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內蒙古製作的30集少數民族題材電視劇《鄂爾多斯風暴》2015年12月11日至19日在央視八套電視劇頻道黃金檔播出,因為其波瀾壯闊的背景、盪氣迴腸的故事、悠遠遼闊的風光以及實力派創作班底,收視一路走高,被業內人士稱為2015年抗戰類電視劇的壓軸之作。
少數民族題材電視劇與偶像劇、古裝劇相比,一直被認為是「小眾市場」的題材,不被看好。再加上經費不足、具有市場號召力的編導和明星較少、播出渠道不暢等種種原因,發展生態並不理想。少數民族題材電視劇如何才能突破困境、適應市場值得深思。《鄂爾多斯風暴》的特色為少數民族題材電視劇的發展提供了不少借鑑意義。
強化故事性,是《鄂爾多斯風暴》的突破口。它的高收視率離不開故事懸念的成功營造。全劇一開始就製造出「換子疑雲」,隨著劇情展開,謎團一步步被破解。
此外,流暢的敘事結構、對人的深切關注、地方政府的參與和支持都是該片叫好又叫座的重要因素。本刊特邀請我區著名評論家對《鄂爾多斯風暴》在創作上的成功之處作研究和討論,以期對少數民族題材電視劇的發展有所裨益。
對人的深切關注是創作的命脈
◎郭培筠
電視劇《鄂爾多斯風暴》播出後掀起了一股強勁的收視熱潮,不僅取得了全國晚間黃金檔排名第5名的好成績,而且得到了專家學者的高度讚賞。大家一致認為這部作品是我國民族題材影視劇類型創作的一大突破,既是2015年抗戰題材電視劇的壓軸之作,也是少數民族題材電視劇的壓軸之作。
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是基本出發點
在當下的大眾文化語境中,這部顯然不太符合流行文化口味的少數民族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究竟憑藉什麼贏得了觀眾的喜愛和專家的認可?我們可以說它真實地還原了抗日戰爭歷史語境中蒙漢團結抵禦外辱的英勇奮戰與家國情懷,也可以說它精緻地呈現了草原民族獨特的精神品質與文化內涵,還可以說它弘揚了愛國主義、民族團結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所有這些內容在該劇中都有足夠鮮明、豐沛的表達。然而單憑這些似乎無力解釋我們觀看作品時那種被人物的情感命運、矛盾糾葛魂牽夢縈、欲罷不能乃至通宵達旦非一口氣看完不可的觀賞快感。那麼這種藝術魅力究竟從何而來?就是對人的關注,對人的生存境遇、命運遭際、情感狀態、精神靈魂的真誠關注以及由此上升到哲學層面的深刻思考。
文學藝術究其本質是表現人、反映人的藝術。誠然,作為少數民族題材的影視藝術作品,鮮明的民族特色是我們衡量作品的重要標尺,也是應該永遠堅守的準則。但是,在強調民族特性的同時一定不能忽略對具體的人的關注,如若舍此,所謂的民族特性也就無可依傍。電視劇《鄂爾多斯風暴》不僅塑造了塔拉、桑傑、滿達、諾麗瑪、蘇王、鄂王等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而且對人物的生存狀態、命運遭際、情感欲求和理想信念給予了真誠的關注,並最終提升到了對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對人的尊嚴與信仰進行哲學思考的層面。
