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淵源與演變

[摘要]在各國經濟濟與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種傳統文明是否與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現代文明合流？今日伊斯蘭教世界所發生的變化表明：目前要對這個問題做出肯定的結論，可能還為時過早。

作者：李伯重（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

最近發生在巴黎的血腥的恐怖襲擊事件，又一次把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的問題提到了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事實上，自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恐怖事件在世界上就沒有停止過。緊接「911」事件的大型恐怖襲擊事件，有西班牙馬德裡地鐵連環爆炸案（2004年3月11日）、俄國別斯蘭學校人質事件（2004年9月1日）、倫敦地鐵爆炸案（2005年7月7日）、印度孟買金融中心連環恐怖襲擊事件（2008年11月26日）、俄國莫斯科地鐵爆炸事件（2010年3月29日）、俄國莫斯科多莫傑多沃機場恐怖襲擊事件（2011年1月24日）、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事件（2013年4月15日）、中國昆明火車站「3·1」斬人案（2014年3月1日）、法國巴黎《查理》周刊總部襲擊事件（2015年1月7日）。這些恐襲事件發生在不同的國家和城市，採取的手段也各有不同，但都有共同之處：殘暴、血腥、濫殺無辜，而且都出於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之手。這些恐襲事件中，一些是基地（Al-Qaida）、塔利班、伊斯蘭國（ISIS）等著名恐怖組織所為，也有一些是另外的不知名的伊斯蘭宗教極端組織或者個人所為。這些恐襲事件波及到全世界，誰也難免被涉及，因此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的問題也成為了當今世界各國關注的重點。

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為什麼要進行這些血腥、暴力的恐怖活動？學界已有多種解釋。本文擬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看這個問題。

【一】

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發動的上述恐怖活動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依照伊斯蘭原始教義建立的「純潔」的穆斯林社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可以採取包括「聖戰」在內的任何手段。這種思想就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上述恐怖活動也就是為實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目標而進行的，而塔利班、伊斯蘭國在一些地區建立政權則是這種目標的部分達成。雖然塔利班政權不久垮臺了，伊斯蘭國的統治也只控制著有限的地區，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目標在其他一些地區早已實現。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三十多年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發動的伊朗伊斯蘭革命。這個事件曾經震撼了世界，而且其影響今天仍然清晰可見。

1970年代的伊朗，經歷了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國王領導的「白色革命」之後，經濟起飛，武力強盛，整個國家處於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急劇轉變之中。國王躊躇滿志地宣稱：要在本世紀之內，使該國全面現代化，進入世界前五強之列。沒有誰會預料得到，就在1970年代末，一場史無前例的伊斯蘭革命竟然會有如火山爆發，在短短一兩年內就推翻了巴勒維王朝這個中東地區的超級強權，結束了該國數千年的君主政體，建立起一個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指導、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自此以後，原教旨主義運動與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相表裡，如同狂飆突起，大有席捲整個伊斯蘭教世界之勢。

繼伊朗之後，原教旨主義者發動的伊斯蘭革命，在蘇丹再戰告捷，在阿爾及利亞幾獲成功，在黎巴嫩、埃及、巴勒斯坦等地也儼然成氣候。1995年，原教旨主義勢力在阿富汗奪取了政權，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塔利班政權，聲稱要建立世界上最純潔的伊斯蘭國家。近年來，伊斯蘭世界的世俗政權一個個倒下，原教旨主義的或具有原教旨主義傾向的社會力量在許多國家獲得勝利。甚至在厲行無神論已七十餘年之久的前蘇聯中亞諸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正興起，對世俗政權提出嚴峻的挑戰。這一變化，是最近半個世紀國際政局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因此無怪乎西方政界、學界的精英人士如基辛格、亨廷頓等，都把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中心的伊斯蘭教復興運動，視為屬冷戰之後世界新秩序乃至西方文明所面臨的最重大挑戰之一。

