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衛報觀點》欄目組的聖誕派對上——一個普通的場合，想聊天的人比想跳舞的人多得多，比例大概在五比一左右——我認識了奈及利亞作家Chibundu Onuzo。
「我們籤的是同一家出版商。」她告訴我。
「抱歉，」我對她說，「我還沒有讀過你的書。」
對於我的歉意，Onuzo擺了擺手，態度大方慷慨。我們繼續聊天，並成為了舞池中為數不多的人之二。
Onuzo似乎並沒有因為我不了解她的作品而沮喪，但我則相反。我說不清楚確切的原因。有很多書我沒有讀過，但我不僅想知道為什麼我沒讀過她的作品，更想了解為何她不在我的雷達之內。在之後的日子裡，這種想法在某種程度上折磨著我。
是時候修理我的雷達了，我決定看一年非洲女性作家的小說。促使我做出這一決定的動機，並不是受到道德束縛，而是出於好奇。我想知道我錯過了什麼。我並不完全對世界上那個地區的女性文學作品一無所知：我讀過奇瑪曼達·恩戈齊·阿迪奇埃（Chimamanda Ngozi Adichie）、阿馬塔·阿愛多（Ama Ata Aidoo）、貝茜·海德（Bessie Head）、步琦·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利拉·阿布拉（Leila Aboulela）、吉莉安·斯洛沃（Gillian Slovo）、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和左伊·韋康（Zoë Wicom）。我也不是對那片土地完全不了解。我曾在蘇丹生活了一年，報導過來自南非、莫三比克、辛巴威、坦尚尼亞和獅子山的消息，也曾在假期去過加納。但距離我閱讀上述任一作者的作品已經至少四年了，我也有五年不曾踏足非洲大陸。
在不久之前，我的這項任務會困難得多。「過去只有少數（非洲）作家的作品能被出版，並且主要是作為教育系列的一部分。」1992年面世的《非洲女兒》（Daughters of Africa）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非洲女作家選集，Margaret Busby對此解釋道：「如今，她們已經成為主流。我想，出版商可以看到她們中會有像奇瑪曼達這樣的人獲得成功，當然，他們也希望能有這樣的成功。」
但這仍然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在你再也數不清市面上的非洲女作家之前，我們都還需要努力。」Busby這樣說道，他的系列作品《新非洲女兒》（New Daughters of Africa）將於明年面世。
我最初的方法並非有條不紊。我從自己書架上的書開始，在Facebook上尋求推薦，然後利用我讀過的書，去亞馬遜的「瀏覽此商品的顧客也同時瀏覽」版塊看看還有些什麼。但到了復活節前後，我發現如果我不做出調整，我可以花一整年的時間閱讀奈及利亞女性的作品（這不是壞事，只不過不是我的計劃），於是我努力尋找來自非洲大陸其他地區的作家。
隨著這一年臨近結束，我讀了18本書，作者來自摩洛哥、加納、辛巴威、奈及利亞、獅子山、塞內加爾、埃及、索馬利亞、烏幹達、衣索比亞和喀麥隆。
這其中有愛情故事、短篇小說、人物傳奇、政治小說、鬼怪故事、不孕不育、政變運動、職場故事和移民經歷，有些以英國白人男性、女性的口吻敘事，或是講述第一、二、三、四任妻子、孩子、奴隸和奴隸販子的故事，其範圍覆蓋四大洲，時間涵蓋16世紀起的每一個世紀。
我收到推薦次數最多的作品是Yaa Gyasi的《歸來》（Homegoing），她是一位常住伯克利的29歲加納裔美國作家。這本小說講述了幾代人橫跨大西洋的傳奇，自2016年亮相起，就收穫了一系列獎項。故事從18世紀的阿桑特村莊開始，圍繞Maame的後代展開。她有兩個女兒，一個嫁給了海岸角城堡的英國地方長官，另一個名為Esi，被奴役在地牢中。書中每一章都關注她們在非洲或者美國的後代，努力大膽地嘗試著描繪出一張全景圖。
