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６年４月９日，內蒙古呼和浩特捲菸廠工人呼格吉勒圖向警方報案，稱在公共廁所發現女屍。
兩天以後，警方認定呼格吉勒圖殺人。一個月以後，內蒙古高院二審核准死刑。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０日，１８歲的呼格吉勒圖被槍決。整個流程用時６２天。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連環殺手趙志紅落網，主動交代捲菸廠公廁殺人案系自己所為。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底，全國媒體報導，呼格吉勒圖遭冤殺案有望重審。
必須承認，剛剛過去的四中全會，對呼格吉勒圖案的重審起到了關鍵作用，媒體能夠廣泛報導此案，也離不開這個政治環境。如果沒有這次政治會議，一位被冤殺的１８歲少年，離沉冤得雪將仍遙遙無期。
主動報警的少年被抓，兩天後招供，６２天走完所有死刑流程，辦案人員立功受獎，身居高位，回顧案件本身，實在有太多疑點和漏洞。這起案件的背景，是１９９６年全國第二次嚴打，有「從嚴，從重，從快」的政治要求。如今再看，實為草菅人命。
呼格吉勒圖的父母，生養孩子用了１８年，為孩子討回清白又用了１８年，還只是「有望重審」。
如何冤殺呼格吉勒圖的過程，值得細細研究，此案將與佘祥林、聶作斌、趙作海等案一起，被寫進中國法治史。而我更為關注的，是少年被槍決之後，父母為其「要說法」的１８年，在各個部門之間奔走的漫長曆程。
從媒體對呼格父母的描述看，經過這麼多年的挫折，他們對政府仍懷有信心，也沒失去理性，堅信會有「包青天」出現。他們甚至不想要國家賠償，只願還兒子一個清白，讓兒子在地下安息。但老人對艱難的上訪之路的描述，仍然讓人五內俱焚，同時不由反思法律糾錯機制的困境。
由於老人的理性溫和，上訪的過程中，內蒙古高院等政法系統，對兩位老人還算客氣，至少沒有動用暴力措施，高院院長接見，還派副院長定期接見他們。但自２００６年３月，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組成案件覆核調查，公安系統內部得出「呼格案確為冤案」，監察機構也認為證據不足，至今已經８年有餘。各級司法機構的推諉不辦，案件糾錯系統的失靈，無疑於一種「冷暴力」，對呼格父母實施了二次傷害。
案件推行不下去的原因，人為因素是當年的辦案人員，如今多身居高位，１９９６年大出風頭的馮志明警官，如今已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長。制度方面，則是呼格案牽涉到國家賠償，這筆賠償需要自治區法院賠付。當年是自治區法院辦案，如今需自治區法院糾錯，再由法院自己賠償，還要對責任人進行問責。沒有異地辦案，自己追查自己，而且沒有追查時效，推動得下去嗎？
面對兩位老人的追問，內蒙古高院的說法是：「再等一等。」等的顯然不是糾錯機制的自動運轉，而是政治氣候的變化。糾錯主要靠「風」，這是法治的悲哀。
與「再等一等」相比，呼格吉勒圖父母在內蒙古和北京之間的上訪過程，更顯出了黑色荒誕、制度困境。
２００６年開始，呼格的父母找遍內蒙古政法系統，也曾到北京上訪。信訪制度的存在，保障了老人上訪的合法性，而根據媒體報導，他們在北京遭人截訪，又送回內蒙古。可以發現，作為維穩措施的截訪，又保證了公民的信訪難以實現。
更為荒誕的是，後來等老人再想進京上訪，最高檢出了新規定，如果沒有當地檢察機關的起訴書，將不予接待。而當地的檢察系統，就是不肯把起訴書給他們。
這種制度設計是一個死胡同，讓找說法的人「永遠在路上」，卻找不到出口。它精妙的邏輯，令人想起經典名著《第二十二條軍規》：「瘋子才能獲準免於飛行，但必須由本人提出申請。但是，凡能意識到飛行有危險而提出申請的，屬於頭腦清醒，應繼續執行飛行任務。」第二十二條軍規的本質是一個圈套，它運用了自相矛盾的推理邏輯，設計了一種永遠無法擺脫的困境，用作者的話講，是「一種有組織的混亂，一種制度化的瘋狂」。
呼格吉勒圖父母在各級檢察機關無助奔走，同樣陷入了無法擺脫的邏輯困境。如果不是人為製造的圈套，那也說明了司法系統糾錯機制嚴重失靈，遠離了「制約權力，維護權利」的法律精神。
四中全會推動依法治國，強調法院獨立辦案，官員不許幹涉具體案件，司法機構互相制約而非配合，並推動冤假錯案責任倒追，這些決議都打到了「七寸」，對法治化無疑大有推動，當然也將會推動呼格吉勒圖案。
呼格吉勒圖案的重見天日，並非法律自身起了作用，而是源於政治氣候的推動。呼格吉勒圖死於政治（嚴打），「生」於政治，相形之下，呼格父母的努力，好心人的幫助，法律的有效運轉，都顯得卑微而渺小。
所以，呼格吉勒圖案遠沒有結束。我們需要解決的，仍然是冤案背後的制度困境，是架構的建立，是制度的設計，用制度防止人作惡，這是依法治國精神的精髓。（文/潘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