大凡一種宗教，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是在不斷地發展演變。經過若干年月之後，必然在許多方面與創立之初有很大的不同。後世的人們，往往緬懷宗教創立時那種對美好社會的憧憬、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和為理想獻身的熟情，要求回歸原教旨，淨化信仰。這就導致原教旨主義的產生。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儘管不同形式和不同內容的原教旨主義運動曾經出現在多宗教的歷史上，但是時至今日，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大多已經隨著科學的進步與教育的普及而走向衰落，原教旨主義更是日漸式微。只有在伊斯蘭教世界情況相反，原教旨主義運動如日中天，表現出驚人的活力。這一情況，自然使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格外引人注目。

在非伊斯蘭教世界的大眾心目中，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總是和愚昧無知、宗教狂熟、恐怖主義、群眾暴力、大規模破壞與流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人們普遍認為：這種宗教運動是對世界進步與發展的抗拒，是在少數思想頑固、泥古不化的宗教極端分子煽動鼓惑之下，無知群眾喪失理智的暴亂。但是倘若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同題，卻不能把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發動的伊斯蘭革命作上述簡單化的漫畫式描述。

這裡要指出的是：在歷史上，任何一場規模浩大的革命或大規模的民眾運動都難以避免與民眾暴力相聯繫。伊斯蘭革命自然也不例外。其次，任何革命或大規模的民眾運動之所以能夠發生，都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背景。像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樣的宗教運動，在科學昌明、教育普及的今天，卻能夠吸引和激發千百萬穆斯林民眾奮起投入，其原因更是極其複雜。因此我們絕不能僅僅抓住一些表象，把這一問題簡單化。相反，要了解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其賴以出現的深刻背景，特別是其思想的淵源與演變的過程。

【二】

從思想方面來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包括兩個不同的層次。一個層次是低級的和大眾化的層次，其主要特點是只注重宗教的表面特徵和法規的字義，典型表現是計較於衣著和飲食方式是否合乎伊斯蘭教的規定，簡單粗暴地排斥和反對各種非伊斯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等等。另一個層次則是高級的和知識的層次，其目標是努力理解和重新確立伊斯蘭教早期的理想和價值觀念，並力求按照這種理想和價值觀，改造社會，建立社會正義。本文所擬介紹的是後一種情況。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宗旨和目標是信仰淨化——即穆斯林必須嚴格遵循早期伊斯蘭教的價值標準，使思想和行為回復到《可蘭經》和「哈底斯」（即聖訓）的教義和行為規範上來，並通過這種努力，拯救現今已經背離正軌的伊斯蘭教社會。簡言之，就是要恢復伊斯蘭教初創時期的基本思想和實踐。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先知穆罕默德不僅創立了伊斯蘭教的信仰與禮儀，而且制定了完美的社會行為準則。這些準則表現了人與真主（安拉）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唯一正確關係，放之四海而皆準，適用於任何人民和時代。但是，在先知逝世以後，隨著伊斯蘭教的傳布和演變，這些神聖的準則慢慢被人們忽視甚至遺忘，而許多與此不符的風習，或者甚至是異教的思想和價值標準，代之而起，從而引起社會的墮落和腐化。要從根本上消除各種社會弊病，就必須恢復原有的準則，回到伊斯蘭教創立之初的時代。很明顯，這種將過去理想化的作法，本身就是對現代社會狀況的批判。因此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往往以社會正義為訴求，猛烈地抨擊當前社會中的種種不合理和不公正，否定現行社會制度和現存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他們的呼聲，也因此而往往能夠在備受欺凌的社會中下層廣大民眾中激起迴響，獲得支持。

【三】

早在9世紀前半期，即伊斯蘭教創立僅僅兩個世紀之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已出現。著名的伊斯蘭神學家和法學家艾哈遭德·伊本·汗巴赫（公元780—855年）發起了「祖傳運動」。他認為：穆斯林先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堅持了伊斯蘭教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過去有效，現在有效，將來也同樣有效。要重建輝煌，就只能效法先輩。因此，他嚴厲譴責阿拔斯王朝（即我國史籍中的黑衣大食）統治者的腐敗，呼籲恢復伊斯蘭教原有的純潔。「祖傳運動」通常被認為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濫觴，而伊本·汗巴赫則被視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思想鼻祖。

