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分析》創刊十周年了！十年煙雲淡墨痕，在「墨痕」真的要漸次「淡」下去之前，讓我擷取個人生涯中與此相關的若干片段，所謂存真並非全為懷舊，而吉光片羽，或亦可為異日之券云爾。
2010年七月中旬的一個清晨，我搭乘龐學銓教授的專車，從杭州城西出發，趕到上海社科院中山西路院區，參加《哲學分析》創刊典禮，在刊物總編輯、時為哲學研究所所長童世駿教授的召集下，那天的開張儀式嘉賓雲集，讓人印象頗深；而更讓人難忘的是創刊號的作者陣容，國內有楊國榮和陳嘉映，國際有哈貝馬斯和希爾貝克，毋庸置疑皆一時之選也。當時滬上一家名刊的總編見狀還感嘆了一句：照這陣仗看，我們壓力山大啊！
的確，創刊之初的《哲學分析》勢頭極盛。尤其是2011年，連續做了幾場重量級活動，其中兩場是響應總編呼籲，針對依然活躍的當代中國哲學家進行的專場研討。討論在世哲學家的著作和思想，在西方學術界乃為慣例，例如最早由希爾普創辦主編的《在世哲學家文庫》，邀集當世同行對某位代表性哲學家展開密集而系統的討論，而哲學家本人則對各位同行的批評分別做出回應。有的卷次還編入哲學家特意為文庫撰寫的思想自傳。文庫自創辦以來廣受歡迎。不少著名的哲學家，從早期的杜威和羅素，到相對晚近的斯特勞森和羅蒂，甚至愛因斯坦也曾進入這個系列。
把「最接近哲學家稱號的人」這個專指的摹狀詞推廣開來的童世駿總編曾經笑謂，無論中國的哲學家與國際上的哲學家有多麼大的差異，有一個差距還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中國的哲學家很少得到同行的重視和討論！除了所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童總編認為至少有一個原因是，雖然我們基本上用中文寫作，卻很少讀中文寫作的論著。雖然我相信，居今而言，這裡的「很少讀」後面接上「中文譯著」也許更符合實情，但對於進入童總編視野的哲學家而言，這句話大概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寫實。
2011年四月初和五月底，楊國榮和陳嘉映哲學研討會分別在杭州師範大學和首都師範大學召開。這兩次會議我都應邀參加而且提交了文章，在前一場會議上提交的是我與自己的學生何松旭君合撰的「成己與成物的辯證：楊國榮論著集印象」一文。之所以提交這樣一篇文字，一是因為此前在北京和井岡山與楊教授「同會」近一月，可謂「朝夕相處」，還在一次與楊教授一起登山時聽到他向我透露即將出版《成己與成物》一著，而當時自己亦正困惑於從成己與成物的角度來思考中西哲學；二是從北京回到杭州後，楊教授以十數卷本的「楊國榮論著集」相贈，洋洋大觀，讓我產生了綜合兩端，以成己與成物為線索「通觀」楊著的設想。我之所得固然是極為淺薄的，所幸承楊教授錯愛，小評仍然被收入了那次會議後出版的討論集《具體形上學的思與辯》。
那次活動的一個小小花絮是主持會議的童總編帶了自己剛出的兩種論著到會上，會議結束了卻發現自己還沒有把書給送出去；另外一個花絮也是與書有關的，就是有一位會議代表接受了另一位與會者贈送的一部大著，等回程時卻直接把這部巨著扔進了蕭山機場的垃圾箱。
五月底在「首師」的陳嘉映專場，我主要是作為雜誌編輯部的特邀成員與會，但倒是提交了一篇較長的「讀後感」，蓋因其時——不料竟延展到今日——我頗為熱衷於此類隨感憶舊文字的寫作，於是就趁著那個契機趕在會議前如法「炮製」了一篇。這篇文字同樣應「傳主」之邀加入了會議後出版的討論集。那次會議發言中我照例並未念稿，而是做了即興發揮，與會的一位京中友人和從香港趕來的王慶節教授對我的發言頗為讚賞，慶節還從他的書包中掏出他翻譯的《康德與形上學疑難》，籤名送給我，這要算我迄今得到的比較「珍貴」的贈書了。