但在此之前，我已經讀了另外兩本結構類似的書，如果我先讀《歸來》，觀感可能會更好。第一本是《塞古》（Segu），講述了一個同名的西非王國的故事。面對基督教、穆斯林和其他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擴張，它努力抗爭，維護其文化傳統和國家完整。故事從1797年開始，當時「塞古正處於輝煌的巔峰時代。它的統治力一直延伸到鄰國延內（Jenne）……遙遠的廷巴克圖（Timbuktu）也震懾在它的威名之下」。這本書追溯了塞古國王最信任的宮廷顧問Dousika Traore的四個兒子和其他遠親的人生。現年81歲的Maryse Condé將她的歷史知識不露聲色地展現出來，塑造了複雜的、不會被歷史掩蓋的人物。Condé還贏得了今年的新文學獎（New Academy prize in literature，也稱另類諾貝爾文學獎），她是法國人，也是本文提及作家中，唯一一位來自其他大陸的作家。當我想起她不是非洲人這一點並不重要時，我對《塞古》的注意力被短暫地分散，但我已將此印入腦海——我已經被迷住了。
第二本，《肯圖》（Kintu），是出生於烏幹達的Jennifer Nansubuga Makumbi的首本小說，她現在住在曼徹斯特，2018年獲得了15萬美元獎金的溫德姆坎貝爾（Windham-Campbell）文學獎。《肯圖》今年一月份在英國出版，講述了現代烏幹達世代相傳的詛咒故事。最初是暴民殺害了一個被誤認作是小偷的人，然後追溯到一個強大的統治者的故事。當他殺死自己的兒子時，他曾發出詛咒，在各個時代都產生反響。Makumbi的散文風格和故事情節一樣讓人難以忘懷。「就像太陽進入天空的中心展現出最糟糕的一面，Lwera，一片貧瘠的土地，出現在視野之中……即使相隔很遠，關於酷熱的輓歌也能被聽見。輻射波在空氣中舞動並發出警告：穿越這片土地的危險後果請自行承擔。」
在他2006年諷刺性的文章《如何描寫非洲》中，Binyavanga Wainaina建議：「在你的書封上，或者內頁裡，永遠不要有一個姿態良好的非洲人照片，除非那個非洲人獲得了諾貝爾獎……禁忌主題：普通的家庭場景，非洲人之間的愛情（除非涉及死亡），提及非洲作家或知識分子，提及沒有患雅司病、伊波拉或遭受女性割禮的在校兒童。」
在我這個雜亂無章的書單中，有很多關於普通家庭場景和非洲人之間愛情的描繪。但很少有關於西非，特別是奈及利亞的作品，而其中大多都是描寫一夫多妻制的。不過想想英語文學從一夫一妻制中提煉了多少素材，這似乎也並不是什麼怪事。通常來說，當非洲男人寫一夫多妻制時，最多只能提及一個管理的問題：如何在妻子之間保持和平。但是，毫不意外，女性作家對這個話題有著不同的看法。當一個男人邀請另一個女人同床共寢的時候，女人需要去管理從中帶來的屈辱、競爭、嫉妒和怨恨。妻兒之間出現了啄食順序，在男人和女人、孩子的不平等關係中，出現了競爭關係並推動了陰謀的產生。
這一題材中最溫柔的作品也是最短的——95頁的《一封長信》（So Long a Letter），這是塞內加爾作家Mariama Bâ出版於1979年的作品，她於1981年去世，享年52歲。這本書用信件形式進行敘事：Ramatoulaye Fall給她最好的朋友Aissatou寫了一封信，內容主要是關於丈夫Modou的死亡。他拋棄了Fall以及他們的12個孩子，並娶了自己女兒最好的朋友作為第二任妻子。
Ramatoulaye寫道：「想想我曾充滿激情地愛這個人，想想我將人生中的30年都給了他，想想我曾不止12次懷上他的孩子。在我的生活中增添一位對手於他而言還不夠。在愛上別人的時候，他燒毀了自己物質和道德層面的過去。他敢於做出這樣自我否認的行為。」
而在更近期的小說中，一夫多妻制似乎對現代社會構成了挑戰，故事發生地從城市中心轉移到周邊地區。尤其是在奈及利亞，根據2008年的《人口與健康調查》，奈及利亞有三分之一已婚婦女和八分之一的男性（15-49歲）處於一夫多妻的婚姻中。
這些動態關係變得更加複雜，有時甚至帶有煽動性，因為焦點從床轉移到子宮，以及女性的內疚和絕望。她們希望她們的身體能誕生出一個孩子——這是唯一能使他們婚姻合法的標誌。生孩子需要兩個人，但孕育和生產被認為是女性的責任，以及這代表了男人的榮耀。
