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代文學批評工作坊」由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辦，由中國作家網提供宣傳支持，以扶持新銳作家、關注新的文學現象為創辦宗旨，工作坊學術主持為張清華、張莉教授，將每期邀請一位嘉賓作家、一位主發言人及多位學者、批評家，以主題發言與圓桌討論的方式展開交流。中國作家網公號將陸續推送相關專題，敬請關注。
「當代文學批評工作坊」 第一期
鄉土經驗對「70後」作家意味著什麼？
2020年11月18日下午兩點，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當代文學批評工作坊」 第一期在京師學堂第七會議室舉辦，主題為「鄉土敘事，城鎮經驗與世界想像——以徐則臣創作為視點」。第一期工作坊榮幸邀請作家莫言出席，與會學者、批評家有叢治辰、梁鴻、孟慶澍、翟文鋮、張曉琴、徐晨亮、李蔚超、程暘、劉詩宇、姜肖。
會議伊始，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主任莫言致辭。莫言講到：「一個作家要想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角度、新的形式、新的元素，是不容易的，而徐則臣基本做到了。」他表示，工作坊對作家本人而言有不少啟示和意義，與會的學者、評論家盡可暢所欲言。
隨後，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教授介紹了「當代文學批評工作坊」的工作內容和目標，也發表了他對徐則臣寫作的看法。他認為，徐則臣是非常具有文化自覺的作家，因而才在一代人裡脫穎而出。到徐則臣這一代作家，鄉土書寫包括城市書寫，都面對著以莫言為代表的前代作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需要突破影響的焦慮，開拓出新的書寫方式。
嘉賓作家徐則臣回顧了自己的寫作歷程。他認為，作為後來的作家，書寫城市不是策略，也不是逃避，而是量力而行。在嘗試往城市，乃至往世界去的過程中，要在繼承鄉土來路的基礎上，再往前走。
一代人的成長史與精神創傷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是本次工作坊的主發言人，他著眼於長篇小說《耶路撒冷》，認為徐則臣創作的「花街系列」與「北京系列」在這部作品中合流並升華出了第三個主題：「到世界去」。叢治辰首先論證了「70後」作為「話語」的必要性與意義，他認為在作為文學現場而非作為文學史鏈條的文學場域中，尤其在信息化時代到來之際，同時代人在歷史中貢獻著同樣的經驗，「70後」話題的討論具有理論價值、學術價值；第二，他認為徐則臣在創作中表達了鄉土命題在新一代作家身上的延續與新變：與最初魯迅以現代性、新文學眼光審視鄉村，鄉村的潰敗變得理應如此不同，徐則臣懷抱著對鄉村眷戀又迷茫的情緒，然而鄉村卻在現實中走向潰敗。他認為「現實的潰敗和精神的潰敗在徐則臣這裡似乎發生了顛倒。」而將這種情緒重新放回歷史現實，我們發現的是中國迅猛的城鎮化進程正好契合於「70後」的成長經歷，這種現實的衝擊波帶給「70後」一代人的不僅是體驗與情緒的改變，更有人的精神世界的巨變與撕裂。第三，叢治辰描述了一種遠去的宏大歷史給「70後」一代人帶來的失落與焦慮。面對歷史，「70後」成為了「歷史中間物」：「他們處在歷史夾縫當中，帶有揮之不去的歷史的沉重感，同時又帶著確實無歷史可書寫，又必須重新講述自己歷史的無奈和勉為其難。」第四，他提到了徐則臣小說中通過描述「個人生活」來敘述歷史的方法。無論是小說中的人物，還是創作小說的姿態，從個人生活角度考察都足以見得「70後」步入中年的焦慮與危機。最後，叢治辰借徐則臣《耶路撒冷》中「到世界去」其實是精神縱向探索過程的視角，繪製了「70後」作家的人生成長地圖：「他們通常出生於縣城或村莊到縣城的層級，但有村莊到大城市的遊移過程；他們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但大多數人接受的不是大城市的高等教育。」叢治辰試圖通過重新發現「70後」作家的成長歷史與精神創傷，去發掘 「70後」作家更深層的寫作秘密。