現在看來，較之哲學大咖和各路神仙的高頭講章宏大敘事，我無疑更能領受和體會更有個性色彩也更富有敘事性的文字。在最近的《哲學分析》十周年慶典上，終於推卻不了發言「機會」的我，又發表了一通一般人聽上去有些不明所以甚或無釐頭的至少是過於私人化的「感懷」。這種臨場「掉鏈子」的「毛病」當然是我今後需要努力去「克服」的，但這其實並不是我偶然的「發揮失常」，而是一種「自覺」的「本性難移」。
當然，也並不是在所有這類場合我的表現都是如此「低迷」「低調」的。2011年的七月，《哲學分析》在淮海中路622弄7號社科院總部召開研討會，也是在那次會議上，我最後一次見到俞吾金教授。當時我受命主持的一個單元，在一位京中著名的分析哲學家發言後，作為主持人的我半自言自語半自相矛盾地說：分析得很哲學，也分析得很混亂。聞聽我言，包括趙敦華教授在內的一眾會議代表先是面面相覷，繼又作譁然狀，只有善於駕馭複雜局勢的童總編淡定地補了一刀：提出了一個值得分析的問題！
不過說來慚愧的是，就一位作者對刊物的貢獻而言，回想一下，與自己在各種場合的「邊緣」角色相一致，我也只是在這十年的後五六年陸續「貢獻」了五篇隨筆而已。雖然就我個人而言，這幾篇文字亦不無可「圈點」之處，甚至有一些後續的「反響」：
「『喚起』、『響應』與『家園』：重返吉大母校之感」，是我在刊物發表的第一篇隨筆文字。當時我將之與一位法國政治哲學家為一本中文譯著所寫的長篇導言一起發送給童總編，總編回信表示更喜歡我這篇文字，雖然也不忘補充一句：我們中國人一般並不習慣於議論活人。而文章發表後，我的大學室友崔偉奇同學特意來信贊為「大手筆」——這個評價應該並不亞於童總編的肯定，原因嘛，你懂的啊！
「『理智並非乾燥的光』：讀《羅素傳》」一文源於我準自告奮勇地為「啟真館」所出蒙克新著撰一書評。書評陰差陽錯地寫成後，總編先生調侃說這是一位既不懂羅素也不懂中國的作者寫的一篇談論羅素與中國之關係的文字，而這位作者自己卻以為那是他迄今最好的書評文字，以至於在後來出版文集時寧舍「來了個和我談張宗子的學生」而取「理智並非乾燥的光」作為書名。
有意思的是，這篇「迄今」「最好」的書評很快就被另一篇「超過」了，這就是我為楊國榮教授的《哲學的視域》所寫的評論「哲學的世界視域與世界視域中的哲學」。說來有趣，這篇文字其實完全是我看了從網上買來的這部楊著後忽然「靈感」來襲，幾乎一筆落成的。事後，連我自己也有些驚訝這篇評論是如何完成的，只能說自己對於包括楊教授的哲學思想在內的相關哲學議題的粗淺考慮似乎在這篇評論中得到了一種恰如其分的表達，同時它也舒緩了我自前一篇評論以來累積和沉澱下來的緊張感——當然，這種「緊張感」純粹是學術上的，至少是學術共同體意義上的。
一篇幾乎一氣呵成的書評肯定不會有任何注釋，在《哲學分析》編輯要求為這篇文字增加引文出處時，我正在閔行公寓等待飛阿姆斯特丹轉挪威訪問。那次為期一月的訪問的主要「成果」是一篇「卑爾根日誌」，這篇文字後應劉梁劍教授之安排連載在一個公眾號上。此後，成素梅主編邀請我為刊物提供一篇文字，如此盛意卻之未免不恭，我就把前述共六節的文字縮寫成三節聊以交差，題曰「從千島之城到萬島之國：挪威哲學印象」。據說這篇文字刊出後得到了趙修義教授的讚賞，其實我雖轉到了華師大，但卻未曾有機緣與自己一向尊敬的修義教授共事，所以他對拙文的肯定對於我無疑可謂一種安慰。
2018年九月底，在我即將赴柏林自由大學參加一個政治哲學會議的前夕，從一個偶然的渠道得知韋爾默教授已於不久前去世。想到曾一度朝夕與其論著相處的這位作者已經離我們而去，我頗有些難以自已，連夜寫了一篇追念文字。記得文章完成已經是凌晨四時，為了某種即時性，我本想將之交予滬上的某家報紙發表。但是同時，我當然也將這篇文字抄送給了童世駿教授，其時我應該已經忘記了童教授還有個童總編的身份。果然，一貫早起的童總編在早起看到微信後馬上就要求我把此文交給《哲學分析》發表，在我談及即時性的考量後，還「慷慨」地給出儘快發表的允諾。那次去柏林我是到北京轉機的，而關於發表拙文的相關「細節」，我是在虹橋機場的機艙裡與童總編最後「敲定」下來的。
