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整年，已近耳順之年的魯迅深受病痛折磨。陳年的胃病時常發作，6月又患上了眼花的毛病；身處7月的上海，酷熱的天氣令他滿身痱子；8月「脅痛頗烈」，發燒引起的肺病相當嚴重，在此後的幾個月中，魯迅幾乎一直在病中。
1934年9月25日，這天是魯迅先生53歲生日。他並沒有特別的慶祝，只是寫下了一篇587字的雜文，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近一個世紀以後，當我們再次讀到魯迅先生的這段肺腑之言，心頭依然能夠升起一種振奮之感。《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後來被編入魯迅《且介亭雜文》文集，並在當代入選人教版九年級上冊第17課課文。
時至今日，我們雖然已經無法確切地知道魯迅懷著怎樣的心境寫下這篇雜文，卻依然可以通過梳理歷史的過往，回到那個動蕩而激憤的年代，去感受魯迅先生樹起的中華「民族魂」。
危難之中，到底誰能救中國？
與《狂人日記》、《孔乙己》等「吃人」的故事不同，《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是一篇議論文，全文圍繞「中國人的自信力」展開論述，魯迅直抒胸臆，堅定地指出，「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上世紀30年代，中國內外交困，「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迅速淪陷，社會各界都在探尋「解救國難」的出路。彼時，軍紳門客們請出各路超自然力量，「求神拜佛」以祈禱保佑；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則「傷古懷今」，籌辦了隆重的國家祀孔典禮，主張「中華民族欲求生息於大地之上者，必在以孔子攘夷復仇之大義旦旦申儆」。南京國民政府將祭孔視作抵抗日本侵略、解決中國內憂外患的關鍵，在孔子誕辰紀念日典禮上鞠躬、奏樂、合影。
1934年8月27日，《大公報》將孔子誕辰紀念提升到「國魂之復活節」的高度，並對此發表社評《孔子誕辰紀念》：
在此全國步艱難，人心陷溺之時，當局者發蒙振瞶，有此一舉，誠足以奮起國民之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其為重要，無待論也。
《大公報》社評認為，國運衰微的根源在於民眾的萎靡與社會上寡廉鮮恥的風氣，而恢復民族信心的基石是祭奠先師孔子以推崇他修己救世的高貴品格。《大公報》將文化與道德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而無視了中國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將國家被侵略欺侮的責任推給普通大眾，引起了魯迅的強烈憤慨。
動蕩之際，知識分子的自省與戰鬥
面對《大公報》「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焉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的論斷，魯迅在自己53歲生日這天，提筆寫下了雜文名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向來以「地大物博」自誇的中國人，習慣於相信外力，似乎從來沒有相信過自己。文章開頭，魯迅便一針見血地指出，處於危難之中的中國人已經失去了「他信力」，當時中國正在發展的是「自欺力」：人們用那些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神佛來麻痺自己，故弄玄虛，正是一種自我欺騙的表現。
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魯迅隨即自信地聲明，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些人並沒有失掉「自信力」，他們以前出現過，現在的中國也有， 「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魯迅在文章最後的直指《大公報》社評，告誡人們：「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他呼籲人們不必聽信御用文人的荒謬文章，面對世事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要有自己的判斷。
魯迅一生以筆為戈，以啟迪民智為己任，他從不漠視危難中民眾的迷茫與昏聵，正如他在《吶喊》自序中所說「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與此同時，他也清楚地認識到，百年之前國運凋敝的根源並不在民眾，相反的，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湧現出了一大批迎難而上、不畏艱險的，懷有自信力的中國人，正是他們，光耀著中國的前程，鑄成了中國的筋骨。
所幸，魯迅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面對孔子誕辰紀念典禮的鬧劇，胡適也明確地指出：
國民的精神，民族的信心，也是這樣的；他的頹廢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他的復興也不是虛文口號所能做到的。
胡適《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提出了推翻帝制、革新教育、改革社會風俗等建立民族自信力、推動民族進步的五個「大項目」，並指出想要推動走向這些變革的彼岸，孔聖人幫不上忙，開歷史的倒車「也決不能回到那個本來不存在的『美德造成的黃金世界』的」。
身處租界，民族自尊的捍衛與吶喊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1934年刊發後，於1937年被編入魯迅《且介亭雜文》文集。
「且介」由「租界」二字各取一邊而組成，應讀作「租界」。當年魯迅暫居的上海閘北帝國列強越界築路區，在民間曾有「半租界」之稱。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魯迅在這裡的亭子中寫作，將文集名字中「租借」的「禾」與「田」拿掉，以示自己不願意將國家的「禾」與「田」割讓給帝國列強的決心。
在《且介亭雜文》中，魯迅對中華民族的「劣根性」有著深入的剖析，與此同時，他又堅定地捍衛著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他笑談「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圓機活法，善於變化，於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也高聲疾呼「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百年之前，魯迅與孔子的隔空思辨
在新文化運動中，魯迅以一篇《狂人日記》揭示出封建社會的「吃人」的本質，舉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但事實上，魯迅從小就讀過《論語》，幾乎讀遍十三經，「孔孟的書讀得最早、最熟」。
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寫在孔子誕辰紀念日典禮以後，他所批判的並非孔子本身，而是那些為「克己復禮」而提出的仁義道德。魯迅曾在《且介亭雜文》中的另一篇文章《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裡寫道：
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
魯迅與孔子，兩位同處於大動蕩、大變革中的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探求著社會運行的底層邏輯。孔子推崇「仁」的理念，注重秩序的維繫，提出了從差異走向和諧的路徑；而在兩千年後，魯迅重新看到了「人」的價值，主張「尊個性而張精神」，將發揮個性視為「至高之道德」。
結語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魯迅文風自成一派。人們推崇他深入化境的寫作手法，也對他行雲流水的小說筆調拍案叫絕。一個世紀以來，人們緬懷魯迅、紀念魯迅，源於他敢於直視他人難見的隱秘，說出他人不敢直言的真話。他的文章不僅具有批判諷刺意味，更帶有極強的預見性，這正是讀魯迅常讀常新的原因。
我們這個時代依然需要魯迅，需要吶喊著讓民族時刻保持謙遜和理性的人，更需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挺起民族精神的脊梁。中華民族的前行之路從來坎坷，但正如魯迅所言：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