鄉土敘事與城鎮經驗書寫
研討會上半場以「鄉土敘事與城鎮經驗書寫」為討論主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作家梁鴻從身份的追尋、故事性和文化元素三個層面探討徐則臣的寫作，她首先表明，「宏大敘事」不應該僅僅指向歷史中的政治事件體驗，而應該將視野放寬：「重新打開這個概念。宏大歷史不單指政治事件，而是重大的社會生活事件，這一下子就打開了很多空間。」而在大的敘事層面，徐則臣所抓住的歷史事件，就是大的空間的社會生活的變化。其次，她認為固定的、封閉的鄉土經驗的概述是可疑的。所謂小城鎮經驗，恰恰就是鄉土經驗在當代生活中的嬗變形式。當我們有意識地對鄉土經驗進行打開和重新界定時，我們對於自身身份的追尋才變得更有意義。第三，梁鴻認為徐則臣小說的故事性中包含著時代內部的細節邏輯。世界元素就在我們生活內部，就在那個偏遠的小村莊，他們真實存在。那種沒有絕對封閉而是具有開放性、流動性的鄉土經驗其實與世界是一體的。梁鴻精闢地指出，「所謂視覺想像也是我們自身生活的想像，不是對遙遠事物的想像，就是對我們自身的理解和發掘。」最後，她總結道，「文化自覺首先是對自我生活的體察。」她認為不管是《耶路撒冷》還是《北上》，徐則臣都藉助歷史、文化、地域、自然等因素反思了自我的存在到底在什麼位置，在歷史洪流之中「我」在什麼位置上去書寫、去理解等問題。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翟文鋮綜合前人研究，認為中國的鄉土文學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歷史主義，一是價值主義。歷史主義又可分啟蒙主義鄉土和政治鄉土；價值主義包括沈從文的《邊城》那種詩意化的鄉土和民間寫作的鄉土。他認為，除去政治化鄉土小說，其他三種因素都在徐則臣小說中交融並存，但還缺乏一種穩定的價值立場。而「到世界去」的提出，恰恰說明徐則臣在前期繼承五四精神價值的基礎上文化自覺意識的進一步成熟：不管是《北上》還是《耶路撒冷》，徐則臣都展示出了對於本民族文化的認同，以及面對東西方文化差異充滿自信、開放姿態的文化自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程暘發言的題目是《大運河的氣質和詩意》，他認為徐則臣與汪曾祺、畢飛宇等作家相似，在作品中表現出了大運河的氣質和詩意，而徐則臣的獨特性在於他把北京作為大都市的史詩轉化到自己的文學作品中，使作品具有了文學視野的全局性。這種史詩性不僅賦予了作品文學價值，更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史料價值：「不單是寫青年北上奮鬥的小說，而是移動中的中國大運河博物館。」「到北京」經驗的融入，讓徐則臣自身的鄉土經驗有了成立的自足意義，這與徐則臣的小說才華、大跨度的眼界、史詩性的創作追求有極大關係。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員劉詩宇首先回溯了文學與時代大背景的關係。他認為，在「再解讀」和「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背景下，文學史的研究空間，一定與文本和時代大背景的勾連有關，這與文學史的進化論帶來的去歷史、去政治的錯覺是不一致的。引入這一背景後劉詩宇討論了故事發生學層面上的「城鎮」與「鄉村」。他認為，我們對鄉土敘事需要在生活主流發生差異的情況下才能有更上一層的理解。今天的文學已經做到了對城鎮經驗的文學化處理，但由於今天的時代還沒有再產生一次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化，所以我們看不到其中意義，也無法去定性它。從故事發生學的角度看，從鄉村到城市，文學需要面對新的挑戰，也肩負新的責任。同時，劉詩宇也對這一話題提出了疑問，即「70後作家是否需要在『大歷史』的角度更進一步」，從故事發生學的角度上，作者是不是可以向著「大歷史」的方向上再稍稍「點」上一筆？他認為，自80年代之後，我們的生活中沒有「大歷史」，文學中也沒有「大歷史」，而我們在看到一些經濟學、社會學角度的研究時，會覺得這種「沒有」是一種「缺失」。這不僅僅是作者需要思索的，也是所有的70後、80後、90後作家需要共同思索的問題。