巧合的是，在柏林會議期間，我們遇到了馬格德堡大學的Georg Lohmann教授，從交談中得知他與韋爾默相交匪淺，而且極為稔熟後者的工作，於是我就靈光一現想到請他為《哲學分析》撰寫一篇紀念韋爾默的文章，Lohmann教授爽快地答應了。兩個月後，Lohmann教授來上海開會，當時同在柏林會上的李哲罕君邀請他到杭州，為此我特意從舟山到杭州與他會晤，一方面進一步落實所約文章，另一方面也因為讀了他的小冊子《論人權》而與他展開了詳細的討論。我們在蘇堤上見面，從花港觀魚過蔣莊到楊公堤上的未莊午餐，下午在西湖上泛舟，在東坡路上吃冰，晚上逛吳山廣場河坊街和中山路步行街，一直到奎元館晚餐後分別，一路都在高談，以至於最後Lohmann教授在我帶在身邊的《論人權》一書上以德式英語題籤曰：「During a never ending discussions about Wellmer, Marx,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because he leads me not stop.」（德國教授的英文手寫體頗難辨認，此處蒙北大德語系谷裕教授幫助「釋讀」）
按照我最初的規劃，Lohmann教授的紀念文字擬與韋爾默本人的一篇文章以及一篇研究韋爾默哲學的文章組成一個專欄，我為此甚至還搬出了與我一樣為雜誌「效力」的哲壇清流黃翔教授聯繫一位在墨西哥國立大學任教的學者授予我們翻譯其文章的權利，最後主要是由於本人的原因，這個計劃最終只有Lohmann教授的文章完成了，李哲罕君翻譯了這篇質量很高的文字，在柏林自由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北大哲學系方博教授幫助把關和校對。這就是我的第一次「國際化」約稿，雖然有些好事多磨，但這個結果應該還是相對令人滿意的。
於我個人而言，這次跨境約稿還有一個未完成的「副產品」：通過閱讀《論人權》一書，我對人類尊嚴概念在當代人權和政治哲學中的角色和作用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對於Lohmann教授在解讀哈貝馬斯法哲學時提出的這個警句——「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itself offers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binding by strengthening public autonomy, i.e.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中譯文作「人權觀念本身用強化公共自治來補償傳統約束力的損失，這就是民主化進程」，但卻似乎將之系屬於哈貝馬斯名下，是李哲罕同學幫助找出了原文）——尤其嘆為精到，並打算結合人權理論的發展比較人權概念的建築術和譜系學。這時候我忽然想到，雖然人類尊嚴在《在事實與規範之間》中似乎不是一個關鍵概念，但「直覺」告訴我哈貝馬斯一定是比較系統地討論過這個概念的。想到這裡，我就開始在網上做相關搜索，結果卻驚訝地發現在《哲學分析》上就刊登過一篇哈貝馬斯討論人類尊嚴概念的譯文「人的尊嚴的觀念和現實主義的人權烏託邦」，而我此前竟未曾措意。這一方面當然讓我感到汗顏，另一方面我又想，
在成為編輯——哪怕是「特邀」的——之前，甚至成為作者——哪怕是隨筆作者——之前，我們首先該是一位「讀者」，是這樣嗎？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哲學分析》十周歲了，如果有人問我對未來，對下一個十年，有什麼展望的話，那就請允許我說：我希望「成為」《哲學分析》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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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