塑造出個性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是對人的關注的基本出發點。因為面對簡單化、臉譜化、概念化的人物形象,所謂關注便無從談起也毫無意義。該劇的主人公塔拉是創作者傾力塑造的一位蒙古族英雄形象。但是與當下某些抗戰影視作品中「武俠化」抗日英雄不同,作品既沒有歌頌他頂天立地、叱吒風雲的非凡意志,也沒有展示他身懷絕技、飛簷走壁的高超能力,而是以諸多真實的生活事件以及細節來表現他豐富的性格側面:為報殺父之仇他決意要殺死蘇王;作為獨行俠客的「沙狼」他橫刀立馬、劫富濟貧;當他得知自己是真正的札薩克王子且能繼承王位時卻毫不貪戀、甘願放棄;剛剛加入蒙漢遊擊隊時他簡單魯莽但最終成長為智勇雙全的指揮員;對養母滿達額吉他滿懷敬意、孝順體貼;對諾麗瑪他充滿摯愛又含蓄靦腆。此外,劇中仁厚善良、深明大義的滿達額吉,剛直不阿、保有民族氣節的蘇王,敢愛敢恨、嫉惡如仇的諾麗瑪格格,明哲保身、妥協退讓的鄂王,潑辣勇敢、對塔拉一往情深的秀菊,為了保住自己在王府的地位、釀成換子大錯而愧疚悔恨終身的二福晉,陰險毒辣、不擇手段企圖害死小王子的三福晉……每一個人物都是真實鮮活的,有個性、有溫度、有血肉、有靈魂,他們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悲歡離合無一不牢牢牽動著觀眾的心弦。
對生存的關注是基本層面的要求
對人的關注,首先是對人的生存境遇、命運遭際和情感欲求3個基本層面的關注。該劇有3大主要情節:其一,日本人佔領了歸綏、包頭之後企圖越過黃河把鄂爾多斯變為第2個偽滿洲國;其二,20多年前的換子事件造成真假王子塔拉與桑傑不同的命運遭際;其三,桑傑、塔拉、諾麗瑪以及秀菊之間的愛情糾葛。不難發現,這3大事件恰好對應著上述3個層面。從生存境遇的層面來看,當時的鄂爾多斯草原無論王公貴族、平民百姓,還是國民黨保安團、共產黨遊擊隊都處在了國家民族即將被日本鬼子野蠻侵略、個體生命亦生死難料的特殊生存境遇之中。是奮起反抗,還是妥協求和,抑或賣國求榮,每一個人的抉擇及行動都成為衡量人性的試金石,正義與邪惡、高尚與卑劣、勇敢與懦弱、真情與偽善、愛國與叛國等均昭然若揭。該劇對這一特定歷史語境中各階層人物的不同人生選擇和行為方式的集中展示,說到底還是對人性的真善美與假惡醜的深切關注。從命運遭際的層面來看,劇中最牽動觀眾的就是塔拉和桑傑真假王子的命運。塔拉本應是蘇王府的少爺,但因三福晉的謀害而被拋到了貧苦牧民的家庭, 取而代之的卻是本來出身卑微的桑傑,從此倆人的命運天壤有別。「換子風雲」的橋段在中外影視劇中並不鮮見,但是該劇不僅在於展示了由於「換子」而造成的兩位主人公階級身份、社會地位的倒置以及導致兩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更為高妙的是作品在以「換子」為契機所編織的撲朔迷離的人物關係網中剖析了深邃的人性內涵,血肉親情、殺父之仇、喪愛之痛、奪位之恨都是觸及人性、考量靈魂的東西。惟其如是,作品才得以強烈地喚起了觀眾情感的深度共鳴。從情感欲求的層面來看,無論哪個民族、哪個時代的影視作品只要有愛情敘事,就一定容易帶給觀眾相通的情感體驗。該劇中桑傑、塔拉與諾麗瑪的愛情關係也是該劇的看點之一。桑傑與諾麗瑪郎才女貌、一見鍾情,而且很快盟訂婚約。但是當諾麗瑪發現了桑傑與自己親眼目睹殺害過中國百姓的日本人田中過從甚密後,諾麗瑪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桑傑,愛上了真誠勇敢的塔拉。這裡,創作者超越了一般三角愛情故事的俗套,巧妙地將3個人的愛情糾葛與國恨家仇連綴在一起,從而將家庭敘事、愛情敘事融入到抗日敘事之中,達到了三者的完美融合。
對精神的關注是哲學層面的要求
對人的關注,還應上升為對人的精神成長、欲望與救贖、尊嚴與信仰等哲學層面的關注。