阿拉伯帝國衰落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繼續在發展。阿拉伯思想家艾哈邁德·伊本·泰米亞（公元1263—1328年）提出：形形色色的東方入侵者（特別是蒙古人），在徵服伊斯蘭教地區的過程中，或遲或早都自稱穆斯林。但是一個人僅僅宣布承認安拉是唯一的神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並不能證明他就是真正的穆斯林。相反，這些假穆斯林的種種所為，恰恰是褻瀆了伊斯蘭教的本質。因此他號召對那些自稱的穆斯林進行聖戰，以保持和恢復伊斯蘭教信仰的本來的面目。伊本·泰米亞的思想對後代影響很大，他也因而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最主要的思想家之一。

到了19世紀，儘管受著西方思想的強烈地衝擊，但是伊本·汗巴赫和伊本·泰米亞對伊斯蘭教世界思想界影響仍至深至厚。當時最重要的兩位阿拉伯思想家——賈馬爾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赫——都從伊本·汗巴赫和伊本·泰米亞著作裡獲得了思想養料。阿富汗尼號召復興伊斯蘭，並主張使用恐怖手段和其他暴力手段，同那些他認為阻礙實現此目標的當權者進行鬥爭。他本人就曾鼓勵暗殺當時的伊朗國王斯納爾丁。阿卜杜赫則認為伊斯蘭的初期階段是黃金時代，並且也主張只要在政治上有必要就使用暴力。他的門徒穆罕默德·拉希德，裡德哈也積極宣傳伊本·汗巴赫和伊本·泰米亞的思想，並在其創辦的《燈塔》雜誌上重新發表泰米亞的著作。當奉行原教旨主義的瓦哈比教派攻佔聖地麥加、建立政教合一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時，裡德哈即報以熱情歡呼。

在知識界以外，18、19世紀的伊斯蘭世界還興起了一些原教旨主義運動，有些且頗為成功。其中，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瓦哈卜創立的瓦哈比教派後來發展成為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的國教，蘇丹的穆罕默德·艾哈邁德、利比亞的穆罕默德·賽努西公領導的運動則演變為強有力的伊斯蘭政黨。這標誌著知識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大眾化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有合流的趨勢。

到了20世紀前半期，出現了近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組織——穆斯林兄弟會。成立最早、影響最大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締造者是哈桑·巴納。他既是一個雄辯的鼓動家，又是一個出色的組織者，在思想上深受裡德哈著作的影響。他的口號鮮明簡潔：「《可蘭經》是我們的憲法，先知是我們的領袖。」他並宣稱：「我們的綱領是（建立一個）伊斯蘭政府」；「在獲得權力之前，我們不會受任何細節的約束」。為此，他在兄弟會內部成立了一個叫做「特別命令」的秘密組織，專門從事恐怖活動，打擊兄弟會的敵人。1948年12月，「特別命令」暗殺了對兄弟會進行鎮壓的埃及政府首相努克拉希·帕夏，而巴納也在次年2月被警察擊斃。

【四】

1950年代初以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阿拉伯世界一度沉寂，其想和組織的中心轉移到了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等國。巴基斯坦的阿布·阿拉·馬杜迪成了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家。