張莉在上半場探討結束前總結道，徐則臣的創作包含了地方性，同時又有世界性的延伸。他敏銳抓住了當代中國人城鄉經驗的流動性，以他的方式寫出了屬於我們時代的生存經驗。她說，今天討論七零後作家對於當代中國及當代文學的貢獻，應該追問的是，在這代作家的文本中，是否潛藏有中國發生了什麼、正在發生什麼以及我們遇到的精神困境是什麼的表述。七零後小說家面對現實比我們想像中的更為直接、更為專注、也更為深入，他們對時代的疑難和自己的使命已經有了某種自覺。「工作坊對鄉土敘事與城鎮經驗書寫的討論並不僅僅討論徐則臣的創作，而是以徐則臣為視點，看到一個時代的生活經驗如何被書寫、如何被呈現。去思考『70後』一代在鄉土敘事傳統裡面做出的貢獻，以及未來寫作的可能。」
城鄉流動與世界想像
工作坊下半場圍繞「城鄉流動與世界想像」展開交流。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孟慶澍首先發言，他提出了「70後」作家的先鋒性問題。他認為，「70後」寫作這種概括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危險，因為這非常容易消弭作家個人創作的獨特性；而文學作品的經典化，正是要以作家個人的獨特性、先鋒性為基礎。先鋒性首先就表現為批判性。「70後」作家的視野應該從中國擴展到整個世界，這個知識結構和理論工具發生著根本性的更新，但批判性的思維應該有一個轉化，從以前對政治、體制的反思和批判，轉化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政治的批判。他認為，作為當下的一種文化政治問題的表徵，「小鎮青年」在徐則臣和賈樟柯的視野裡具有不同的特徵：徐則臣的書寫更加「學霸」思維，而賈樟柯的表達更加「學渣」特徵。「小鎮青年」頹廢與反抗的非主流、批判特徵，是孟慶澍對徐則臣創作的期待。同時，在對這群生活在「海澱區」的「小鎮青年」群體的描繪上，他發現了徐則臣小說中的獨特性：
「徐則臣筆下的這些『海漂』青年，有些可能沒有文化，但本質上也是知識分子，或者說是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所以徐則臣在寫史詩的時候也是在寫個人史詩，他關注的是知識分子問題，他不是不涉及當代史的問題，而是不想把當代史的問題那麼表面化地處理，他關注的是個人精神世界的內在的問題，如理想、追求、存在、價值、自由等等。」
因此孟慶澍認為，徐則臣的作品有史的外殼，更重要的是有詩的隱蔽特質。而面對前代作家的影響焦慮，他認為「70後」作家所經歷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尤其是後二十年，到目前為止文學史依舊存在空缺，文學創作依舊大有可為。找到社會中具有張力而尚未穩定的因素，建立不同代作家、同代其他作家的創作差異，為自己立法，才是挑戰自我、克服焦慮所要考慮的問題。
《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徐晨亮認為，徐則臣小說的獨特性在於並沒有將城市和鄉村做一種二元對立的處理，在建構城市/鄉村的過程中虛構與真實是不斷交融的，「花街」是一個不斷生長的原型，「花街」的塑造是在虛和實兩者之間往返穿梭的過程，同時也伴隨他個人的經歷——在城市與鄉鎮之間流動的過程，它們最終指向作家個人的地標，而不指向一種實體的地域空間。徐晨亮以《看不見的城市》、《屋頂上》等小說來闡釋這種城鄉經驗互融生長的特徵。徐晨亮認為，徐則臣小說中那些進入北京的外來人「正是處於一種在內又在外的狀態裡，這種臨界、懸空的狀態去描述當代城市體驗」：他們身處北京邊緣位置卻在眺望北京，他們是外來人口卻承擔著城市運轉的必要功能；他們之於北京甚至是一種「增補」式的存在。在他看來，那些曾經存在於北京、又離開，之後或許開始新的生活、或許又回到北京的人們身上潛藏著更大的寫作命題：他們身上仍攜著城市經驗的碎片，但他們也無法回到人生原點，他們的人生存在著更多生長的空間。徐晨亮期待徐則臣能夠從外來人群遊移在北京內外的角度，寫一寫「曾經在北京存在又不在的人離開北京之後」的新故事。