如果說,作品對塔拉的關注著重於他從一個王府少爺的陪讀奴,到一心為父報仇的獨行俠「沙狼」,再到蒙漢遊擊隊的戰士、指揮員的傳奇經歷以及由此而完成的精神成長,並藉此表達出創作者對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的哲學思考:人不僅是為自己而活著,應該更多地替整個民族、國家分憂。只有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利益相結合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精神自由。而對桑傑的關注,是對人的欲望與救贖的關注。生存欲、權力欲和情慾是人類最基本的欲望。但是欲望如果沒有縛之於理智和道德的韁繩,就會使人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桑傑希望擁有權力,但權力落空;桑傑渴望愛情,但情慾受挫。此種「愛,而不得所愛,又不能忘其愛」的痛苦使桑傑暴怒瘋狂、扭曲變態。當他一切都失去之後,田中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尤其是田中把諾麗瑪還給他、把札薩克王位還給他的承諾,最終使得桑傑死心塌地地變成日本人的走狗,把自己的本性、良知出賣給了惡魔。桑傑的墮落是欲望使然。然而,向善又是人性的根本。當人感悟到了自身因可怕的欲望而背離了人性善良的軌道後,特別是當發現自己原本以為非常神聖崇高且一直追隨的東西原來竟齷齪醜陋不堪時,便有了靈魂回歸的渴求,而這就是救贖。日本人侵略鄂爾多斯的陰謀、田中設計企圖毒死蘇王還要轉嫁桑傑的兇狠,特別是血洗王愛召廟的暴行,是喚醒桑傑尋求心靈救贖的觸點。桑傑終於幡然悔悟:他去營救被日軍關押的諾麗瑪,他將日本鬼子埋在路上的地雷做好標記讓遊擊隊排雷,最後在與日本人的拼殺中倒在血泊之中,最終獲得了靈魂的自我救贖。該作品通過桑傑的命運與情感對「欲望與救贖」這一人類難解之題作出的哲性思考,是過去同類題材作品很少觸及的。
尊嚴和信仰是人性中更高層級的內容。追求個人的生命尊嚴和人生信仰是人類基本的社會屬性和價值所在。可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特殊歷史境遇中,如何體現個人的生命尊嚴、維護自我的人生信仰?該作品給出了正確的答案:個人的尊嚴與信仰必須與民族的尊嚴和信仰緊密相連,要想維護自己的生命尊嚴,首先就要維護民族的尊嚴。因而,蘇王拒絕參加已經投降了日本人的東貝勒所召集的大會、堅決反對成陵東遷,甚至當日本人的飛機轟炸他的牧場和王府時依然面不改色、罵聲不絕;田隊長率領蒙漢遊擊隊、團結國民軍與日本人展開的殊死搏鬥。他們所捍衛的既是個人的生命尊嚴,也是民族的尊嚴。而民族信仰更是維護民族團結最強大的力量之一。成吉思汗的陵墓、王愛召寺廟都是歷代蒙古民族神聖而崇高信仰的寄託之所。日本鬼子東遷成陵、搶劫聖物、屠殺喇嘛、燒毀寺廟的殘暴行徑,觸犯的是整個蒙古民族的信仰底線。這種對個人與民族的尊嚴、信仰的關注與思考,也使該劇的思想價值提升到了相當的高度。
(作者系內蒙古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用生動豐富的細節詮釋民族文化
◎鄭茂文 圖·巴特爾
近年來,反映抗日戰爭的電視劇層出不窮,但是彰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抗戰精神的電視劇為數不多,這應該是電視劇《鄂爾多斯風暴》熱播的亮點,迎潮頭而立的機遇,可謂恰逢其時。
