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哲學所，是指1990年代初的上海社科院哲學所。雖然社科院並非百年老店和巍巍學府，但卻擁有一批耆年碩學，學脈綿長；同等甚至更為重要的，雖然那是個風流雲散的年代，但是整個社科院，尤其哲學所，仍然活躍著一批放在國內任何一家一流哲學系都毫不遜色的年輕人。
本來，社科院只是或主要是個研究機構，雖然辦了研究生部，但因為研究人員們一周只需一至兩次到所裡點卯，平時並不在院裡，而且從理論上說，研究所和研究生部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建制，所以，若不是我的導師範明生先生別出心裁地安排了一門拼盤課，我大概是沒有什麼機會見到這些其時還相當年輕的研究人員，至少不會有課堂上那麼「便當」（此為滬語，用滬語發音會更傳神）。
畢竟年深日久，我已經不能確記這個所謂「拼盤課」的名稱，也許是中西哲學和文化名著選讀之類，我記得的是上課的年輕老師，他們分別是俞宣孟、翁紹軍、周昌忠和張士楚。
宣孟老師顯然已是所裡的中堅，那時候他正處於自己「成長」中最好的時光——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他也是明生師特別看好、以為所裡少數可與一談學問的人。在那門課上，宣孟老師帶我們讀陳康先生翻譯的《巴門尼德斯篇》。因為大學時節一次路過北京，我在商務的王府井門市部淘到過這部書，而且那時即已細讀一過，所以宣孟老師的課我聽得津津有味。記得宣孟老師看著我那本書中夾得滿滿當當的便箋紙條，還曾用上海話誇了我一句，大意是很難得之類。我聽了就更來勁兒了，好像回到寢室還特意往書裡多塞了幾張小紙片什麼的。
宣孟老師的大作《現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爾的哲學》其時早已出版了，那應該是「改開」以後第一部研究海氏哲學的中文著作。當時他應該正在準備《本體論研究》一書，且剛好在創刊未久頗有生氣的《探索與爭鳴》發表了「巴門尼德『是』的意義說」，文章洋洋灑灑近四萬字。那是我讀過的宣孟老師讓人印象最深的一篇文字，真所謂「千江有水千江月」，讓人如醉如痴，分不清哪裡是巴門尼德的意思，哪裡是海德格爾的意思，哪裡又是宣孟老師自己的意思，總之文章已臻於化境，如鹽之溶於水，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真此之謂也。
宣孟老師最具標誌性的創見是力主將Sein(Being)譯為「是」，對此可謂念茲在茲，達到了逢人必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程度，所以那個時段所裡的同仁乾脆給他取了個雅號就叫Being。所謂真積力久，深造自得，宣孟老師顯然是頗為自得於此的。有一次他對我說，他當年對海氏弟子熊偉先生談了將Sein譯為「是」的意思後，熊先生對他提了三個問題：是否《存在與時間》裡所有的Sein都能譯為「是」？是否海氏著作裡所有的Sein都能譯為「是」？是否西方哲學史上所有的Sein都能譯為「是」？宣孟老師自信而得意地對我說：寫完《本體論研究》，可以告慰熊偉先生，當年這三問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宣孟老師出身復旦哲學系，他說頭一年（1978年）報考大學政審未通過，第二年就乾脆考研了。課餘，他給我們講段子：剛入學時同門一起去見導師全增嘏先生，全先生一個一個問同學「你叫什麼名字啊？」等畢業時再去見全先生，他還是一個一個問同學「你叫什麼名字啊？」還說很多年後他回復旦去，有一位那時也已成為老先生的先生笑謂：我們有一位俞先生博學多能，另一位俞先生就知道一件事（也就是Being）。宣孟老師聞聽正色道：我就是知道一件事！
其實宣孟老師是真正的博學多聞者，更重要的是有一種真正的哲人氣質，這一點只消與他稍有接觸就能非常清晰而深刻地體會到。宣孟老師早年有一句名言：做哲學就是做和尚，只是沒有剃度出家——與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就是練習死亡論相較，宣孟師所論無疑更具東方色彩和神韻。當然，這絲毫不意味著宣孟師不食人間煙火。恰恰相反，他年輕時頗好「煙火」，一次還告訴我，他有一回來到社科院對過的長春食品店，闊氣地拋出十元大洋，昂首對售貨員說：一塊錢以下的香菸一樣來一包！
對我來說幸運的是，在那門課程之後，我與宣孟老師有長期的「親密接觸」，除了那年在富陽桃花嶺偶遇，並在西湖邊聊天，記得更早那年，因為宣孟老師的公子在浙大外語系求學，他到杭州來，在求是村我的小公寓，晚上我們連床夜話，他談興甚濃，雖多陳年舊事，我聽了也極為過癮且受益。
前年是社科院哲學所六十周年所慶，因為幸運地被邀出席大會，想到往事翩翩，我就在頭天晚上發了一條狀態，回憶到當年宣孟老師講的一個段子：是說在一次學術會上，趙越勝聽了他主張將Being翻譯為「是」的理由後，大大咧咧地自言自語說：你這麼說倒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一旁的周國平就調侃說：他這麼翻譯難道還要經過你的批准嗎？第二天所慶大會散後，我特意上前去和宣孟老師招呼，他見到我就連連誇我的記性好，說是他這麼多年前的隨口一說，我竟然還記得這麼清楚!
