不孤獨。不同學科的眾多科學家，譬如美國氣象學家洛倫茲（Edward Norton Lorenz）的蝴蝶效應、俄國化學家貝洛索夫（Belousov）和扎鮑廷斯基（Zhabotinsky）的震蕩反應，等等，都從不同角度證明了：這個複雜的宇宙充滿了不確定性，上帝真的是在擲骰子（北京人將其喚作「擲色子」）。一個系統，一旦它的複雜性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自組織現象，這種自發的宏觀有序現象大量存在於自然界之中，使我們面前的自然界變得捉摸不定。用洛倫茲的話來說，我們甚至無法確定，一隻蝴蝶在巴西草原上煽動一下翅膀，將來能否在美國德克薩斯引起一場龍捲風？因此，薛丁格腦子裡面的那隻貓很了不起，它讓科學家們在自然界的複雜性面前保持低調，承認科學在很多情況下只能以統計概率的方式來描述自然界捉摸不定的運動規律。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用哲學的語言表述了對自然界這種不確定性的理解：「在因果律的陳述中，即『若確切地知道現在，就能預見未來』，所得出的並不是結論，而是前提。我們不能知道現在的所有細節，是一種原則性的事情。」 在這裡，牛頓時代必然的因果律失去了普遍有效性，一個絕對必然的宇宙崩塌了，代之而起的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概率宇宙。海森堡把科學對客觀世界這種不確定性的認識，稱作「測不準原理」，或譯作「不確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
讓我們從自然界不確定性的視角來反觀人類自身，在這個世界上所有複雜系統中，最為複雜的莫過於人自身。人的複雜程度使其不僅表現出自然界大量存在的自組織現象，譬如胚胎發育過程等，而且這種自組織特性進一步升級，變成了人的自主性，或者用哲學的概念稱之為「主體性」。人類的自由意志決定了我們無法從第三者的視角來確定性地把握另一個或一群人的發展變化。主體性，使得「人」成了上帝擲出的最為捉摸不定的骰子。我們甚至連某個人在未來五分鐘內是否還坐在那把椅子上都無法做出確定性的預測，因為決定我們的預測是否準確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我們對那個人看似科學的客觀觀察，而是取決於那個人自己，取決於他的自由意志。
然而，桑代克迷籠裡那隻狂躁的貓可沒薛丁格想像的貓那麼安分。桑老師那隻著名的貓，以一種科學的僭妄，不斷地挑戰人類的自由與尊嚴，把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研究日益引向確定性的道路。
桑代克老師的貓畢竟出道更早，而且身處哥大名校，所以比當時隨著薛丁格離開德國流浪國外的那隻貓要牛氣很多。桑老師從他這隻了不起的貓身上，發現了一系列有關我們學習行為的科學定律，諸如練習律、效果律等等。幾乎每一個師範畢業生都對這些關於學習的科學定律耳熟能詳。人類的學習，在偉大的「行為科學」面前，從此變得確定無疑。沿著這條確定主義的道路，桑代克老師的後繼者們勇敢前進，不斷提出了一系列關於人類學習的偉大發現。譬如：美國心理學家華生（ Watson，John Broadus， 1878-1958 ）曾誇下海口，說：「如果給我一打強健而沒有缺陷的嬰兒，讓我放在我自己的特殊世界中教養，我將保證從中隨機抽取任何一個孩子，都可以培養成我所選擇的任何一類專家……」。你聽這口氣，和中國某些教育「磚家」們說的「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簡直如出一轍！華老師他之所以敢誇下這樣的海口，主要當然不是因為他到了中國海南省的首府（華老師好像沒錢買機票去海口旅遊），也不是抄襲了中國教育「磚家」的成果（誰抄襲的誰，我想不用待查了），而是他堅信：行為科學的研究，確定無疑地發現了人類學習的規律，而照規律辦事就一定能成功。到了新行為主義領袖人物斯金納那裡，這類科學狂言被推上了哲學高度，他1971年在《超越自由與尊嚴》一書中明確提出：「對人類行為的實驗分析必將使自主人喪失我們以前所賦予他的所有功能，並把他們一個一個地轉移到控制性環境上。」 斯金納在這裡直截了當地否認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性，他稱之為對自由和尊嚴的超越。科學的威望，被置於人類的自由和尊嚴之上了（beyond）。喪失了自由和尊嚴的人，連自然界一般事物中都到處存在的不確定性都不配享有，一切都在所謂行為科學的掌握之中。