《鄂爾多斯風暴》為全國的電視觀眾奉獻了一道具有愛國主義精神、體現民族脊梁的精神文化大餐,劇本結構、導演闡釋、演員創作、音樂等各方面都精雕細刻,是一部難得的思想意蘊深刻、藝術表現優美的電視劇精品。
法國有句諺語:「偉大的思想出之於心靈。」賞心悅目、啟迪心智、具有深刻教育意義的電視劇作品是創作班底獨具匠心的結果。
導演用生動豐富的細節把蒙古族文化元素貫穿《鄂爾多斯風暴》整部電視劇的始終。原生態的自然景色展現出了內蒙古的壯闊,渾厚的鄂爾多斯高原、茫茫無際的沙漠、生生不息的草原、深沉古樸的召廟,空中翱翔的雄鷹,馳騁奔騰的駿馬……這些壯觀場面是蒙古民族博大的自然文化。
代表蒙古族人文元素的禮儀、服飾、首飾、食品、器物、蒙古包、家具陳設等,在電視畫面中以樸素、唯美的形式一一呈現,讓觀眾仿佛親手觸摸到了蒙古族人文文化的厚重。
此外,蒙漢人民精誠團結、打擊日本侵略者、保衛家園的精神和韌性讓人欽佩。信義、擔當、責任、善良、團結、尊嚴,這些關鍵詞在劇情發展的各個階段和層次中充分體現了出來。電視劇中塑造的田隊長、蘇王、塔拉、諾麗瑪、圖圖等人物形象,抗日立場堅定,個性鮮明。蘇王典賣家產、珠寶古玩,購買槍枝彈藥支援八路軍遊擊隊抗擊日寇。呂大寶、塔拉、秀菊、諾麗瑪在八路軍遊擊隊田隊長的領導和教育下,都堅定地成為抗日遊擊隊的中堅力量。
而各個人物形象都有各自符合其身份的生動語言。蘇王說過一句話:「掛羊頭,賣狗肉,以做生意為幌子做出見不得人的勾當,千萬別忽視了蒙古人鷹一樣的眼睛。」不僅說出了蒙古族的特點,更說出了蒙古族的精氣神。而圖圖的語言習慣是這樣的:「你真是耳朵比犄角還硬,不愛聽話,就愛頂牛。」這些臺詞有的博愛善良,有的義正辭嚴,有的幽默詼諧。哲理化的語言、精當的諺語都閃耀著草原文化豐富的思想內涵,像串串珍珠一樣,生動撲面,溫潤心靈。
(圖片為電視劇《鄂爾多斯風暴》劇照)
講好具有民族特色的抗戰故事
◎李樹榕
「讓歷史說話,才能走向未來」,這句有深刻涵義的話語,對抗戰題材的電視劇尤為重要。以往的「抗日神劇」為了經濟利益不惜戲謔歷史、消解民族災難。而30集電視連續劇《鄂爾多斯風暴》(以下簡稱《鄂》劇)既尊重經濟利益,更尊重歷史。其用事實、用思想講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抗戰故事。
抗戰,是指20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的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一切鬥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抗戰,是否會因文化的差異而各具特色呢?這就是《鄂》劇意欲突破以往同類題材電視劇的發力點,也是尊重內蒙古抗戰歷史的藝術表達。編劇路遠通過對草原文化資源的挖掘,使鄂爾多斯蒙古人的性格在抗戰中得到體現,也使「崇尚自然、恪守信義、踐行開放」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得以立體展示。
從該劇的矛盾設置來看,既有蒙古民族反壓迫的階級鬥爭,如「獨貴龍」運動;也有蒙古民族反侵略的民族鬥爭,即反對日本鬼子入侵鄂爾多斯的抵抗運動,二者交織在一起,扣人心弦。其中頗具特色的是,蒙古民族堅決抗日的動力在於保衛家園、保護生命之外,還要維護民族信仰、民族尊嚴。以「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史實性出現在劇中的兩個事件,讓觀眾看到了不一樣的抗戰。