馬杜迪寫過不少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名為《四種表達方式》的小冊子。在該書中，他闡述的四個大問題（即他所稱的「四種表達方式」）是：（1）「哈基米亞」（Hajimiya）問題，其主旨是將真主的統治與各種形式的人治進行比較；（2）「烏魯希亞」（Uluhiya）問題，主旨是把真主的神聖不可褻瀆性與企圖將人神化的做法進行比較；（3）「拉巴尼亞」（Rabaniya）問題，主旨是把受奴役於真主和受奴役於個人或制度進行比較；（4）「瓦赫達尼亞」（Wahdaniya）問題，主旨是把真主的獨一無二性同企圖抹殺這種單一性的作法進行比較。他認為：在以上四個方面，沒有任何折中調和的餘地。不是《可蘭經》統治，就是否定《可蘭經》；不是真主神聖不可褻瀆，就是褻瀆真主；不是受真主奴役，就是任憑偽神擺布；不是真主無二，就是與異教徒與真主平起平坐。在這四個問題中，「哈基米亞」問題是中心。他宣稱：真主是唯一的合法統治者，而統治的工具必須是《可蘭經》。

在其他著作中，他又提出了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戰鬥的戰略：在第一階段（即力量薄弱階段），穆斯林必須隱退，以養精蓄銳；到了第二階段（即聖戰階段），穆斯林力量已很強大，可以向敵人發動聖戰，實現自己的目標。此外，他還有許多著作討論政治變遷、進行革命和使用武力等問題。

馬杜迪不僅撰寫了許多著作，而且還創辦了一份名為《解釋可蘭經》的報紙，向大眾宣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同時，他也是巴基斯坦穆斯林兄弟會的重要成員。他的活動引起了該國政府的注意與驚恐，從而被捕下獄並被判處死刑；後因其他伊斯蘭教國家的壓力，死刑得以緩期執行。到該國軍人統治者阿尤布·汗於1969年下臺後，馬杜迪方得獲釋。儘管他命運坎坷，但其思想卻很快為整個伊斯蘭教世界的原教旨主義者接受，對現代伊斯蘭世界原教旨主義思想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他死後，其墓地成了世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朝覲的聖地。

在馬杜迪之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思想與實踐兩個方面獲得最大成功的地方是伊朗。伊朗領袖霍梅尼對馬杜迪的學說作出了重大發展，並以其非凡的個人感召力吸引民眾，傳播其原教旨主義綱領。經多年經營，終於在1979年掀起伊斯蘭革命的風暴，建立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權，從而使得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有機會把其多年追求的目標付諸實踐。伊朗伊斯蘭革命曾震撼了世界。在伊朗之外的伊斯蘭教世界（特別是在一向是伊斯蘭教世界思想與學術中心的埃及），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也有重大發展。

阿拉伯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最主要的代表者是埃及思想家賽義德·古特卜。他在其思想發展過程中曾深受馬杜迪思想的薰陶。其兩部主要著作《在可蘭經的保護下》和《路標》，主旨就是宣傳馬杜迪關關於「哈基米亞」以及兩個戰鬥階段的觀點。他的絕對學說說人：在兩種制度、兩種社會和兩種信仰之間，絕無調和的餘地。任何人都必須在伊斯蘭與伊斯蘭以前的愚昧狀態之間、在善與惡之間、在真理與謬誤之間、在信仰與無神論之間、在敬奉真主與叛教之間，做出毫不含糊的抉擇。他後來被埃及納塞爾政府於1969年逮捕並處死，但是他和馬杜迪一樣，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偶像。特別是其絕對論學說，更備受推崇。

不過，1970年代末崛起的新一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雖然以馬杜迪和古特卜為精神偶像，但是卻變得更加激進。他們不同意目前處於力量薄弱階段，而認為應當立即行動，展開聖戰，奪取政權。一個埃及原教旨主義秘密組織的宗教領袖阿卜杜勒·法拉姆·法拉格1980年撰寫的《缺席的祈禱者》，就號召行動，號召聖戰，號召奪權。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他們的「聖戰」往往採用暗殺手段。這種恐怖主義的暗殺傳統在伊斯蘭世界出現很早。在10世紀前後，伊斯蘭教中出現一個激進教派——伊斯瑪儀派，其教規奉教和專門刺殺敵人。該教派在中亞建立了國家，中文史籍稱為「木剌夷」，被其他國家稱為Malahidas。木剌夷是一個小國，靠專業暗殺令各國畏懼。在敘利亞，這教派名為Has Chischin，讀音為Assissin，即為英文中「刺客」一詞的辭源。十字軍東徵後，「聖戰」觀念在伊斯蘭世界更為流行，出現了一批被稱為Mufahedin自殺敢死隊，意即「信仰戰士」，專門以自殺方式攻擊敵人。