Lola Shoneyin的《妻子們的秘密》（The Secret Lives of Baba Segi's Wives）贏得了數個獎項，並被列入2011年橘子文學獎（Orange prize）的候選名單，其主要內容講述的是一個有著光明前途的畢業生Bolanle Alao嫁入了一個一夫多妻家庭，成為了男主人的第四位妻子。巴巴·塞吉在整個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重要——感情壓抑的善良獨裁者，他在性方面的努力被描寫得充滿悲喜劇色彩。「巴巴·塞吉很沉重，」他其中的一位妻子說，「關於他的一切都很笨拙和尷尬。他長嘆一聲，動作僵硬，將液體射入了我的體內，接著就倒在了我的乳房上。」但是，在巴巴·塞吉的家中，Bolanle是恥辱的。其他妻子的鄙視和無盡的恐懼讓她們嘗試了所有方法——包括謀殺——來趕走她，她掙扎著思考。不孕的恥辱，霸道的婆婆，對新婚妻子平坦小腹的失望目光，自然療法以及對傳統醫術的探訪是始終不變的主題。
在Ayòbámi Adébáyò出版於2017年的優秀小說《留在我身邊》（Stay with Me）中，婆婆Moomi對主角Yejide說道：「我的兒子在你的兩腿之間已經超過兩個月了，而你的肚子還沒有動靜。併攏你的腿，我求你了……如果你不這樣做，他將因為沒有孩子而死去。我請求你，不要毀了我的生活，這是我的第一個兒子啊，Yejide。」
我們跟隨著Yejide經歷了假孕、嬰兒死亡以及第二位妻子的登場，這是Adébáyò塑造的生動次要人物，見證並參與了她婚姻的破裂。
Ahdaf Soueif的《愛的地圖》（The Map of Love）是幾本講述我們更為熟悉的一夫一妻制關係中的一本，其他還包括《澤娜》（Zeina）——在書中並沒有愛情；而像Aminatta Forna的《愛的回憶》（The Memory of Love）則將未實現的婚姻、不完整的愛情和收穫成果的求愛混雜在一起。Soueif入圍1999年布克獎的小說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埃及裔美國指揮家和美國作者，以及英國寡婦和埃及醫生的雙重愛情故事，這也是這些書中唯一的一本由浪漫愛情主導故事情節的作品。
這些小說的故事地點分別設在埃及（《澤娜》、《愛的地圖》）、烏幹達（《肯圖》、Doreen Baingana的《熱帶魚》）、辛巴威（NoViolet Bulawayo的《我們需要新的名字》）、獅子山（《愛的回憶》），又或者是美國（Imbolo Mbue的《看那夢想家》）。利用政治動蕩提供一個重要的、偶然的背景。這時常發生，並不僅僅是虛構的。Baingana在她的短篇小說集中寫道：「我們在馬凱雷雷大學（Makerere University），我們是精英。我們需要躲避（烏幹達獨裁者）阿明（Amin）、奧博特（Obote）的子彈，避開政變、經濟戰，流亡後回歸，在這裡我們踏上了成功之路。」
只有Maaza Mengiste2010年的小說《在獅子的凝視下》（Beneath the Lion's Gaze）將背景設置在衣索比亞，那是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倒臺和德格（Dergue）專政的第一年。通過一個家庭的故事——醫生海魯（Hailu），他的兩個兒子：信教的尤納斯（Yonas）和叛逆的達伊特（Dawit），他們的夥伴和鄰居——我們看到了恐怖統治的解體。個人道德行為和反抗舉動的描述——不管是主要還是次要，徒勞還是有效，作為一個走向殘酷守舊的社會，哪怕除了海魯以外的所有角色都是表面的，這也仍然吸引人注意。「你想救人，」達伊特的革命引導人在他試圖違反士兵命令將一名他所認識的婦女屍體從街上拖出來後告訴他，「那你去救活人。那些已經死去的人不值得為之犧牲。」
與其他許多英國黑人小說通常具有斷裂的時間軸不同，我所讀的書中只有少數（《澤娜》、《肯圖》、愛的回憶》）穿梭於過去和現在之間。但許多會有地理位置的改變，講述非洲大陸內（《塞古》、Nadifa Mohamed2010年的《黑曼巴男孩》、《歸來》），或者距離更遠的移民故事（《看那夢想家》、《熱帶魚》、《我們需要新的名字》），帶我們前往美國，《塞古》的目的地則是巴西。哲學層面上，這些書的作者比旅居歐美的作家對自己的膚色更加坦然，他們經常通過自己的作品討論歸屬地、歧視和少數群體地位問題。種族、部落、宗教和地區差異可能會讓他們的主人公質疑自己在國內的地位，但他們不會懷疑這裡是家。但當他們在海外逗留的時間變長，這種信心就會消失。