劇中,當日本鬼子企圖把成吉思汗陵八白室的寶物拿到手,以要挾蒙古族高層時,當日寇燒毀了鄂爾多斯蒙古人禮佛的大召王愛召時,從蒙古貴族到普通百姓都震怒了,因為這些行為褻瀆了蒙古民族心中的聖主,褻瀆了蒙古民族普遍信仰的藏傳佛教。鄂爾多斯蒙古人打擊日本侵略者便勢在必行。
作為《鄂》劇的一號人物塔拉,他所代表的正面形象,是反侵略的民族英雄,反壓迫的革命英雄,這與其他同類題材正面人物特點幾近相同。而在此劇中,幾個頗具特色的中間人物贏得觀眾更多的關注。如反侵略卻不反壓迫的桑傑,理智卻又兇殘的蘇王爺,愛窮人塔拉又喜歡王子桑傑的鄂王之女諾麗瑪等等。編劇的藝術智慧——讓觀眾在產生好奇的同時,用歷史的真實性解讀文化特色,再用文化特色強化歷史的真實性——由此顯現出來。
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當日本鬼子的飛機轟炸了伊克昭盟的牧場後,不久前剛殘忍鎮壓「獨貴龍」運動的蘇王爺,竟然站在草原上抬著頭、面對日寇的飛機義憤填膺、怒不可遏地吶喊起來……「王爺」,是封建社會有爵位封號的人,他在自己的封地上,地位至高無上,權力無所不能。以往抗戰題材的電視劇,王爺很少被塑造成正義在胸、大義凜然的正面形象。而蘇王爺的真實可信,就在於編劇抓住了蒙古族「王爺」與漢族的地主、資本家不同的複雜「人性」。通過蘇王爺與福晉們、兒子們的關係,以及與牧民、與日本人的矛盾,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他的一切謀略中,最根本的就是要維護自己「草原主人」的地位。殺害造反的「獨貴龍」首領,蘇王是不想讓「下人」成為草原的主人;而反對日本侵略者,是不想讓「外人」成為草原的主人。兩害相權時,他寧肯與下人聯手趕走外人,也絕不會投靠外人而失去主人的地位。
劇中人物諾麗瑪,是鄂王爺的獨生女兒、掌上明珠。《鄂》劇賦予了她十分鮮明的性格特徵:潑辣、直率、坦誠、尖銳、任性,愛憎分明、敢做敢當。她親眼目睹日本鬼子殺害蒙古族百姓後,在訂婚儀式上,她既不聽父王勸告、也不給未來的「公爹」蘇王爺面子,執意要把未婚夫桑傑的「恩師」田中「請出去」;當她得知成吉思汗陵八白室西遷在即,便說服父親投入到這場沒有硝煙的戰鬥,還向父王要求,欲為成吉思汗陵西遷之事當聯絡員;甚至她竟瞞著父母,追隨八路軍大部隊遠徵抗日。至此,觀眾不禁質疑,20世紀30年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女性可能獨立自主到如此地步嗎?事實是,在草原上生活的蒙古族女子不僅不裹腳,思想也不會過多受到封建文化的束縛。
翻開《蒙古秘史》不難發現,因西域殺使者,成吉思汗要率師親徵。行前,他的愛妃也遂在「庫裡臺」大會上提出了立儲事宜。成吉思汗聽後說:「妃雖婦人,也遂之言是之是也。」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對也遂的諫言是認同甚至讚賞的。與農耕文化相比,草原文化更為尊重女性參政和社會地位的事實可見一斑。這就為諾麗瑪性格的真實性奠定了可信的歷史基礎。
講好具有民族特色的抗戰故事,需要責任感和敬畏心,同時也需要藝術智慧,對此,電視劇《鄂爾多斯風暴》顯然具有一定的突破意義。
(作者系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薩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