魯迅文學院研究部青年批評家李蔚超的發言主題是「迎回現代性的抒情——以徐則臣為例談中國化內轉的可能性」。李蔚超認為，《耶路撒冷》中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和鄉愁感，《北上》包含了接近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審美經驗，都顯示出徐則臣小說中的抒情氣質。而從研究界的思路來看，陳世驤、高友工、王德威等華語文學研究者將「有情的歷史」貫穿成一個脈絡。從這一學術思潮的角度看，徐則臣的長篇小說具有迎回抒情現代性的可能。對於抒情傳統的重新發現，不應該僅僅限於我們對已往歷史脈絡的追尋，更應該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認識到這種傳統的當代流變，在當今語言和文化的意識中辨認出這種古典的情感。而徐則臣的小說雖然使用了非常現代的西方小說技法，但是小說中的敘述人具有古詩中的抒情主體眼光，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北上》等作品中，抒情感和中國化內轉的意識更加明顯：語言的律動性與音樂性、「興」的觀念的重新召回。從思想界的轉向可以看出，「情感的追逐」是21世紀思想界的重要主題，在人類面臨危機、情和愛時，抒情能夠喚起廣義群體的共鳴感，情感在歷史中有自由的流動。徐則臣作為一個面對現代性、反思現代性的作家，使用抒情和喚起我們的古典經驗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青年教師姜肖給出了「記憶的人類學」、「交叉經驗」和「情感的總體性」三個關鍵詞。在她看來，徐則臣的小說不僅承繼了新文學史的「鄉土中國」與「走向世界」之間矛盾的主題，而且提供了一種書寫的自覺，即人類學的記憶經驗，是傾向於從具體的個人的生命經驗和困惑出發，用個體的經驗去理解他者的經驗，甚至是用他者的經驗想像自己的經驗。於是在偏向於人類學的記憶的敘事中，個體存在的本身就已經構成歷史。在「交叉經驗」方面，徐則臣的創作首先對熟悉的固有的經驗範式進行了突破，比如把國族、地方、世界打通；其次是來自於文化交叉的經驗，比如初平陽自己經歷的媒介交互之後對於對象世界感覺的體驗。關於「情感的總體性」，她認為，情感體驗能夠提供一種共同體的體驗。當大歷史成為背景時，審美的內核讓我們成為共同體。而徐則臣的小說正提供了抒情所形成的某種個人總體性。從這個角度而言，徐則臣對小說情感性的關注，提供給我們去觀察這一代作家寫作心靈史可能性。
徐則臣回應說，此次研討帶給他許多思考。鄉土社會變化的速度經常快於作家思考變化、沉澱經驗的速度，沒有足夠的時間讓作家把當下發生的事件充分文學化，這就考驗作家能否真正找到變化背後相對穩定的結構；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讓能夠點明歷史背景的細節、符號有機地融入小說，是留給寫作者的問題；如何把後臺的歷史慢慢往前推，讓我們感受到但又不至於覺得是理念先行，也是考驗寫作者分寸拿捏的問題。他表示，這場圓桌討論帶來的啟發不僅針對自己個人寫作，更有對「70後」這代人寫作的觀照，甚至包括整個中國當下創作的問題。
張莉認為，徐則臣的創作有其獨特風格，其作品人物命運通常並沒有巨大的戲劇衝突，但精彩處在於他能寫出中國當代複雜場域裡潛藏在個人生存際遇中的日常政治，如《跑步穿過中關村》，便生動地將社會的加速發展與個體內心的速度緊密結合在一起，這個作品代表了一個歷史時期中人與時代的具象關係。談到工作坊設立的初衷，她說：「新一代作家對於當代文學的貢獻需要重新被認知，我們需要關注當代文學現場出現的這些新的文學敘事形態，因此，工作坊關注的是新銳作家給當代文學帶來的新元素、新衝擊、新的異質和可能。」
與會人員合影