也許最大膽、最引人注意的移民故事是Laila Lalami2014年的小說《摩爾人的記述》（The Moor's Account），此書曾入圍普立茲獎、布克獎，以摩爾人奴隸Estabanico（最初名為Mustafa）的角度講述了從西班牙到佛羅裡達的災難性新世界遠徵歷程。在最初的300人派遣隊中，有的人迷路了，有的人被殺害了，有的人被後來的探險者吃了。僅剩四名倖存者中，Mustafa是其中之一。隨著遠徵的推進，帶著帝國冒險的殘酷和傲慢，人數銳減，奴隸和主人之間的等級壁壘也被打破，直到四個人找到回到其他西班牙殖民地的路線，恐懼一直如影隨形。「陸地上的規章制度在船上並不能維持，」Mustafa指出，「更糟糕的是，我們連洗澡的隱私都沒有……但對於像我這樣已經了解屈辱的人來說，這提醒我們，包括我們主人在內的所有人，命運都有可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了使我的命運重回正軌，我願意做任何事情。」
在往常的年份，我選擇的小說通常都是熱門的、受歡迎的。我閱讀非虛構作品是為了工作，而讀小說是出於樂趣。偶爾，在評論或者推薦的驅動下，我從書架拿出一本書，給它一個機會。我幾乎做什麼都會落後於潮流。有時我嘗試提高自己——一部經典的俄羅斯小說或者最近的獲獎作品——這通常並不容易成功。如果我有一個默認選項，那就是西方黑人作家——那些我最有可能在其他作品中看到、並在我自己作品中提及的人。這是一個難得的暑假，我沒有帶著沃爾特·莫斯利（Walter Mosley）一起。去年，我讀完了安東尼·道爾（Anthony Doerr）的《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前年，是埃琳娜·費朗特（Elena Ferrante）的「那不勒斯」系列。今年，我喜歡的書比平常多，遇到的劣質作品也更少。
事實上，我最喜歡的是Chibundu Onuzo的《歡迎來到拉各斯》（Welcome to Lagos）。故事跟隨著軍官Chike Ameobi展開，他在拒絕向奈及利亞三角洲的平民開火後，用了寥寥幾句話就說服他的下屬Yemi和他一起逃離軍隊。逃亡過程中，他們碰到了Fineboy，一個與反叛組織抗爭的圓滑角色。他們還解救了被Fineboy和他的下屬強姦的16歲女孩Isoken，認識了逃離家暴丈夫的Oma。在相互認識對方之後，這群原本毫無關係的旅行者在一系列的冒險中互相幫助。在這些冒險中，他們露宿野外，蝸居在公寓裡，監禁一名腐敗的部長，把偷來的錢重新分配給學校，並最終快樂地生活著。我無法放下手中的書。
發現這些新的或者老的、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的作家，有時候就像遇到一個新詞——忽然之間這個詞到處都會出現，而你意識到他們的出現毫無預兆。隨著這一年臨近結束，我感覺就像是我十多歲時狼吞虎咽閱讀了關於俄羅斯或美國南部、《哈姆雷特》和文藝復興作品那樣——我感到我需要去看一下這些地方，尤其是奈及利亞和烏幹達，它們的形象於我而言是如此鮮活。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如果我沒有開啟這項工作，我可能永遠也不會閱讀它們中的大部分。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記起了已故非裔美國作家瑪雅·安吉魯（Maya Angelou）對我說的她對浪漫伴侶的選擇。
「我可以與相撲選手相愛，如果他能給我講故事並讓我笑，」她說，「顯然，如果他是住在隔壁的非裔美國人，我們去同一個教堂，那事情會變得簡單許多。因為這樣我們不需要翻譯。但如果我努力學習語言，尊重習俗，那我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相處。我認為我屬於人類所在的任何地方。」
閱讀文學作品時，選項眾多，時間太少，因此我常常因自己不夠努力閱讀而羞愧。在潛意識深處，我認定非洲女性寫的作品會比其他人的更難讀。但事實上並不是。在某種程度上，我曾把讀非洲女性的作品理解為自我提高，但無法享受這個過程。但事實上，我很享受，也提升了自我。
隨著我雷達的修正完畢，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今年的聖誕派對上我會遇到誰。
（翻譯：陳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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