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學的意義與潛力——張志剛

2020-12-13 佛教在線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為紀念北京大學哲學系創建90周年而作。1982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創辦了中國大學史上的第一個宗教學專業;1995年,北京大學又創建了中國高校的第一個宗教學系,該系採取一種新的辦學模式,與學統深厚、享譽海內外的哲學系聯體運作,以求協力發展。值此90周年系慶,「開拓宗教學的意義」應在北大哲學系的史冊上留下一筆。

宗教學有什麼意義呢?或者說,為什麼要重視宗教學研究呢?請讀者先過目下列統計數字。

據2001年的統計資料,世界人口61.28 億,其中基督教徒20.24 億,伊斯蘭教徒12.13 億,佛教徒3.63億,印度教徒8.23 億,錫克教徒約2368 萬,猶太教徒1455 萬,各類新興宗教信徒1.03 億。中國現有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信眾約計1 億多。

統計數字雖是直白的,但它們傳遞的信息卻是紛繁的、發人深省的。深思上列數字,我們幾乎可想到現實中和歷史上發生的一切,惟獨想像不出宗教還跟什麼東西無關。因而,宗教研究領域廣泛,意義重大。這個判斷並不誇張,可從宗教學的探索足跡得到充分印證。

宗教研究由來已久。但按國際人文學界的共識,作為一門現代學術的宗教學還很年輕,若把德國學者繆勒的《宗教學導論》(1873)視為奠基作,其探索歷程不過一百多年。那麼,宗教學是什麼呢?繆勒的回答濃縮於一句名言:「只知其一,一無所知。」這也就是說,若不否認宗教現象需要認真研究,那就理應抱著科學態度,廣泛借鑑人文社會科學的觀點方法,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現象進行客觀而全面的研究。儘管此項任務艱辛,但歷經百年努力,宗教學已成為一門相對獨立、漸成體系的人文學科,其主要分支或研究方向包括宗教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宗教現象學、宗教史學、宗教哲學、比較宗教研究、世界宗教對話等。

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顯著特徵之一在於交叉性或跨學科性,宗教學可謂典型,這主要是由其研究對象的錯綜複雜性所決定的。譬如,要想理解宗教現象,便不能不探討如此種種關係:宗教與文化、宗教與民族、宗教與社會、宗教與政治、宗教與法律、宗教與哲學、宗教與科學、宗教與藝術等。同樣,若要深究上列關係中的後者,諸如文化、民族、社會、政治、法律、經濟、哲學、藝術等,也不能不涉及宗教問題,只不過那些問題或以歷史面目出現或有強烈現實色彩罷了。據上述關係可得出一個雙重判斷:宗教學幾乎與所有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科相關;反之,所有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科幾乎都跟宗教學相連。

宗教學所研究的對象之複雜,涉獵的領域之廣泛,發現的問題之重大,引發的爭論之熱烈......已使其成為當今人文社科領域的一門顯學或前沿之一。這裡僅舉幾個重大的或基本的課題:宗教與文化源流,宗教與社會形態,宗教與民族矛盾,宗教與智情意、真善美,宗教與古代宇宙觀、現代思維方式以及後現代精神困境等。

如前所述,宗教學尚屬一門新興學科。這對我們來說是學術機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老中青三代學者解放思想,共同努力,在宗教史和宗教學理論上都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同時也應承認,宗教學在我國理論界仍處於「拓荒播種期」。一方面,宗教學者有必要開展「本專業的科普工作」,通過評介國內外的晚近學術成就,使大家認識到宗教研究的重大意義;另一方面,更需要聯繫實際,結合國情,攻克那些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理論難題。筆者僅就後一方面略談兩點感想。

(1)關注重大現實問題,加強應用性研究。宗教學是否有應用價值呢?如果說以前還有不少人對此抱輕視甚至否定態度的話,那麼,經過反思近年來國際上發生的諸多大事,像巴以衝突,美國「911」事件,伊戰及其後果,西方反華勢力年年出手的「人權牌」、「西藏牌」等,再不重視宗教學的應用性研究便有失其學術使命了。宗教研究事關重大,關乎到國家安全,國內穩定,民族團結,等等。在這一方面,我們有很多課題有待開展或推進,像宗教立法研究,尊重宗教信仰與維護民族團結,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作用,宗教倫理對精神文明的影響,宗教自然觀對生態保護的啟示等。 

(2)繼承中國學術傳統,深化基礎理論研究。宗教學形成以來,有國際影響的理論學說大多是由西方思想家提出來的。這使不少國內學者以為,現有的宗教學理論是「西方的」。這是一種誤解,有悖學術精神。學術乃天下公器。我們初建某個學科時,不能閉門造車,而應首先回眸先驅者的探索道路,歷數該學科發展史上的裡程碑,以求發現新的起點,「接著思想大師說」,「接著關鍵問題說」。所以,就正處於初創階段的中國宗教學而言,我們在批判地吸取國外先進理論成果的同時,更應當發揚光大中國學術傳統,從悠久深厚的華夏文化中發掘思想資源,建樹有中國特長的宗教學理論,既為應用性研究和政府決策提供依據,又讓國際宗教學論壇上早日出現「中國學者的響亮聲音」。筆者以此與同行共勉。(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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