在法拉格的直接影響和領導下，三個篤信原教旨主義的埃及青年軍官於1981年10月6日刺殺了埃及總統薩達特，從而在整個伊斯蘭教世界揭開了原教旨主義與世俗政權生死搏鬥的新篇章。

【五】

由以上的簡單介紹可見，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有著悠久的思想淵源。在過去的一千多年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一直是伊斯蘭教思想界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從歷史上來看，各個時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大都是當時伊斯蘭教世界的知識精英。像伊本·汗巴赫、泰米亞、阿富汗尼、阿卜杜赫等都是當時最傑出的學者，而古特卜和法拉格則是受過現代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古特卜早年還是一位有名的自由思想的倡導者）。即使是馬杜迪和霍梅尼，也是造詣深厚的伊斯蘭教學者。因此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說成是一些不學無術、頑固守舊的宗教極端分子頭腦發熱的產物，無疑不符事實。

我們必須承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伊斯蘭教精神世界中長期存在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而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則不過是這股潮流在新的條件下的表現與發展。正是因為這種思想具有深遠的歷史根源，所以儘管近一百多年來在近代西方文明的衝擊之下，伊斯蘭教世界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伊斯蘭國家更力求變革，以期使其社會與經濟快速地現代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反對現代主義、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這些與伊斯蘭世界世俗政權推行的現代化，之間出現了深刻的矛盾。歷史終究不能割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知識界和民眾中存在長期影響也不可能在短短百十年中被剷除。即使依靠政治暴力來這樣做，也不會真正奏效。

我們還應當看到，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許多方面也與歷史上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有很大不同。首先，和其他許多宗教中的原教旨主義不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自始就不僅僅局限於純粹的宗教範圍，而是具有強烈的「救世」使命感，強調把思想付諸行動，強調按照其理想化的模式改造現實社會。這一特點，從伊本·汗巴赫的思想中就可以看到端倪。因此，無怪乎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會具有極其鮮明的現實政治色彩。

其次，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的發展與演變的歷史來看，隨著時代的推移，這種主義變得越來越激進，越來越強調暴力的作用。到了本世紀中期以後，它更日益明顯地走出了學者的書齋和知識精英的學術沙龍，向著鼓吹立即行動和暴力革命的政治學說演變。這一點，和以前那種學術化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有頗大差別。

今天的世界正面臨著日益強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挑戰，這一發展的前景令人感到不安。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世界在變小，各國人民的命運也日益繁密地交織在一起。在擁有今日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和大部分石油資源的伊斯蘭世界所發生的任何重大變化，也將對我們這些生活在伊斯蘭世界之外、具有不同於伊斯蘭教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人們的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若要從一種較客觀的立場上來認識伊斯蘭教世界所發生的變化及其走向，我們就應當更多地了解穆斯林人民特有的心態及其形成過程，了解他們思想發展的歷史脈絡。

此外，不論我們怎麼不喜歡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但是我們卻不能迴避這樣一個事事實：冷戰時代的結束，使得意識形態之爭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逐漸淡化，並為許多國家社會與經濟的現代化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可是就是在這個時候，在經過對不同形式和內容的現代化模式和世俗化生活方式的長期嘗試之後，廣大的穆斯林民眾中卻出現了宗教復興、意識形態強化的趨向，以及返璞歸真、「回歸原始」的強烈期望。而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勃興，正是這種趨向和願望的明顯標誌。倘若從世界文明演變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至少向世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各國經濟濟與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種傳統文明是否與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現代文明合流？今日伊斯蘭教世界所發生的變化表明：目前要對這個問題做出肯定的結論，可能還為時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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