這類關於人的學習和發展的確定性思路，在心理和教育領域帶來了一系列的科學迷信，其中也包括教育評價領域裡的科學迷信。讓我們用一個生活中最常見的例子，來通俗地解釋和揭穿這類科學迷信：科學小學的一名學生叫小丫，她在本次數學期末考試中考了100分。這一事實馬上會讓我們想到：小丫是個優秀的學生，有數學天賦，將來很有可能成為一名數學家……等等，等等。等等！真的是這樣嗎？我們談起一個人的教育和發展，常常講「知、情、意、行」四個主要方面，那麼，這張100分的試卷，在「情」的方面真的能說明小丫喜歡學數學嗎？不一定！那麼在「意」的方面能說明小丫長大了想當數學家嗎？更不一定！在「行」的方面能說明小丫努力學習了數學吧？也不一定。那麼，這張100分的數學試卷，至少能在「知」的方面說明小丫的確很好地學會了數學知識吧？還是不一定。瞎貓碰死老鼠，正好考題都是小丫會的，小丫不會的正好都沒考，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你看，稍微理性地思考一下，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一張試卷所能測量的一個人的發展，實際上是十分有限的，但我們在平時生活中常常對考試的所謂測量效度深信不疑。即便是在高考這樣一類對個人命運有重大影響的考試中，我們也會在精確到1 % 甚至5 ‰ 的水平上採信考試分數。
在教育領域，科學迷信可謂比比皆是，其中最為神話的就是智力測驗了。做完一套被十分科學地稱作 「量表」的試卷（難得一見的「量表」，聽上去似乎要比常見的「卷子」科學很多，其實差別沒那麼大），科學家就可以準確地測量出你到底有多聰明，或者到底有多愚蠢。不知道有多少痴迷於小螞蟻、醉心於星空，長大想當動物學家和天文學家的孩子，在科學的智力測驗面前變得絕望。然而，科學家中敢於講實話的總是大有人在。哈佛大學有一位猶太裔科學家，叫史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他曾寫過一本書，書名叫《人類的誤測（The Mismeasure of Man）》，並在書中對這類看似科學的測量進行了令一些科學同行生厭的批判。還有一位叫做史蒂芬·默克多（Stephen Murdoch）的，是《華盛頓郵報》等著名媒體的自由撰稿人，曾寫過一本書，書名叫《智商：一個失敗理念的光鮮歷史（IQ: A Smart History of a Failed Idea）》，也把這一領域看似科學的輝煌歷史兜了個底朝天。這兩本書都已有中譯本，儘管其中有些翻譯有待商榷。讀一讀這些書，比我在這裡用有限的文字來說明要好得多。
在諸多影響這類看似科學的人類測量可信度的因素中，最強大、最捉摸不定的因素，就是人的自主性，或者說就是人的自由意志。面對某個人交上來的心理量表，我們不可能直接看見這個人的內心，因而也就永遠無法確切無疑地知道：這個人是不是故意做錯某些題目，甚至是不是故意胡亂回答了所有題目。行為主義堅信通過行為觀察可以推知人的內在意識，卻忘記了這些行為完全有可能是人偽裝出來的。人不是貓，即便是桑代克老師的那隻貓，也絕對無法和人一樣，特別是無法擁有人的主體性，無法像同樣作為所謂「被試」的人那樣來對待測試者。這些關於人的測量，根本沒有桑老師、華老師、斯老師等等堅信的那樣確定無疑。這種確信，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科學迷信。
我說這些東西是教育領域的「科學迷信」，並不是說這些都是假的、不科學的，而是說它們其實沒有想像的那麼科學，至少不是絕對可靠的科學。認識到這些東西是一種科學迷信，主要目的不是要否定它們，而是要提醒大家小心提防這些看似科學的東西對我們的傷害。
教育測量的科學迷信對我們的傷害是實實在在的，這些傷害發生在我們眾多的日常教育教學活動中，常常使我們將教育錯誤地降格為簡單的訓練，進而將洗腦的成功，錯誤地當成了教育的成功。其中傷害面最大、對社會影響最深的，可以數得上我們偉大的高考了。
行為主義之科學迷信所危害的不僅僅是咱中國人，也包括它的故鄉以及受到它影響的其他地方的人。然而，到了中國，桑代克那隻披著科學之皮的貓，遇到了另一種牛皮無敵的空氣，這種空氣就是我們老祖宗傳下來的、曾經先進過的「科舉文化」（說它「曾經」先進，意味著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它如今早已落後。咱不能因為「祖上闊過」而在21世紀仍然安貧樂「道」，天天逢人便樂「道」那祖上曾經的輝煌）。科舉文化讓桑老師的貓附身於我們舉世無敵的高考，一下子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因為它通過這種文化空氣獲得了最為深入廣泛的人民群眾基礎，而正如一位偉人在一篇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演講詞中曾經說過的那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在這種傳統加科學的雙重影響下，我們完全忘記了：科學的測不準原理，最適用的莫過於人。也就是說，考試，在很多時候，可能比美國總統還要靠不住。
