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6月01日17:06
來源：中國新聞網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目前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中國已具備一定的硬實力，但是，只具備這一點不足以說明一個國家的強大，還必須同時具備相應的軟實力
5月26日，在南京參加東南大學建校110周年名家演講時，博鰲亞洲論壇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原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副部長龍永圖就「國際化人才與中國的軟實力」話題暢談個人觀點，認為中國當前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的「軟實力」還跟不上我們的「硬實力」。
對於此點，一些從事國際交流的人士感受深刻。今年4月，在德國一家藥廠參觀的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會長桂強芳被該廠負責人問道：「藥品是用來治病救人的，怎麼可以造假？生產假藥行為不可思議！」
起因緣於當月中國爆發的「問題膠囊」醜聞。桂強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嚴重損害中國形象競爭力的事件。」
桂強芳將「國家形象競爭力」歸於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要素之一，這在G20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口中被賦予更廣泛而深刻的表述：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這位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如今不遺餘力地倡導中國要增強「軟實力」，在中南大學110周年校慶之後的「上海論壇2012」上，他發表了相同主題演講，頗受關注。
中國經濟發展的軟肋
去年底，當周圍不少人熱衷於預測中國GDP何時超過美國時，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的香港辦公室裡，一群香港年輕人對廣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中見死不救的路人深感震驚。
桂強芳感到「不可思議」，「當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時，道德建設卻呈現出與其完全不相適應的景象」，長期身在香港的他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必須對軟實力予以反思的時候。
同樣是在對GDP總量的預測熱潮中，一天，打開一份澳大利亞報紙的龍永圖看到一篇文章，就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這篇文章提及三個問題：一、什麼時候全球大多數國家的精英都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國去留學，而不是送到美國和歐洲去留學；二、什麼時候全球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更多地看中國的電影、聽中國音樂、閱讀中國書籍；三、什麼時候全球的消費者選購產品時，更多的是選擇中國品牌，而不是歐美品牌。
在「上海論壇2012」上，龍永圖指出這三個問題「確實擊中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軟肋」，並強調當前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當中國的軟實力和自己的硬實力相匹配，才會在世界上具有真正的影響力。
「一個國家在世界的地位，並不總是由它的經濟實力所決定。」龍永圖此前在為《與龍永圖論道軟實力決定競爭力》一書所撰前言中指出，目前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中國已具備一定的硬實力，但是，只具備這一點不足以說明一個國家強大，其世界地位「有時更多的是受它的國家形象所影響」。
其中，他將軟實力從兩個層面定義：對一個國家而言，軟實力是其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對外而言，則是它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經濟研究室主任胡榮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做出同樣表述，認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應體現為內部社會安穩狀態下民眾自發的凝聚力，以及在對外關係中能夠以傳統文化、價值觀等展示自身優勢並對別國產生影響力和吸引力，「目前中國在這兩方面都有缺失。」
不得不做的選擇題
「領導人不得不做出決定性的選擇，就是他們要使用哪種力量。」1990年最早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此前在該校商學院網站發表題為《軟實力的益處》的文章，指出在大家早已熟知並適應了硬實力的評判標準後，必須在今後的發展中做出新選擇。
他認為，一個希望爭取民意支持的領導者會在適當的時候避免推行硬實力，但是一個不顧及軟實力效果而到處施壓的領導人會發現在他通往硬實力的道路上，被設置了重重障礙。他並提出警告，「那些忽視或低估軟實力重要意義的領導人及其追隨者終將承擔災難性後果。」
以約瑟夫·奈的觀點，硬實力還是軟實力，抑或二者兼顧相互作用，這是不得不做的選擇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過於重視經濟建設而忽視了道德提升、國民素質塑造等等，加之一些制度設計缺陷，導致目前社會問題頻發，人們生活在極其浮躁的社會文化中。」桂強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國民的幸福感應與社會發展同步，需要軟硬兩種實力相輔相成予以打造。
胡榮花同樣提出對持續至今比較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應有所沉思和反省，從誠信體系打造和法治秩序遵行等方面著力打造軟實力。」
早前發生於龍永圖與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之間的一場對話在此後一直引發桂強芳深思。「我曾問過比爾·蓋茨，美國經濟活力的根源在哪裡？比爾·蓋茨的回答是高端人才和低端內耗，這對我們有很大借鑑意義。」龍永圖在東南大學上述演講中表示，從人才的角度，中國缺乏的正是具有國際視野並立足本國國情、在專業知識領域遊刃有餘又善於跨文化溝通交流，並熟知國際規則和慣例的國際性人才。
而類似人才短缺以及內部食品安全問題、強拆事件頻發等等問題，被胡榮花和桂強芳一致認為是一段時期以來中國軟實力不足以至內耗過大的體現。
「中國就像一個突然暴富的老太太，不會買股票，不會買房產，儘管知道銀行是負利率，但還是只能把錢存在銀行裡。又像一個老農民，背著一大袋錢，走到講臺上，卻講不出話。」龍永圖的形象比喻在聽眾中引發哄堂大笑。他舉例說，2009年中國有2.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用於海外投資的是2300億美元，僅佔10%。同一年，美國有500億美元外匯儲備，卻有4.3萬億美元海外投資，把外匯變成了石油、鐵礦等創造財富的源泉。
胡榮花描述不少中國人以及中國城市的比喻更刺耳：一個背著LV等名牌背包卻會隨地吐痰的暴發戶。該比喻恰好與約瑟夫·奈文中「軟實力是基於形成別人對自己偏愛的能力」觀點背道而馳。
正是基於此點，被多個內陸城市聘為經濟發展顧問的桂強芳，通過所在研究會平臺於本世紀初引入文化競爭力、安全競爭力等城市軟實力評測，以促進各地從「唯GDP」思路中轉移出來，實現兩條腿走路。
尋找「硬」起來的路徑
就一個國家打造軟實力的路徑，約瑟夫·奈在上文中著重提出兩個理念：信用與合法性。
胡榮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同樣對這兩點表示高度關注。「誠信體系的建立非常迫切。」她認為，該體系應涵蓋各級政府和普通公民在內，通過教育培養每個個體的誠信意識，而這恰恰是公民社會的應有之義。她同樣提及法治社會的建造，當前中國缺少的並非法律文本，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力」問題頗為嚴重，以至於官場腐敗，食品安全、醫藥衛生等各個領域亂象叢生。
桂強芳則直指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應儘快提上議事日程。」他說，在此之前，文化體制改革可以先行一步，開放傳媒、娛樂等文化領域。伴隨其間的分配製度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等可以同步進行。
「衡量中國經濟轉型是否成功主要有兩個標準，一個是人的生活是不是更加幸福、充滿活力，另一個是社會是否穩定和和諧。」龍永圖在上海論壇上指出，如果能實現這兩個衡量軟實力標準的目標，就可以說中國的轉型從以增長為目的轉移到以人的發展為目的。
至於中國未來如何打造與硬實力相匹配的軟實力，他同樣把文化產業發展放在首位，並對法治與誠信予以強調：一是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教育產業；二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法治規範外，樹立誠信體制來支撐；三是建立適應經濟轉型的價值觀，正確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環境。
「如果中華民族能成為自尊、自信、自強，同時又謙恭、對其他國家充滿了熱愛、包容、理解和慷慨的民族，就會真正被人尊重。」龍永圖說，這種並非建立在純粹利益基礎上的國際關係，是真正可持續的，如果每個國家的人民都能有這種尊重、包容和理解，那麼最困難的國際關係也可以處理好。 本刊記者趙傑(發自北京)
作者：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