在那次所慶會上，我還遇到了當年同樣給我上過課的周昌忠老師。說來有點兒遺憾，畢業這麼多年，我幾乎沒有見到過昌忠老師，而他對我卻一直是很關注的。據小友蔣益告訴我，那年我在「上海書評」上發表了幾篇補白豆乾小文，昌忠老師也都注意到了，思之不免讓人汗顏。
昌忠老師西學素養淵深，為商務翻譯過多種科學史和思想史著作，但他其實是一個自學成才者。早年主要研究科學方法論，後又轉入語言哲學研究。讓我引起很大興趣的是，1991年，也即是我碩士入學的第二年，昌忠老師出版了他的一本小書《公孫龍子新論》，記得我從社科院門口的門市買到這本書後，很仔細地把它讀了。在昌忠老師的課上，我還試圖和他就這本書的某些觀點做些討論。看得出來，昌忠老師對我讀他的書很高興，但是他非常低調，可能也有些不善言辭，所以似乎沒有直接回應我那次的某些評論和觀感。
直到今天，《公孫龍子新論》對於所謂知性思維的剖析和強調仍然給人深刻的印象，並能夠引起人們深切的共鳴。我依稀記起那時候，王元化先生談黑格爾的《小邏輯》，似乎也特別強調知性思維的正面價值，昌忠老師應該會引之為同調，這也是那個年代難得的清明和理性的聲音。至於此書在治學方法論上的特色，如果要我在當今找個例子的話，我會想到韓林合教授研究莊子和郭象的兩本書。與那些由於對西學的隔膜而導致的轉軲轆式的中學研究不同，這兩位學者由於其對西學的內在素養，使得他們的工作不但本身成為一種真正具有學術含量和增量的工作，而且具有方法論上的示範性。
昌忠老師1988年三月就寫完了他的《西方現代語言哲學研究》，但是此書直到1992年六月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我是次年五月在福州路買到這本書的。不想在做博士論文時我還能夠利用到這本書。我從頭至尾仔細閱讀了這本書，昌忠老師的表述清楚簡約，但在不少地方又頗有深意，耐人尋味，讓人頗為受用。毫無疑問，我認為昌忠老師這部書的價值是被大大低估了的，當然這並不是昌忠老師個人的悲哀，而是中國學術和學術界的悲哀。
就我個人來說，令人傷感的是，我的有一位任課老師，哲學所外哲研究室的翁紹軍研究員已於前些年去世。翁老師出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師從早年留英歸國的溫錫增先生（曾翻譯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和羅素《我的哲學的發展》）。主要領域是希臘哲學和宗教哲學，以及中西交流史。
翁老師給我們上課的時間較短，我在課上與私下與他的交流和接觸都不算多，而主要是通過他翻譯的著作，例如策勒的《古希臘哲學史綱》，克爾凱廓爾的《哲學片段》，以及利科的《惡的象徵》而了解他的學問的。前些年，我還買到了由中西書局出版的他的《<形上學>論稿》，據後記中說，這部稿子的基礎是他當年的碩士論文，但他多年來一直在修改增補。顯然，能在七十歲初度時出版這部凝聚自己年輕時哲學夢想的書稿，翁老師應該是深感欣慰的。
由此想起2015年下半年我到華師大參加馮契先生百年誕辰研討會那一次，社科院哲學所的研究生蔣益小友在孫守飛小友的嚮導下來會場找我，當晚我們還在師大老村一起石庫門嗨皮。蔣小友是較早當面認肯我回憶社科院生涯那幾篇小文之「價值」的一位讀者，甚至有些誇張地認為我的文字塑造出了社科院哲學所的「學統」。也是在那次交談中，我們還設想能否對哲學所仍然健在的研究人員做些口述史的訪談。此事當然並未能付諸實施，還記得那天《文匯報》的李念記者也在場，在她隨口提到讓我策劃構思些選題時，我也隨口提到了這個口述史「項目」。她肯定這個創意不錯，但又認為未必要局限於社科院或哲學所的學者。
在那年的哲學所所慶大會上，我也沒有見到當年的另一位任課老師，那就是中哲研究室的張士楚老師，有一個原因是士楚老師後來下海了，聽說生意還做得不小，但是哲學研究肯定是已經放棄了。士楚老師是真草大師王蘧常的學生，印象中他講課很有趣，經常摻雜些上海話。因為他是文化熱的擁躉，無論講什麼書，他都會有一句口頭禪：有文化的麼司（東西），意思是有文化信息和含量。
士楚老師講的一個段子讓我們印象深刻：他剛到社科院時未分到房子，就找到張仲禮院長，張院長對他說，讓你老師寫封信來嘛！士楚老師後來就拿著王蘧常先生給張院長的信，分到了房子。
士楚老師高個頎長，穿著時尚，風度翩翩，十足才子一枚。那時候人民出版社有一套頗有影響的「三個面向」叢書，士楚老師在裡面出了一種，叫做《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套書的總序中最後有句有名的話：朋友們，清曉的光已照亮崎嶇的道路，走便是當前的任務。沒有錯，對於九十年代初的我來說，範老師設計的拼盤課上的這些老師們就是照亮我前行的那一道清曉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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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