看見這塊「欽點狀元及第」的金字匾額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有一種仰慕之情從內心深處油然而生。這就是一種文化的影響力，它在我們的大腦裡、肌肉裡、血液裡、骨骼裡，不知不覺中影響著我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舉止。一群有著崇拜考神傳統的人，面對身披科學霞光的各類從發達國家引進的考試，無論你是傳統派還是現代派，是自由主義者還是新左派，是世界主義者還是民族主義者，對這些有科學撐腰的新考試，都會深信不疑。於是，一種迷信，科學的迷信，在神州遊蕩……這片神州大地，有著1300年的科舉考試歷史，直到100多年前的光緒廿三（1905）年，才放棄了這種考試制度，因而科舉文化在這片土地上至今依然有著很強的生命力。以高考為例，在社會心理層面，我們能看到受到大眾熱捧的「高考狀元」，看到廣泛存在的考前去文廟祭拜孔子的現象，等等；在學校教育的實踐層面，我們看到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和各類應試教育大行其道，看到高考範文秘笈之類的八股泛濫；在制度層面，我們看到的是和科舉制度如出一轍的「一考定終身」的人才選拔模式。這裡說的「一考定終身」，說的是只靠考試這「一種」東西來定終身，並不是像某些人相信的樣，認為「多考」幾次就能解決問題（當年的範進們參加高考的次數一點不比今天的孩子們少，甚至窮其一生只為考試者也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改革者們所謂的「頂層設計」常常也深受這種科舉文化的浸染，甚至有時還會直接運用科舉的歷史經驗來指導今天的高考改革。於是，我們的高考改革就變得像桑代克老師那隻貓一樣，在改革的迷籠裡焦躁不安地亂抓亂撓，不停地改革來改革去，今年「三加二」，明年「二加三」，結果還是換湯不換藥。
高考的科舉文化特徵，已經使其成為我們國家基礎教育改革最大的攔路虎，成為我們提升國家創新能力最根本的絆腳石。對考試的科學迷信，使我們堅信「一考定終身」這種最不科學、也最不公平的人才選拔模式的科學性和公平性，以至於民眾只相信這「一考」，覺得其他考核方式都會引發腐敗和不公。實際上，公平與否，關鍵在有沒有公開透明和公正監督。如果沒有公開透明和公正監督，那就連最簡單的抓鬮都有作弊的空間。高考的科舉文化特徵，以及由此帶來的「應試教育」模式，已經成了我們教育領域亟待革除的頑疾，而這一文化特徵，在高考的制度層面上，又集中表現為「一考定終身」，因此，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功夫恰在考試之外，即必須打破「一考定終身」的選才模式，高考改革才有希望逃出迷籠。
關於高考改革的具體思路及其論證，我會在即將發表的《改革開放40年我國高考改革的回顧與反思》一文中詳細論述（學術期刊論文），這裡只簡要概述幾條建議。在我看來，高考改革要逃出迷籠，首先要破除對考試的科學迷信，突破以此迷信為基礎的「一考定終身」模式的桎梏，儘快將我國高考改革的工作重點從考試改革轉向高校錄取制度改革，建立長時段、多方面的綜合評價體系，在較長時間裡根據多種因素來綜合地考查和選拔人才。最可能有效地實現這種綜合選才模式的方式就是網絡，因此，教育部應當在「9701」工程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升級中國教育考試網，使之成為一個全國統一的普通高等學校自主招生錄取平臺。所有普通高校都應當在這個網絡平臺上公布本校不同專業的具體錄取要求和錄取方案，譬如：本校物理系要求數學、物理必須考很高的分，但文言文、歷史等只要通過高中畢業水平考試就行；藝術系要求本行當的藝術水平考試、語文和歷史等考試的分數都比較高，但數理化則通過高中畢業水平考試就行……考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志向等，在平臺上將自己的學業檔案投給相關院校，相關院校必須在一定期限內反饋錄取結果。所有報考錄取過程，包括中小學的學生學習檔案形成過程，都記錄在案，接受監督。
有人會問，這樣一來，那些平時學習不好的同學不就沒有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了？我們必須承認，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數學家、科學家，所以，關鍵不在於我們如何才能讓這個國家人人都成為數學家、科學家，而是要通過社會改革來調整階層利益，讓那些沒有成為數學家和科學家的人，也可以體面地在這個社會上生活。還有更多的人會懷疑這種不唯考試分數是舉的錄取制度的公正性。實際上，正如前文所述，公平與否並不取決於是否以考試分數為唯一錄取標準，而在於有否公開透明和公正監督。沒有監督，什麼樣的高考錄取制度都會滋生腐敗，只不過您「眼不見，心不煩」而已。在這個公開透明的高校招生錄取網絡平臺上，一切都記錄在案，有億萬網友比高壓電還厲害的目光盯在網上，一旦有人膽敢以身試「網」，監督的錘子必定落下，腐敗之貓必死無疑。就中國社會的現狀來看，我個人覺得，網絡監督有可能成為最為有效的監督，只要我們敢於將監督的權力公開透明地交給億萬網友。對此我是確信的，至於這個認識是否是迷信，我想網友們可以給出答案。
總而言之，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存在物，因此，測不準原理在教育測量中是普遍存在的。僅靠單一的考試來選拔人才，不僅是靠不住的，也是不公平的。我們亟待建立一個公開透明、有公正監督的人才綜合考核和選拔體系。改革！改革！改革！我們仍須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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